新冠肺炎疫情期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

李仁莉，代 俊，袁曉艷，李 玲

(攀枝花學院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四川 攀枝花 617000)

一、前言

2019年12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首次出現在湖北武漢，并逐漸在全國蔓延。新冠肺炎較2003年的SARS傳播速度更快、傳播范圍更廣、傳播強度更大，這不僅給感染者造成嚴重的軀體傷害和精神痛苦，也對其他人群的心理應激產生了負面影響[1-2]。針對大學生復學可能造成大面積人口流動，誘發新的疫情這一特殊情況，國家教育部做出“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前不提前返?！盵3]的決策。高校大學生作為居家隔離時間最長的特殊群體，其身心健康受到影響在所難免。疫情期間，持續關注大學生心理健康變化情況，提供必要、有效的心理服務，對穩定大局有重要意義。

疫情發生初期，個別學者立即敏銳關注大學生的心理健康變化情況，黃韻芝等人在2020年2月期間對廣東等地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大學生在疫情發生期間普遍有輕度的壓力應激反應，且女性及居住于農村的大學生更容易出現身體或認知方面的反應[4]，劉湘玲在2020年3月對湖南地區高職院校學生進行了網絡調查，發現大學生疫情期間情緒痛苦檢出率為11.7%[5]。4月以后，我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數逐漸下降，疫情得到了明顯控制，各地逐漸有序復工，中小學逐漸復課，但大學生因其基數大、跨區域流動性強而遲遲不能復學。研究者需盡快核實新冠肺炎疫情期大學生心理狀態的真實情況，評估前期心理抗疫工作績效，并為下一步決策提供參考。同時，與疫情前期、中期相關研究呼應，形成相對完整的數據鏈，探究重大疫情下大學生心理變化軌跡，促進開展重大社會事件對青少年群體心理影響的縱向研究[6-7]。

二、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數據來自2019年9月(t1)，從四川省高校3253名大學生中整體隨機抽樣選取2603人(其中，男生1226人，占47.10%；女生1377人，占52.90%)，于2020年4月25日-4月30日(t2)進行第二次測試，收回有效問卷2603份。受測者獲得知情同意權后均自愿參加，所有測評流程均網絡遠程完成。

(二)研究工具

1.一般情況調查表

該表包括年齡、性別、民族、居住地、學院專業、健康狀況、家庭結構、家庭成員情況等社會人口學資料。

2.“90項癥狀自評量表”(SCL-90量表)

此問卷包括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情緒、焦慮情緒、恐懼情緒、敵對情緒、偏執個性、精神病性等9個因子，是國際通用的標準化心理測試量表，量表的信效度良好[8]。SCL-90采用5點計分法，其中，任一因子均分≥3分達到陽性篩選標準，界定為心理問題嚴重程度或心理痛苦水平達到或超過中度。

(三)研究方法

運用spss23.0軟件進行數據處理，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進行組內、組間比較，并結合描述性統計、方差分析進行差異性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三、研究結果

(一)整體心理健康狀態的對照分析

對2603名被試前后測數據進行配對性樣本檢驗，結果顯示：除了抑郁和敵對因子變化不顯著，其余因子在t1與t2時期均呈現出顯著差異(p<0.001)(表1)，且t2時期癥狀得分均低于t1時期(圖1)。其中，強迫癥狀分值在t1、t2時期均最高，由于追求完美的個性特征顯著高于很多其他社會群體，這已成為大學生群體特有的心理現象；軀體化因子的分值差距變化最大，t1時期1.50分，t2時期降至1.34分，疫情時期大學生的負性生理反應明顯降低或緩解。

表1 同一樣本前后測數據的差異性檢驗(N=2603)

(*p<0.05，**p<0.01，***p<0.001)

(二)陽性、陰性癥狀群體疫情時期心理健康狀態對照分析

根據SCL-90問卷將任一因子均分≥3分達到陽性篩選標準，將被試區分為兩個層次：任一因子均分≥3分的為陽性癥狀群體，可能存在潛在心理問題；因子分均<3分的為陰性癥狀群體，心理健康水平正?；蚪】禒顟B。前測篩選出陽性癥狀被試371人，檢出率為11.40%，具體為人際關系敏感(125例)、強迫(123例)、抑郁(63例)、敵對(60例)、偏執(50例)、恐怖(45例)、焦慮(44例)、飲食與睡眠(42例)、精神病性(37例)、軀體化(20例)。后測篩選出陽性癥狀群體182人，檢出率為7.00%，具體為強迫(101例)、人際關系敏感(77例)、抑郁(51例)、敵對(42例)、偏執(32例)、飲食與睡眠(31例)、焦慮(28例)、精神病性(27例)、恐怖(22例)、軀體化(10例)。(注：篩選出陽性癥狀被試總數為個案數，部分個案多項因子分呈陽性重疊。)

表2 陽性癥狀群體與陰性癥狀群體前后測均分差異性檢驗

對陽性癥狀群體t1與t2時期的心理健康水平進行對比發現，在軀體化、偏執因子上出現了顯著差異(p<0.001)(表2)，其中，t2時期各因子分從高到低依次為強迫癥狀、人際敏感、抑郁、敵對、焦慮、精神病性、飲食睡眠、偏執、恐怖、軀體化。對陰性癥狀群體t1與t2時期心理健康水平的對比則發現，除了抑郁和敵對因子，其余因子均呈現顯著差異(p<0.001)，t2時期各因子分從高到低依次為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敏感、抑郁、焦慮、飲食睡眠、敵對、精神病性、偏執、恐怖(圖2)。

(三)多種因素對疫情時期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影響的分析

不同居住地、性別、民族對大學生疫情時期心理健康狀況的變化均有明顯影響，所有因子分城鎮學生均低于農村學生，其中人際敏感、恐怖、精神病性因子尤為顯著。所有因子分男生均高于女生，其中強迫癥狀、人際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因子尤為突出。所有因子分漢族學生均低于少數民族學生，其中軀體化最為明顯，其次是敵對、恐怖、偏執。

表3 不同因素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差異分析

四、討論與建議

(一)疫情期間的心理防控措施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恢復有良好效果

大學生群體在疫情時期心理健康狀態普遍有所恢復、甚至提升。通過數據分析發現，疫情時期大學生的負性生理反應明顯降低或緩解，且陽性癥狀群體分數下降的因子數和幅度都比陰性癥狀群體低，說明前期心理健康狀況比較好的群體在疫情期間可能更善于調整自己的心態，心理彈性更大[9-10]。經抽樣訪談，許多學生認為疫情發生后，來自社會、學校、家庭的心理關照和幫助，尤其是各級心理專家和教師的疏導，不僅舒緩了心理壓力，而且學會更好地自我看護。疫情初期，國家層面及時作出積極反應，提出對各類人群進行心理干預的要求并出臺指導性意見。1月26日，國家衛生健康委頒發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旨在針對各類人群開展緊急心理危機干預與心理疏導相關工作。2月2日，國務院印發《關于設立應對疫情心理援助熱線的通知》，各地區行政部門、各高校和專業團體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提供面向大眾的疫情心理防控知識宣傳，開放心理援助熱線等。國內從心理專業領頭人物到基層心理教師，都盡己之力參與心理援助服務。因我國高校心理健康服務整體專業力量最強的現實，自然在此次疫情期間高校學生也得到相對最為健全的心理服務。強有力的社會心理支持，緩解了學生的負面情緒，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國家宏觀干預政策的積極作用[11-12]。

t1為秋季開學時期，大學生普遍存在適應焦慮，尤其是大一新生，面對陌生的外部環境和內在角色的從新定位仍處于心理調適初期，心理壓力明顯。在t2疫情時期，國內疫情形勢明顯好轉，大環境相對可控；加之經歷較長一段時間的居家隔離，有了更多時間、機會與家人交流和相互陪伴，身心得到調整；教育部等相關部委一系列“停課不停學”的要求如及時雨[3]，緩解了停課停學的焦慮，也減少了學生長期呆在家中的“無聊感”，起到穩定情緒的作用。事實證明，大疫期間提供強有力的心理干預等社會支持和服務，有利于穩定大學生和社會大眾的心態。

(二)加強心理防疫體系的研究和建設迫在眉睫

學界普遍認為，我國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心理援助始于1994年克拉瑪依大火災，政府首次派遣心理專家團隊進駐災區開展危機干預；2003年“SARS”疫情爆發期間，我國心理輔助力量首次大面積、全方位介入疫情防控；2008年“汶川大地震”，有計劃的專業心理危機干預已經能有序地全面鋪開，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3-16]。但是，每當大難不期而遇，心理學專業力量儲備似乎仍然捉襟見肘，對大型災難心理危機干預的研究也隨著一次次災難爆發和平靜而潮起潮落，針對各類型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分類干預理論研究及實施條件準備相對缺乏。此次新冠疫情突顯的心理社會危害在于長時期居家隔離、停工停學造成的情緒不穩定，可能誘發個體的心理應激反應和負面社會輿情。更為困難的是，同樣的疫情卻讓不同的社會群體面對不同的現實問題，誘發不同特點的心理障礙，這要求心理幫扶的具體方式更具針對性。本文研究疫情期對大學生的心理挑戰集中于人際隔離、學習中斷、活動減少等造成的焦慮、恐懼等負面情緒和軀體化反應，心理扶助不僅是做心理咨詢和危機干預，更需要解決引發心理障礙的現實性因素。防患于未然，在后疫情期更應切實加強心理抗疫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后疫情時期將會重點探索大型網絡教學理念和方法變革，也將進一步分類深化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心理干預策略、模式及技術的研究。

(三)抗疫引發了新一輪教育革命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越來越成熟，對教育教學影響越來越深入，一輪又一輪信息技術視角下的教改方興未艾。構建基于信息技術變革的中國教育學理論體系，已經成為當代教育學理論建設與發展的歷史性、戰略性課題[17]。教育技術不僅促進教育理論變革，也催生了多媒體教學、遠程課堂、智能課堂、虛擬現實實驗室等全新的教學平臺，以及MOOC、翻轉課堂、混合式教學等應時的教學方法改革。此次疫情驟然爆發，不僅檢驗了近年來教育技術創新的成果，也暴露了教育實踐領域的問題，對教育理念、教學技術及教法學法改革發起前所未有的挑戰，也必將引發新一輪教育革命。

以心理健康教育為例，為保證充分的互動性和針對性，面對面授課和心理咨詢是心理健康教育最常用的工作方式，但學生居家隔離后首當其沖被瓦解，整個行業不得不迅速做出反應，跌跌撞撞地探索全新的工作模式[18]。本次疫情中很多高校的心理扶助都采用了“線上心理健康課(專題講座)+云端心理活動+個體咨詢”的模式。首先，積極探索指導性強、貼合疫情發展情況、符合學習者心理特征的心理健康課程或系列專題講座，開展線上授課，普及心理防護知識。教育部思政司推出“高校疫情心理援助熱線”系列培訓，四川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專業委員會也在疫情各期推出“返校加油站、心理云課堂”等系列知識講座，學生可以跨校學習、交流，獲得比平時更為豐富、高質量的學習資源及人脈資源。本課題組成員在疫情期間采用“騰訊課堂線上授課+清華在線綜合教學平臺課后鞏固”的混合式教學模式，線上實時教學結合視頻音頻、案例分享、在線討論、知識搶答等方式提高學習興趣，增強學習效果；課后學生可登錄網絡教學綜合平臺收看微課視頻、閱讀參考資料、交流學習心得、提交課后作業、完成課程考核等(平臺課程建設已在疫情前完成)。其次，5月正值“5.25”大學生心理健康節期間，課題組成員提前啟動云端系列活動，組織了網上疫情心理知識競賽、心理手抄報比賽、心理微故事視頻比賽等多項活動，這對于提高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大有益處。四川省各高校也從3月起陸續開啟了多種形式的網上心理活動，如讀書健心、園藝健心、心理影視作品賞析、心理健康專題科研論文大賽、情緒陪伴團等活動。豐富的云端活動可幫助學生有效排解隔離期間的負面情緒。第三，對于確實不能適應疫情隔離期間生活，發生各類心理問題和障礙的學生，則及時通過網絡心理熱線平臺開展一對一的心理輔導。

(四)分類扶助，加強心理抗疫服務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居住地、性別、民族等因素的不同導致大學生在心理健康狀況上有明顯差異，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一致[19-21]，在顧及普識教育的同時，需分層、分類制定更具針對性和現實性的心理干預策略。

在強迫癥狀、人際敏感、焦慮、恐怖、飲食睡眠方面，城鎮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明顯好于農村大學生，女大學生明顯好于男大學生，這與之前部分研究有差異，也許與本研究的樣本選取有關[5]。經訪談與研究者推測，可能有以下原因：“停課不停學”對于穩定學生的情緒有積極作用，但課題組成員授課期間發現近10%的學生因硬件設施缺損或落后而無法跟進教師選擇的網絡教學，因擔心學習而誘發焦慮情緒；另外，農村學生多數父母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已外出務工，有的疫情爆發時甚至未能及時回家，學生更缺乏親人的心理支持[19]。心理支持怎樣送達這些困難學生，需要尋求更符合實際的替補方式。其中，女大學生在抑郁、敵對方面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明顯好于男大學生，可能的解釋是：女生更喜歡人際溝通，尤其是在親密的家庭關系中融合得更好，主動尋求情感宣泄的途徑相較于男性更多。相反，“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文化教養也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男性的情緒宣泄渠道[20]。從2020年3月至5月期間，面對本校學生開通的網上心理咨詢性別比例來看，女大學生的咨詢人數遠遠多于男大學生。同時，由于生理特性的原因，男生的活動需求比女生高，居家隔離限制了活動空間和能量宣泄程度，因而也可能給男生帶來更多的困擾。因此，針對不同性別個體的心理扶助方式也應該有更強的針對性。

漢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在軀體化、焦慮、敵對、恐怖、偏執方面明顯好于少數民族大學生。一方面可能與民族文化對個體心理特征形成的影響有關[20-21]，少數民族在長期更為艱辛的生活磨礪中強調堅韌、粗放、忍耐的民族性格，比較忽略對個體的溫和包容和關照。另一方面，少數民族多居邊遠，在物質條件上確有一些限制，跟不上疫情后社會多領域的變化，尤其是教育教學形式的急遽改變。探討怎樣針對少數民族學生的個性和生活背景條件，在心理扶助內容和方式上做出調整也是十分必要的。

總之，疫情期間，面對不同類型大學生的特點和需求，需考慮開展精準的心理健康服務。一方面，發揮網絡心理測評的作用，持續監測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態；調動學生朋輩咨詢隊伍的積極性，留意日常班群網絡交流中反應有異樣的個體；社區、學校應增強交流，多種形式幫助居家學生正確認識疫情現狀、探討有效的自我保護方式、鼓勵其規律地生活與學習，以降低心理壓力，順應當下的生活狀態，發現障礙學生及時給予合理的心理干預。另一方面，學校相關部門應做好復學學生心理工作預案，進行返校期間的積極心理建設，打消返校后的心理顧慮，以更好地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尤其是畢業生教育，可從疫情期間積極調整就業心態，緩解暫時的求職壓力的角度開展工作；低年級較晚返校的大學生注重從合理規劃學習，適應新的人際關系，健康、規律作息等方面開展工作。盡心盡力，方得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