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指標體系探討

熊升銀

(瀘州職業技術學院 商學院，四川 瀘州 637000)

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不斷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更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確定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整體戰略目標，指出我國要“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的目標就是要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全面提高經濟整體競爭力。由此可見，持續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經濟提質增效，成為當前乃至未來一種全新發展共識。在新時代背景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適應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背景下，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又賦予了什么新的內涵？那么如何構建適用于新時代的更加全面的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測度體系？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涉及面廣，包括經濟發展的驅動轉換、運行約束、運行動態和福利分享等內容，要科學構建其評價指標體系并非易事。為此，本文嘗試基于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確立了適用于新時代更加全面的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內涵與評價體系，這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水平的科學評估、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國外現有文獻較早重視對形成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理論學說的研究，如哈羅德和多馬的經濟增長理論、劉易斯、羅斯托、波特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等，這些理論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理論支撐(Lucas，1988；Porter，1998)[1，2]。而國外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一詞提法較少，更多學者強調經濟集約型、內涵式增長方式等問題，主題包括經濟發展中資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的創新、經濟效益的提升、經濟結構的優化、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的降低、社會福利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其本質上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非常相似。另外索洛選取全要素生產率(TFP)單指標以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編制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也可以看著早期國外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指標體系設計(Solow，1957；UNSCD，1996)[3，4]。

我國學者對經濟發展方式的研究主要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內涵及構建研究。例如，學者高翯(2018)從新的視角考慮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是效益的提升，科學技術的革新是轉變動力，資源環境的有效利用是轉變約束，經濟發展的協調性與可持續性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成果體現[5]。二是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存在問題的研究。如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比重增加、生態負外部性、產業結構失調、科技水平低、勞動人員科技素質低等是阻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原因(胡曉登，2011)[6]。三是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途徑的研究。例如，任保平、郭晗(2013)提出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加快實現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7]。李福柱，趙長林(2016)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動力是提高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8]。四是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學者們基于不同視角提出了不同的測度體系，如關皓明(2014)等基于轉變目標、轉變動力、轉變約束、轉變成果的邏輯遞進關系構建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測評的指標體系[9]。曾錚、安淑新(2015)基于科學發展觀視角構建了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城鄉區域結構和資源環境等多個子系統的評價體系[10]。姚姿臣(2018)基于改變“四高四低”的粗放型發展方式角度，構建的指標體系涵蓋了產業、動力、空間、要素投入結構等[11]。研究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PCA)[12](馬芒、吳石英、江勝名，2016)、因子分析法(FA)[13](任永泰、王婧，2018)、熵值法[14](李書昊，2019)等。

國內外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相關研究成果較豐，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定參考和借鑒，但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國內外學者聚焦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理論較多，也反映出部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相似的內容，但未科學界定新時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二是所構建的評價體系未能較為全面體現新時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理念和新觀點。因此，本文有兩個可能的創新：一是基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提煉了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二是從經濟增長穩定、創新驅動發展、市場機制完善、經濟結構優化、綠色發展、資源高效配置、人民生活美好七個維度構建了適應新時代更加全面和綜合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指標體系，從而彌補了目前國內文獻在此方面的空白。

二、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

本研究結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理念和觀點，[15]提煉適用于新時代的更加全面的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邏輯：

(一)經濟增長穩定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形態

經濟增長穩定是新時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最基本形態，這有利于經濟總量和人均GDP得到穩步增長，防止出現劇烈的波動。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避免經濟增長劇烈波動，確保我國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全面做好“六穩”工作，是貫穿于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全過程。

(二)創新驅動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依托

新時代將提升創新驅動發展能力作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以創新驅動中國經濟轉型發展，擴大創新驅動的投入產出比，增強科技創新成果成效，打通科技創新的“最后一公里”，真正進一步將科技創新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

(三)市場機制完善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途徑

在新時代，要推進以市場化為核心的經濟改革，使之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要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促進市場機制完善，把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充分釋放出來；必須不斷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減少政府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過多干預，推進新時代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

(四)經濟結構優化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

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應注重經濟結構優化調整，促進產業結構、投資結構、城鄉結構、開放結構、區域結構、消費結構等結構體系實現相互協調、有序發展，需要不斷打破低端經濟結構制約，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五)資源高效利用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表現形式

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提質增效，以高效率要素利用水平推進經濟建設，提升資源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不斷提高資本、勞動、能源、土地等生產要素的經濟效益，充分實現集約式發展。

(六)綠色發展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普遍形態

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應更朝向環?；?、低碳化方向，努力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更加重視生態環境保護，推動國土綠化高質量發展，追求綠色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綠色GDP，倡導綠色發展模式，最終將生產力的發展調向保護，將生態財富擴容至財富理論中，使綠色發展成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路徑規劃的普遍意識形態。

(七)人民生活美好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價值導向。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的是為了人的發展，因此必須將人的全面發展需求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高位置。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步入新時代，更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和人的主體地位，就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從而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綜上所述，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是在經濟、社會、生態效益最佳結合原則下，以經濟增長穩定為基礎，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達到經濟結構優化和資源高效利用，促進綠色發展，最終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我國新時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構建客觀反映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指標體系，還必須遵循以下一些原則：(1)科學性原則。構建評價體系需要一定理論基礎，指標的物理意義必須明確、測度方法標準、統計方法規范、評價指標選擇要符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自身特點和狀況，又要能反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含義、目標及實現程度；另外還要充分考慮指標間的相關性和獨特性，既要避免過多造成的重疊和冗余，又要避免過少造成的信息遺漏，并且控制不同指標之間的關聯度。(2)客觀性原則。評價體系的選取應以客觀條件為依據，應符合我國各省域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以確保能準確全面地反映區域新時代經濟發展要求和理念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過程。(3)可比性原則。不僅是就全國范圍設計測度的指標體系，也包括31個省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指標體系；指標體系的設計要求各項指標盡可能采用國際上通用的名稱、概念和計算方法，具備必要的可比性，能反應不同級別區域之間指標數據的一致性和可比性。(4)系統性原則。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水平要體現系統性，一方面要體現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系統性，另一方面要體現數據與指標的綜合性，避免單一性指標帶來的片面性。(5)可得性原則。指標選擇要考慮新數據取得的難易程度、可靠性和成本，還要保證可以量化計算，相關數據的選取、收集、運算及評價結果要具有實際意義，以定量指標為首選。

基于以上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和評價原則，在借鑒國內外相關評價指標體系長處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了由經濟增長穩定、創新驅動發展、市場機制完善、經濟結構優化、綠色發展、資源高效配置、人民生活美好七個維度共32項指標構成的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評價指標體系一覽表

在經濟增長穩定方面，本文設置了經濟波動率、費者價格指數、城鎮登記失業率3項指標。其中經濟波動率可以揭示產出穩定，反映了經濟增長速度的波動程度。消費者價格指數和城鎮登記失業率都為逆向指標，分別反映物價水平的波動程度和就業市場的波動程度。

在創新驅動發展方面，本文選取了R&D投入強度、技術投入強度、人均專利占有量、市場成交額占比、高技術產業利潤5項指標。其中R&D投入強度、技術投入強度揭示創新投入，反映了國家創新體系中各主體的人力、財力投入情況。人均專利占有量、市場成交額占比揭示創新產出，反映了創新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服務社會能力等情況。高技術產業利潤揭示創新成效，反映了創新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果。

在市場機制完善方面，本文選取了財政支出比重、非國有經濟投資比重、勞動要素市場化程度3項指標。其中財政支出比重揭示政府職能轉變，反映了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控制能力，控制能力越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弱。非國有經濟投資比重揭示非公經濟發展，采用非國有經濟固定投資與全社會固定投資之比衡量，反映非國有經濟的壯大和對社會的影響情況；勞動要素市場化程度揭示要素市場發育，采用個體就業人數與全部從業人員數量之比衡量，反映我國勞動力市場供給主體經歷了由主要構成的城鎮就業人口向城鄉一體化演變的過程。

在經濟結構優化方面，本文選取了產業結構、投資結構、城鄉結構、開放結構、區域結構、消費結構6項指標。其中產業結構反映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服務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服務業的比重日益擴大等情況；投資結構反映了投資總量中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及其數量比例關系，特別是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情況；城鄉結構反映了城鄉人民收入水平的平穩提升和城鄉收入的差距不斷縮小的情況；開放結構反映了我國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中對外開放的規模、深度以及優化程度；區域結構反映了我國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中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地區間差距的情況；消費結構反映了我國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情況。

在綠色發展方面，本文選取評價綠色發展的指標有森林覆蓋率、環保投資、綠化覆蓋率、廢水排放、廢氣排放、固體廢物排放6個。其中森林覆蓋率、環保投資、綠化覆蓋率揭示環保綠化，反映了我國在綠色發展中的低碳、清潔和循環概況。廢水排放、廢氣排放、固體廢物揭示環境承載，反映了自然資源與環境所能承載的潛力等情況。

在資源高效利用方面，本文選取評價資源高效利用的指標有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能源生產率3個。勞動生產率揭示勞動效率，反映了人力資源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情況，體現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越多，勞動生產率就越高；資本生產率揭示資本效率，反映了資本這類生產要素的利用效率情況。

在人民生活美好方面，本文用于反映人民生活的基礎指標有6項：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費支出、旅游恩格爾系數、人均城市綠化面積、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6歲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其中，收入福利、消費福利可用于揭示人口與經濟維度，反映人民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程中的收入和消費的增加情況；休閑福利、生態福利可揭示人口與環境維度，刻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人民所享受到的休閑和生態福利情況；健康福利、教育福利可揭示人口與社會維度，刻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年限程度提升情況。

本文認為，這套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評價指標體系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比較好地體現了新時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特別是緊緊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觀點和新理念來設計評價指標。(2)雖然指標數量不多，但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新時代發展要求，涉及到了新發展理念的各個方面。(3)基本沒有出現重復性的指標，各指標之間又具有內在聯系，能夠相互補充、相互支撐。(4)指標數據大多比較容易通過統計年鑒直接獲得，完成評價的工作量不大。

四、結語

本文基于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確立了反映新時代的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內涵，在參考國內外相關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構建了由經濟增長穩定、創新驅動發展、市場機制完善、經濟結構優化、綠色發展、資源高效配置、人民生活美好七個維度共32項指標構成的新時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評價指標體系。盡管本文已經進行了盡可能全面、細致和系統的思考和探討，具有充實的研究基礎與獨特的理念，但定有不當之處。此外對于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動態評價，也是今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