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科學內涵、建構邏輯及其價值意蘊

黎田 張世飛

摘?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對新時代黨的領導制度建構進行了頂層設計。黨的領導制度體系表明新時代黨的領導具有效能發揮的集成性、職能分工的協同性、實踐運行的規范性。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包含的六項具體制度緊密聯系、互相支撐，體現了領導本體論、領導核心論、領導形態論、領導價值論、領導質效論、領導保障論等制度建構邏輯。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全面回答了新時代“什么是領導，為了誰領導，如何去領導”等重大問題，在制度、理論和實踐等維度具有重大價值意蘊。

關鍵詞：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科學內涵;建構邏輯;價值意蘊

中圖分類號：D2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0）10-0039-06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研究”（18JZD009）;國家社科基金思政專項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論述研究”（19VSZ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黎田（1997-），男，安徽定遠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黨史黨建;張世飛（1969-），男，安徽阜陽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共黨史黨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廣泛凝聚人民意志，推動各項事業發展的系統過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對鞏固和增強黨的領導優勢進行了頂層設計和系統部署，明確提出要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構建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是對黨的領導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特別是對十八大以來黨的領導理論和實踐的深度概括，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什么是領導，為了誰領導，如何去領導”等重大問題的系統回答。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為新時代加強黨的領導提供了系統完備的制度依據。探究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科學內涵、建構邏輯及其價值意蘊，對理解和把握“中國之治”的精髓大有裨益。

一、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制度與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科學內涵

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實現政治目標、完成歷史使命的行為過程。黨的領導不是空洞的政治話語，而是有其特定的理論和實踐所指。從政治功能發揮的角度看，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依靠特定的體制機制作為載體和保障;從制度建立健全的角度看，形成系統完備的制度體系是推動黨的領導制度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把握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科學內涵，必須首先理解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制度等相關概念的科學內涵。

（一）黨的領導：生成與優勢

無產階級政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政黨組織，具有嚴密的組織架構、明確的目標導向和科學的斗爭方法。同時，無產階級政黨誕生于反抗剝削的時代環境之中，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人民群眾意志的真實代表者和利益的忠實維護者。因此，與其他性質的政黨相比，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具有天然優勢。馬克思在對法國大革命中各黨派的興替進行闡釋時曾指出：“每當某一個黨派把革命推進得很遠，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領導的時候，這個黨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并且送上斷頭臺?！盵1]這段論述事實上也表明：能夠順應歷史發展趨勢領導社會革命、推動生產發展，使得無產階級政黨的出場和領導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崇高使命性。列寧充分論述了黨的領導的重要意義，強調：“只有工人階級的政黨，即共產黨，才能團結、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的先鋒隊……在政治上領導無產階級，并且通過無產階級領導全體勞動群眾?！盵2]黨的領導不僅有助于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廣闊實踐相結合，同時也推動人民群眾的革命事業從自發走向自覺。

概言之，黨的領導指無產階級政黨團結和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實現各項事業發展目標的系統過程，包含領導的理念、領域、范圍、對象、任務、方式等諸多要素。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伴隨著對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問題的探索，黨對自身領導使命和領導價值有了更加明晰的認識。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曾明確指出：“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盵3]近代意義上的政黨組織最初起源于西方國家內部不同利益派別圍繞國家公共權力展開的博弈與調和。與西方國家不同，新中國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完成的，黨的領導與國家政權的互嵌融合是中國政治的顯著特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相輔相成，一方面，黨的領導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使黨的先進理論轉化為服務人民群眾的豐富實踐，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項事業取得豐碩成果提供了強大政治動力和根本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在領導事業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效能和優勢充分顯現，黨的領導方式、領導體制、領導理念逐漸發生調適和優化，黨的領導地位隨之得到鞏固。

（二）黨的領導制度：概念與演進

“領導”作動詞理解時，表明領導主體對領導客體所發揮的引導、統率等影響作用。黨的領導制度是靜態領導機構設定和動態領導實施行為的有機統一，是領導權與領導力的有機融合。黨的領導制度既表明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根本原則，同時也體現黨具有團結和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實現事業發展目標的能力。黨的領導制度蘊含黨的領導價值理念、路線方針和工作程序等內容，是對黨員與黨組織、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黨內與黨外之間關系的常態化調節機制。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把民主集中制作為“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 [4]765。黨的一些具體領導制度，例如集體領導制度、請示報告制度等都充分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因此筆者認為，黨的領導制度即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維護黨的領導地位、規范黨的領導活動、提升黨的領導能力為主要目標的各項規范和安排的總和。

黨的領導制度具有極強的與時俱進和自我完善能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即在革命根據地內開展了豐富的領導制度建設實踐。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推動實現“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 [5]。一元化領導體制明確了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有利于黨在復雜環境中協調黨政軍民關系，持續增強黨的領導合力。新中國成立后，伴隨著新政權各項基本制度的建立，“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安排得到進一步強化。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人基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認識到黨不僅必須領導，還要善于領導，黨的領導制度進入恢復和改善的新時期。1980年，鄧小平在提出推動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時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盵6]這表明黨的領導制度不僅對黨的領導本身具有極端重要性，在更為宏觀的國家制度體系中也處于核心地位。十八大以來，在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過程中，黨的各項領導制度也實現了突破性創新發展，為取得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提供了強有力保障。

（三）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內涵與功能

在實際工作中，政黨的領導目標及相應的領導活動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是復雜和多元的。按照領導范圍區分，黨的領導包括黨內領導和黨外領導;按照領導方式區分，黨的領導包括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按照領導任務區分，黨的領導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等。制度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具有明確主旨和意圖的行為規范。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必然要求確立和完善相應的程序規則、體制機制。黨的十九大把“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列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十四條的首位，并提出要“完善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 [7]17。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前所未有的艱巨性，涵蓋黨、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這就要求黨的領導制度必須更加系統完備。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從六個主要方面對黨的領導制度進行塑造，開創了黨的領導制度化發展的新局面，為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提供了制度支撐。

從詞源學的角度看，體系是基于特定邏輯關聯而形成的有機組合結構。從“黨的領導制度”到“黨的領導制度體系”，表明黨的領導制度更加成熟。首先，制度體系表明黨的領導效能發揮的集成性。黨的領導制度體系聚焦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對黨的領導所涉及的各項基本內容進行了整體安排，有效避免黨的領導出現碎片化、離心化等現象。其次，制度體系表明黨的領導職能分工的協同性。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所包含的六項具體領導制度，把黨的領導所涉及的主要內容進行了精細化的梳理和歸納，每項具體制度都分別有其科學的角色定位。同時，六項具體領導制度內容明確且內在聯系密切，形成了相互配合、共同發力的完整制度框架。最后，制度體系表明黨的領導實踐運行的規范性。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既是對黨的領導經驗的規范化總結，也是對黨的領導實踐的科學化探索。六項具體領導制度明確了新時代黨的領導所涉及的一系列關鍵議題，為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制定了明確的行為標準。

二、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建構邏輯

制度建構是政治主體針對特定目標導向，對相關行為規范進行主動性、適應性的規劃和設計。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即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為鞏固領導地位、提升領導本領而創設的制度集成。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目標明確、布局合理、內容豐富，其中所包含的六項具體制度各有側重又互相支撐，對黨的領導所涉及的一系列重大議題實現了制度回應和制度供給，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系統認識，具有嚴密的建構邏輯。

（一）領導本體論邏輯：“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彰顯黨的領導使命宗旨

領導本體論是對黨的領導本質屬性的判斷和把握。黨的十九大報告開篇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盵7]1黨的初心和使命，既是思想層面的理想信念，同時也是實踐層面的奮斗路徑。這個初心和使命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屬性、政治擔當和根本立場，規定了黨的領導的價值理念、實踐主題和主要舉措，充分彰顯黨的領導使命宗旨。黨的初心和使命與黨的領導密切相關。一方面，黨的初心和使命依靠黨的領導去踐行和實現。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守初心和使命的基本行為模式。同時，黨的初心和使命也在黨的領導過程中得到強化和傳承。另一方面，黨的初心和使命構成黨的領導的精神內核、精神動力。黨的初心和使命以其明確的行為導向、光榮的奮斗目標、崇高的理想追求、莊重的政治承諾，激勵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頑強拼搏并本色不改。黨越是長期領導，越是不能忘記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隨著時代主題和歷史方位的變化，黨的領導具體的目標任務、實施策略和組織架構等會發生相應調整，但黨的領導必須始終彰顯黨的初心和使命，保證黨的領導不偏向、不變質。因此，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擺在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首要位置。

（二）領導核心論邏輯：“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明確黨的領導關鍵所在

中國共產黨是“統籌中國各領域協調發展的核心組織及核心力量”[8]。黨中央是統領黨的領導工作、制定黨的領導決策的中樞。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盵9]從領導過程角度看，維護黨中央權威是實現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前提，持續、集中的領導離不開穩固、有力的權威。維護黨中央權威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辯證統一的整體，是加強黨的領導所必須堅持的重大政治原則。列寧曾強調，黨的中央機關要“成為擁有廣泛的權力、得到黨員普遍信任的權威性機構” [10]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把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明確列為所有黨員和黨組織必須遵守的政治紀律。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章程中即明確：“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11]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證明：形成有權威的中央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能夠確保全黨團結統一和步調一致?！稕Q定》對十八大以來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實踐經驗進行了制度性總結，從堅決維護領袖的核心地位、健全黨中央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健全維護黨的集中統一的組織制度等多個方面進行了規劃部署，對各個層級的黨員和黨組織作了相應明確要求。這也表明，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不是抽象的，而是基于黨的根本屬性、組織倫理形成的具體行動準則，是維護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的最高行為規范。

（三）領導形態論邏輯：“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突出黨的領導鮮明特質

領導形態是對領導形式及其樣貌的客觀描述，凸顯領導行為的主要特質。薩托利認為，政黨具有“表達”“引導”和“交流”等功能[12]。與西方國家政黨不同，中國共產黨除了一般政黨組織普遍承擔的利益塑造、政治參與、國家建設等常規職能外，同時更是推動革命、重構社會、創立政權的先鋒型、使命型政黨。黨的十九大強調黨的領導是全面的領導，并重申“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7]16。因此，我們不能用西方政黨政治的內涵范疇來審視和界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領導功能及領導特征。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彰顯了黨的領導是全面領導。首先，全面領導體現在黨領導的機構主體是全覆蓋的?！稕Q定》強調要“完善黨領導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武裝力量、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等制度”[13]。通過設立各級黨委（黨組）工作制度，充分發揮黨在各種組織中的領導核心作用，能夠防止出現西方國家內部存在的多方力量相互博弈、惡性競爭等弊端。其次，全面領導體現在黨領導的事業范圍是全方位的。黨領導人民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黨通過相應制度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項事業進行統籌安排。最后，全面領導體現在黨領導的運行程序是全過程的。黨的領導貫穿黨和國家機構履職各個層面，有利于增強公權力主體行動的一致性、協調性，推動黨制定的各項方針政策得到快速有效落實。

（四）領導價值論邏輯：“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培厚黨的領導群眾根基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強調：“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盵14]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群眾，自然也是黨領導各項事業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把人民群眾作為開展領導工作的邏輯起點和實踐起點，賦予黨的領導顯著的人民性特質。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是黨的政治觀、群眾觀在黨的領導視域下的生動體現，為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供了有力價值支撐，明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旨歸，實現了制度安排之“形”與制度價值之“神”的兼具。一方面，“為人民執政”明確了黨的領導的根本目的。任何一種領導力量所實施的領導行為，在本質上都是為了維護和發展特定的利益。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行為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政黨執政和公共管理活動在根本目的上具有顯著區別。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支持和保證人民實現當家作主?！盵15]18黨的領導根本目的是維護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在此基礎上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靠人民執政”明確了黨的領導力量源泉。古今中外的政治實踐啟示我們，任何忽視民情、無視民意、輕視民力、漠視民智的領導行為都難以長久維持。作為一種對象性實踐活動，黨的領導秉持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通過各項聯系群眾工作機制，將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和生活愿景融入黨所塑造的事業發展脈絡之中，充分尊重廣大人民群眾參與黨的領導各項事業的首創精神，使黨的領導具有強大的群眾根基。

（五）領導質效論邏輯：“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詮釋黨的領導基本要求

領導行為本身即內蘊了對領導主體的能力要求，缺乏相應能力的領導主體將不可避免最終喪失其領導地位。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及其所形成的領導質效是評價黨的領導的基本尺度，直接關系到黨的領導的制度認同感和群眾滿意度。習近平指出：“黨的領導，體現在黨的科學理論和正確路線方針政策上，體現在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上，同時也體現在黨的嚴密組織體系和強大組織能力上?！?[4]766擁有強大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在不同歷史方位中，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具體內涵、評判標準和優化路徑是不同的。新時代，影響黨的領導的風險和挑戰更加復雜多變，對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從內部環境看，黨的領導理念、領導方式、領導決策要滿足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從外部環境看，全球化、信息化、網絡化、科技化、智能化、市場化等趨勢和動態深入發展，對黨的領導專業性、時效性、系統性要求越來越高?！稕Q定》立足新時代黨和國家面臨的發展任務和時代環境，從民主集中制、決策機制、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激勵機制等多方面對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作出明確要求，必將進一步提高新時代黨的領導和國家治理的質效。

（六）領導保障論邏輯：“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強調黨的領導內生動力

黨是各項領導工作的實施主體和責任主體，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是黨的領導政策的執行者、落實者。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需要通過黨的建設增強內生動力。如果管黨治黨不力，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不僅會損害黨的領導能力，更會動搖黨的領導地位。因此，習近平多次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盵15]43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是相互貫通、不可分割的。把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納入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中，表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黨的領導規律、黨的建設規律的洞察和把握。一方面，全面從嚴治黨的核心是黨的領導。黨的建設不是無的放矢，而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為了維護先進性和純潔性而主動進行的自我提升工作。增強黨的領導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是黨的建設的任務和方向，規定了黨的建設各項基本要求。同時，黨的領導也貫穿黨的建設各個層級、各個領域之中，確保祛病健體、刮骨療毒真正取得實效。另一方面，黨的領導需要黨的建設提供根本保障。黨的領導是對黨自身各方面綜合能力的檢驗，要求黨的建設必須適應黨的領導工作實際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入開展充分釋放了黨的自我革命效能，增強了黨對新時代的因應能力，為黨的全面領導注入了生機活力，推動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的領導本領和領導素養不斷增強。

三、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價值意蘊

提出構建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是對黨的領導歷史經驗的系統總結，是對黨的領導各方力量的廣泛凝聚，是對黨的領導發展道路的科學規劃，從多重面向展現了黨性與人民性、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具有重大的價值意蘊。

（一）制度之維：以根本領導制度統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完善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多個方面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研究部署，凸顯整體性制度建設理路，體現中國制度強大的自我革新能力。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嚴密完整的科學制度體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統領地位的是黨的領導制度?！盵16]把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首位，有利于發揮黨的領導制度的統領作用。從制度源流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即為黨領導人民創立和完善，蘊含了黨的領導的原則、性質與內容。黨的領導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起著軸心和統領作用。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明確了制度建設的根本要求與核心要義，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起到繼往開來、培基固本的作用。從制度運行角度看，黨的領導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各個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有效運轉、協調發力的關鍵。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增強了黨的領導能力，優化了黨的領導架構，激發了黨的領導活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成熟定型奠定了重要基礎，確保新時代制度建設沿著正確方向穩步前行。

（二）理論之維：在傳承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創新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理論

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核心內容之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黨的領導問題進行了科學探索，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貫徹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理論，并將其與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相聯結，取得了一系列制度性成果。黨的領導制度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思考認知和路徑選擇，是黨的領導理論的規范性、固定性表達樣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對黨的領導制度進行結構拓展和功能優化，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鮮明的領導風格，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理論的繼承和創新。一是明確界定了“黨的領導”的具體內容和內在結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性、復雜性決定了黨的領導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包括職能定位、價值屬性、體制機制等多個子范疇。黨的領導制度體系通過六項具體制度對黨的領導進行了內容界定和結構劃分，形成了內容豐富又相互銜接的有機整體。二是為堅持“黨是領導一切的”制定了系統全面的進路方案和體制框架。黨的領導制度體系規定了黨領導一切的實現路徑，表明黨通過系統的工作部署和體制機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行統籌、協調和負責，而不是包攬、包辦一切。三是對“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進行了制度層面的闡釋和表達。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為新時代黨把穩前進方向、凝聚社會共識、制定重大決策提供了制度保障，明確了黨無可替代的核心及引領作用。

（三）實踐之維：為鞏固中國道路的核心優勢提供了基本依據和行動綱領

中國道路是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符合中國發展實際、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的科學發展模式。黨的領導是中國道路得以開辟和完善的決定性力量，構成了中國道路的核心優勢。從歷史視角看，黨的領導打破了近代中國一盤散沙的無序狀態，推動中國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布萊克認為：“現代化的方方面面都充滿著沖突?！盵17]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資源凝聚和利益協調功能，能夠最大限度化解沖突，實現各方主體良性互動，最大程度調動廣大社會成員參與國家建設，這使得中國道路超越了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從現實視角看，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是貫穿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一條主線。在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和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雙重背景下，中國國家治理面臨新的發展任務。黨的領導確保了國家治理的連貫性、穩定性、開放性，成為新時代推動國家繁榮和民族復興的根本政治保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概括了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十三項顯著優勢，其中第一條即“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13] 。黨的領導制度體系顯示出適應領導要求、優化領導架構、增強領導能力、提升領導認同、鞏固領導根基這一嚴密的邏輯進路，為新時代強化道路優勢，增強道路自信提供了科學行動指南。

政治制度“既是生成的，也是創造的” [18] 。黨的領導制度變遷是動態發展的歷史過程，必須適應黨的奮斗目標、國家治理任務和社會利益格局發生的深度調整變化，這也是黨的領導先進性的重要表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黨的領導制度體系，這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新的歷史方位和發展環境，在既有黨的領導豐富制度資源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創新和提升，有利于推動黨的領導各項工作更加規范化、科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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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