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共對外宣傳和形象構建

柳欣辛

摘 要：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以官方記者組團的形式首次打破了國民黨對延安新聞界的長期封鎖。中共精心策劃，向記者團展示抗日民主政策的實行和根據地的建設情況，塑造了執政為民、自由民主、抗戰愛國的政黨形象，贏得了中外記者的肯定和支持，從而為中共在國共斗爭中贏得主動權，順利開啟了從民間交往到半官方外交的歷程。系統總結抗戰時期中共對外宣傳和形象構建的經驗，對新時期我國開展豐富多樣的外交活動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關鍵詞：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形象構建

1944年夏季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是抗戰時期中外記者對中共根據地僅有的一次大規模集中采訪活動，也是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一次重大突破。被長期封鎖的延安之所以能夠引起外界的關注，是因為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和中共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中國正面戰的大潰敗使國際社會對國民黨和其領導的中國抗日戰爭失去了信心，而經過七年的浴血奮戰，中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逐漸發展壯大，分布在華北、華中、華南的敵后解放區日益鞏固、擴大，成為中國抗日戰場上一支重要力量。加之國民黨長期對中共的封鎖和污蔑，紅色中國引起了國內外民眾的廣泛關注，想要走近延安的呼聲越來越高。最終在英美政府的施壓下，通過中共的積極爭取和外國記者的不懈努力，南京國民政府最終同意了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的要求。

記者團訪問引起了中共領導層的高度重視，中央政治局決定由經驗豐富且與駐渝記者有長期往來的周恩來主持接待記者團的工作[1]（P.199）。從5月31日記者團進入陜北到達涼水崖，到7月12日中國記者和夏南汗神甫離開延安，記者團在延安訪問了四十三天，此后，福爾曼和斯塔因等外國記者前往華北，到晉綏解放區繼續考察和采訪。在記者團進入紅色中國后，中共抓住有利時機，采取靈活多樣的宣傳形式，構建了執政為民、自由民主、抗戰愛國的政黨形象，并通過記者團的報道和著作，將其政治理念傳播開去，從而達到反擊國民黨的誣蔑、擴大政治影響力、爭取國際同情和援助的目的。

一、樹立執政為民的形象

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老百姓魚水情深。記者團在訪問延安期間，親眼所見中共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做的努力，看到邊區的教育和醫療事業的發展，認識到中共對黨群關系的重視。

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到來加劇了邊區人口增長與物質生活間的矛盾，為減輕人民負擔，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了中共最為迫切和重要的工作。記者團在延安看到了全民勞作場景，通過詢問和座談了解邊區的減租減息政策、生產成績、“變工隊”的集體生產方法、分配方式以及合作社的管理制度。福爾曼認為國民黨的封鎖促使“延安當局能夠開放了更遠的與民更始的泉源”[2]（P.74），斯坦因則把生產運動看作是“延安新民主主義的象征”[3]（P.70）。記者團先后參觀了兵工廠、皮革工廠、被服工廠、振華紙廠、難民工廠等，看到了邊區原始又滯后的工業，私人工業被鼓勵，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為資本家、地主、商人提供了“私有財產的安全和利潤的美好前景”[2]（P.78），所有能生產的人都被充分地動員起來了。

重視教育醫療事業。為改善民生和服務抗戰，中共大力發展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記者們在邊區看到了全民就學的情形，也被冬學和識字組的學習狂熱感染。在延安大學和魯藝藝術學院，記者們看到延安“實用主義”的教育，學生們主要的學習資料是“《解放日報》的言論與行政上各種文告”[4]（P.144），實習的目的“是使學生和社會密切聯系，并且熟習他們將來的工作”[3]（P.142）。外國記者認為延大學生的水準要比國民黨區域內大學學生的水準高。

在廣大農村正推行一種衛生合作社，實行免費醫療，這便是公醫制的開始。在三五九旅旅部醫院、和平醫院和中央醫院記者們看到了東拼西湊的醫療器材，藥品奇缺的程度達到“惟有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才由全體醫生會商同意，施給幾粒寶貴的藥片”[2]（P.55）的程度。困難雖多，但反而刺激醫護人員的創造力，延安的制藥廠也逐漸在發展著。

注重與群眾的魚水關系。中共特別注重黨群關系，他們廣泛地聽取群眾的意見，想方設法減輕群眾的負擔，身先士卒地踐行著官民平等的施政原則，中共的領導干部勤儉、廉潔、克己奉公給記者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黨員干部自給自足，毛澤東和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也不例外地加入勞動，斯坦因認為，中共的成功，在于創造了一個“老百姓容易負擔得起，而又能熱誠的負擔更大任務的行政機構”[3]（P.44）。中共干部有著強烈的群眾主義，并以群眾的需求為依據制定黨的各項政策和開展工作，他們的作風實事求是、不談空話、不迷信教條，這使得延安的政風清廉，延安的干部具有“人民的公仆”的精神，這樣的領導干部怎能不受人民群眾的愛戴呢？

正因為中共“執政為民”的初心和使命，才能使其與群眾保持著軍民一家親的血肉聯系，才能在抗戰中充分動員人民群眾，才能為中共的發展壯大奠定結實的基礎。

二、展示自由民主的形象

“民主”是西方國家認同的政權特征，中共政權是否民主，直接影響國內外記者的價值認同，毛澤東在第一次接見記者團時便多次提到了民主。

保障人民民主權益。使人民當家作主是獲得人民信任和支持的基礎。邊區公民不分階級、黨派、職業、男女、宗教、民族、財產和文化程度，通過選舉和被選舉直接參與到政治生活中，記者們看到中共的“寬大政策”，對于二流子和巫神，哪怕是漢奸或是反對邊區政府的人，中共也相信“人性本善”的道理，將其改造。趙超構認為，這是用“懷柔的方式代替牢獄與殺人”[5]（P.219）。邊區民眾對于失職干部有向政府控告的權利，促使領導干部必須樹立在群眾中的地位。斯坦因發現，中共保障人民民主權益的做法，使邊區的農民已經從古老的封建社會中喚醒了，他們過著一種“新的、有希望的生活”，并“智慧地參加著自治”，中國的老百姓“在起來爭取民主了”[6]（P.37）。

加強黨內民主建設。中共黨內的團結和軍隊里官兵的平等，都源自“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應用。黨內民主集中制能給黨員以說話和認識黨策的機會，它用說服辯論的方式貫徹上級的決定，從而“盡可能的避免了強迫與命令”[5]（P.84），中共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正是應運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以溫和的手段消滅黨內的腐化危機，一方面仍能保存了干部，另一方面解決了錯誤思想，形成黨內思想高度統一。全黨上下緊密團結在一起，使中共各項政策得以徹底貫徹，各項工作順利有效地開展。

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中共的“三三制”民主政權是為避免一黨專政的可能性，民主政府包括地主、商人、資本家、小市民以及工農。記者團參加延安市參議會常駐委員會與延安市政府的聯席會議，看到來自各個階級、不同身份的人坐在一起，對世界軍事現狀、學校的制度改進、衛生計劃等發表著各自的觀點。記者團旁聽了裴莊的“一攬子會”，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記者們感受到了會場氣氛的輕松和自在，參加會議的成員在休息的間隙玩起了“延安撲克”，有兩位參議員“坦然的解開上衣捉虱子”[5]（P.181）。中共在爭取同一切階層的人民合作，并將自己的利益和群眾的利益完全融合，充分發揮對群眾的動員能力，給予人民以最大限度的權利和責任，依靠群眾自身來改造發展邊區的各項工作。斯坦因感到，在中國的歷史上“自治政府第一次在一部分土地上實行了，這是敵后根據地的軍事成功和延安區域的社會進步的主要原因”

[3]（P.41）。

三、彰顯抗戰愛國的形象

獲悉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用和地位是記者團訪問延安的最主要目的，中共抗戰愛國形象的構建尤為關鍵。

力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共從抗戰開始便竭盡所能促進統一戰線的形成，在邊區，寬大包容了地主、商人、士紳等各階級民眾，讓他們參與邊區政權建設;在敵后，充分動員民眾加入抗戰，數量龐大的民兵和人民自衛隊成為中共戰斗力源源不斷的補給;中共一直謀求與國民黨的合作，始終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抗日救亡之后，希望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共領導人在與記者的談話中表示出與盟國合作的巨大誠意，希望爭取國際社會的援助，建立國際抗戰統一戰線;中共甚至可以放下民族仇恨，善待日軍戰俘，送他們進入日本工農學校，通過教育以改造他們的思想，并促成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建立。中共以民族大義為重，力促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構建了抗戰愛國、身先士卒的政黨形象。

中共軍隊在敵后英勇奮戰取得驕人成績。福爾曼、愛潑斯坦、武道和隨行人員渡黃河赴晉綏根據地參觀，是多年來外國記者第一次訪問中國“第二戰場”。在距離汾陽城僅十余里的山上，記者們遠觀了八路軍奇襲敵人電燈公司，火燒火車站、飛機場、火柴公司等戰斗，捷音傳出，群眾攜帶瓜果肉類前來慰勞，記者們深為這種軍民團結的氣氛所感動，福爾曼發表講話，他說：“這種軍民團結合作打敵人的動人情況，是中國旁的地方所沒有的。我們在前線所看到的一切，充分證明了在延安時所聽到的是千真萬確的”。[7]記者們還通過他人之口，充分認識了中共領導的八路軍的戰斗力。他們從被中共救起的美國飛行員那里，從其他國際友人那里，甚至從敵人那里打聽，他們通過敵偽報紙上許多的文章，得出結論：延安所說的中共領導的戰績比在重慶和西安所聽到的國民黨的戰績可靠得多[3]（P.199）。記者團的晉西北之行，有力地證實了中共在戰斗，揭露了國民黨誣蔑八路軍“不打仗”的謠言。

四、接待記者團的歷史影響

記者團的訪問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使國民黨在輿論宣傳上陷入被動。在訪問期間，外國記者發出大量報道，據統計，福爾曼、愛潑斯坦和斯坦因僅6月份就拍發電訊30件[8]，記者們回到重慶后，根據親身經歷，寫下了許多介紹中共和解放區的報道和書籍，這些文章和著作徹底粉碎了國民黨長期以來對中共諸如“共匪”“不打仗”“共產共妻”的誣蔑，也向世人展現了一個嶄新的、代表中國希望的政權。中共形象的轉變和構建為其贏得了輿論支持，也為中共在國共斗爭中贏得了主動權，中共的談判訴求不再僅僅是謀求其“合法性”了，而是進一步提出了組建聯合政府和改組國民政府的要求。此外，中外記者團和同時期的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是中共對外關系的轉折，標志著中共以獨立的姿態與國際社會從民間交往轉向半官方和官方外交，周恩來在《中央關于外交工作指示》中明確指出，不應把外國記者和美軍人員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動，而應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9]（P.314）。此后，中共逐漸擺脫國民黨的封鎖和輿論壓制，并抓住有利時機，加強與同盟國，特別是美國的交往。

結語

中共接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是抗戰時期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動，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的執政積累了豐富經驗。接待工作之所以取得圓滿成功，首先是因為中共“主動、真實、誠樸、虛心、認真”的外交原則，在宣傳過程中不夸大不欺瞞，實事求是、求同存異，對待中外記者一視同仁，熱情周到。其次是中共周密的安排和精心的布置，通過召開記者招待會、實地參觀、觀看演出、與外國記者促膝長談、邀請記者前往前線觀戰等方式，讓中外記者全面真實地了解邊區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建設成就，使他們充分認識了中共的政治主張及其在抗戰中的重要地位。最重要的是，中共傳達出“抗戰、團結、民主、生產”的政治主張，向外界構建了執政為民、自由民主、抗戰愛國的政黨形象，使外界認識到中共是積極抗戰的、民主的、進步的政黨。邊區政治經濟的發展、教育文化和醫療事業的進步、人民民主權益有保障以及干群關系的融洽，使中共的凝聚力和組織力贏得了外界的肯定。

[參考文獻]

[1]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

[2]哈里森·福爾曼著，陶岱譯.北行漫記[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3]G·斯坦因著，李鳳鳴譯.紅色中國的挑戰[M].上海：上海希望出版社，1980.

[4]孔昭愷.舊大公報坐科記[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5]趙超構.延安一月[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

[6]齊文.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區[M].南京：大眾書局，1946.

[7]《盟國記者團赴晉西北參觀盛贊我軍民英勇》.《解放日報》[N]，1944年10月13日第一版.

[8]盧毅.1944年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風波[J].廣東社會科學，2015（1）.

[9]《中央關于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作者單位：延安革命紀念館文博館員，陜西 延安 7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