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屬于所有人，記得帶上你的護照

盧楠

美國護照得用接小費的姿勢捧著;波蘭護照幾乎等同于“地理新發現”，得像“山羊讀廣告”那樣瞪著眼好好打量;蘇聯護照最燙手，宛如“兩米長的響尾蛇，正吐出二十條舌頭”……

沒有人能想到，在2020年，由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描繪的這一“護照眾生相”，將被新型冠狀病毒徹底顛覆。

7月2日，因獲知歐盟開放邊境，具有美國、意大利雙重國籍的37歲女企業家費德里卡·法納里和家人乘坐一架私人飛機從美國科羅拉多州伊格爾市機場起飛，赴意大利度假，隨后被撒丁島卡利亞里埃爾馬斯機場邊檢人員拒絕入境。由于美國疫情嚴峻，鄰國墨西哥與加拿大均對其采取了嚴格的邊境管制政策。

以這場傳染病觸發的跨境出行危機為起點回溯，一個世紀前的1920年，國聯召開的一場會議建立了關于護照格式、申領與檢查流程的標準，標志著現代護照的正式誕生。

從手寫的、字跡潦草的紙質文件到內含生物特征資料的非接觸晶片，護照的形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卻一直裹挾在安全與自由、監管與流動、不平等與“世界大同”的激烈碰撞中。

宛若一面鏡子，折射著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十字路口

廣義的“護照”其實有上千年的歷史。無論是《圣經·舊約》中波斯國王亞達薛西一世簽發給尼亞米，以協助其進入猶太王國重建耶路撒冷城墻的書信，還是《西游記》中唐三藏在西域各國一路倒換的“通關文牒”，在交通閉塞、旅行與流動并未成為風潮的前現代社會，不同地域與文明間的有限互動，都借由這些信用證明進行。

有關現代護照雛形的記載，被認為最早出現在1414年的《英國議會法案》中。到1540年，授予這種旅行證明成了英國樞密院的專屬職能，“passport”一詞也已被廣泛使用。

在這126年中，從新航路中獲益頗豐的西班牙與葡萄牙以“教皇子午線”為界，第一次劃分歐洲之外的勢力范圍;以西北歐為中心的“世界性經濟體”漸漸顯現輪廓，緬甸與錫蘭的寶石、中國與波斯的絲綢、美洲的煙草與白銀、英國的呢絨、法國的葡萄酒，開始匯集到比利時安特衛普的市場上。曾經彼此隔絕的地理空間逐步發生聯系。

護照宛若一面鏡子，折射著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十字路口。

出于對個人遷徙自由的保護，在大革命中誕生的新法蘭西共和國一度取消了護照。但當大舉入侵的普奧聯軍成為威脅，當大量技能熟練的農民、工匠和擁有一定資產的人士因為厭惡社會失序而選擇出國流亡，甚至引發財政危機，公眾對“人民公敵”的恐懼戰勝了對遷徙自由的渴望，通行證制度恢復執行。

隨著1848年歐洲革命、普奧戰爭、普法戰爭的到來，歐洲護照與簽證制度逐漸收緊，但更重要的是，萌芽中的民族主義催生了與之相關的利益訴求，并最終為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伏筆。

當“祖國的強大”前置于歐洲認同，邊境、領土隨之變得神圣、敏感起來。在19世紀，人們不再被允許隨意進入他國領土，只享有返回原籍國的自由，而護照的作用，正是證明他們來自何處。

被賦予越來越重的分量

1938年，納粹德國吞并奧地利。旅居英國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失去了他的護照，成了一名流亡者，被迫向英國當局申請一張白卡（無國籍者身份證）。不知不覺間，年輕時隨心馳騁于柏林、巴黎、倫敦、印度、中南半島乃至新大陸，卻不怎么需要出示護照的記憶徹底成為歷史。

他必須面對無休止的盤問、登記、編號、檢查、蓋章，為林林總總的“同意”“許可”心力憔悴。茨威格想到一個流亡俄國朋友的話：“早先，人只有一個軀體和一個靈魂，今天還得外加一個護照，不然，他就不能像人一樣被對待?！?/p>

青年茨威格的經歷顯示了一種工業革命催生的相反趨勢，在新交通技術的加持下，資本、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成為可能和必需的，主要商業中心也開始連結成超越國境線而存在的金融、貿易網絡。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乘坐火車穿行歐洲越來越普遍，對于護照的檢查也沒有那么嚴格。1840年到1914年，約有3400萬歐洲人定居美國，移民阿根廷、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亞的也以百萬計。在紐約埃利斯島，他們只需要接受粗略的健康檢查和質詢，便能暢行無阻，直至落地生根。

他們的護照照片可以是和家人的合影，也可以是戴著帽子、墨鏡的全身肖像。

當一切社會性行為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都以標準化形式評估、記錄，身份證明就由人的附屬品升格為主宰者。

相應地，出國變成一件既簡單又復雜的事情，跨境旅行的時間大大縮短，而一度形同虛設的護照卻被賦予越來越重的分量，在特殊的社會背景下，甚至與一個人的“家底”聯系在一起。

1984年，時任國家干部的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兼主任王輝耀準備赴加拿大留學，為申請護照向單位遞交的材料加起來有一本書厚，公安部門還核查了他的出身、家庭成分、海外關系、政治思想情況，總共耗時1個月。

國家通過護照與簽證控制跨境遷徙，篩查流動人口，也幾乎與現代社會相伴而生。

茨威格在異鄉懷念昨日的世界的時候，正值希特勒政權開始排斥、屠殺猶太人。德國、奧地利籍猶太人的護照被印上鮮紅色“J”字標識，因此出逃無門，命喪集中營。

瘋狂膨脹的國家機器一旦與保護主義、民族主義結盟，初衷在于為公民出行提供方便的護照，反而有可能成為以“安全”之名戕害自由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為猶太人簽發的數千份中國簽證，使他們得以從危機四伏的歐洲輾轉至上海避難，成為黑暗時代一縷微弱而溫暖的人性之光。

在過去100年中，護照是推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舞臺，但依然未到對“世界公民”這一表達作太過樂觀的想象的時候。

它指代的可能是一個習慣做“空中飛人”并可以隨時從諸多護照中抽出一本來進行資產布局的精英;也可能是拼上性命在地中海浪濤中泅渡的敘利亞人、生于難民營的“撒哈拉威”，或者藏身香港重慶大廈的庇護尋求者。

即使實體護照可能會在未來消失，但它標榜的差異與界線，卻永遠不會消失。

摘編自《新周刊》第5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