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史前考古發現與反思

李培聰，賈溪濤

(1.南京大學 歷史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2.昆明市博物館，云南 昆明 650041)

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北，地跨2413′～2630′N，10043′～10232′E之間。云貴高原中部偏西的滇中高原的主體部位。金沙江在州境內干流全長約151千米，有漁泡江、萬馬河、蜻蛉河、龍川江和猛果河等5條主要南北向支流，流域面積17060.8平方千米，涉及除雙柏縣外的9個縣市，流域面積約占全州國土面積的60%。金沙江楚雄地區的史前考古工作在云南省起步算是比較早的，到目前為止，經過幾代文物工作者辛勤努力和付出，從中新世晚期的“祿豐古猿”到其后的舊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青銅時代考古均取得了較為可喜的成果，對其史前考古學文化的研究和反思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厘清當地古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面貌。

一、祿豐古猿的發現開創了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史前考古的序幕

關于宇宙的起源、人類家園地球的起源、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人類自身的起源，長期以來一直是科學界的重大研究課題，尤其是人類從何種猿類進化演變而來和現代人的直接祖先是哪種古人類，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1]1。隨著古猿化石及其地層伴出的相關動植物群化石等考古資料的不斷發現，豐富了研究人類起源的理論支撐。自祿豐古猿和元謀古猿化石的發現，中國人類起源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它們以豐富的材料充分表明，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應該是人類發源地之一[2]46-49。

迄今為止，楚雄州共有2個縣市，5個地點發現了古猿化石。他們分別為祿豐縣石灰壩、元謀縣小河、竹棚、雷老和房背梁子。這些地點發現的古猿，生存年代為中新世，他們具有相近的特征和性質，應該是同一個演化系統的古猿，與世界其他地區發現的中新世古猿差異明顯。學術界將其定名為祿豐古猿[1]3。祿豐古猿的發現開創了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史前考古的序幕。

(一)祿豐古猿化石

1975年，祿豐縣文化館在該縣石灰壩村小煤窯發現一枚似人的牙齒化石，經云南省博物館初步鑒定為古猿牙齒，隨后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再次到該地點調查，發現了一具完整的古猿下頜骨。這個發現使中國古人類學界十分振奮，于是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在此展開。短短幾年間進行了10次發掘，共發掘出土了3個古猿頭骨、近百件上下頜骨、肩胛骨、肢骨及近2000枚古猿牙齒化石，使該地點成為世界古猿化石最為豐富的地點。1987年，吳汝康院士把祿豐的古猿修訂為“祿豐古猿屬”。正式把祿豐古猿化分成一個單獨類型，從而和其他古猿區分開來。根據與祿豐古猿共生的動物的生存時代判斷。祿豐哺乳動物群有83個屬100個種，時代為距今700萬年至800萬年[3]46-49。

(二)元謀古猿化石

1986年10月，首次在元謀縣物茂鄉竹棚村豹子洞箐發現。1986年11月～1987年3月間，云南省地質科學研究所在該地共采集到古猿牙齒化石53枚，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一件上頜骨標本，上面帶有5枚牙齒化石。1987年3月～1990年3月，先后又進行了長達3年的4次正式發掘。特別是1988年進行的第二次發掘，在蝴蝶梁子發掘出1具人猿超科頭骨化石，填補了我國上新世地層中無此類頭骨化石的空白，在我國古猿古人類研究中具有重大科學意義。

1998年～2003年，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攀登”計劃列入了《早期人類起源及環境背景的研究》課題，由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承擔的子課題《云南古猿、古人類化石及環境背景的調查、發掘、研究》進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和科研工作。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古猿化石資料。其中，在雷老發現的一件下頜骨被評為2000年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十大新聞。在元謀古猿發現至今30多年時間內，我國科學界對元謀古猿的種屬認定、年代判斷經過了許多探索與研究，并不斷出現新認識。元謀古猿正式名稱為“蝴蝶祿豐古猿”。生存年代定在距今900萬年～1700萬年間[3]46-49。

二、元謀人的發現，揭開了中國古人類史上新的一頁

舊石器時代早期是人類歷史的開端，也是人類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一個時期。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發現的元謀人牙齒化石是迄今我國科學發掘的最早的人類化石，他揭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以致云南被公認為探索地球生命起源、人類起源和進化的“神圣之域”，是開展探求地球奧秘和文化尋根的“寶地”[4]17-20。1965年發現的這兩顆牙齒化石，后經專家研究鑒定，認為基本形態可以與北京人同類牙齒相比較，定為直立人種中的一個亞種，以發現這一化石產地的元謀縣命名，定名為直立人元謀種,簡稱“元謀直立人”。這是我國首次在早更新世地層中發現的古人類化石。其年代距今約170萬年左右。同時在地層內伴出有6件石器。隨后在小橫山、四家村、新村、下棋柳、火車站、老鴉塘、年肩包、石龍箐、大那烏、老城、下棋柳、哨房梁子、老鴉塘、那猛渴等地點也發現了同一時代的石器。1984年，我國科學家又在上那蚌郭家包發現很可能代表少年女性個體的脛骨化石一段[5]27-29。

與元謀人化石伴出的遺物除了石器外，還有帶有人工痕跡的動物骨片，大量的哺乳動物骨骼化石以及可能為人工用火的炭屑和燒骨等。元謀人的發現，關系到人類起源的重大課題，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大事。它的發現，將中國史前文化的開端時間向前推進了100萬年，以上考古學證據表明，云南應該是人類起源地之一。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也應該是人類起源中心地之一[1]21。

三、元謀盆地中石器時代遺址群——云南存在中石器時代的有力考古學證據

大約距今1.2萬年左右，更新世結束，全新世開始，舊石器時代開始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間有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稱為“中石器時代”，有的文獻稱之為“冰后期”或“后舊石器時代”。隨著我國考古工作的不斷開展和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界對“中石器時代”的存在持肯定態度的學者越來越多。根據目前云南發現的昆明大板橋遺址、野貓洞遺址、小石壩遺址、元謀大那烏及保山塘子溝遺址出土器物分析，云南應該存在中石器時代文化[1]94。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目前發現的中石器遺存有分布在云南元謀盆地的牛肩包地點、石龍箐地點、大那烏地點、老城地點、下棋柳地點、哨房梁子地點、老鴉塘地點、那猛渴地點等八個遺址，其中以大那烏遺址為代表。這些遺址制作石器的石料有脈石英、各種顏色的石英巖及少量質地致密的硅質巖，如燧石、瑪瑙等，原料主要是礫石。石器分細小石器和石片石器，同時發現有石砧、石錘、較多破碎小石塊、石片及石屑等。細小石器包括多面石核、錐狀石核、柱狀石核、扇形石核刮器、石片、尖狀器、雕刻器、刮削器、圓盤狀刮器、圓頭刮器、輻刀等。這些石器，采用砸擊法和間接剝片法加工，多單面加工，有的有修理臺面。小石片的制取剝離面圓隆而沒有明顯的半椎體，寬的石片多帶有兩極石片的特點[1]92。

四、東亞大陸“X”形文化傳播帶的交匯區的元謀大墩子類型新時代晚期文化

大約在一萬年前，我國已進入新石器時代，但是云南史前文化是“超前滯后”的。目前云南尚未發現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遺址或墓葬，云南何時進入新石器時代尚待新的考古發現和進一步的研究。目前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也尚未發現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遺址，發現的遺址均為云南新石器時代晚期八大類型之一的“元謀大墩子類型”。目前已知的遺址和墓地有元謀縣龍街、張二村、下馬應登、馬大海、下棋柳、磨盤山、物茂、波亨那舅山、屯子山小山、磨盤山，永仁縣菜園子、永定、維的、楊家山、樓梯田，武定縣田心，祿勸縣阿巧，南華縣孫家屯，祿豐縣十八犁田、火車站，姚安縣方家屯、蔡家墳等[1]116。

其中以元謀大墩子和永仁菜園子遺址為代表。該類型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有房址、灶坑、祭祀坑、灰坑、窖穴、溝、溝槽、活動面和墓葬等遺跡。房址分為兩類，一類半地穴式；另一類為地面起建的溝槽加柱洞式或柱洞式，數量上以后者居多，第二類平面形狀多呈長方形或方形，圓形較少。部分窖穴里發現有灰白色的禾草類葉子和谷殼粉末。有的灰坑發現的部分陶罐內，發現大量的稻谷炭化物。在部分遺址的地層中也采集到少量的炭化稻谷。元謀大墩子發現的建筑居址在地層上有早晚之分，晚期房屋有的建筑在早期房屋廢墟上。

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晚期的墓葬類型在云貴高原地區是最為豐富的，有石構墓、豎穴土坑墓和甕棺墓三種類型，其中以石構墓最具特色。該區域的陶器多為夾砂陶，其中夾砂灰褐陶最多，約占80%，其余為夾砂橙黃陶、夾砂紅陶。均為手制，火候不均。器形以為研究增加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史前文化增加了資料[6]105-108。

另外，在永仁縣境內的金沙江支流白馬河中游的永興發現了1處新石器時代的巖畫。該處巖畫點為目前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首次發現，由于后期侵蝕，巖畫脫落比較嚴重。目前只能依稀辨認出有手掌印、勾畫簡單的人物圖像、不完整的牛的圖像及小部分不連續的帶狀線條，同時在巖點附近發現了新石器。該處巖畫點填補了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史前巖畫的空白，

五、以銅鼓和羊角編鐘為代表的滇中地區古國青銅文化

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是云南青銅文化的重要分布區，由于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既是滇池地區與滇西地區的中間地帶，也是文獻所記載的漢武帝所置的益州和越嶲郡兩郡以及西南夷中“昆明人”和“滇人”的交界地帶。又是東亞大陸“X”形文化傳播帶的交匯區，是各種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從已有的材料看，該區域的青銅文化遺存分布在金沙江各支流及其周圍地區，目前發現的較為典型的遺存有楚雄市萬家壩、張家屯、大海波；牟定縣瑯井；祿豐縣甸尾；姚安縣營盤山、新街等墓地[1]335。由于目前遺址的缺乏，該區域的青銅文化更多通過墓葬來表現，其中以萬家壩墓地最為典型，該墓地目前已知的79座墓豎穴土坑墓，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類型，可以分為4個等級。一類31座墓不僅墓葬面積較小，沒有木棺，而且隨葬品器類非常簡單、數量也很少。青銅器主要為劍、矛、鐓和少量的戈、臂甲。二類墓34座墓中有M1、M23等大型墓13座。均位于所發掘區的中部，小墓分布在大墓的兩側。面積在十幾平方米左右。多數有棺，分有蓋復合棺、有蓋獨木棺和無蓋棺。棺下有墊木，兩側有邊樁，墓室一端有頭箱。與小型墓差別較大。特別是M1除出土很多隨葬品外，還出土1面銅鼓和6件編鐘。6件編鐘形制相同，大小不同。M23也出土很多隨葬品，還出土4面銅鼓，兩兩相對。這些大墓出土的青銅器數量占墓地所出土的青銅器總數的一半以上。墓地所出土銅鼓、羊角編鐘一類的大型銅器不僅是樂器，它還具有禮器和祭器的功能，是社會上層人物通過控制祭祀權來控制普通民眾的工具。M1、M23等有銅鼓、編鐘的隨葬的墓主則顯示他擁有祭祀大權，表明墓主應該是古國的首領。萬家壩墓地所代表的社會已經進入了古國時代的范疇。

另外近年來為了配合金沙江中游水電站建設項目，云南省文物部門對楚雄州境內的武定縣江西墳、白馬口、新村、以雞嘎、長田，元謀縣臘甸和丙弄丙洪等7處遺址[7]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這些遺址不僅發現了大量的建筑居址，還發現了數以百計的墓葬，墓葬類型包括石構墓和豎穴土坑墓。有的遺址從新石器晚期一直延續到青銅時代。這些新資料不僅填補了該區域青銅文化遺存中聚落遺址缺失的空白，為復原當時的社會面貌和生業活動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

六、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史前考古的幾點思考

在上文中，筆者輪廓式的梳理了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史前考古遺存的發現歷程，可以看出伴隨著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的考古事業取得了飛速發展，特別是武定江西墳、白馬口、新村、以雞嘎、長田，元謀臘甸和丙弄丙洪等遺址的發現，填補了金沙江中游楚雄段青銅文化遺存中聚落遺址缺失的空白，為我們初步構建起該區域新石器晚期至青銅時代的考古學序列提供了可能。但是具體到考古學研究上，筆者覺得目前還有一些問題要引起注意。

(一)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考古遺存缺失的現狀將長期存在，這將嚴重制約我們對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整體認識

云南高原史前考古文化是“超前滯后”的。目前云南高原尚未發現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遺址或墓葬，云南何時進入新石器時代尚待新的考古發現和進一步的研究。這對于正確認識金沙江中游楚雄地區新石器考古學文化起源及文化間變遷模式產生很大的阻礙。雖然，產生這種情況的客觀原因很多，但是需要我們對該區域進行系統的考古工作，特別是開展系統的流域考古工作。近年來的配合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的基建考古工作，已經開展環境考古、動植物考古、體質人類學、DNA考古等多學科合作研究，為我們日后在金沙江中游地區開展考古工作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從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不論是新石器時代還是青銅時代金沙江中游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遠遠落后于周鄰地區。囿于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多為調查資料，經過科學考古發掘的較少，而且發掘有限，雖然近年來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發掘的考古遺存目前資料尚未在整理之中。所以我們對其的認識多處于模糊狀態。

(二)從事該區域考古研究時應當考慮到這一地區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埋藏特點

本區域是橫斷山區向云貴高原過渡的地帶，由一系列的峽谷、湖盆和山嶺相間組成，延綿幾十千米或者上百千米。由西向東，地勢起伏越來越小，大小山間盆地鑲嵌于山谷間，大小支流隨山勢由南或由北流入金沙江。海拔變化較大，海拔在900～4000米之間。地貌以陡坡山地和山間盆地為主。陡坡山地，由于坡度大，缺乏大塊的平整土地，人們的活動范圍非常狹窄，表現在考古學上為較為常見的墓葬遺存的“窩點狀”分布，沒有發現大型聚落遺址和中心墓地。山間盆地因為高山環抱，地貌破碎封閉，雖然有一定深度的文化堆積，但目前發現的都是小型遺址，不具備典型性。

由于其獨特的地貌特征，形成了其獨特的氣候，垂直立體氣候隨海拔的升高而氣溫逐漸減低。表現出河谷壩區溫熱，半山區溫涼，山區寒冷的特點。干濕季分明，降雨主要集中在夏秋兩季。年溫差小，日溫差大。由于都處于季風氣候帶上，加之降水充足。深林覆蓋率高，動、植物種類繁多。所以史前時期在該區域發現大量半地穴式房址就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反思，在沒有環境考古證據的支持下，我們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時尤其要審慎細心，否則會遺漏某些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使工作本身不完善。同時我們也得更加關注墓葬與遺址之間的關系，目前該區域的考古遺存以墓葬為主，遺址較少。梳理早期考古資料我們不難發現，墓地與遺址的關系是早期二者同處一地，隨著時代發展，二者逐漸剝離，但是相互之間的距離不會太遠。要想構建金沙江中游的考古學文化系列就要求我們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發現更多的遺址，進而建立可靠準確的年代框架和年代序列

(三)研究過程中應考慮到遺存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由于特殊的自然環境使得這一地區的考古遺存多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這種破壞既有來自自然力作用的，也有來自人為作用的，而由自然力作用產生的破壞尤其嚴重。山高坡陡，干濕分明，土壤的強酸性，強峽谷風、強日照、會使會使考古遺存裸露在地表，遭受自然侵蝕。同時晚期堆積內也混入大量早期遺物，不同時期的遺存混雜在一起。這種由自然力作用產生的遺物混雜非常不利于考古學研究的開展。隨著近年來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的基建考古的發現來看，早期我們將絕大多數在該區域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構墓，應該歸入青銅時代早期，我們不能簡單的以未發現青銅器，而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以陶器和石器為主，就將其界定為新石器時代，要以更加科學謹慎的態度來對待。

總之我們在以后要更加仔細和認真的做好考古發掘和基礎研究，提升考古發掘工作質量。要把我們對該區域的研究置于金沙江文化甚至西南考古的大的框架之內，建立可靠準確的年代框架和年代序列。我們應該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方法構建該區域史前文化發展譜的同時，更寬廣、更深入、更系統地拓展金沙江文化的研究領域。目前我們對這一區域的研究仍然處于初始階段，如果日后我們以更加開放的眼光和更加包容的心態，對其進行綜合、系統、長期深入的研究，一定能夠取得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