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社會交互運行，亟須深化數字治理戰略布局

吳朝暉

(浙江大學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當今世界正處于并將繼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和教育革命加速會聚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機器革命將向縱深推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基因編輯等顛覆性科技競相涌現。一方面，由人、物理世界、智能機器、虛擬信息世界構成的四元社會將出現，人類社會進入智能社會時代，虛擬信息世界與物理世界的交互運行將給治理帶來前所未有的復雜性，社會關系更趨多元，數字社會、數字政府、數字城市等新形態將提出新的治理要求。另一方面，智能機器與生物科技等結合，特別是納米生物技術和納米級生命體的發展，將促使人類對生命倫理、技術風險、法律規制等進行新的思考。這將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們的生活等各個方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也將對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乃至全球治理體系產生變革性影響。

在四元社會加速交互發展的今天，數字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急待破解的一項重要命題，國家層面亟須對未來數字社會及其治理挑戰做出科學研判和前瞻性戰略布局。

一、 四元社會的主要特征及其治理挑戰

人類社會數億年的進化遵循的是有機化學的規律，自從有了計算機和互聯網以后則朝著“有機演化+無機智慧化”的方向發展，隨著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從原來的二元社會(人類+物理空間)逐漸發展成四元社會(人類+物理空間+智能機器+虛擬信息世界)，人類社會進入虛擬信息世界與物理世界交互發展的新形態，呈現出有別于傳統社會的重要特征，它對世界各國、對各個領域的影響將會極大地超越歷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并給經濟發展、社會治理乃至國際關系準則等帶來顛覆性挑戰。

一是人際世界虛擬化。大數據時代下,海量、多樣的信息高速傳播,營造了一個人際交往的虛擬世界。由于虛擬交往的對象、圈子和交往規范與現實世界有連接,交往情節又被虛擬化,人們處于一種半虛擬化的生存狀態。在半虛擬化生存狀態下,虛擬人際交往與現實人際交往互動共生,一方面，人際世界的虛擬化為人類帶來更多的可塑性和創新性；另一方面，虛擬化的人際交互行為也給現行人際交往的行為規范、倫理及法律帶來巨大挑戰。

二是物理世界數字化。在數字化時代，信息和虛擬技術的發展將推動傳統物理世界不斷加速拓展其數字空間，實現物理世界與虛擬世界的無縫連接，實現“萬物互聯”。在此背景下，物理世界、虛擬信息空間和“人的網絡”三者高度融合，數據成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同時，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不斷升級將改變零售、物流、金融、信息等各行各業，推動各行各業的信息化變革和流程再造，加速中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其中，數字貨幣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正在掀起新一輪的變革浪潮，未來的行業發展潛力和增值空間難以想象，也給正在進程中的數字政府建設帶來巨大挑戰。

三是智能機器泛在化。人工智能的本質是通過對大數據的感知和深度學習，讓機器能夠像人一樣思考并應對復雜問題的挑戰。未來，智能機器將被廣泛地應用于各行各業，智能機器能夠在脫離人的即時直接操作條件下自動識別環境對象特征，采取相應行動來實現各種預設目的，從而具備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參與人類社會的運轉，體現出與社會主體相近或相關的一定意義上的“主觀性”甚至“主體性”。未來，隨著強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智能機器將顯現出更強的“類人性”甚至“超人性”而成為四元社會的重要主體之一，“人機共治”將推動社會倫理體系產生顛覆性變革，從而使社會治理面臨一種全新的環境和對象，大大增加了復雜性。

四是虛擬世界常態化。隨著虛擬現實技術的普及發展，虛擬信息世界將被不斷深化拓展，社會生活場景、公共生活空間的虛擬化程度將不斷提升，虛擬信息空間將大量涌現并常態化。人類將生活在兩個世界：傳統真實世界和虛擬信息世界，而且人類在虛擬信息世界花費的時間將超過傳統真實世界。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將建立起更加緊密的聯系，這將給社會公共生活和民生事業帶來革命性影響，同時也會給個人隱私、企業信息安全和國家安全帶來風險。

五是四元空間融合化。未來社會，人類、物理空間、智能機器、虛擬信息世界構成的四元社會將更加深入融合，人機交互技術、智能技術和新生命科學的研究應用將會實現整體性、系統性、多點位的重大突破，尖端技術融合匯聚，不斷創造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和新模式，人類社會將演化進入智能社會時代，物理世界與虛擬世界交互疊加，新空間不斷涌現，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等不斷為社會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但也將對政府治理模式和績效邏輯產生顛覆性影響，生命倫理、技術倫理和法律規制等將被重新定義和顛覆性改造。

四元社會交互運行的社會發展趨勢將給傳統治理模式帶來革命性的沖擊與巨大挑戰，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四元社會的交互疊加帶來了不同于傳統社會的新的社會形態，也帶來了治理對象、治理內容和治理方法的深刻變革。二是數字技術、智能機器與生物科技等結合，尤其是納米級的智能化生命體的產生，將會帶來生命倫理、技術創新、技術風險和法律規制等方面的巨大挑戰。三是全球范圍內的數字鴻溝帶來的發展水平、治理能力的巨大差距將重塑全球政治、經濟、科技和國家影響力格局。

二、 四元社會數字治理的核心內涵及重要意義

四元社會中，數字作為社會存在的重要要素，改變了整個傳統社會的面貌與連接方式。整個社會從宏觀到微觀的所有行為都將被數字所嵌入與改造，可以說四元社會就是一個數字社會，數字經濟、數字城市、數字政府等快速發展。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無線通信技術等將人、物、智能機器、虛擬網絡互聯互通，形成現代化、網絡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全新社區形態和行業形態，也將給社會治理模式帶來顛覆性的影響。因此，加強數字治理成為四元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并將成為四元社會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治理主要指政府、公民及其他主體依托信息技術的運用而進行的參與、互動與合作，是融合信息技術與多元主體參與的一種開放多元的社會治理體系。數字治理一方面是對數據的治理，實現對全社會越來越龐大的數據的有效管理與組織；另一方面是利用數字化的技術和手段實現全社會有效的組織與運行。此兩者互相依存、相互支撐，對大規模數據的有效管理為基于數據的社會治理奠定了基礎，同時，基于數字的社會治理也為更好的數據管理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途徑，此兩者統一于數字治理的全過程。

數字治理不僅是一場廣泛的技術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治理變革。數字技術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對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數字技術的應用將有助于建構更加開放的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關系，有助于建設更加高效的服務型政府，有助于推進社會治理結構從政府主導向多元共治轉型。其次，數字技術的應用必將驅動政府的組織變革和流程再造，使得政府能更加全面、更加精準地感知社會事項及公眾所需，從而增強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互動，減少政府公共管理的橫向協調及縱向整合的成本，有助于推動政府從經驗驅動的模糊治理模式向數據驅動的精準治理模式轉型，提升政府的科學決策和精準治理水平。再次，數字技術在教育文化、醫藥衛生、社會保障、精準扶貧以及環境治理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將大大縮小區域發展鴻溝，從而有助于推進政府公共服務更加均衡化、普惠化和便捷化，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不同規模的城市如何結合數字技術，把全民共享技術紅利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積極主動地在治理層面進行創新，探索數字網絡環境下生產要素、政策供給和智力資源的高效配置路徑，從而把數字經濟優勢和區域發展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將成為未來四元社會交互運行的重要命題。

三、 建構數字治理體系的若干思考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決定》首次前瞻性地提出把數據作為一種基本生產要素參與勞動分配。因此，我們需要從四元社會交互運行的社會新形態出發，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未來國家競爭力建設的高度，把數字治理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框架，提前做出戰略布局，引領人類智能增強時代的發展。

第一，加強戰略研究，推進數字治理制度體系建設，不斷提升對四元社會新形態的應對能力。

當前，人工智能逐漸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在醫療、教育、交通等眾多領域展現出巨大的應用前景。但是，人工智能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機會和挑戰遠未被充分認識和討論。在人機共生的四元社會，人和智能生命體共存的主體系統與物理空間和虛擬信息世界相互聯通的客體系統將高度融合，如何有效規避人工智能帶來的社會倫理和法律問題，已經成為數字治理發展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其中關鍵要解決兩個核心問題：一是智能機器的“主觀性”和“主體性”問題；二是智能機器在廣泛參與社會分工的同時如何保障人類不受侵害以及智能機器發生過錯時的處理問題。

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四元社會新形態和數字治理的戰略研究，對數字治理的概念、內涵給予清晰界定，對四元社會的互動發展以及社會治理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技術問題、倫理問題、法律規范問題等進行科學研判、前瞻性研究和戰略布局。建議時機成熟時，出臺國家層面的《數字社會發展戰略規劃》，對智能時代數字社會發展及數字治理做出長遠有序的戰略安排。根據四元社會的新形態、新空間、新對象、新屬性、新問題，不斷優化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逐步建立完善四元社會背景下更加開放、更加人文、更加包容的數字治理的法律、倫理和規范體系，使產業與技術發展最終服務于人類美好生活的愿景。

第二，加強技術治理，完善技術安全與風險防范機制，探索四元社會數字治理新模式。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成熟和廣泛應用，技術安全問題日益凸顯，對技術本身的治理將成為四元社會背景下數字治理的又一重要命題。一是智能技術應用帶來的國家安全問題。智能技術將使得大數據的收集、分析等更加容易，也使得情報數據的獲得甚至偽造更加容易，對國家信息安全、軍事安全等造成巨大威脅。二是智能技術帶來的個人隱私安全問題。數據采集設備和云技術的廣泛使用使智能系統掌握的個人信息更多，甚至比人自身更了解自己，一旦這些信息被非法使用，不僅會侵犯個人隱私，甚至對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威脅。三是智能技術研發的安全風險問題。智能技術研發過程中，如果不能對智能生命體的道德風險做出判斷和規避，智能生命體將可能脫離社會倫理道德的正常軌道。

因此，如何規范技術安全和隱私保護是需要與技術應用同步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要進一步明確數據的國家主權，堅持“發展與安全并重”的原則，加強風險防控技術和系統創新，建立健全數字基礎設施的安全保障制度體系，打造全天候全方位的網絡安全態勢感知能力、數據安全預警以及溯源能力，切實保護國家關鍵數據資源安全。特別是在服務器、軟件、芯片、操作系統等關鍵領域的技術研發和原始創新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這也是維護國家數據主權的重要基礎。要建立完善人工智能技術的國家安全標準，實行人工智能產品的安全認證制度，從技術上增強智能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時，研制技術治理重大糾紛解決機制和風險防控機制，創新四元社會數字治理的新模式。建議在基礎較好的城市開展國家級技術治理試點工作，建立一批智慧交通、智慧農業等行業數字治理示范區，形成可推廣的經驗。

第三，加強全球聯動，探索建立數字治理的國際協同機制，占據未來國家數字治理的制高點。

放眼全球，世界各國正紛紛發展數字經濟，搶占數字世界制高點。對我國而言，以數字治理為關鍵抓手，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是抓住了全球數字時代的最核心競爭力。通過數字治理，實現治理目標、治理路徑、治理成效的全方位創新實踐，必將極大地推動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領域的變革再造和重塑。因此，數字治理也需要更廣泛的國際協同。一是更好地推動數字技術、數字倫理規范的國際標準建設，推進智能技術共享，在個人信息受保護的前提下，促進數據的自由流通和共享。二是建立完善數字治理的國際協同機制和全球新秩序。

在四元社會，各國政府需要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高度，通過聯合國、G20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等，將數字治理納入國際合作議程，推進數字治理國際標準和協同機制建設，尤其應大力推動智能技術在破解人類面臨的公共難題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隨著技術積累和實踐探索的深化，我國在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治理方面已逐漸開始進入無人區，少有世界經驗可以借鑒，對此，我們亟須加強面向人類未來發展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積極探索，在理念創新、技術創新、模式創新等方面做全球數字治理的先行者、引領者。同時，我們還應建構強大的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系統和智慧分析網絡，領跑人類智能增強時代，推進中國標準、中國方案走出去,不斷提升我國在數字治理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全面提升國家競爭力、影響力和全球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