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文學英譯研究的多維文化再現

吳慶軍

(外交學院 英語系， 北京100037)

一、 京味文學的發展及其英譯研究管窺

京味文學是以北京的百姓故事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具有顯著的地方文學和城市文學特征。京味文學主要包括小說、話劇和詩歌等，隨著當代文學藝術的發展，京味文學還涉及電視劇、電影以及新媒體文學等。京味文學特征集中體現在“京城”和“京事”上，可以概括為“地、事、風、話、性”[1]10，即運用北京方言敘事，展現北京的市井生活和風土人情。京味文學萌芽于清末民初的京味小說，其代表人物有蔡友梅、尹箴明等，早期的京味小說如蔡友梅的《連環套》、徐劍膽的《新黃粱夢》以及尹箴明的《西太后外傳》等，主要敘述清末民初皇城根兒下的世俗百姓故事。隨著北京城白話報紙的傳播，早期京味小說的讀者群不斷擴大[2]253-256。但早期的京味小說由于主題較為陳舊、缺乏五四運動以來的社會批判精神，真正流傳下來的并不多見，對現當代文壇的影響力不大，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流派。但其顯著的北京方言特征為京味文學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語言基礎，并培養了早期的讀者群。

京味文學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20至40年代形成了以老舍為代表的第一代京味文學。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這一時期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閱讀白話小說，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京味文學的發展。第一代京味文學主要敘述20世紀上半葉北京城下層平民的生活，重點書寫胡同視角中的城市、風俗傳承中的京味文化，“在語言、形象和風格等方面都奠定了現代京味文學的初創形態”[1]21。老舍作為京味文學的先驅，其小說《駱駝祥子》《四世同堂》以及話劇《茶館》等具有現代民族意識和批判意識，人物事件更具平民性和普遍性，展現出小人物的生存現狀。第一代京味文學沿承了早期京味小說的京味語言，故事內容更貼近市井生活，思想內容上更具現代意識。這一時期，京味文學作為一個流派日臻成熟。

20世紀中葉至80年代中期，京味文學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壇重要的文學流派，此期間逐漸形成了以林斤瀾、汪曾祺、鄧友梅、韓少華等為代表的第二代京味文學。這一時期的京味文學主要講述發生在京城街道及胡同中的百姓故事，代表作有鄧友梅的《那五》和汪曾祺的《飯后的故事》等。第二代京味文學重點展現了當代京城小人物的“處世哲學”。

第三代京味文學主要展現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北京人的“精氣神兒”。這一時期的作品不僅僅停留在小說和話劇的樣態，而且出現了電視劇、電影以及網絡文學等不同表現形式。在內容上，還出現了大院文化、辦公室文化以及具有后現代文化特點的京味文學新樣態。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家有王朔、王小波和劉震云等，代表作有王朔的《頑主》和劉震云的《一地雞毛》等。90年代后還涌現出一批反映北京老百姓生活的京味影視劇，如《渴望》《編輯部的故事》等，這是京味文學的新發展。

京味文學英譯將以京味文化為核心的京地、京人、京事和京韻通過文學翻譯呈現給西方讀者，為西方了解京味文學打開了一扇窗戶。京味文學英譯同時成就了一批文學翻譯家，如施曉菁、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等。他們的譯本不僅為翻譯研究提供了素材，而且豐富了文學翻譯研究方法及翻譯策略?，F階段京味文學的英譯研究零散且單薄，其廣度和深度都有待拓展。一方面，京味文學體裁廣泛，涉及小說、話劇以及影視作品等，同時涉及多達幾十位的京味文學作家。目前翻譯成英文的京味文學作品已達幾百部之多，但當前的京味文學英譯研究主要集中于老舍及其單部作品，且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而關于第二、三代京味文學作家如鄧友梅、汪曾祺、王朔、王小波和劉震云等的作品的英譯研究還未見到。另一方面，目前的京味文學英譯研究總體上仍處于語言和翻譯策略的研究層面，深度的文化翻譯研究及綜合研究鮮見。截至目前，對京味文學整體流派的英譯研究還未見到，更未形成綜合的研究體系。

文學翻譯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了重要的文化轉向，文化學派代表人物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突破了傳統的語言學翻譯研究范式，指出文學翻譯并不是兩種語言的簡單轉換，而是兩種文化之間的多維度轉換，即“翻譯研究已經開始了‘文化轉向’”[3]3。文學翻譯中最重要的文化就是民族文化和受眾文化，這兩種文化間的轉換是當代翻譯研究的核心內容，而這都是目前英譯研究中常被忽略的方面。京味文學敘述了北京城近百年的歷史和文化變遷，蘊含豐富的京味文化、城市書寫和民族認同等要素，這些社會文化要素在英譯本中的再現方式和再現效果是英譯研究的焦點。目前京味文學英譯中的受眾文化、城市再現和民族認同是研究的薄弱之處，需要對其做深入的探討。

二、 京味文學英譯的受眾研究

受眾是翻譯作品的最終接受者，賦予京味文學在英語世界中的第二次生命。受眾是決定譯本是否成功的關鍵要素，“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力在沒有受眾積極參與的情況下是無法想象的，文學作品只有通過受眾作為媒介，才可以進入不斷變化的視野”[4]19。一方面，受眾的文學傳統與閱讀習慣不僅影響譯者的翻譯策略，也是評判譯本質量的關鍵指標。另一方面，文體與敘事契合研究是超越文字表層的話語分析，是文學翻譯受眾研究的深層探究，應成為京味文學英譯受眾研究的核心。

(一) 受眾的文學傳統研究

受眾的文學傳統是文學翻譯的重要文化契合要素，也是京味文學英譯研究的重要評價指標。英語文化中的文學傳統主要包括英語小說的創作傳統和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是讀者期待視野的核心要素。如果譯者忽視了這兩點，文學翻譯就會無的放矢，譯本僅僅表現為語言層面的對等，而文化層面的脫節致使英語讀者“見木不見林”，造成文化誤讀。在文學翻譯中，“目標文本的讀者作為翻譯的受眾，在翻譯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5]22。譯者應充分認識到受眾文化的文學傳統和閱讀習慣的重要性，盡力將“原作中的優點完全滲透到另一種語言中，使該語言所屬國家的讀者能夠像源語言讀者一樣切實、清晰地感受到原文的優點”[6]209?？梢娛鼙娢幕鹾鲜俏膶W翻譯研究首先要考慮的內容，因此京味文學英譯研究應關注英語小說的創作傳統和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提高當代譯者的受眾意識。在此以小說譯名為例進行分析。

京味文學的英譯名作為帶給英語讀者的第一印象，與受眾文化的契合尤為重要，譯名的成功與否直接決定英語讀者是否愿意繼續閱讀，因此作品名稱翻譯要遵循受眾的文學傳統和語言特征，采取歸化的翻譯策略，使譯名向受眾文化靠攏，避免造成文化誤讀。早期的英國小說受到歐洲大陸流浪漢小說的影響，作者希望展現給讀者一個“真實的”故事，因此小說多以主人公、故事或事件為標題，如18世紀的《魯濱孫漂流記》及19世紀的《匹克威克外傳》等，這也形成了英語小說以主人公或故事內容為標題的傳統。英國文學史上的絕大部分小說都符合這一特征，讀者樂于從題目中管窺故事情節和內容。此外，在英語文學傳統中，小說標題通常不會以祈使句的形式出現。即使是貝克特的后現代經典戲劇《等待戈多》，也僅僅使用動名詞短語“WaitingforGodot”作為書名。

作為英語受眾，讀者更容易接受與英語文學傳統一脈相承的譯名。京味文學的譯者倘若忽視受眾文學傳統的這一特點，譯名會顯得非常蹩腳，從而造成英語讀者的困惑。王朔的《千萬別把我當人》葛浩文譯為“PleaseDon’tCallMeHuman”，采取了異化的翻譯風格，更符合少數研究型受眾，也可能是為了凸顯原作的后現代風格，但此譯名卻會使普通英語讀者困惑不解。如果將其譯為“AmIHuman？”，則既具有后現代內涵，又符合英語受眾的文學傳統和閱讀習慣，此譯名風格類似于海明威的小說《喪鐘為誰而鳴》?！恶橊勏樽印凡煌挠⒆g名同樣印證了這一點，其中“RickshawBoy”或“Rickshaw”充分考慮并順應了受眾文化傳統，沒有拘泥于原作標題，符合英語小說的傳統和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受眾文化契合，提高了小說的吸引力。而英譯名“CamelXiangzi”雖然在形式上是小說主人公名字，但這種“洋涇浜”式的英譯名會讓英語讀者困惑不解。由此可見，譯者在小說名字的翻譯中，倘若忽視了受眾的文學傳統和閱讀習慣，將無法實現“入鄉隨俗”，從而影響受眾的閱讀感受。此外，京味文學英譯的受眾研究可拓展小說情節、詩歌意象等要素在文化傳統中的契合研究，也可拓展從中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樣態的差異等視角進行的翻譯研究。

(二) 文體和敘事的話語契合研究

文體和敘事的話語契合也是受眾研究的焦點。京味文學中的“京味”多體現在獨特的文體和敘事中，但當前京味文學英譯研究對詞匯和句法在譯入語的對等方面關注較多，對文體和敘事的話語契合關注較少。翻譯的“唯一法則乃是任何語言都必須以受眾為轉移，要使其自然”[7]25。廣義上的語言不僅包括詞匯和句法，還包括話語層面的文體和敘事。京味文學的譯本最終都要面向受眾，其文體和敘事層面的“京味”是否自然順暢地轉換為英文，是京味文學英譯的難點，也是京味文學英譯研究的核心內容。因此，京味文學英譯研究更需要重視文體和敘事中“京味”的再現效果，這既是翻譯自身的需要，也是譯者受眾意識的體現。

文體是原文和譯文中重要的話語方式。譯者應首先關注原文的文體，通過詞匯和句法的變化在譯文中實現文體的話語契合?！拔膶W翻譯最根本的意義在于文體翻譯，因為文體傳遞的不僅是信息，還有作者風格?！盵8]112英語的文體不同于漢語，具有受眾意識的譯者會充分考慮再現原文的文體特征。對受眾話語方式的考量有助于譯者在譯本中實現話語契合，而非文字表面的詞匯契合，從而本真再現“京味”，并被英語讀者自然接受。在《駱駝祥子》中，劉四爺怒懟虎妞時說的“不用揣著明白的，說胡涂的”[9]127，簡·詹姆斯(Jean James)譯為“There is no point in beating around the bush”[10]135。譯者準確理解了原文的話語方式，運用英語中的習語對應京味俗語，無論是內容還是文體風格，都做到了準確自然，譯文非常貼切。這說明譯者很好地把握了受眾文化與京味文化的文體互文性，使受眾文化的文體與京味習語自然契合，使原文文體得以順暢再現。

京味俗語中常會帶有對仗特征，比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9]130，這就要求英譯研究在關注詞匯和句法層面對等的同時，必須注重對仗在譯文中的體現，實現文體對等。這里通過對不同譯文即“a grown man should marry and a grown woman should be married”[10]137(譯文一)和“a full-grown man takes a wife and a full-grown woman wants a husband — that’s only natural”[11]232(譯文二)的比較，分析文體對等在京味文學英譯中本真再現的意義。顯然，譯文一中的平行句式不僅實現了內容的對等，而且借助英語中適當的文體對等藝術再現了京味語言中的“詼諧對仗、雅俗共賞”，通過話語契合實現了“京味”本真再現。譯文二雖然也運用了平行句式，但“that’s only natural”顯然是畫蛇添足，破壞了文體間的對等。

另一方面，譯本敘事連貫的準確再現也是受眾研究的重要關注點。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決定了中國傳統敘事同西方敘事存在一定區別，“沒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作品就很難求得一個共同的‘敘事法則’”[12]1。因此，中英文學作品中的敘事差異是譯者不可忽略的方面，在英譯中實現敘事效果的對等成為譯本成功的一個因素。這就決定了京味文學英譯研究需要關注源語言文化同受眾文化之間如何實現敘事連貫的對等。在敘事學視野下，一部文學作品通常由兩部分組成，即故事和話語。故事指小說內容，話語指的是敘事，敘事通常包括敘述者、聚焦、視角等要素。對京味文學的敘事特征，譯者需要運用英語中對應的敘事技巧進行對等處理，實現敘事效果對等。如汪曾祺在《晚飯后的故事》中采用了第三人稱故事外敘述：“郭慶春只有兩條路可走：當底包龍套，或是改行。郭慶春坐科學戲是在敵偽時期，到他該出科時已經是抗戰勝利?！盵13]20這段文字具有強烈的京味氣息，體現了京味文學重要的“接地氣”敘事特征，猶如一位京城平民坐在身邊娓娓道來，體現了順暢的敘事連貫。而譯文“What should he do next now? Play minor roles or change his profession? There were no other alternatives.”[14]248，盡管故事內容與原文基本相同，但在這短短的三句話中，敘述者從故事外走到了故事內，然后又跳出故事，這種敘事視角的不斷跳躍切斷了敘事連貫性，讀來更像是意識流小說。譯本同后面的“Guo Qingchun had begun his apprenticeship in 1940 and finished it five years later.”[14]248在敘事人稱和視角上更是無法實現連貫，顯得尤為突兀。這說明譯者在翻譯中僅僅關注了詞匯層面，卻忽略了原文在譯入語中的敘事連貫。在譯文中，小說原本的第三人稱故事外敘事轉換成破碎的故事外敘述和意識流敘事的雜糅，無法實現話語契合，難以實現原文中“娓娓道來般”的京味敘事?？梢?，文體和敘事契合也是受眾研究拓展范式的主要內容。

京味文學作為敘事作品，其所包含的兩部分即故事和話語在英譯本中應得到相同的本真再現，在一定程度上，話語即敘事策略及視角層面的對等更為重要，因為這是體現“京味”的重要方式。因此，京味文學翻譯中的話語契合是京味敘事本真再現的重要翻譯策略和手段，也是文學翻譯評判的標準之一，在翻譯實踐中愈發重要。

(三) 受眾文化與源文化的融合研究

文學翻譯是受眾文化與源文化的融合互動過程。英語文化的基石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伴隨著英美兩國稱雄世界，英語文化在20世紀依然保持強勁態勢，京味文學英譯在長達近80年的翻譯和傳播過程中見證了這一文化態勢。20世紀上半葉的京味文學翻譯中，大部分譯者特別是英語本土譯者都采取了歸化的翻譯策略，比如伊萬·金(Evan King)和簡·詹姆斯等的譯本強調詞匯、句法和文化層面對英語文化習慣的順應。而一些同中國文化有著親密接觸的譯者，比如施曉菁和葛浩文等的譯本中，異化的翻譯策略比較常見，他們會采用一些接近中國文化的表達方式。這充分展現了京味文學翻譯過程中受眾文化與源文化間的交鋒和互動。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愈加頻繁，受眾文化不僅影響文學翻譯，對京味文學的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一些京味文學作家曾與西方文化有過長期接觸，到西方國家求學或工作的中國作家不斷增多，在英語國家長期的生活和工作中，英語文化對中國作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一些京味文學作品中留下了明顯的英語文化的痕跡。老舍曾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加入基督教，并于1924年至1929年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漢語。由于同英語文化較長時間的“親密接觸”，老舍在此期間及回國后創作的作品中存在眾多“英語化”語句。如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寫道：“他幾乎要承認錢少爺的摔死一車日本兵，和孫子瑞全的逃走，都是合理的舉動了?！盵15]69這句話嚴格來講是病句，句中“的”與“和”顯然不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這句話如果按照漢語習慣應該是“錢少爺摔死了一車日本兵，瑞全也逃走了，他不得不承認這一切都是合理的”。老舍的這句話顯然受到了英語中名詞所有格的影響，即“Master Qian’s killing of Japanese soldiers”(錢少爺的摔死一車日本兵)和“Ruiquan’s escape”(瑞全的逃走)。同時也受到了英語連詞“and”的影響，漢語中的“和”常常連接詞語，如“我和你”“天和地”，很少連接句子，而英語中的“and”常常用來連接句子，實現句法層面的連貫。再比如，“俗氣凡庸，可是能用常識殺死浪漫，和把幾條被浪漫毒火燒著的生命救回”[16]75。這些在中文讀者眼中非常另類的表達方式，顯然是受到了英文“and”的影響。這種“英語化”語句在老舍其他眾多作品中也屢見不鮮。因此，受眾文化對京味文學創作的影響也是典型的文化互動過程，這一現象為受眾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當代譯者要逐漸適應源文化與受眾文化的融合發展，翻譯批評也需要在新的受眾語境下調整翻譯研究的思路和視角。一方面，需要譯者準確把握文化融合的“度”，在文學翻譯中找到源文化與受眾文化結合的黃金點，既能準確表達源文化，又能使英語讀者易于接受。比如，一些典型的京味詞語可以應用“以中為核，以西為形”的原則來翻譯，如“糖瓜”可以通過凸顯中國文化中的“瓜狀的糖果”作為英譯的核心，同時通過英語易接受的“合成形容詞+名詞”的形式，譯作“melon-shaped sweet”。這樣既在形式上契合了英語語言特征，也在表義上順暢地表達了文化專有項中的“京味”。

另一方面，英語語言的發展長期吸收其他語言和文化，如吸收了拉丁語、法語等，也吸收了少量的漢語外來語。在文學翻譯中，對英語中漢語外來語的接受程度的研究，有助于譯者選擇恰當的方式再現“京味”，進而契合英語受眾。英語近年來也吸收了許多中文詞，比如taiji(太極)、tofu (豆腐)和fengshui(風水)等，最新資料顯示“add oil(加油)”已被牛津英語詞典收錄[17]。同樣，越來越多的譯者采用貼近中文習慣的外來語方式翻譯“胡同”(hutong/hu-t’ung)和“餃子”(jiaozi)等“京味”語言，更貼切地再現了“京味”，并逐漸被受眾文化接受。比如林海音《城南舊事》第一章中的介紹“我隨著胡同里的孩子說‘惠安館 ’……大家都管瘋子的爸爸叫‘長班老王’”[18]4-7，譯者殷張蘭熙(Nancy C.Ing)和齊邦媛運用拼音式外來語加注釋的方式，將“胡同”譯作“hu-t’ung”，“老王”譯作“Lao Wang”?！癐 said ‘Hui-an Hostel’ like the other children in our hu-t’ung...Everyone called the girl’s father, Lao Wang.”[19]2-5。伴隨著源文化同受眾文化融合的發展，京味文學翻譯策略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完善，使英語讀者更好地理解京味文學。

在文化全球化語境下，源文化與受眾文化的融合成了時代特征，隨著英語受眾對中華文化的接受程度逐步加深，京味文學在受眾文化中的傳播和翻譯方式也在不斷變化，一些典型的中華文化專有項和京味文化專有項不再完全依賴歸化的翻譯策略，譯者可以采用已被受眾文化接納的漢語外來語，以及符合英文語法習慣的自造詞。受眾研究可以通過兩種文化的互動，分析不同譯文中受眾文化與源文化的融合效果與困境，發現既能有效傳播京味文化，又易于被受眾文化接受的翻譯策略，更好地為京味文學翻譯實踐服務，拓展英語受眾的研究范式。

三、 京味文學英譯的空間再現研究

空間書寫是文學作品中各種景觀和場所呈現方式的總稱。城市中的各種空間留下了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的烙印。比如北京的紫禁城無聲地敘述了王朝的變遷，銘刻著幾千年來的中國儒家文化思想。文本中的城市空間是社會文化記憶功能和文字符號功能的統一，是“對現實城市蘊含的社會文化的再現”[20]193。京味文學作家在創作中運用敘述視角的轉換以及空間書寫的連貫等技巧，將城市的歷史滄桑、市井生活和風土文化悄然融入空間書寫中，形成了文本中的“京味”。這些城市書寫策略是京味文學英譯本中“京味”本真再現的關鍵，譯者需要運用相應的策略本真再現原文空間書寫中的“京味”效果。因此，充分認識京味文學的空間書寫特征，既是“京味”本真再現的關鍵，也是英譯研究的重點拓展方向。

(一) 空間書寫中的敘述視角

京味文學中的敘述視角是譯本“京味”準確再現的焦點。中西方敘事在空間書寫上的區別是對譯者空間再現能力的一種考驗，譯者可以通過一些敘事策略實現空間書寫效果的對等。京味文學經常以小市民的視角敘述故事，構建城市空間中的各種場所和景觀，呈現獨特的京味城市。比如老舍《駱駝祥子》中阜成門附近的街道、《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胡同以及鄧友梅《那五》中的天橋市場這些明顯具有京味特征的城市空間，常常以某位小市民的視角呈現給讀者，特別是在一些廟會、集市和市井生活的場景中，敘述者時常放棄故事外的全知視角，轉而以小市民親歷的視角對城市空間進行淋漓盡致的展現，從而生動地呈現京城百姓生活，使“北京甚至可能比之鄉土更像鄉土”[21]43。這里的鄉土就是地地道道的“京味”：

這清音茶社在天橋三角市場的西南方，距離天橋中心有一箭之路。穿過那些撂地的賣藝場，矮板凳大布棚的飲食攤，繞過寶三帶耍中幡的摔跤場，這里顯得稍冷清了一點。兩旁也擠滿了攤子。有修腳的、點痦子的、拿猴子的、代寫書信、細批八字、圓夢看相、拔牙補牙、戲裝照相的。膏藥鋪門口擺著鍋，一個學徒耍著兩根棒槌似的東西在攪鍋里的膏藥，喊著：“專治五淋白濁，五癆七傷?！盵22]204

《那五》中的這段空間書寫以故事外的全知視角展開，敘述者帶著讀者“穿過……繞過……”，使讀者感受到了身臨其境的廟會場景。作者巧妙借助一個虛擬小市民的穿梭引領，生動展現了眾多的人物和繁華的市井，使得空間敘事聲景交融，人城一體，一個具有濃厚京味的天橋市場躍然紙上。接著，景觀中的“一個學徒耍著兩根棒槌似的東西”將空間書寫的敘述視角由故事外全知視角轉移到了小市民身上，全知的敘述者應該知道“兩個棒槌似的東西”是什么物件，但敘述者暫時以一位“非全知”小市民的視角“佯作”不知，帶著讀者穿過了市場。這一視角顯然拉近了讀者與作品的空間距離，再加上作品中像“秫秸墻”這類方言詞語的襯托，生動再現了具有鄉土味的京味京韻，嫻熟地展現出空間的京味特征。然而在英譯本中，原作中小市民穿梭于市場的“京味”敘述效果卻未能再現：

Qingyin Teahouse was off the beaten track in the southwest of Triangle Market, a bowshot from the centre of Tianqiao. To reach it he had to pass the amusement stalls and refreshment booths with low stools and canvas awnings. Then he skirted round a wrestling ground both sides of which were packed with more stalls run by chiropodists, professional letter-writers, fortune-tellers, dentists and oculists. There you could also find cures for ache, watch performing monkeys, or have your photograph taken in opera costume. In front of one shop was a cauldron in which an apprentice was pounding up a plaster, calling out, “A guaranteed cure-all!”[23]177-178

這段譯文摒棄了原文故事中的小市民視角，從頭至尾一直是故事外視角，這一視角變換使原作帶給讀者的身臨其境的體驗不復存在。與此同時，譯文中“he”和“you”人稱的突兀變化明顯破壞了原文空間書寫的連貫性，展現給讀者的只是景觀的白描敘述，空間書寫中的“京味”鄉土氣息蕩然無存?？梢?，空間書寫中的“京味”并非僅僅通過詞匯呈現，敘事視角在其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要做到本真再現原文空間書寫，不僅需要關注所指的對等，即各種場所本身，更要關注空間書寫層面能指的對等，這是空間書寫方式的對等，也是“京味”再現的重要手段。簡言之，京味文學的城市書寫中，不僅景觀自身具有“京味”，其空間書寫的敘事技巧也具有“京味”，這就需要在英譯中正確理解和把握這兩個“京味”要素。英譯本城市再現研究不僅可以促進譯者重視空間再現對傳遞“京味”的重要作用，同時可以推動空間書寫成為當代文學翻譯研究的重要客體。

(二) 空間書寫的連貫再現

由于中英文在空間書寫中的差異，空間書寫中的連貫特征是京味文學英譯本中城市空間準確再現的核心要素。在中文語境中，京味文學常常將人物置于空間書寫的主導地位，以人物為空間的主體，在人物與空間景觀之間形成某種特殊的空間關系，在空間中滲透“京味”。中文語境中的空間書寫連貫注重 “意合”，即無論空間書寫中的人物在景觀中的位置發生怎樣的變化，其“形散而神不散”的空間連貫不變。如王朔在《玩的就是心跳》中通過主人公的雙眼展現京城夜景，描寫自然流暢，景物以人物為中心進行鏡頭推移，人物始終貫穿其中。城市空間中的“我”、店鋪和人流依次展開，由遠及近，多主語、短句相連，形式上達到空間連貫：

我再次來到大街上，天已經完全黑了，一些商店的霓虹燈遠遠近近地閃爍，更多的商店關了門。下班的人潮已過，街上很冷清。我步行到東單路口，這兒熱鬧些，長安街上燈火通明，數條車龍相對川流。[24]5

在這段城市書寫中，簡單的句法和兒化韻詞語“這兒”實際上體現了小市民的身份特征，是空間書寫的小市民京味身份印記。盡管“我”是這個空間中的一個客體，但同時也是這段城市書寫的敘述者，控制著這段場景的開始和結束，居于這段城市書寫的主體地位。英文空間書寫講究“形合”，強調通過句法連貫實現整體空間連貫。英譯本將人物作為空間書寫中的客體，將主體讓位于空間自身，所以在英譯本中，原文空間中人物的主體地位會被削弱或轉換，人物“I(我)”成為空間中的一個客體，通過空間中主客體關系的轉換，實現空間書寫效果的連貫。英譯文如果完全遵循漢語的語法習慣，主客體關系與原文相同，以“I”為中心，就會破壞空間書寫的連貫性。葛浩文的譯文就處理得非常得體，空間書寫拿捏得準確到位：

It was dark when I walked back outside. Up and down the street neon signs were winking, although by then most shops were closed for the day. The evening commune was over, [and] the streets were cold and uninviting. I headed toward Dongdan, where it was livelier; Chang’an Street was bright with trams shuttling back and forth.[25]6

在譯文的段首，葛浩文運用“It was dark when I walked back outside”，與下一句的“Up and down the street...”實現了連貫順暢，空間整體效果達到對等。在英語譯文中，雖然“I(我)”依然是敘述者，但其主體地位被“it”所取代。譯文以非人稱代詞“it”作為敘事主體展開空間書寫，將中文以“我”為空間書寫的主體轉換為英文以景觀為中心的敘事，構成了空間再現的句法連貫，空間書寫一氣呵成、自然流暢。譯文中空間主客體關系的反轉順應了英語句法習慣。這種主客體關系的變化分別順應了各自的“意合”與“形合”，同時，譯文簡單的詞匯和句法結構也順應了原文小市民的敘事特征，充分實現了空間書寫上的連貫。

京味文學英譯中空間書寫的再現實際上是空間自我指涉在兩種文化和語言中的效果對等。列斐伏爾曾指出，“[空間]可以從語言學的概念，如能指、所指、指涉關系和意義層面解讀”[26]114。京味文學的空間書寫是所指和能指相得益彰的指涉系統，所指是北京城的空間、人物和事件，能指則是描寫這些城市空間的話語方式，即上述的敘述視角、空間書寫連貫等。敘事的空間連貫并非簡單的所指連貫，也需要能指的功能連貫，才能實現譯文中“京味”城市空間再現的整體對等?？傊?，二者相輔相成是京味文學英譯中城市書寫“京味”再現的關鍵，這一研究為文學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

四、 京味文學英譯的民族認同研究

民族認同指的是具有相同歷史、文化和族群特征的集體身份認同，是“對具有獨特民族特性的價值觀念、象征體系、記憶圖譜、神話原型和傳統模式的不斷復制和重新詮釋，是個體成員對民族文化要素的認同”[27]20。京味文學記錄了中國社會百年來的風雨歷程，見證了北京城的世紀滄桑，擁有豐富的中華民族認同印記。文學敘事與民族認同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民族像敘事一樣，將其本源散落在時代的神話之中”[28]1。京味文學在敘事中將民族文化、民族記憶和民族創傷等認同要素融入一個世紀的作品中，這既是京味文學創作自身的需要，也是民族認同存在于文學敘事中的方式。如《四世同堂》中老舍筆下一家四代在日寇統治下的北京城生活，恰恰反映了列強侵略下的中華民族創傷，皇城榮辱變遷中的京城百姓故事正是民族認同的呈現?！拔逅囊詠肀环Q之為‘現代文學’的東西其實是一種民族國家文學……主要是由于現代文學的發展與中國進入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剛好同步，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關系?！盵29]295

京味文學翻譯中的民族認同研究旨在探究譯者是否本真再現了作品中的中華民族認同，做到了民族文化的本真傳播，注重分析譯者是否“借助翻譯加強自身的霸權，在被殖民者身上、族群或種族原型中烙印上殖民者的想象”[30]166。京味文學英譯研究以本真再現民族認同為己任，促進世界文化多元化發展，避免西方殖民話語的影響，致力于民族文化在英語世界的本真再現。

(一) 民族認同的建構和去殖民化

京味文學中的民族認同內涵非常廣泛，京味文學中尋常百姓以及胡同院落具有鮮明的民族時代特征。這些頗具“京味”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歷史在英譯本中的再現效果已經成為譯本是否成功的關鍵影響因素。英譯的民族認同研究旨在對譯者在選詞、造句和文體等層面的京味再現做深入分析，探究譯本是否存在文化誤譯以及隱含殖民話語?！恶橊勏樽印穼Υ箅s院中老人及小孩的描述中寫道：“春已有了消息，樹枝上的鱗苞已顯得紅肥……春到了人間，在這大雜院里只增多了困難。長老了的虱子——特別的厲害——有時爬到老人或小孩的棉花疙疸外，領略一點春光！”[9]152仔細品味這段描寫，老舍將京味民族文化展現得淋漓盡致：在一個春暖花開的季節，院子里的男女老幼紛紛走出家門，艱苦環境中老人悠閑的生活節奏恰恰體現了一種獨特的“京味”。英譯文需要準確理解和把握原文中的這一民族文化特征，下面兩段譯文對原文中“虱子”的處理就有所不同，再現效果也明顯有別：

譯文一：...old lice, the worst kind of all, some times hopped out the cotton wadding in the ole people’s and children’s clothes or gained the experience of a little sunshine.[10]162

譯文二：...Lice that had survived the winter — most vicious, these — sometimes crawled out of the padded clothes of the children and old people to enjoy the spring sunshine too.[11]256

身上有虱子在中國舊社會的窮人中并非什么駭人聽聞之事，因此在翻譯中需要注意用詞的“度”。譯文一將“特別厲害的虱子”譯為“worst of all”，既表現了虱子難以對付，同時又有一種京味幽默在其中，此處的描寫將人們的生活困苦、老人的悠閑、虱子的“強壯”和作品的詼諧幽默融為一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相比較而言，譯文二的選詞“vicious”顯然不妥，因為“vicious”含有惡毒、邪惡之義，這一譯文展現在英語讀者面前的是一群荒蠻甚至令人作嘔的京城老人形象，原作中所表現出的老人們的悠閑自得蕩然無存，不知不覺中迎合了東方主義視野下的民族形象，未能本真地再現作品中的民族認同。與此同時，原文中的京味幽默在譯文二中也沒有再現，造成西方讀者在一定程度上對中華民族形象的誤讀。另一方面，“vicious”的拉丁詞根也無法再現原文“接地氣”的京味文體，一詞之差會造成人物形象及其背后民族認同的強烈反差。相對于上述譯文，筆者認為原文可以譯作“lice having survived the last winter were the sharpest...”sharp既有“強壯、難對付”之意，同時也有“狡猾”之意，得以全面展現原文表現的生活困苦與老舍文筆的詼諧幽默，使京城舊社會的民族文化準確再現于西方讀者面前。京味文學英譯研究要針對譯本中隱含的殖民話語進行深入分析，發現民族認同的誤讀與誤譯，探究本真再現民族認同的翻譯策略，拓展文學翻譯研究視角。

(二) 民族創傷的本真再現

京味文學敘述了北京城百年的歷史變遷，中國所經歷的列強入侵、民族危亡和經濟凋敝都被文學家悄無聲息地書寫在了京味文學中，展現了重要的民族認同要素，即民族創傷。民族創傷并非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民族情緒在文學作品中的一種宣泄。京味文學塑造了一批鮮活的小人物，他們的言談舉止表達宣泄了不同的民族情緒，是民族認同研究的重要內容。多數京味文學作家并沒有強烈的英雄情結，而是將故事聚焦于命運多舛的小人物身上，這些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小人物身上表現出明顯的民族創傷。老舍筆下的劉麻子、唐鐵嘴、馬五爺、“密探”等一系列反面人物，祥子、小福子、康六等一批謀生者，往往命運多舛，或者人性墮落，或者悲慎而亡，這一人物集合正是病態社會的反映，是當時社會中民族創傷的文學再現?！恫桊^》中的劉麻子就是畸形社會病態小市民的集中體現，作品通過劉麻子對常四爺和康六不同的說話語氣，將一個陰險奸詐、趨炎附勢、崇洋媚外的病態小市民形象細致入微地刻畫出來。但在一些譯本中，劉麻子這種病態形象未能準確再現，因而其背后的民族創傷也未能深刻展現：

您二位真早班兒！(掏出鼻煙壺，倒煙)您試試這個！剛裝來的，地道英國造，又細又純！……告訴你，過了這個村可沒有這個店，耽誤了事別怨我！快去快來！[31]18-22

前面一句是劉麻子對常四爺和茶館掌柜王利發的應酬，后面一句是其對貧苦農民康六的呵斥。英若誠先生的譯文是：“You gentlemen are early today. (Takes out a snuff-box and measures out a little.) You must try this! I just got it, genuine thing from England! So fine and pure...I’m telling you, you won’t find out another chance like this. If you lose it, don’t blame me! You’d better get a move on.”[31]19-22。譯文顯然沒有表現出勢利霸道的人物特點，劉麻子在對常四爺和茶館掌柜的應酬中說“您嘗嘗這個”，充滿了奉承巴結的味道，但譯文“You must try this”卻帶有明顯的命令口氣；而原文中劉麻子對康六不耐煩的呵斥，譯者卻譯成了帶有商量和建議口氣的“you won’t...”和“you’d better...”。在這段譯文中，劉麻子趨炎附勢、專橫霸道的形象蕩然無存，一個崇洋媚外的小地痞身上呈現的病態的民族創傷在譯文中沒有充分體現。

京味文學中的民族創傷并不關注氣勢磅礴的革命運動，而是將這一要素潛移默化地滲透在了小市民的市井生活中，京味文學英譯研究需關注小人物的身體、精神和心理創傷描寫在英譯本中的本真再現。由此可見，京味文學英譯中民族創傷的再現研究是民族認同研究的有益探索，為文學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三) 京味文學翻譯研究與文化自覺

長期以來，西方譯者潛移默化的東方主義思維“最熱衷的策略非‘歸化’莫屬，因為歸化致力于鼓勵殖民大國將外國的文本譯成本國話語，進而消除文化差異”[32]109，這導致一些譯者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致使京味文學英譯本中存在大量的殖民話語，客觀上造成西方讀者對京味文學存在一些誤讀現象。京味文學英譯中的文化自覺是文學翻譯、翻譯研究和民族認同在文化全球化語境下的深度融合，同時也是一種翻譯研究范式的拓展。文學翻譯中的文化自覺研究注重探究民族文化本真再現的策略和思想，促進譯者和翻譯批評者的民族認同意識，在文學翻譯中本真再現京味文化，進而在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傳播中華民族文化，建構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民族自信。

文化自覺在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文學翻譯不僅僅是一種語言行為，同時也是一種“文化認同的形成過程”[30]67。翻譯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翻譯研究是文化研究的延伸，也是全球化時代跨學科的融合。京味文學翻譯研究應突破語言研究范式的束縛，在研究中自覺融入文化研究的視角，借鑒文化研究理論，提升文學翻譯研究厚度，拓寬翻譯研究視野。京味文學經常出現的歇后語彰顯了京味文化詼諧幽默的特點，歇后語是我國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同時也是重要的中華文化認同要素。在《千萬別把我當人》中，當談及抗擊外國殖民者時，王朔接連用了三句歇后語，其中一句為“傻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33]92。葛浩文的譯文“You have to be an idiot to sleep on a cold brick bed, since it’s built to have a fire underneath”[34]121曲解了原文本意。原文中的“傻小子”在這里是“老實憨厚、身體強壯、有蠻力氣”之意，而葛浩文卻翻譯成了“idiot(白癡)”。原文不懼強敵、大無畏的故事語境在譯文中消失殆盡，原文中人物形象及其背后蘊含的文化認同也被誤讀，可見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向來不是孤立的。當代文學翻譯研究不斷吸收借鑒文化研究中的民族認同和文化傳播等理論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多維文化研究視域下的文學翻譯研究，建構了文學翻譯研究范式。

另一方面，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自覺旨在提高譯者的民族文化自覺意識，進而強化本真再現民族文化的責任感，實現文化認同的本真傳播。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京味文學作為具有濃厚民族特色的文學作品，需要走向世界并豐富世界文學之林，其作品的廣泛英譯既是這一流派發展的需求，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載體和媒介。京味文學譯者和翻譯研究學者都應將本真再現民族文化認同看作自己的責任擔當。老舍的短篇小說《抱孫》創作于新中國成立前，描寫了北京老百姓的市井生活。書中字里行間都京味十足，民族文化認同的再現是其英譯成功的關鍵?！艾F在，王少奶奶又有了喜，肚子大得驚人，看著頗像軋馬路的石碾?！盵35]341譯文為：“Now young Mrs.Wang was again blessed.The size of her belly was astonishing,like stone rollers that road gangs use.”[36]47-48。譯者王際真早年畢業于留美預備學堂(清華大學前身)，留學美國，隨后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文。他是最早將京味文學作品譯介到美國的譯者之一，他的跨文化身份使他能夠順暢地本真再現中國文化。在這段譯文中，譯者既沒有簡單地將“有喜”翻譯為“happy”，也沒有譯為“be pregnant(懷孕)”，而是采用了“be blessed”?！癰e blessed”在英文中指被上帝所青睞，譯文將添丁視為“天賜之喜”，這既符合英語受眾的語法和文化，又準確地表達了中華文化中“有喜”的文化內涵，凸顯了中華文化對人丁興旺的期盼，實現了譯文與原文在句法和文化認同上的相得益彰。

文化自覺和民族認同是當今學界常探討的核心關鍵詞，二者與文學翻譯的融合研究是京味文學英譯研究的有益拓展。京味文學中的“京味”是一種濃厚的民族認同，京味文學翻譯中的民族認同研究更多關注譯本中的西方話語霸權以及去殖民化意識，為再現“京味”探究適宜的翻譯策略和思想。其中人物形象的去殖民化研究、民族創傷的再現研究以及譯者的文化自覺研究，都有助于譯者放下歐洲中心主義的文化優越感，“抑制翻譯中種族主義的暴力”[37]20，在京味文學翻譯中更好地本真再現中華民族認同。

綜上所述，京味文學英譯研究將文學翻譯置于一個更為宏觀的語境中進行考量，將多維度的文化研究納入視野，是“將語言學的經驗研究和文化學的人文闡釋及翻譯文本的個案分析結合起來的有效嘗試, 其最終目的是達到對翻譯學這一新興的尚不成熟的邊緣學科的理論建構”[38]6，提升翻譯研究的厚度。在文化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京味文學翻譯研究日益走向跨學科、多維度和深層次研究。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譯者在多維翻譯思想、翻譯理論和文化背景下，源源不斷地創造出風格迥異的京味文學英譯本，豐富了文學翻譯的寶庫。京味文學翻譯研究在語言和翻譯技巧研究的基礎上，需要與時俱進，深入探索文化、敘事、城市和民族認同等多維度研究方法，融合當代文化研究理論，為文學翻譯研究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在中國文化“走出去”中本真傳播中華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