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涵義及其三個向度

摘要：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標志是國家與人民的相互關系即人民性。我國國家體制的“人國合一”特征，標示著我國擁有最為先進的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架構。然而，在當前，這一先進的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架構的優勢并未得到完全體現，仍有許多有待于改進的方面，進而，文章認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當沿著國家治理的人民性和社會性向度、國家治理體系及其行為合規、協調、高效的自我向度、國家治理的現代技術向度三個方向推進。

關鍵詞：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三大向度

中圖分類號：D62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7-9092（2020）06-0015-008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并設定為國家建設的重要目標以來，學術界理論界展開了廣泛而有益的討論。然而，據筆者所了解，仍有一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我們作更為深入的討論。比如，何謂國家治理現代化或者說國家治理達到怎么樣的狀態可稱之為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范式（模式）是唯一的還是多樣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國民性及社會結構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系？國家治理現代化對新工具技術的采用是開放的還是有邊界限制的？為推動對上述問題的討論，筆者將已有的一些思考記錄于下，以拋磚引玉并向學界同仁請益。

一、 國家治理現代化概念命題的一般討論現代化，作為一種社會學概念和分析工具，它最基本的涵義是指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緊張關系，現代化標示著對傳統社會的超越和進步。它的具像化形態包含有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變革進步，商業理性和商業模式的變革進步，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個體獨立、自由及相互之間平等性的增長，科學理性和文化教育的普及、提高，國家理性的不斷增長和現代民族國家的生成及擴張等。相應地，這些變遷可用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經濟現代化、文化（科學）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等概念加以表述。將現代化概念和國家治理概念相結合，組成一個新的概念和命題，是一種理論、學術創新，它拓展了理論學術視野和研究的深度，同時也是一種實踐創新，揭示了我國政治建設在當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的重點和突破方向。

由于現代化源起于歐洲（主要是西歐），現代與傳統的緊張關系，它具體地針對著的是歐洲中世紀的歷史狀態，而所指的發展方向往往也同樣指向歐洲（英法及后來的美國）所達到的狀態。因此，將現代化與西化、歐（美）化相等同，就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觀念，其中日本表現得最為極端，“脫亞入歐”成為長期國策和基本國策，成就也相當巨大。但是，由于現代化又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地域（國家、民族、地區）不斷擴展的過程，是一個現代化程度量上不斷累積和變革的過程，后發現代化國家和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將遭遇遠比先發現代化國家更大的挑戰和復雜性（這種挑戰、復雜性及其克服的可能性，也是“西化”論主張遭到愈來愈多的反對、抵制、批判和超越的重大原因），將現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將給后發現代化帶來巨大的困惑，其一，現代化對于西歐國家來說，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而對廣大的后發國家和地區來說則更多地是被挾迫的過程，或者半是被迫半是自覺主動的過程;其二，盡管后發現代化國家和地區在短暫的時間內會享有一定的后發優勢，但當這些優勢發揮完畢之后，將更有可能遭遇的是后發劣勢，比如技術壁壘、規則壁壘;其三，如果說后發現代化國家在技術領域可以相對容易地通過引進、學習及創新等途徑達到現代化的目的，那么在文化、習俗等價值領域及技術與文化價值相關聯的那些領域，則很難與既有的西方現代化方式、路徑相聯接，其出路只能求助于創新現代化的新方式（模式）;其四，現有現代化格局是一個分層的等級序列，在民族國家全球競爭的當下，占據先行和高層級位次的發達國家不僅享有種種現代化特權，且能利用這些特權及自身的軟硬力量阻擊后發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故而，后發現代化國家在發展到一定水平程度之后，必須在技術上引進、模仿、學習的路徑之外，立足于自身的社會歷史條件另辟蹊徑，以追趕乃至超越先發現代化國家。

進而，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概念和命題及其實踐探索，可以將之理解為是我國自行全面追趕乃至超越西方先發國家現代化水平一個重大舉措。這一命題得以成立、實現的必要性、可行性依據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1.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中國現代化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在這一快速進程中，盡管仍有上層建筑不適應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發展，國家政治體制、國家治理不適應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的諸多環節存在，但改革開放以來各方面的全面發展證明，我們的國家政治體制，國家治理體系在總體上是有效的，優越的，而反觀西方發達國家在應對現代化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新問題時，則愈來愈顯得笨拙，故而無需西方先發現代化國家的國家政治體制、國家治理范式加以替代;2.先發現代化國家的現代國家體制、國家治理理性的生成是西歐歷史發展的“自然進程”，有它非常確定的歷史前提、人學前提、社會結構（變遷）前提，有它非常確定的國家屬性、功能定位、邊界范圍，離開這些確定性談遷植西方發達國家的國家體制、國家治理方式的可能性不僅少之又少，日本是移植西方國家體制、治理方式比較成功的一個國家，但日本之所以能行，其中一個最為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在前現代化時期仍屬于“封建社會”，馬克思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時，就曾將日本劃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范疇，而將它歸納到歐洲封建制生產方式的范疇之內。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4頁。且往往禍害很大，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發生戰爭和亂象，往往是強行植入西方國家體制、國家政治運行方式的結果;3.中國必須走出一條與西方國家政治現代化相異的國家政治現代化之路，創造出一種與西方國家治理現代化范式相異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范式，從而實現中國國家政治的現代化;4.中國恰恰具備這種可能性、現實性：其一，與西方先發現代化國家在封建制的土壤上新起現代（民族）國家組織形式不同，中國有著悠久的國家組織形式、國家實踐理性;其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有效地將中國傳統國家實踐理性與現代國家理性（人民性、人民主權等）結合在一起，創立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國家框架模式，改革開放又對這一國家體制的功能職責作了重大調整，使之兼容于市場經濟體系和個人自由、社會組織的發展，從而煥發出更為巨大的優越性、靈活性;其三，中國國家體制中仍有相當大一部分制度優勢未能完全轉化為治理效能，仍有相當一部分體制機制安排沒有跟上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步伐，與之并不完全相適應，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加以完善，而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國家政治建設、國家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則是一個十分現實和合理的選擇。

進而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概念、命題所含的核心涵義，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和向度，或者說應從這幾個方面去探尋。其一，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國家組織與國民性、社會發展的契合，其要義有國家理性的構建不僅要與國民性、國民的深層社會心理結構相適應，而且要形塑國民性，使國民性更具現代性;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要適應、反映、體現和引導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其二，國家組織及其運行體系（制度、機制）的自恰性、廉價性，其基本要義是高效，成本收益性價比高。其三，國家治理技術手段的科學性、合規性、道德性。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國民性和社會向度

眾所周知，西方現代民族國家體制及其國家理性的生成、發育，從其政治理念的淵源來看，是與古希臘（民主）羅馬（代議制）政體的隔空對接，而非連續的歷史過程;從其現實性上來看，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工業生產方式（家庭手工業、機器大工業）的興起、國民性的變遷國民性亦即深層國民心理結構，其核心內容是對人自身及與外部環境的相互關系的看法、觀念。本文所指的國民性變遷主要是指歐洲尤其是西歐民眾從“上帝的子民”到自詡自證的“上帝子民”再到自然個體及其個人主義定位的心理變遷過程。參見胡承槐：《中西國民性及國家體制差異的比較分析》，《浙江學刊》，2020年第6期。、人身依附關系的解體和獨立個人的逐步生成，對封建君主制、絕對君主制的解構、超越而逐漸生成的。與此相比較，從形式上看，中國的國家體制卻是現成的，大一統國家體制及國家理性有著二千多年的歷史傳承，統一的疆域、統一的政權、統一的法律、統一的軍隊、統一的市場、統一的稅收財政，統一的人口和戶籍等現代國家要素，古已有之，所以，從形式上講，中國的國家體制及國家理性是非?，F代的。更為關鍵而重要的還在于從內容上講，我國的國家體制的總體架構屬性和國家理性同樣有著非?，F代和先進的一面，其現代性 、現代化程度遠超西方現代國家體制。國家體制、國家理性的首要屬性是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關系屬性。眾所周知，西方國家體制建立在“契約論”的基礎上，其前提是天然獨立、自由的自然人和他們的絕對權利，國家存在于人及人的權利之外，國家只是一個功能非常有限的工具性存在物，其主要功能主要是防止國家內部發生“每一個人與所有人之間的戰爭”及對外安全（主要是對外掠奪或阻止被人掠奪）。與此不同，中國的國家體制是一個“人國合一”體制，國家是全體國民的集合體，人在國中，國在人中，它建立在社會化（國家化）的人的基礎上，這是一種全新性的國家體制和國家理性。之所以說“人國合一”國家體制遠較“契約論”國家體制具有更高的現代性，一是因為“人國合一”國家體制的人學前提更為現代，它以直接社會化的人（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為基礎，二是因為其國家理性更具普遍人性、更具人民性，社會化（國家化）的人民塑造并規定和要求國家職能具有人民性、全民性，把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關于我國“人國合一”國家體制優越性、現代性的具體討論。參見胡承槐：《論“人國合一”是我國國家體制的根本特性及國家自信之源》，《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10期。這里僅著重指出二個最核心的優點。比如，全民與國家緊密配合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比如全面脫貧的國家行動計劃等等就是我國國家體制這二大現代性的具體體現。

進而，當我們現在討論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概念和命題時，講的對傳統的緊張關系、講的對傳統的超越，并不僅僅是指西方現代國家生成時對它者（封建君主制、絕對君主制）的緊張關系和超越，更不是指要把我國國家體制改造成西方國家那樣的國家體制，而講的是我國國家體制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因此，從沒有可模仿的對象的意義上來說，中國當前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是相較于經濟現代化等現代化過程更為綜合、更為復雜和艱難的偉大事業。

人們以怎樣的方式存在，進而以怎樣的方式生成怎樣的國家，生成怎樣的人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是現代國家的基本問題、核心問題。同樣也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問題、核心問題。如果說新中國的成立以及一系列社會改革、思想改造和社會主義“一化三改造”運動解決了人的存在方式問題，使人成為直接社會化（國家行政性的社會化）的人，以階級聯合的方式生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構建了“人國合一”的國家體制，以國家計劃的方式統制了人們的行動及與國家的關系胡承槐：《論“人國合一”是我國國家體制的根本特性及國家自信之源》，《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10期。，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引入、發育、成熟，則使得人們在人的行政性社會化屬性之上又增添了市場性社會化屬性，從而豐富了人的社會化內容，催生了新的社會階層、階級，催生了國家與國民相互聯系的市場方式，并極大地壓縮了國家與人們相互聯系的計劃統制空間;胡承槐：《“楓橋經驗”55年歷史演變所蘊含的歷史邏輯》，《治理研究》，2018年第5期。那么，在發生了這么多的變化之后的今天，提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歷史性任務，其核心要義可理解為將“人國合一”體制與改革開放和培育發展市場經濟體系而發生的一系列新變化實現有效對接，消除二者之間齟齬之處，并使“人國合一”國家體制和市場體系發揮出最佳效能。具體來說，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當在以下幾個方面發力：

1.構建“國家本體”與“個人本體”有機統一的“雙本體”價值觀?！半p本體”價值觀是將國家和個人（權利）都理解為個人幸福、社會發展、國家民族強大之源的價值觀，把國家認同、尊重和服從國家與尊重個人及其權利有機統一起來的價值觀?！皣冶倔w”觀，在深受西方契約論學說影響的人士看來或許是一種奇談怪論，但在深受中國傳統歷史和政治文化影響的普羅大眾那里卻是一種政治習見：盡管國家由國民集合而成，但國民也在特定的國家體制下生成，猶如孩子（個人）總是在特定的家庭中生長;對于生活在國家之中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方式的人們來說，國家是每一個個人所面對的天然存在物，其真實性并不亞于每個個體的肉體存在。故而，個人的幸福、國家的生成和強大，固然離不開個人，同樣也離不開家庭、社會和國家。進而，西方主流的政治價值觀，只承認個人權利的本體地位，視國家為思維抽象物，而不承認或忽視（在國民集合的層面上的）國家也是現實的存在物，視感性直觀層面上的國家（政府、法庭等）為“必要的惡”，其局限性不遑多論，即便我國的“人國合一”國家體制在改革開放前由于片面強調“國家本體”而忽略“個人本體”，也同樣導致一系列失誤和挫敗，改革開放和市場體制的引進，“個人本體”雖已得到確立，但是，仍在理論上實踐上有一系列的問題需待解決，比如，在理論上，把“國家本體”與“個人本體”對立起來、非此即彼、無法并存的看法仍很普遍，在實踐上則將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對立起來，甚至理解為“零和”關系，遂需通過深化改革而實現進一步的系統的全面的現代化。

當然，把“國家本體”和“個人本體”、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有機地統一起來，并非易事，它需要高超的思維理性和實踐理性;但也絕非難以實現，只要我們能在多維時空立體思維的階位上而不是平面思維階位上來思考和處置現實問題，則不難實現二者的具體統一。這需我們將人和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理解為集合關系、（人國合一）理解為一個統一的立體結構，而不是平面的外在關系，此時，國家的本源性、至上性和個人（權利）的本源性、至上性便被理解為一體兩面的關系，并同時在現實中成為人們幸福生活的來源。胡承槐：《馬克思總體方法論“八維社會時空結構”學說的基本涵義》，《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10期。比如，發達地區對貧困地區的對口扶貧，在靜止的平面性關系上來理解，就極易將扶貧行動解讀為“抽肥補瘦”的“零和”關系，但從動態的多邊的全局的角度來思考時，那么，對口扶貧就不僅是單一的道德實踐，它同時也為發達地區營造更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潛能，進而，是一個有利于貧困地區、發達地區和國家整體利益三者共同增長、發展的有效行動。再比如，華為公司在商業上做到了極致，不屈服于美國政府的打壓，也就做到了“個人本體”與“國家本體”的統一。

值得指出的是，不論是“國家本體”意識還是“個人本體”意識都不是現成的，而是歷史地生成的，它需要國家、社會和個人去共同培育、共同營造，需將確立“國家本體”和“個人本體”的“雙本體”價值觀作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首要任務來抓。

2.創新民主集中制運行機制的方式方法。民主集中制是我國“人國合一”國家體制的運行機制、運行方式，民主集中制作為國家體制的運行機制、運行方式，當且僅當國家體制是“人國合一”體制時才是可能和現實的，反之，“人國合一”國家體制也只有在它采用民主集中制運行機制、運行方式時才是成立的，才能持續的。胡承槐：《論“人國合一”是我國國家體制的根本特性及國家自信之源》，《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10期。不過值得指出的是，民主集中制運行機制、運行方式也須與時俱進。在改革開放前，由于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比較簡單，且國家高度集中統一調配各類社會資源，故而民主集中的運作內容也相應地比較簡單、展現方式也比較單一。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日趨多元、復雜，新的利益主體的各種利益要求和觀念日趨多樣，資源配置的方式方法日趨多元化，相應地，國家體制的運行也需與時俱進及時呼應社會大眾和各種社會（市場）組織主體的要求，豐富民主集中制的運作內容和創新民主集中制的運行方式。比如，基層政權的民主集中制展開運作，在改革開放前的人民公社時代，民主集中制主要體現在如何更好發揮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智慧，而現今的鄉鎮政權則主要體現在制定發展規劃、確定財政收支計劃、解決各類社會矛盾等方面如何體現各方利益主體、社會（市場）組織的要求、智慧，不僅民主和集中的主體更為廣泛多樣，而且討論的內容更為豐富，民主主體的地位更加尊崇，同時，民主、集中的運行方式也不斷翻新，尤其在互聯網技術普及的條件下，民主主體與集中主體在線下線上交流溝通更為通達、多樣。

3.與時俱進地科學劃定國家機構與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及個人的自主活動邊界?！叭藝弦弧辈⒉灰馕吨讶藗兊娜炕顒蛹{入國家計劃或國家行動之內，也不意味著必然導向由這種簡單化認知所導致的計劃經濟時代國家體制運行的簡單化、僵硬化和活力的喪失。市場主體、社會自組織和獨立個人的存在及自主活動，是國家強大、“人國合一”國家體制富有活力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如果說對民主集中制運行機制的堅持和創新，更多地是從積極的方面處置國家與市場、社會、個人的相互關系，強調的是相互支持、相互協作、相互融合，那么劃定國家機構與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及個人的自主活動邊界，則更多地是從消極的方面處置國家與市場、社會、個人的相互關系，強調的是各自活動范圍之內的自主性、獨立性，強調的是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各守職分。在實踐中不斷明晰國家、市場、社會、個人各自活動的責任、義務和邊界，并以制度尤其是法制的形式固定下來，防止權力的傲慢、資本的傲慢、防止社會組織和個人的無狀、防止權力與資本相勾聯、“政商”不清，是當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

4.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在國家聚合（人——國走向合一的動態過程）、國家與市場、社會、個人相互交通、共同行動過程中的政治導引作用。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政治領導核心，是整個國家的大腦、心臟，而且其發達的組織體系還是“人國合一”體制進行社會交通的最為重要的基礎設施。其上層組織帶有“準國家機構”的屬性，起著領導和溝通、聯結、協調國家機構行動的功能作用，其下層組織帶有“準社會組織”的屬性，起著領導和勾通、聯結、動員、組織基層社會組織（包括市場主體）和基層群眾的功能作用，是“人國合一”國家體制的最為重要的政治保障，因此，堅持黨的領導，把黨建設好，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之義。在這里，想特別加以強調的是，由“人國合一”國家體制的統一性所要求，在黨的建設過程中，要始終堅持反對和防止宗派主義、山頭主義、本位主義以保持黨的團結和統一、保持黨的組織運行的暢通、協調、高效。

三、國家治理體系及其行為合規、

協調、高效的自我向度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曾指出代替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現代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當保有民主和廉價的兩大根本原則。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8頁。依據這兩大基本原則，結合我國國家體制來分析，可推斷，民主主要體現在“人國合一”體制的人民性、社會性向度上，廉價主要體現在國家行為的協調和高性價比上。具體地說來，表現為合規、協調、高效。

1. 合規?！叭藝弦弧钡摹皣冶倔w”屬性突出了國家的至上性，進而也賦予了國家機構的崇高性、權威性。但是國家機構的權威地位同時也來自于國家機構本身生成及其行動的合規性;國家體制的“大”和“統”要求著國家機構的一切言行合規，并進而成為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和一切個人言行合規的標本和榜樣。

國家治理體系及其行動的合規，首先是指國家治理體系自身的合規性。其一是國家治理機構和規則的生成當合規，在我國這主要地表現為通過民主集中制機制發揮功能作用而達成的國家政治運行過程。其二是國家機構的自我治理當合規，包括上位機構對下位機構的管理、監督和本級機構的自我管理、自我監督。

其次，國家治理體系及其行動的合規是指國家組織機構代表國家針對市場、社會及個人所生發的治理行動的合規性。其一是指各國家治理主體為市場、社會、個人所制定的規則當合乎憲法、法律精神和公序良俗。其二是指這些制定的規則當得到切實的執行，不能將規則僅僅當作墻上的展覽品而不作為，不作為也是一種不合規形式;其三是指規則的執行過程中當嚴守規則的精神原則，而不能任意亂作為。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規則通常并不能窮盡現實社會的復雜性、豐富性，故而依據規則的原則精神而實行的變通處置仍屬合規方式的必要補充。

2. 協調。是指國家治理體系的自恰性、協調性和治理能力的平衡性。國家治理體系有二大分支結構體系：一是規則體系，二是權力機構的組織體系。規則體系現代化的協調性向度，主要包括黨章黨規與國家憲法、基本法律之間的契合程度，上位法與下位法，各具體法規相互之間契合程度;權力機關組織體系現代化的協調性向度，著重需要解決的是兩大問題：一是政出多門，二是相互推諉。這兩大問題，一定程度上由我國“人國合一”國家體制本身和對權力制約的考量所造成?！叭藝弦弧斌w制的“大”與“統”，決定了國家功能和權力機構的龐大，這就難免出現權力機構的事權重疊，進而造成政出多門及相互推諉。對于權力制衡這個問題，西方國家走的是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分立、三權功能相互制衡的路子，我國走的主要是職能分工合作和事權分切且相互掣肘并舉的路子，將同一事權分切到不同的權力機關或一機關的不同部門、不同官員身上，是我國國家權力自我約束、制衡的重要特征，這也就難免產生政出多門和相互推諉的現象，這也是我國防止這兩種現象而經常設立非正式的臨時性的協調小組、領導小組等權力機構的重要緣由。因此，首先，否認我國國家體制不存在權力制衡并主張也走三權分立的路子，是盲于對我國國家權力機構組織體系有真切認知的表現，應予以反對;其次，安于現狀不思改變、畏于改變，則是缺乏進取心的表現，亦應予反對。本文以為，正確的思路應是在堅持“人國合一”體制的前提下，循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社會向度、協調向度、廉價向度三大方向，深化權力機構組織體系改革，盡最大可能精簡事權、精簡機構，盡最大可能明晰事權、兼合事權，盡最大可能激勵權力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盡心盡責。

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治理能力的平衡性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協調性向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家權力機關的治理能力的平衡性更多地是在整體性、系統性上來講的，即各機構之間的各種能力如理論研究能力、行動執行能力之間達到專業分工和整體統一的平衡，產生最大的系統性效能;然后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治理能力的平衡性，講的是兩個方面的平衡，一是個體能力與崗位職責相匹配的平衡，二是各種能力如學習能力、預謀能力、執行能力、工具操作能力、交往和語言能力等等的平衡。要實現這兩大平衡：一是要完善選人用人機制，二是加強每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自我修為。

國家治理現代化協調性向度的再一個重大內容是與時俱進，依據經濟社會變化及時調整社會結構、規則體系、權力機構組織體系，以達成國家治理體系與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平衡。比如，為創建社會主義的“人國合一”國家體制和適應建立現代工業體系的需要，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創制了中國獨特的城市二元結構體制和戶籍制度，如今這一體制和制度，雖已局部地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根本性的結構和制度框架依然保持著，已與市場經濟體系和第一大工業制造大國的現狀很不匹配，這就需要從宏觀到微觀作全面的系統的整體評估和調整。再比如，依據經濟社會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裁撤或設立相應的國家機構等。

3.廉價。馬克思在討論無產階級國家的廉價原則時，雖然其提出的一些具體措施如廢除常備軍、警察，由于限于啟蒙運動以來國家是“必要的惡”這一政治思想背景的約束，而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有著一定的空想成分，但是其原則精神是完全合理和科學的。依據這一原則精神，結合我國“人國合一”國家體制的實際，我們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既要反對按西方國家的模式把國家體制壓縮到“弱國家（政府）”的方向上去，也要反對那種把國家功能無限擴張、國家職能越是強大越是現代化以及國家（政府）行動可以不計成本的簡單想法。而是要依據成本收益比較獲得最大化的原則，劃分國家與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個人之間的事權，并相應地設置或精簡國家權力機構及人員。在這里，也要指出，那種以為市場能做的政府就不用做、社會組織能做的政府就不用做，個人能做的政府就不用做的主張，同樣是簡單化思維方式的表現，關鍵的不是在于由誰做的問題，而是由誰做性價比更為合理、經濟的問題。進而，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量度的廉價原則，要求我們時刻具有成本收益核算意識，而不拘泥于某種教條。當某項事務由國家來推進，性價比最高時，國家就應理所當然地去做好它，反之，由市場、社會組織或個人去做時，性價比更高，國家就不應干涉，而當某項事務由國家與市場、主體社會組織或個人共同合作，才能獲得更高的收益時，國家就應積極參與并動員各方力量合作推進。

四、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技術向度

發達的科學技術既是現代化的動力也是現代化發展水平的重要量度。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技術向度，大致包含三個層面： 治理過程中新科技的采用、對科技發展趨勢的認知和相應對策、以及對新技術研發和使用的管制。

1.新技術應用。當今是一個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將新的科學技術手段運用于國家治理過程之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之義。故而，首先，國家治理機構在財力充許的前提下，當盡可能地裝備最新最先進的技術手段，只有裝備最新的科學技術手段，才能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比如，當今社會已處于汽車時代，犯罪分子以汽車為作案逃逸載具，如果我們的執法機關卻還在使用人力單車為重要交通工具，那是很難與犯罪分子斗爭的，再比如，現在互聯網已普及且發展到5G階段了，而如果我們的政府機關不裝備5G終端設施，那也是無法跟上服務社會的變化需求的。因此，國家治理機構必須要裝備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才能為治理現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并表明自已的治理水平達至現代化。其次，國家治理機構工作人員當成為應用先進技術手段的熟手。比如，在互聯網手段普及的當下，如果我們的國家治理機構的工作人員，不會使用電腦，或使用技術水平有限，則很難適應社會的需求和防范可能的風險。當然，這里講的新技術手段的應用，不僅包括直觀有形的物理技術，也包括無形的社會技術如心理技術，國家（社會）治理過程不僅是物理變化過程，更是社會關系和心理變化過程，不懂或不會運用社會技術也是無法實現治理現代化的。比如，國家基層治理主體在推進基層治理過程時，就迫切急需要將法治手段與德治手段、自治過程融合起來的技術創新。其三，國家治理機構裝備應用新科學技術有利于新科學技術的培育和推廣。一是國家機構采購本身是個很大的市場，二是國家機構的采用有著比媒體廣告更為有效的廣告效應，將為新科學技術的推廣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

2.對科技發展趨勢的敏感性?？茖W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強則國家強。指導并推動科學技術以最快或較快的速度發展，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內容和重要量度之一。其中，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相關產業政策的制定及創新體系的構建是最為重要的環節。這就要求我們的各級黨政領導和科技部門具備高度的科技發展敏感性，對于科技發展趨勢、新技術應用政策、市場發展前景、發展新技術的限制條件和突破路徑等一系列問題了然于胸，并依據技術發展規律、市場發展規律和國家（社會）需要制定一系列科技發展規劃和相應的產業政策，動員一系列的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參與其中，并籌集相應的扶持資金以支持產業發展。進而，為了提高敏感性，一是相關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必須堅持終身（職業生涯）學習態度，不斷增強科學素養;二是相關職能部門如科技情報研究機構當時刻了解新科技發展動態，預測發展趨勢;三是充分發揮民主集中制機制的功效，暢通國家治理機構與活躍在科研機構、高校、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廣大科技人員的交流勾通渠道。

3.技術管制。由于現代科學技術廣泛運用于人類生產活動各個方面，技術管制是保證人類社會生活不被技術應用反噬，保證科學技術服務于人類的正向功效得以實現的必要環節，它已成為越來越龐雜的巨大治理體系：從管制的時間上來說，有短期管制、長期管制、臨時管制，從管制的形式上來說有國家管制、市場管制、社會管制等形式，從管制的內容上來說，有安全管制、倫理管制、權利管制等，從管制方式上來說，有強管制、弱管制，有司法管制、行政管制、技術管制（通過技術本身的運用來對技術進行管制）等，且這些管制類型互相滲透、互相涵蓋。推進國家治理過程中的技術管制層面上的現代化，首先要求治理主體結構嫻熟地綜合運用上述管制手段，上述管制手段運用是否得當標示著治理水平的高低。其次是治理主體應依據技術應用后果的顯現程度，比較成本收益的比例，結合社會各方的反應，采取不同的管制策略，比如，對生態環境破壞大的技術，采取堅決禁止的原則和策略;比如，對個體隱私權有影響的攝像監控技術采取分別場景管制的原則和策略，依據場景分別予以禁止或許可;比如，對收益顯著但危害不明、倫理禁忌強烈的轉基因等生物技術采取謹慎的原則和策略，視技術運用的具體情景分別予以鼓勵應用、限制應用、堅決禁止等不同對策。

論述至此，總結全文，本文認為，盡管現代化概念標示著現代與傳統的緊張關系，但它并不簡單地宣示過去與傳統就等同于落后、過時，也不簡單地宣示現存的事物就等同于進步與先進。具體聯系到國家治理領域，將現代化與國家治理結合起來討論，當首先判定國家性質和國家體制形式、國家理性的成熟程度是否達至現代化的核心價值指向，比如國家性質的人民性、國家體制形式、國家理性（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成熟性，進而本文認為中國的“人國合一”的國家體制在總體框架層面上不僅是現代化的而且是現代化水平更高的理性化國家體制。當然，在具體層面上，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仍存在許多有待推進的方面，包括國家治理社會向度上、自我向度上、技術向度上的進一步現代化。

（責任編輯：徐東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