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網絡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1

鞠建東 余心玎 盧冰 李昕

0 引言

在過去的百年間，全球貿易、消費及生產網絡上的價值流動在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兩次“解綁”中實現了爆發式增長，全球價值鏈已成為當前世界經貿活動的典型特征。首先，交通運輸技術的發展為生產者與消費者間的“解綁”創造了條件，各類最終品通過國際貿易實現消費跨境，“全球消費網絡”迎來增長突破；其后，信息通訊技術的革新又帶來了“生產跨境”的發展，各環節的生產者間實現“解綁”，國際貿易的范疇也從最終消費品向由零部件、服務所構成的中間投入品拓展，“全球生產網絡”隨之深化。

然而，全球貿易在經歷了2002—2008年的快速擴張后，于2009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驟然進入停滯階段，2018年以來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摩擦更是給國際貿易的進一步增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以上趨勢不僅僅存在于總貿易統計中，在由中間品貿易構成的全球生產網絡，以及由最終消費品貿易構成的全球消費網絡中，增長停滯的現象亦存在。

此外，金融危機之后，隨著英國脫歐及特朗普當選，“逆全球化”現象也日益明顯。中美關系不確定性增加，美國陸續退出WTO等國際組織，在貿易爭端對中國加征關稅，定點打擊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對高科技產品如芯片等實行嚴格的出口管制。新冠疫情這一黑天鵝事件，更進一步對全球各國間的貿易、人員往來造成巨大威脅。在此背景下，加之眾多區域內貿易協定的存在(1)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統計(1995—2014)，全球已形成400多個區域自貿協定，眾多區域自貿協定不僅增加了商品貿易跨國流通的復雜性，其逆全球化的“競爭性區域集團”的形成，也導致大量的貿易轉移，割裂了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與合作。，使得區域內分工合作的優勢逐漸顯現，在各大市場生產要素相對自給自足的情況之下，全球價值鏈開始顯現區塊化的發展特征。

基于國家雙邊貿易數據以及跨國投入產出數據，本文研究發現：當前全球價值鏈中，貿易、消費及生產網絡的分布結構均呈現出明顯的區塊化特征，“北美、歐洲、亞洲”的三足鼎立格局現已形成。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此背景下，把握全球價值鏈分工結構的演變規律，在開放、合作中尋求價值鏈深化發展的突破口，已成為全球經濟關鍵議題。

本文將首先綜述關于“全球經濟區塊結構”的相關研究進展。其后，基于全球雙邊貿易數據及跨國投入產出表，本文將對全球價值鏈在貿易、消費及生產方面的區塊化特征及其演變進行刻畫。本文發現，無論從貿易、消費還是生產角度來看，2000年至2017年，全球經貿格局均發生了重大改變。2000年全球貿易、生產及消費都呈現出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區塊和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區塊的“雙極結構”。而到2017年，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區塊分裂成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美區塊和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區塊。當前全球價值鏈網絡已呈現出“北美-歐洲-亞洲”的三足鼎立區塊格局，美國、德國及中國作為其中的核心節點存在。

在此基礎上，我們拓展分析了三足鼎立格局的成因、區塊內外關聯情況以及這一格局可能產生的影響。市場和生產是推動三足鼎立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三足鼎立格局和當下全球治理體系間的多重矛盾，亦將催生新的變革動力。最后，基于以上分析結論，本文進一步就各區塊內、區塊間如何實現協作共贏進行了討論，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中美貿易爭端、新冠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中美關系呈現出較大的不確定性。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在于，美國想維持自身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而非當下全球價值鏈所呈現出的“三足鼎立”多元化格局。因此，美國正尋求在全球治理、科技、金融、軍事等優勢方面對中國進行遏制，以期繼續主導世界秩序。本文研究指出，在經濟貿易方面，全球價值鏈的三足鼎立格局已經事實形成，而金融秩序、全球治理體系必須要和全球經濟格局相匹配。本文為進一步推動“三足鼎立”世界治理體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事實論據。

1 文獻綜述

眾多學者指出，全球價值發展是全球貿易乃至生產率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因素。Hummels等(2001)和劉志彪和張杰(2007)研究均顯示，全球價值鏈為主導的國際分工的發展，特別是中間產品的多次跨境流動促進了要素活動與全球貿易的增長，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解釋變量。Formai and Vergar Caffarelli(2015)將部門生產鏈長度和寬度與各國參與國際生產分割程度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離岸外包可顯著提高一國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水平。Kummritz(2016)通過構建一個含增加值貿易阻力指數的因果關系模型研究導致全球價值鏈變化的主要原因，發現后向與前向價值鏈參與度提高1%，會提高行業平均國內增加值0.11%和0.6%，同時，提高勞動生產率0.33%。世界銀行《全球貿易觀察：2016年貿易發展》年度報告通過對過去15年間40個國家13個行業的分析發現，參與全球價值鏈是所考察國家勞動生產率提升的重要推動力，全球價值鏈參與率每上升10%，就能帶來生產率水平1.7個百分點的提升。Taglioni and Winkler(2016)研究顯示，全球價值鏈有助于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服務化”從而實現經濟起飛與可持續增長。同時，全球價值鏈在商業戰略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深刻改變了國際貿易的發展范式。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與結構再平衡的“新平庸”狀態，以貿易全球化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貿易增長持續低迷。部分學者認為，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中間產品存貨調整會透過價值鏈產生放大效應，這是致使全球貿易“崩潰”及全球經濟增長低迷的重要原因(Bems and de Carvalho Filho，2011；Johnson and Noguera，2012；lvarez-Albelo et al., 2018)。世界銀行《全球貿易觀察：2016年貿易發展》(2)World Bank. Trade Developments in 2016: Policy Uncertainty Weighs on World Trade，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28941487594148537/[2017-02-21]報告還將貿易增長放慢與生產率增長及經濟增長放緩相聯系，指出全球價值鏈停滯不前不僅導致貿易增長緩慢，并通過降低國際分工活動，縮小技術擴散及生產率增長空間，進而阻礙全球經濟增長。張茉楠(2016)則認為，全球貿易增長停滯與全球經濟增長受阻更多是由全球價值鏈貿易直接相關的結構性因素導致的。

一方面，全球價值鏈當前的收縮與全球經濟再平衡關系緊密，原有的以“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為核心鏈條的全球貿易大循環變得愈發不可持續。美歐等發達國家高負債導致的杠桿收縮，以及工業部門的“重返制造業”導致消費驅動的國家增長結構出現重大變化。隨著嵌入式分工模式為特征的加工貿易在中國的迅猛發展，中間品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重也隨之大幅上升，然而隨著要素成本上升、后發優勢紅利減少，以及外部體貿易競爭追趕與擠壓態勢的增強，中國自身嵌入式分工的出口結構也在發生重大轉變。中國出口貿易減少了對中間零部件的需求，正在引領出口結構從一般消費品向資本品升級。另一方面，中間產品貿易對世界各經濟體的重要性顯著增加，占整個服務貿易的70%，整個貨物貿易的三分之二。然而，目前的國際貿易規則仍以最終產品為對象，對以中間品貿易為特征的價值鏈貿易形成了較大的不兼容性。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統計，全球已形成400多個區域自貿協定，眾多區域自貿協定不僅增加了商品貿易跨國流通的復雜性，其逆全球化的“競爭性區域集團”的形成，也導致大量的貿易轉移，割裂了全球價值鏈的分工與合作(張茉楠，2016)。

“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為核心鏈條的全球貿易循環的改變，以及金融危機后逆全球化趨勢下形成的“競爭性區域集團”，使得全球價值鏈發展乃至全球經濟增長呈現“區塊化”演化特征。

在貿易方面，Baldwin and Venables(2013)基于貿易數據，以德國、日本、美國和中國等國為核心分析世界主要工業國家間的中間品貿易，結果顯示，世界中間品貿易存在以各區域內主要工業國家為核心的特征。東亞、西歐、北美三個區域內中間品貿易占據世界中間品貿易的絕大部分，這意味著全球價值鏈更多的是一種區域上的概念。黃建忠和吳逸(2018)利用中間品貿易分布矩陣概括了全球中間品貿易分布的三個基本特征：一是世界中間品貿易非常集中，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具有在規模上顯著的中間品貿易；二是世界中間品貿易主要集中于東亞、歐洲以及北美三大區域；三是在每一區域，都有核心國家和地區的存在，這類核心國家與其余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中間品貿易構成了區域內中間品貿易的主體。通過中間品貿易矩陣初步分析顯示，以中間品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價值鏈，其結構并不是統一的，而是多個區域價值鏈共同組成的價值鏈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制造業、服務業發達的核心國家(中國、日本、美國和德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生產方面，Grossman and Helpman(2005)認為產業間生產分配應該更注重考察生產過程在不同國家間的配置。地理因素主要通過影響后置生產所使用的前向產品成本，從而影響生產分割決策。這一影響機制意味著區域的生產分割相對全球生產更具優勢，即區域化價值鏈的形成將更有利于企業獲得成本優勢。林桂軍和鄧世專(2011)以中國為例指出，作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中國已成為“亞洲工廠”核心。近年來，全球價值鏈已呈現出“區域化”或“區塊化”的發展趨勢。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20》(3)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437[2019-11-25].進一步研究顯示，各國在全球乃至區域價值鏈中的參與因地區和行業而異，呈現區域化特征。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生產者主要生產農產品和可可、銅等自然資源產品；南亞和東非的一些生產商主要承接簡單的制造任務，例如服裝；南亞和東亞以及東歐的其他生產商則參與了電子和服務業的更高級任務；北美、西歐和東亞的一些國家正在產生創新以及創新的商品和服務。全球價值鏈貿易的區域化分工生產特征明顯。

在最終消費方面，Rugman(2005)選取《財富》全球500強跨國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對這些企業在美、日、歐“三極”區域內部市場上的銷售情況進行調查統計，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跨國企業(包括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銷售活動呈現明顯的區域性。政府管制、文化差異和運輸成本將世界市場劃分為北美、歐盟和亞太三大區域，500強企業銷售收入的地理分布極不均勻，絕大部分跨國企業主要以這“三極”中母國區域市場為銷售活動中心。柴忠東(2007)研究指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速度大大快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特別是銷售端。一般而言，跨國企業實施籌、供、生產等活動的全球布局相對更加容易，而要實現同質產品的全球銷售則比較困難。因此，產品的前端銷售較后端的生產活動呈現更明顯的區塊化特征。區域組織內部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產業集聚的形成，促進了不同區域成員之間的分工與專業化協作，從而進一步增強了各國在經濟貿易上的相互依存，形成了區域內跨國公司供應鏈體系的內部交換。鑒于成員國之間工業品的銷售條件比非成員國商品有利得多，而且通過分工也使得商品銷售渠道相對穩定，這就有力地推動了區域集團內部成員國之間貿易與投資的迅速增長。OECD、WTO等機構發布的《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19》(4)World Bank.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trade/publication/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19[2019-04-15].也顯示，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的擴大使得全球購買份額向新興經濟體轉移。更多的產品流向了發展中國家快速增長的國內市場，而不是出口到該地區以外。貿易正在從基于差異勞動力成本和勞動力套利的鮮明比較優勢轉變為更類似于基于產品和技術差異的發達經濟體之間的產業內貿易模型。這將使全球價值鏈的特征發生重大變化，以“區域化”為特征的區域貿易占比顯著上升。

除此，麥肯錫2019年發布的報告“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 the Dynamics of a Changing Relationship”從微觀視角出發，研究指出中國是全球消費和生產核心鏈條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在消費方面，根據該報告對24種消費類產品的整理顯示，2017年，中國消費者占電動汽車銷售額的40%以上，占全球汽車銷售額的30%，魚類和海鮮消費占45%，鮮肉占37%，葡萄酒占24%，女裝占22%。在麥肯錫研究的24個消費類別中，中國總消費約10萬億美元，平均約占全球市場份額的18%。在生產方面，該報告分析了中國國內市場生產商的份額、世界其他地區的市場份額、以及中國供應商在一級零部件層面所占的國內價值鏈份額。在太陽能電池板，高速鐵路和數字支付等三個案例中，中國供應商占國內市場和整體價值鏈的重要份額，國內供應商占總價值的70%以上。在七個案例中，中國供應商占國內市場的很大份額，但仍然依賴進口來獲得大部分零部件。例如，中國智能手機制造商占國內市場的85%以上，但超過50%的零部件來自跨國公司。最后，在半導體和飛機案例中，中國供應商占國內市場的一小部分，并嚴重依賴外國產品。

綜上，各類文獻對全球貿易與生產的“區塊化”特征進行了多視角研究。然而，現有文獻多利用價值鏈核算方法對增加值貿易進行宏觀分解與微觀分析，未能從全球經濟格局演變的視角出發，系統地對區塊內與區塊間貿易、生產、消費等不同價值鏈的結構變化進行討論。鞠建東和余心玎(2016)提出了全球生產、貿易三足鼎立結構的概念和初步的框架分析。本文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對全球價值鏈在貿易、生產、消費等不同領域的結構演變特征進行了分析與刻畫，首次發現了全球經貿結構從2000年的“雙極結構”演變成2017年的“三足鼎立”結構的演化路徑，并對貿易、生產、消費網絡進行了系統的數據梳理和結構分析。

2 典型事實： 全球經濟的“三足鼎立”格局

本章將基于雙邊貿易數據及跨境投入產出表，刻畫2000年以來全球貿易、消費及生產網絡結構的演變方向和當前特征，進而直觀呈現十幾年來全球價值鏈區塊格局的變化。我們發現，在貿易、消費和生產網絡結構中，“三足鼎立”的趨勢都變得越來越明顯。

2.1 全球貿易網絡

我們通過以直線將各個國家與它的最大貿易伙伴相連來實現全球貿易網絡的繪制。為定義i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我們首先計算i國與任意一國j之間的貿易依存度：

(1)

其中，TDij為貿易依存度指標，代表i國對j國的貿易依存度；X1ij表示i國對j國出口，M1ij表示i國從j國進口，X1i表示i國總出口，M1i表示i國總進口，角標數字1用于和后文消費網絡中的最終品流動(以數字2表示)、生產網絡中的增加值流動(以數字3表示)相區分。該貿易依存度指標同時考慮了出口和進口，可以較好的刻畫國家i在進出口貿易上對于j國的依賴程度。該指標越高，代表i國對于j國的依賴程度越大。我們定義，對i國而言，使得TDij最大的國家j為其最大的貿易伙伴。

在樣本選取上，本文選取了全球貿易總額前60的國家(或地區)。此外，為了更好地刻畫中國所處區域的貿易網絡情況，我們將東亞和東南亞所有數據可獲國家(或地區)均納入樣本。在2000年及2017年，樣本分別包含66個、67個國家(或地區)，在全球貿易總額中的占比均達到97%以上。同時，為了便于觀察貿易網絡與區域網絡間的關聯性，我們按地理區域分布，將樣本所包含的國家(或地區)分成4個區塊：北美、歐洲、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在圖中以環形呈現。

如圖1所示，我們通過各國與其最大的貿易伙伴(箭頭所指)相連，對2000年及2017年的全球貿易網絡分別進行了刻畫。

2000年全球貿易格局如圖1上半部分所示。就歐洲區塊來看，德國是區域內絕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同時，歐洲國家較少與區外相連，貿易結構的內部化程度較高。從亞洲來看，日本處于相對核心的位置，但其地位并不穩固，中國、新加坡、韓國等亞洲重要國家均以美國作為其最大貿易伙伴。最后就北美洲來看，美國作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最大貿易伙伴，其核心地位明確。

綜合以上，2000年的全球貿易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呈現為“雙極”特征——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區塊、以德國為核心的歐洲區塊。此時亞洲地區的區塊特征尚未完全顯現，日本的核心地位并不清晰，近半國家與美國之間存在更強的貿易關聯，而世界其他地區亦存在向美、歐“兩極”靠攏的特點。

圖1 全球貿易格局(2000年、2017年)注：箭頭所指代表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數據來源為UN Comtrade數據庫。

圖1下半部分展示了2017年的全球貿易格局，與2000年對比，全球貿易網絡已從“兩極”格局轉為“三足鼎立”。具體來看，與2000年相似，歐洲的區塊特征依舊明顯，大部分歐洲國家仍以德國為最大貿易伙伴。同時，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區塊演變成繼續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美區域，以及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區域。亞洲的情況發生了巨大改變，中國幾乎成為所有的亞洲國家(或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核心地位清晰、穩固。與此同時，就世界其他地區來看，相當數量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從美國轉變為中國。綜合以上，我們認為：以美國、德國、中國為核心節點的“北美-歐洲-亞洲”三足鼎立格局已清晰浮現。

2.2 全球消費網絡

為量化各國之間的消費關聯，我們借助了由亞洲開發銀行提供的跨國投入產出表(5)該數據公開版本目前更新至2011年，本研究所使用的最新版本數據從亞洲開發銀行直接獲得，可覆蓋至2017年。，對各類最終消費品的出口方和吸收方進行識別?；谠撏度氘a出數據，我們可以得知每個國家生產的最終消費品，被哪些國家所吸收，進而識別出各國家(或地區)的最大消費伙伴。

具體而言，我們首先對兩兩國家間的消費依存度進行計算，公式為：

(2)

其中，CDij為消費依存度指標，代表i國對j國的消費依存度；X2ij表示j國所消費的i國最終品金額，M2ij表示i國所消費的j國最終品金額，X2i表示i國向世界提供的最終品總額，M2i表示i國消費的最終品總額。與前文貿易依存度指標的計算方法類似，該指標較好地刻畫了兩國間的雙向消費關聯，其數值越高，表明i國對于j國的消費依賴程度越大。我們定義，對i國而言，使得CDij最大的國家j為其最大的消費伙伴。

與貿易網絡類似，2000年的全球消費網絡(圖2(a)部分)同樣呈現出以美國、德國為核心節點亞太-歐洲的“兩極”格局，亞洲地區絕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最大消費伙伴指向美國，區域內消費網絡尚未成形。

而至2017年(圖2(b)部分)，我們再度觀察到，亞太區域一分為二，形成了以美國為核心節點的北美消費網絡，與以中國為核心節點的亞洲消費網絡，加之依舊相對獨立的歐洲區塊，消費網絡下的“三足鼎立”格局清晰顯現。

圖2 全球消費格局(2000年、2017年)注：箭頭所指代表最大消費伙伴，根據亞洲開發銀行跨國投入產出表核算繪制。

2.3 全球生產網絡

最后，我們基于Wang et al.(2017)所提出的全球價值鏈網絡中的生產分解方法，對全球GDP中每單位增加值的最初來源地、最終吸收地進行識別。其后，采取與貿易及消費網絡相一致的構建思路，計算出國家i，j間的生產關聯程度，以識別各國的最大生產伙伴。

同樣是基于亞洲開發銀行跨國投入產出表，我們可以計算出一國生產中對其他各個國家增加值的利用程度，以量化兩兩國家間的生產依賴度(PDij)：

其中，PDij表示i國對j國的生產依賴度；X3ij表示j國最終品生產中所使用的i國增加值，M3ij則表示i國最終品生產中所使用的j國增加值，X3i表示i國流向全球價值鏈網絡的本國中間品增加值總量(以中間品形式出口，繼續用于其他國家的后續生產)，Mi表示i國最終品生產中所使用的來自全球價值鏈網絡的中間品增加值總量。該指標量化了i，j兩國在分工生產中的增加值雙向流動情況，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雙方在全球價值鏈網絡上的生產依賴程度。對i國而言，使得PDij最大的國家j為其最大生產伙伴。

圖3展示了2000年及2017年的全球生產網絡。與貿易、消費網絡高度相似，2000年，亞洲地區尚缺乏強有力的核心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生產上與美國具有相對緊密的關聯。隨著中國在全球生產中的地位提升，亞洲區域與美國之間的關聯收縮至中、美兩個核心節點國之間，自“兩極”格局向“三足鼎立”格局的轉變再度出現。

圖3 全球生產格局(2000年、2017年)注：箭頭所指代表最大生產伙伴，根據亞洲開發銀行跨國投入產出表核算繪制。

3 區域核心國家(美、德、中)的經濟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從貿易、消費、生產多個方面來看，到2017年，全球價值鏈網絡均已形成三足鼎立的區塊化格局。進一步地，本節將基于具體數據論證：美國、德國、中國不僅在各自的區域內處于核心節點位置，在經濟角色上也發揮著關鍵的區域支撐作用。其中，美國所處的區域為北美洲區域，德國所處的區域為歐盟區域，中國所處的區域為亞洲區域(6)具體而言，歐盟區域包括所有歐盟國家，北美洲區域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個國家，亞洲區域包括東亞和東南亞所有國家和地區。。

在經濟總量(圖4)和貿易(圖5為進口、圖6為出口)方面：1980年時，中國在所處區域的GDP總量、出口總量及進口重量中的占比僅為12.2%、7.0%及7.3%，尚未形成核心角色。即使到2000年，以上三項指標的提升幅度仍然有限，分別為16.3%，16.2%，16.5%。然而至2017年，中國在區域GDP、出口及進口總量中的占比均已接近50%，對區域經濟的支撐作用凸顯。

圖4 中、美、德在各自所處區域GDP總量中的占比變化(1980—2017年)注：GDP數據來自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

而美國在北美地區的核心支撐地位則確定較早，在1980年的時候，美國的GDP在所處區域的占比就已達到85.9%，出口、進口則分別占到72.5%、75.2%。我們可以認為：1980年時，美國已經是北美地區毫無爭議的核心國家，至2017年，該區域核心地位依舊穩固。而就歐洲來看，在1980年時，德國在歐洲地區GDP的占比是32.0%，出口是31.7%，進口是27.1%，其后年份中，德國在歐洲地區的經貿占比一直相對穩定，約為30%。

圖5 中、美、德在各自所處區域進口總量中的占比變化(1980—2017年)注：貿易數據來自于UN Comtrade數據庫。

圖6 中、美、德在各自所處區域出口總量中的占比變化(1980—2017年)注：貿易數據來自于UN Comtrade數據庫。

再從生產、消費角度來看，我們借助2000至2017年的跨國投入產出表，計算出中國、德國、美國在各自所處區域的中間品及最終品的消費、提供中的占比。

如表1所示，首先，與先前的GDP總量及貿易數據相似，德國在歐洲生產網絡(即中間品的提供及使用)、消費網絡(即最終品的供應和消費)中的占比長期穩定維持在20%上下。而美國在北美地區則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在區域內生產網絡中和消費網絡中占比都達到85%左右。就趨勢而言，從2000年到2010年到2017年，無論是生產網絡還是消費網絡，美國在區域內的占比都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態勢。最后，就中國來看，其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提升迅速，2000年時，中國在生產網絡中占比大約為25%，在消費網絡中占比大約為16%，2010年時各指標增長都超過一倍，而至2017年，中國在所處區域的中間品消費及提供占比已達70%，在區域最終品消費和提供中的占比為55%左右。

表1 中、德、美在各自區域生產消費占比

4 “三足鼎立”格局拓展討論：動因、關聯與影響

在上文中，我們通過采用貿易數據以及全球投入產出表數據，展示了2000年和2017年全球貿易、生產、消費網絡格局所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三足鼎立”的全球價值鏈結構已經事實形成。本節我們將對“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動因、區域內外關聯以及該格局對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作進一步分析。

4.1 動因分析： 市場與生產推動

就“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動因而言，我們認為主要來自市場、生產兩方面。

首先，從市場角度看。我們用各個區域的GDP作為市場大小的近似衡量。圖7展示了1969年到2017年三大區域(歐洲、北美、亞洲)的GDP占比變化，其中區域的定義與上文保持一致。我們發現：在1969到2000年期間，亞洲區域的市場份額相對最低，全球經濟的構成以北美和歐盟市場為主。然而，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區域GDP份額呈出快速攀升之勢，當前已超過北美和歐洲，躍升為全球第一大市場，亞、美、歐三大市場格局已經形成。

圖7 三大區域GDP占比(1969—2017年)注：數據來源自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

從生產角度來看，三個市場自身基本可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給自足。在北美區域，美國提供技術要素，墨西哥可以提供低成本勞動力。在亞洲，中、日、韓和新加坡等可以提供技術，東南亞等國家可以提供低成本勞動力。歐盟地區里，德國等發達國家同樣可以提供高科技技術，與此同時東歐地區具有充足的低成本勞動力。因此，從生產要素角度看，三個區域均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內部供給網絡。再者，出于運輸成本、歷史合作基礎、文化差異性等因素考慮，處于同一區域的國家之間形成價值鏈分工的成本相對更低。因此，在生產要素具備內部供給條件的情況下，“三足鼎立”的價值鏈格局逐漸成型。

總結而言，市場和生產兩個方面的因素共同驅動了三足鼎立經貿格局的形成。

“三足鼎立”的概念與“超級全球化”對應(7)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全球化的悖論》，2011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俺壢蚧笔侵竷r值鏈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技術由美國等發達國家提供，生產由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提供，資源國提供資源。而目前全世界已經形成了三個大市場，并且各個市場中都有相對獨立的要素供給，因此價值鏈逐漸向“三足鼎立”的區塊化格局發展。

4.2 協作現狀分析：區塊內、外關聯

本節我們將基于2017年的數據，繼續從貿易、消費、生產三個方面，展現三大區域內、區域間的關聯情況。

三大區域內、外之間的貿易關聯情況如表2所示。第i行j列的數字代表來自j區域的進口占i區域總進口的比重。比如，亞洲區域的進口中，來自亞洲區域的占比為43.7%，來自歐盟區域的占比為10.2%，來自北美區域的為9.1%，而來自其他區域的為37.0%。相類似的，表3、表4分別展示了三大區域內、外部之間的消費和生產關聯情況。其中，橫軸表示最終品(或增加值)的吸收方，縱軸則表示提供方。

綜合表2至表4的信息后發現，在貿易、消費、生產三個方面，區域內關聯(對角元)一般強于區域間關聯(非對角元)，并且這一現象對于亞洲區域和歐盟區域更加明顯。以表3的消費網絡為例，亞洲區域和歐洲消費的最終品中，來自本區域的分別高達44.2%和63.7%。這一數據結果對“三足鼎立”的區塊特征形成了進一步的支持。

表2 貿易區塊內、外關聯分析

表3 消費區塊內、外關聯分析

表4 生產區塊內、外關聯分析

4.3 影響分析： “三足鼎立”格局與當下全球治理系統的矛盾

“三足鼎立”的價值鏈結構會對全球治理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雖然目前全球經貿的“三足鼎立”結構已經形成，但全球治理體系仍以美國為主導，這意味著全球治理體系和實體經濟格局之間存在不匹配。

這種矛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全球金融體系和經濟結構之間的矛盾。鞠建東和夏廣濤(2020)指出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依然是美元主導的單極體系，這與三足鼎立的經濟格局產生了巨大的矛盾。第二個矛盾是全球貿易治理體系與三足鼎立的貿易結構之間的矛盾。隨著美國退出WTO，目前全球貿易治理體系處于相對混亂狀態。第三個矛盾是全球跨國公司治理體系與三足鼎立的經貿格局不適應的矛盾。目前跨國公司治理仍然以美國的域外管理，也就是長臂管轄為主導。美國的長臂管轄，對全球跨國公司的正常、公平的競爭與發展，產生了扭曲，迫切需要改革。全球治理體系和經濟結構之間的矛盾，可能會引起一系列的沖突，進而對國際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5 結論

全球經濟在經歷了本世紀初的快速擴張后，于2009全球金融危機后增長趨緩、乃至緩慢衰退。2018年以來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摩擦、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發等，更是給全球價值鏈網絡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貿易、消費及生產多方面的區域化特征日益顯現。

本文基于全球雙邊貿易及跨境投入產出表的分析表明，無論從貿易總量，還是從消費、生產網絡的角度來看，全球價值鏈網絡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均已實質形成。本文發現，2000年全球價值網絡呈現出分別以美國、德國為核心節點國家的亞太及歐洲區域的“雙極結構”。而到2017年，歐洲區塊依舊，但亞太區塊分裂成以美國為核心的北美區塊，和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區塊，形成“三足鼎立”的結構。中國在東亞、東南亞區域的核心節點地位于近年逐步確立。然而，對于東亞地區而言，類似于NAFTA或EU的深度合作的FTA并未形成，區域內、外在雙邊、多邊維度上出現了FTA的交錯構建，經濟體間合作關系程度不一、結構復雜。在全球價值鏈的網絡布局中，東亞地區整體上仍處于加工裝配、零部件生產的中低端環節，在區域內價值鏈網絡的形成上缺乏主導能力，效率最優的區域內穩態尚待形成。

“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是受到市場和生產雙重因素的推動。歐洲市場、北美市場、亞洲市場相互競爭、相互支撐，與此同時各個區域內要素的供給也相對獨立，在成本最小化的推動下，區塊化的價值鏈日益明顯?！叭愣αⅰ备窬值某霈F，使得目前的全球經貿結構和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出現了較大的矛盾。

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在貿易爭端、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中美關系不容樂觀。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全球經濟和貿易領域，全球“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經事實形成。隨著全球經貿“三足鼎立”新格局的到來，如何在東亞乃至亞洲地區尋求和建立新的區域合作模式，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加強中國在北美、歐洲及亞洲三大價值鏈“三足鼎立”格局下的支撐作用和主導能力，正是我國當前急需思考和探討的關鍵問題。我們認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需要和全球經濟格局相匹配。然而從目前情況來看，全球治理體系還是以美國為主導。治理體系和經濟結構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引發一系列沖突。中國應積極尋求建立適合三足鼎立的國際新秩序。一個可能的突破點在于倡導建立“亞洲共同體”。目前，在全球三大主要市場中，歐洲市場有歐盟組織，北美市場也具有美墨加協定這一深度合作協定，而東亞—東南亞雖然在貿易、消費等方面聯系緊密，但卻缺乏強有力的深度貿易協定或者組織。亞洲共同體的建立，有助于進一步穩固“三足鼎立”的經濟格局，也有助于推動“三足鼎立”國際治理體系的形成。至于建立亞洲共同體的具體細節和實施步驟，超出了本文所討論的范圍，我們將在后續研究中進行細致探索。但本文為建立“三足鼎立”的治理體系，提供了價值鏈結構的數據與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