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合法性”論爭到“合理性”論證
——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的問題與方法三人談

李遇春 曹辛華 黃仁生

李遇春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新舊之爭”再次成為學術焦點和文化熱點。如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賡續源遠流長的中華詩詞命脈，已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近百年來，舊體詩詞雖然一直存在著并發展著，但長期處于被主流學術界所壓抑或遮蔽的地位，由此導致舊體詩詞的文學史“合法性”問題長期未能化解，學界深陷“新詩”（現代）與“舊詩”（傳統）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中難以自拔。毋庸諱言，這種“合法性”論爭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的“合理性”論證，使得我們熱衷于外部研究和宏觀研究而相對地忽視了內部研究和個案研究，無法直面真正的文學史難題，比如詩詞文獻的開掘與整理、詩詞述史模式的調整與更新、詩詞傳播與接受的場域與機制、詩詞作家作品個案剖析等等。這種研究思路與方法上的偏至亟待反思、調整。

感謝《文藝研究》編輯部的信任，委托我組織這次三人談！也謝謝復旦大學黃仁生教授和上海大學曹辛華教授的熱情支持！黃教授是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在元明清文學研究方面有很深造詣。近年來，他致力于古今文學演變研究，在打通古今上做出了不少成績。曹教授長期從事現當代舊體文學研究，所撰《民國詞史考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他主編的《全民國詞》第一輯全15卷，2018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是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的重要文獻。我本人除了研究現當代小說外，近些年主要從事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從對新文學家舊體詩詞的研究拓展到對整個現當代舊體詩詞創作情況的爬梳，目前正在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編年史》編纂與研究及數據庫建設”?？梢哉f，我們三位都在這個研究領域里“浸泡”多年，但學術背景、觀照視角、切入路徑又有所差異，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互補，今天咱們暢所欲言，好好兒聊聊。

一、重構歷史敘述，厘清舊體詩詞文獻

李遇春以我經驗式的理解，舊體詩詞其實是我們既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秩序中旁逸斜出的一種文體。它被既有的新文學秩序拋離出來，是一個孤獨的文學“棄兒”形象，盡管它曾經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寵兒”。長期以來，人們對現當代舊體詩詞存在諸多誤解，其中最突出的有兩種：一是文化視角上，舊體詩詞被認為是包含了封建落后文化意識的傳統文學形式。為了反傳統，為了和封建意識形態告別，人們覺得應該把這種承載了負面文化包袱的文體一并拋棄。一百多年來，這是一個普遍的誤解，很多評論家、作家都如是觀，連葉圣陶和郭沫若這樣喜歡寫舊體詩的新文學家也認為寫舊體詩是一種“骸骨的迷戀”。二是學術視角上，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很窄的領域，數量小、資料少、價值低。但這是一種非常主觀的印象和偏見，主要是舊體詩詞文獻長期得不到發掘和整理所致。事實證明，百年舊體詩詞文獻資料是海量的，需要學界從量到質進行雙重整理與重估。我們需要進一步厘清百年來的現當代舊體詩詞文獻資源，在此基礎上重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敘述的新模式。

黃仁生遇春教授談的問題，關涉到舊體詩詞沒有被現當代文學學者寫進文學史的深層原因。其實有關現當代舊體詩詞“入史”、地位與價值的問題，以前并非沒人關注。例如，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申報》1923年五十周年紀念特刊）、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中華書局1929年版）與《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盧前《近代中國文學講話》（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30年版）、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世界書局1933年版），都是既論新詩，也評舊詩，盡管對新、舊詩的評價各不相同，但至少可以說，中國現代舊體詩詞在最初的文學史中是與新詩放在一起書寫、關注的。當然，這與1950年以前中國高校中文系的中國文學學科不分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有密切關系。

但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各大學中文系開始把現代文學（以新文學為中心）作為二級學科來建構，標志是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開明書店1951年版；下冊，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版）、張畢來《新文學史綱》（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等兼作教材的著作陸續問世，其研究對象僅限于新文學（白話文學）。至1979年中國大陸恢復學位制度以后，三千年中國文學發展史以1917年為界被劃分為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兩個平行的二級學科得以確認。80年代后期，上海學者率先提出“重寫文學史”口號，但直到現在為止，無論重寫的現代文學史，還是新寫的當代文學史，基本上還是將舊體詩詞視為“棄兒”。導致這種現象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當代的文學史家們延續了五四新文學先驅者的看法，認為舊體詩詞代表保守、落后，新詩代表革新、進步，其中有一個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叫做“現代性”。他們執著地判定，新詩有現代性，舊體詩詞沒有現代性，所以不能進入現當代文學史。實際上，現當代不是沒有好的舊體詩詞，而是文學史學者的觀念存在問題。

曹辛華二位都是從學理上講，而從文獻角度來看，我認為現當代舊體詩詞就是另一個“敦煌”，是一個有意無意被歷史、政治、文化等多種因素所遮蔽的“敦煌”，因為它經歷了民國連綿的戰火兵燹，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前后向海外的流散，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和社會曲折的洗禮。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文獻資料不被重視，或棄置一旁，或散佚了，其歷史也就自然被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我覺得當代舊體詩詞“入史”并不是一個問題，只是我們沒有做文獻、沒有做研究，所以才成為一個問題。一直以來，對現代詩詞不僅現代文學研究界不重視，連古典詩詞研究界最初也多不認可。我的導師楊海明先生就認為現當代詞史應當待沉淀后再研究。之所以如此，正應了黃教授剛才談到的文學史觀的問題。民國學者秉持的是“大文學”觀念，新、舊文學都是文學，后來文學逐漸被窄化成“時代文學”“新文學”“純文學”“活文學”之類，于是舊體文學就被現當代文學史家、古典詩詞研究者給冷落了。這就造成了人們對現代詩詞文獻整理與研究的不足，舊體詩詞“入史”也就成了問題。

李遇春舊體詩詞“入史”問題，牽涉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概念內涵與外延的調整?！爸袊F代文學”概念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大家最熟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北京大學錢理群、溫儒敏等先生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初版）。這本教材一直在不斷修改再版。1998年修訂版《前言》里規定：“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睆默F代性的文學史觀念出發，最后寫出來的現代文學史，肯定以新文學（新詩）為主體。但到了90年代后期，通俗文學就被寫入《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這是隨著蘇州大學范伯群等先生的研究而改變的。范先生的學術團隊致力于研究“五四”時期被打倒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尤其是張恨水的章回體小說和現代武俠小說。通俗文學的“入史”在當時也引發了爭議。大家質疑鴛鴦蝴蝶派小說是否有現代性。如果舊體形式的通俗小說可以有現代性，可以寫入現代文學史，那么舊體詩詞為何就不能具有現代性、不能“入史”呢？其實錢理群先生對舊體詩詞的態度也在轉變，后來他與貴州大學袁本良合作編著了《二十世紀詩詞注評》（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F當代文學界的不少老一輩學者，在不斷改變、調整著自己的文學史視野與觀念。

曹辛華接著遇春教授的思路說，我認為舊體詩詞“入史”是個偽命題?，F當代舊體詩詞要有自己獨立的史。這要先從文獻做起。我本心是要做唐宋文學研究的，后來改做現當代詞學研究。我從南社詞研究拓展到民國詞史，但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與文獻整理相關的棘手問題。比如，民國詞集總共有多少？民國到底有多少女詞人？民國究竟有多少詩詞社團？在梳理過程中，我發現自己陷入文獻泥潭里。在做文獻整理時，我堅持做考證工作。我的《民國詞社考論》，考察了兩百個左右的詞社。而《民國女性詞人考論》，考證的結果是近五百位民國女作家可能填過詞?，F當代舊體詩詞文獻儲量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大，難度也可想而知。做文學研究不同于文學創作，要以文獻為基礎。做現當代舊體詩詞文獻整理要著重關注幾個群體：首先是名家、大家舊體詩詞文獻的整理，其次是地方鄉邦舊體詩詞文獻的整理，再次是域外現當代舊體詩詞文獻的整理。這不僅能保存瀕臨遺失的史料，還有學科建設意義?，F當代文學研究如果把舊體詩詞丟掉，是個重大空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如果摒棄域外舊體詩詞，也是個重大空缺。

黃仁生但問題是許多從事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的學者缺乏古典文獻學的素養。從事文獻研究必須具備三種能力：一是讀得懂原文，尤其是白文；二是能夠鑒賞；三是能夠研究、評論，提出自己的新觀點。民國時期出版的書中，也有那種線裝、沒有標點的白文文本，如果無法順利斷句，不能真正讀懂，又怎么能夠研究呢？我是做古代文學研究的，但我對研究生說，無論你從事哪個方向的研究，都要關注現當代文學。章培恒教授有一句名言：“研究古代文學的人，要以現當代文學為坐標?！爆F當代文學的發展，要作為我們研究古代文學的一個參照。我們研究古代文學，難道真的是為了復原古代文學嗎？難道古代不入流的作家我們也要把他們研究得清清楚楚嗎？與其那樣做，還不如認認真真研究一個雖被埋沒而實際在詩詞方面很有成就的現代大家。但做任何研究都要有好的習慣和心態，先從查詢目錄開始，然后開始搜集、整理文獻?，F當代舊體詩詞文獻整理比較復雜，一是因為現當代詩詞報刊多；二是有些詩詞既在報紙上發，也在刊物上發，文字或許不同，等收到集子里可能還有變化。這就牽涉到版本問題，要有版本意識。

李遇春如此看來，用古典文獻學的方法來進行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是我們必須打下的一塊基石。我們面對的詩詞文獻浩如煙海，其中有很多是線裝書、手稿、傳抄本，有些作偽的、價值不高的材料等待我們去辨析、甄別和鑒定。史料是史學的基礎。一個時代在學術上能夠產生突破性的進展，居首創之功的往往是史料發掘，歸根結底是有沒有新材料的發現，研究方法其實大同小異。沒有新材料，有了新觀點也立不住。當然有了新材料，還要善于利用它，這就牽涉到新方法。王國維和陳寅恪是近現代中國學術的巨擘，他們就做到了“新材料”“新方法”與“新觀點”三位一體。陳寅恪在總結王國維學術研究經驗時提出了著名的“兩重證據法”，后來又發展成“三重證據法”。其實，現代學術大師們最大的優勢在善于運用出土文獻和域外文獻，僅僅停留在國內現有的紙質文獻上就難免有大的局限。一個時代的學人的產生，和他們在那個時代與一批新材料的相遇一定是不可分的。因此，我們應格外珍惜這批長期被淹沒、被遮蔽的現當代舊體詩詞文獻，要繼續挖掘、搜集和整理舊體詩詞史料，要有20世紀初國粹派的精神和氣度，要有“五四”后期“整理國故”者的學術情懷，下大氣力整理百年珍稀詩詞文獻。這對于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所做的打撈歷史、搶救文獻的工作，其價值會日益顯現。除了內地詩詞文獻的發掘，港澳臺地區及域外的詩詞文獻也不能忽視。

二、整合多維視角，解析舊體詩詞場域

李遇春思潮、社團與流派是文學史研究中的常見問題。具體到舊體詩詞研究領域，相較于歷史敘述與文獻整理，這是一個更加具體和深入的問題。長期以來，正統的現代文學史表述都是站在新文學的立場上來反擊和否定作為新文學對立面的舊文學思潮。比如以林紓為代表的桐城派、以章士釗為代表的甲寅派，以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為代表的學衡派等，它們對新文學的抵抗，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上是被作為反動的封建復古思潮大書特書的。這當然是以新文學勝利者的姿態去書寫的。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望“五四”時期文學思潮的新舊之爭，是不是應該有新的歷史評價？實際上，在新時期以來的現代文學思潮研究中，已經出現了對甲寅派特別是對學衡派的重評和重估，對林紓的重評也在推進。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而且也完全可能去整合多維視角，進一步客觀和辯證地審視現當代文學思潮中的新舊之爭，進一步深入地解析現當代舊體詩詞的文學場域問題，比如舊體詩詞的生產與傳播、接受機制中出現的新趨勢與新特征等。

曹辛華現當代文學思潮是舊體詩詞研究不可回避的對象。我認為有這樣幾種思潮關系到現當代舊體詩詞的發展。第一是革命思潮。這與文學革命思潮不一樣。辛亥革命引起了近現代詩詞內容的變化。時值晚清民國交替之際，主要詩詞群體的代表是南社。南社是一個了不起的團體，它是革命、學術、文學三位一體的團體。很多革命仁人志士以詩詞為媒介宣傳辛亥革命。那些詩詞都很激進。與資產階級的辛亥革命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另一種更為宏大的革命思潮。它對現當代舊體詩詞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由此形成了百年紅色革命詩詞風景線。革命思潮對舊體詩詞是直接的激發，由此，許多正能量和主旋律進來了?，F當代舊體詩詞從來沒有脫離革命思潮和時代精神。

第二是愛國思潮。它與革命思潮相關?，F代愛國思潮直接影響了現代舊體詩詞創作，形成了引人矚目的“國難詩詞”，它是現代“國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批心系家國的詩人兼出版商，如劉承干、周慶云、王云五等等，刊印大量的叢書，其中不少是詩詞學書籍。他們的目標就是保國保學，保存我們的文化種子。當時文人受各種愛國運動的影響不斷寫作舊體詩詞?！皣牢膶W”“民族文學”觀念對詩詞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梢哉f，離開愛國思潮，我們就無法解讀這些舊體詩人詩詞文獻里的愛國精神。

第三是復古思潮。它在不同時期也是不一樣的。比較早的有鄧實、黃節、劉師培、章太炎所代表的以《國粹學報》為陣地的國粹派。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在“新文化—新文學”的熱潮背面，胡適等人也一直在倡導“整理國故”，這一點我們不能拋開不談。

李遇春辛華教授談的三種思潮屬于影響舊體詩詞創作的外部思潮。而就現當代詩潮的內部發展而言，我以為主要有以下三種路徑：一是“守正”，二是“創新”，三是“革命”。這主要著眼于文體視角。所謂“革命”路徑，指詩體革命，打倒舊體，建設新體，廢棄本土舊體詩詞，引入西洋自由體。這就是詩體革命。從晚清開始的詩界革命，其實不是詩體革命，而是詩體創新。他們的參照就是走文體守正路徑的同光體。同光體主要是宋詩派，因為詩分唐、宋，他們堅守的主要是宋詩一脈，后來的南社則主要選擇宗唐。我個人對詩界革命派有偏好，認為后來的學衡派就是沿著詩界革命派的路子往前走。一百年來，提倡“舊瓶裝新酒”“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的“創新”路徑一直沒有中斷，現在很多詩詞社團或流派亦可納入詩界革命派，也就是舊體創新派。

另一個路徑是“守正”。這方面，同光體毫無疑問是重要代表。晚清的同光體，到民國依然存在，而且部分作者活到了當代。同光體分閩派、浙派、贛派。進入現代語境后，各派依舊老樹新枝、后繼有人。只不過我們的現代文學史、詩歌史把它們給遮蔽了。湖北的同光體詩人陳曾壽，著有《蒼虬閣詩集》，1949年才去世。他是湖北浠水人，和聞一多是同鄉，但令人遺憾的是，現代文學史上只有聞一多而不見陳曾壽。再如閩派殿軍何振岱及其女弟子“福州八才女”（王真、王德愔、劉蘅、何曦、薛念娟、張蘇錚、施秉莊、葉可羲），也將這派延續了下來，所以說宋詩派一百年來也未中斷。

我們要尋繹出現當代舊體詩潮內部演進的詩學邏輯，就必須從晚清以來開創的幾條路徑入手。南社和同光體主要走“守正”路徑，區別在于宗唐與宗宋。但南社內部也有新、舊之爭，也有宗唐與宗宋之爭。南社解體后又成立了新南社，但傅熊湘于長沙創立南社湘集，蔡寒瓊于廣東籌集廣南社，朱劍芒抗戰中籌集南社閩集。無論是同光體，還是南社，抑或詩界革命派，事實上都沒有消亡。甚至中晚唐詩派、漢魏詩派，包括樊增祥、易順鼎那樣一批經常與伶人往來酬唱、頗具消費色彩的現代舊體詩人，一百年來也沒有絕跡。我們需要把現當代舊體詩學、詞學內部復雜多元、新中有舊、舊中有新的邏輯進程研究清楚，然后才能歸并社團、劃分流派、研究思潮。

黃仁生但思潮研究離不開語境?，F當代舊體詩詞和古代詩詞的語境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傳播方式的改變。古代詩詞也有傳播與接受，可以雅集唱和、譜曲吟唱，也可以將詩書寫在扇子等載體上流傳，但最主要的方式是抄寫與刊刻?，F當代詩詞傳播方式的改變，導致了流派、社團甚至思潮的表現方式和古代不同。明代已經有比較成熟的文學流派，但論爭還是憑借傳統的傳播方式?，F當代舊體詩詞傳播方式的變革需要回溯到1872年。那一年中國近現代影響最大、存續最久的報紙《申報》在上海創刊，其后一直延續到1949年，中間僅因戰爭偶有停頓?！渡陥蟆穭摽斈昃烷_始發表詩詞，這是開風氣之先的。自此以后，不僅新的文學傳播途徑得以形成、相應的稿酬制度逐漸產生，文學的生產與消費方式也發生了轉變。報紙需求量增大，刺激了相應的詩詞創作與投稿。有了和世界接軌的現代報刊制度，而且出版技術也在不斷提升，這十分有利于構建現代舊體詩詞文學新場域。近現代詩詞社團和流派的產生往往離不開新的報刊媒介，如詩界革命派、南社、甲寅派、學衡派等，都是在傳播方式改變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學團體或派別。它們提出共同的主張來指導創作，追求比較一致的創作風格，有著共同或接近的思想、文化和文學理念，并且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傳承性，這就形成了思潮性質的舊體詩詞流派。

曹辛華因為思潮不一樣，就形成了不同的流派，這直接引發了社團的繁榮。一些社團現在通常被看作新文學社團或舊體詩詞社團，但實際上它們是亦新亦舊、新舊兼容的，報刊亦是如此。我曾讓研究生把醫藥類報刊上的詩詞整理出來，結果發現，上面的小說、詩詞都是既有白話又有文言的。后來發現這個量特別大，我就指導學生把各個行業的詩詞，比如教育、金融、交通等各種報刊上刊載的詩詞整理出來。這說明詩詞是各行各業的人都可以做的，不只是所謂詩人、學者的專利。關于詩詞社團，我還想說地域因素確實很重要，如河南大學在民國時期就形成了以舊體詩詞創作為主的文學社團。我現在正在跟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合作主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匯編》第三輯，考察出的舊體詩詞社團多達500個。當前在文學社團研究方面，新文學已經取得了突出成就。我們研究舊體詩詞社團，應積極汲取新文學社團研究的成果，從中尋找靈感。

李遇春其實現當代文學界對舊體詩詞社團及其文獻也有關注。陳思和、丁帆先生合作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史研究書系》（第一輯，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二輯，武漢出版社2011年版），以新文學社團研究為主，同時也收錄關于大陸的南社、臺灣的櫟社，還有橫跨海峽兩岸的菽莊吟社等舊體詩詞社團的研究著作。我也認為以地域視角切入詩詞社團研究很有必要。近現代詩學大家汪辟疆先生曾把近代詩人按地域劃分為湖湘派、閩贛派、河北派、江左派、嶺南派、西蜀派。其實我們在研究現當代舊體詩詞社團、流派時也可以采用這種地域視角。港澳臺地區的舊體詩詞社團也很重要。香港被英國殖民以后，晚清遺老如陳伯陶等人避難香港，經常在宋王臺舉行詩會。他們詩酒唱酬，曾印行詩畫冊子《宋臺秋唱》。顯然，對這類香港舊體詩詞社團活動進行研究，有利于凝聚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認同感。

黃仁生除了港澳臺地區外，一定要關注域外漢詩，但應著眼于中外交流。尤其是中日漢詩之間的交流，影響到后來中國境內詩史的發展與演變。中國近現代詩歌的演變是從詩界革命開始的，而詩界革命理論正是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時提出來的。詩界革命在語言上持“二元論”（用關愛和教授的說法，指兼容白話、不廢文言），但仍遵守格律，即所謂“舊瓶裝新酒”，這就為古典詩詞帶來了新變化。而最早在詩歌創作中呈現出這種新氣象的，是黃遵憲在日本做參贊以后的作品，因此梁啟超推崇黃遵憲是“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事實上，黃遵憲與日本漢詩的關系很密切。1874年日本《朝野新聞》創刊，當年就發表漢詩。當時上海與日本之間的輪船往來很方便，《申報》與《朝野新聞》可以迅速傳至對方，因而這兩份本來各有很大影響的報紙上發表的詩詞，也互有影響。1875年，日本明治詩壇盟主森春濤受《朝野新聞》影響而創辦《新文詩》雜志，在日語發音里“新文詩”與“新聞紙”（即報紙）是一樣的。日本漢詩真正借助新媒體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即由此開始。明治中后期漢詩能夠再度興盛，中日漢詩文得以頻繁交流，都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展開與延續的。中日雖于1871年建交，但直到1877年底，中國使團（大使何如璋、參贊黃遵憲等）才抵達東京。黃遵憲赴日后，和森春濤、小野湖山等著名詩人都有交往與唱和。我們現在能看到的黃遵憲詩集里收錄的詩詞，和當時在日本報刊上發表的文字有差別，尤其是《日本雜事詩》，他在編集時做了修改。

黃遵憲赴日前在國內詩壇是沒有地位的，回來以后才在國內、國際上獲得很高評價。詩歌里面寫火車、電報，寫各種各樣的新事物，就中國人而言，是從黃遵憲開始的，但實際上這種新風最早是由大椝愛古《戲詠時事十六首》［收入《太平唱和》一書，日本明治八年（1875）山城屋政吉初版］開啟的。因此，我們在探討近現代詩歌發生變革的時候，有必要關注中日漢詩交流，包括日本漢詩對中國詩人的啟發乃至影響。當然，當時中國詩壇上更大的流派是同光體，從晚清到民國，延續了很長時間，比南社都長。但作為同光體領袖之一的鄭孝胥，曾當過中國駐神戶領事館領事，與很多日本漢詩人有交往與唱和，并在日本出版過詩集。這就是說，同光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過日本漢詩的影響。甚至我們很熟悉的易順鼎、樊增祥等，都和日本詩人有交流與唱和。所以，回溯一下，由于文學傳媒與生產方式的改變，推動了詩界革命派的形成。后來的南社也是講詩界革命的。無論是詩界革命派、南社還是同光體詩人，他們中有不少人與日本漢詩界存在關聯。

李遇春我這里補充兩點。第一，除了東洋視角以外，還有一個南洋視角。東南亞一帶與中國的漢詩交往也很頻繁，比如新加坡有個國寶級的舊體詩人潘受，在潘受之前還有個丘菽園，晚清時就移居新加坡，詩詞創作甚豐。國內目前也曾出版新加坡、馬來西亞漢詩研究專著。此外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的漢詩也有人在整理和研究。南洋漢詩人既在南洋本土報刊，如《檳城新報》《國民日報》《南洋商報》《光華日報》等發表漢詩，也在中國大陸報刊如《南社》上發表漢詩。第二，西洋視角也不能忽視?！拔逅摹睍r期的新舊詩之爭，最早就是胡適與梅光迪、任鴻雋等人在美國留學期間展開的，而且現當代旅歐、旅美或歐美華裔移民舊體詩人也不在少數，所以現當代舊體詩詞研究離不開域外視角，只有兼顧不同的視角，研究視野才能更加開闊。

曹辛華可見在“西學東漸”背景下，以詩詞為媒介的中外交流是頻繁的?，F在國內學界開始重視現當代域外詩詞研究，尤其重視中日近現代詩詞交往研究。如日本漢學家久保天隨、鈴木虎雄、吉川幸次郞、神田喜一郞、水原琴窗等均與當時中國學者、文人來往甚多，在漢學研究和漢詩創作方面均有不小成就。其實，近現代留洋潮對舊體詩詞創作影響巨大，域外名詞、典故、風情、物事開始大量進入中國詩詞。如學衡派代表詩人胡先骕是植物學家，同時也是南社的中堅力量。他的詩詞里有很多英文花卉術語和植物學名詞。我覺得真正的詩界革命就發生在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期間。這一時期，不僅留學渠道得到拓寬，大量學子走出國門，還有不少官員出訪海外，他們創作了數量頗豐的具有域外色彩的舊體詩詞。比較典型的有曾任教于德國大學的潘飛聲，他有《柏林竹枝詞》一卷；另一位是晚清民國時期的重要女詞人呂碧城，呂詞里寫了大量的西洋風物，有《海外詞》一集。

李遇春我再補充一點，除了橫跨近現代的《申報》外，還有大量的現當代舊體詩詞報刊需要我們去整理和研究。實際上，一百年來舊體詩詞的發展、繁榮是和媒介的發展分不開的。拿報紙來說，比較重要的還有《大公報》《新華日報》等?？桥f體詩詞的雜志同樣數量龐大，包括《東方雜志》《嶺雅》等。其實《新青年》最初也發表舊體詩，陳獨秀就曾發表過謝無量的舊體詩，但胡適反對，他認為謝的舊體詩不好，是假古董，不值得發表。在胡適的反對聲中，陳獨秀妥協了，《新青年》不再刊載舊體詩詞。進入當代，《光明日報》的《東風》副刊在1958年后大量刊載舊體詩詞，后來曾出版過《〈東風〉舊體詩詞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直到現在，全國各地很多報刊都在刊載舊體詩詞?？梢?，報刊是舊體詩詞傳播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載體，從近現代到當代，從未中斷。

三、直面作家作品，重塑舊體詩詞經典

黃仁生歸根結底，現當代舊體詩詞思潮、社團、流派、報刊等的研究都要落實到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上。沒有重要作家作品的支撐，思潮、社團、流派都不會存在。因此，要研究現當代舊體詩詞，首先要關注重要的詩詞作家作品，尤其是如何對其評價的問題。這涉及詩詞選本、箋注本、作家年譜、傳記等各個方面。做選本也屬于文獻整理。民國詩詞總體文獻整理目前還處在初步階段，大量散佚手稿無法收集齊全，我們的當務之急不是追求大而全的文獻整理，而是要把現當代舊體詩詞經典化，要經典化就必須要有好的選本。

我認為要立足時代的整體創作來做選本，要以品鑒的眼光選出優秀的作家作品?，F在市面上也有一些民國以來的舊體詩詞選本，但公認度不高，影響不大。如果現當代舊體詩詞選本能以《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為楷模，以錢鐘書的《宋詩選注》為參照，其意義和價值就不可估量。在選本經典化以后，還要編選比選本規模更大的文獻，像《宋詩鈔》《近代詩鈔》那樣，編選《民國詩鈔》《當代詩鈔》，這可以為我們提供寫作文學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在這方面，現當代新詩研究領域做得非常不錯，值得借鑒?，F在人們對百年新詩大致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坐標，但對現當代舊體詩詞我們還沒有達成類似這樣的共識。

李遇春黃老師這個話題切中要害。經典化是現當代文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課題?，F當代文學研究經常會有經典化的焦慮，而古代文學研究則并不經常遇到，因為早已經被經典化了。不過經典化有個“時差”問題，杜甫在唐代并未被充分經典化?，F當代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最讓人焦慮。因為現代文學大致有一個經典化譜系，比如“魯郭茅巴老曹”之類。而當代文學如何經典化？誰是當代的“魯郭茅巴老曹”？像點將錄一樣給他們點出個子丑寅卯來確實有難度。在現代新詩史上，已經有被經典化的詩人，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卞之琳、穆旦等。有人把艾青排在第一位，認為他的詩更大氣，更包容，時空穿越性更強；也有人把穆旦排在第一位，認為他的詩別出機杼，更精致，更有現代性。學界對此雖有不同看法，但大致的文學史坐標是穩固的。

曹辛華所以詩詞經典化問題很復雜，評判或評選標準是經典化過程中的關鍵因素。當近現代眾多詩人、詞人放在面前時，我們一般是從選本選擇頻率最高的詩人、詞人里面進一步篩選。如康有為聲名卓著，但我幾乎選不出一首藝術水平高的康詩、康詞。按藝術水準進行評選，不能簡單地用辭藻、語匯、用典去評判，而是應按照唐圭璋先生所提倡的“雅”“婉”“厚”“亮”的標準去衡量，其中“亮”是評價的最高標準。因為詩詞作品從來不缺“雅”，“婉”在詞作中也很常見，風格厚重的詩也很多，最難達到的標準是“亮”，也就是作品獨特的意境能讓讀者感到眼前一亮，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創新。鐘振振先生說詩詞“不按正常的方式說話”，但刻意求新以至艱澀難懂的詩也不能稱作好詩，因為晦澀即“不亮”。我個人先做文獻梳理工作，至于選本、箋注、評點等工作雖然也在做，但需要接下來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去完成。

黃仁生但這種基礎工作現在也需要人來做。山東有位學者叫侯井天，曾用幾十年的時間去收集聶紺弩的作品、調查聶紺弩的各種關系、訪問與聶紺弩交往過的人，后來出版了《聶紺弩舊體詩全編注解集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像他這樣投入畢生精力、幾十年如一日地做一位當代舊體詩人的箋注本，難道不令人感動嗎？我們在做研究時如果能讀到很好的箋注本，可以說事半功倍。年輕學者不妨先下大氣力做出一個重要作家的箋注本或選本，然后為之寫一兩萬字的前言，對這個作家做出整體評價。待閱歷擴大、積累加深以后，再去做一個時代的選本。嚴格地說，這項工作需要具備選家的眼光，從眾多詩人的別集里去挑選優秀之作，集合起來成為一個時期的代表。如果只是從已出版的幾個選本里挑選若干首詩湊合而成，或將某作家發表過的詩作全盤收入，或請活著的詩人自選若干首寄來，這樣的選本是沒有立場、沒有價值的，因為選家根本就不懂詩，完全沒有自己的詩學觀。

李遇春其實新時期以來，關于現當代作家舊體詩詞的注解工作已經在開展，且取得了初步的成績?，F當代文學研究界的兩位前輩，孫中田先生和劉納先生，幾乎同時領銜主編了《中國近現代文學名家詩詞系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和《清末民初文人叢書》（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所選詩人大都橫跨近現代，除了新文學家群體之外，陳三立、王國維也名列其中。關于陳三立之子陳寅恪，廣東學者胡文輝著有《陳寅恪詩箋釋》（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規模很壯觀。作為學衡派代表，陳寅恪的舊體詩被研究、箋注得比較充分，已經經典化了。還有呂碧城、夏承燾、沈祖棻、顧隨等，也是不斷被經典化的對象。我個人粗略估計，至少有二十多位詩人是可以進入現當代舊體詩詞經典化序列的。如果以他們為核心做專章專節敘寫，可以和新詩一樣，建立一個文學史或詩歌史的坐標體系。

曹辛華其實陳寅恪等人的舊體詩是學人詩詞的代表。這方面的研究，我向大家推薦劉士林的《20世紀中國學人之詩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此書雖飽受爭議，但有開創之功。學人詩詞作者多為高校教授，現代如此，當代也是如此，其價值何在呢？我覺得，這些學者大都堅守在教學第一線，創作體會對于深入鑒賞、評論詩詞顯然大有裨益。而且，這些學者的舊體詩詞創作都有自己的師承，可以視為古代優秀傳統文化在現當代的延續，會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雖然現在社會上各行各業都有從事舊體詩詞創作的群體，但高校學人的創作在傳承方面的意義無疑更大，因為他們面對的主要對象是學生?，F在高校里大量存在的舊體詩詞社團很能說明問題。學人詩詞有它自己的特點，因為學者們更懂詩詞創作原理，所以學人詩詞往往有著很高的藝術價值。

李遇春我這些年來主要做新文學家的舊體詩詞研究，而古代文學出身的學者更多的是做現當代學人詩詞研究?，F當代高校和科研機構里形成了不少學人詩詞群體。大家說的學衡派舊體詩詞就屬于學人詩詞范疇。學人詩詞群體并不限于研究古典文學的學者，研究現當代文學、西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學者都應該被囊括進來，比如以政治學為研究主業的蕭公權，在西南聯大時就經常和吳宓、朱自清等人酬唱，類似的還有植物學家胡先骕、地質學家翁文灝、數學家蘇步青等。其實對學人詩詞的評價從鐘嶸的《詩品》已經開始了，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更是明確反對宋人“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F當代學人確實更懂創作原理，但對學人詩詞的評價，也要保持清醒的態度。真正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的大學者，他們的生活不僅僅局限于書齋和研究，這類學者寫的詩詞可能會達到更高境界。而很多學者一輩子只待在書齋里，沒有豐富的生活閱歷，其詩詞創作往往會陷入書本的循環，出現嚴羽說的“以才學為詩”的弊端。這樣的詩詞無論如何精美，總會給人無血肉、缺乏藝術生命力的印象。這是學人詩詞在創作與評價中需要警惕的問題。

黃仁生不管是學人之詩，還是新文學家的詩，其實詩人的外在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寫出好詩。只要寫得好，都可以登堂入室，進入詩詞之林。這就牽涉到點將錄。這是一種模仿《水滸傳》對一百零八將的排序產生的詩詞評點形式。晚明在政治斗爭領域要打擊東林黨，致使《東林點將錄》應運而生。清中葉后，這種政治領域的游戲方式被應用到文學領域，并一直延續至今，出現諸多詩壇、詞壇點將錄。這雖然看似一種游戲，卻并不容易做。要做當代詩壇點將錄，起碼要選取一百零八位詩人，這一百零八人里面哪個是及時雨宋江？哪個是托塔天王晁蓋？哪個又是智多星吳用？要根據他們各自的創作特性進行排序，還要給出相應的評語。因此，必須在對某個時代的創作情況有整體、深入的研究后，這項工作才能進行。點將錄可以幫助我們對詩壇或詞壇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但絕不能被其束縛住，不能將點將錄的排序與他們的創作水平完全等同。例如點將錄把某個詩人列為及時雨宋江，不能認為這個詩人的詩就寫得最好，更何況宋江的本領在一百零八將里也不是最高的。所以大家在閱讀詩詞點將錄時，要盡量避免走入誤區。

曹辛華其實點將錄是中國傳統文學評論的一種流行樣式。清代有舒位的《乾嘉詩壇點將錄》、朱彊村的《清代詞壇點將錄》；近現代有汪辟疆的《光宣詩壇點將錄》，錢仲聯的《近百年詩壇點將錄》《近百年詞壇點將錄》《南社吟壇點將錄》；當代有劉夢芙的《“五四”以來詞壇點將錄》《當代詞壇點將錄》，馮永軍（詠馨樓主）的《當代詩壇點將錄》，裴濤（蘇無名）的《網絡詩壇點將錄》。趙郁飛博士也曾為近百年女性詞壇作點將錄。這些點將錄對我們研究現當代舊體詩詞確實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黃仁生說到詩詞點將錄，還可延伸到現當代舊體詩話、詞話，這都涉及現當代詩詞的評論、評價問題，與舊體詩詞經典化密切相關。我認為現在學界是為寫詩話而寫詩話，這與古代、近現代以指導創作為指歸的詩話是不同的。袁枚的《隨園詩話》刊行以后，經常會有詩人拿著禮物與作品，請求袁枚將自己的詩寫進《隨園詩話》，予以評價和推介。后來陳衍寫的《石遺室詩話》，影響與《隨園詩話》類似。他的詩話先是在天津《庸言》雜志連載，后來在上?！稏|方雜志》連載；在評論名家名作的同時，還不斷推介新人新作，因此，無論舊雨新知，都把詩作寄給他，陳衍詩話實際充當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一個橋梁，作者與讀者對它都有心理期待，新刊一出，往往競相搶購，頗有洛陽紙貴之譽。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是因為陳衍作為同光體領袖之一，有慧眼卓識，其詩話既有選優，又有獎掖，既能指導創作，又能提攜后進。我們現在做詩話、詞話時，也應該以此為楷模，首先是自己要有理論主張，對詩詞技藝有真知灼見，然后認真、深入地對詩人詩作進行分析、評選，從而對特定時代的創作形成引導。

李遇春我同意黃老師的看法。其實當代舊體詩詞創作數量龐大，質量也不能一筆抹煞，但詩詞評論工作還沒有完全跟上。我們還沒有出現陳衍這樣的重量級詩詞評論家。這歸咎于目前高校中文教育與人才培養機制的內在缺陷。它不利于當下詩詞創作的發展，也不利于現當代舊體詩詞的整體復興。實際上，舊體詩詞研究與評論中存在中國文體傳統的現代轉換問題，需要我們兼顧古今中西的文體資源，但當下的文學評論者普遍存在知識結構和理論話語上的缺陷，習慣于用西方概念和術語評論西方化的中國文本，而對于中國特色的舊體詩詞文本則往往處于失語狀態。這種現象亟待改變，但也只能寄望于更年輕一代學人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