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諸佛要集經》殘卷

【摘 要】 現今對于《諸佛要集經》的研究多止步于探討其創作年份與后世意義，對于本身的創作地點和書法性暫時較少有人涉及，本文將對此兩點進行補充。筆者偏向于經文的翻譯更多的是在洛陽，在完成后再傳回西域地區。同時在對比《諸佛要集經》與相近時期的其他寫經本后，認為除了受鐘繇隸書影響之外，還與索靖章草用筆較為接近，并且經文抄寫過程中受到河西走廊一帶書風的影響，也使得經文更有尚意之風。

【關鍵詞】 《諸佛要集經》 竺法首 索靖

現存于旅順博物館的《諸佛要集經》殘卷共有14片，殘存53個字，在與日本龍谷大學確證后表明此些殘片為1908年日本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的吐峪溝古寺院遺址所發掘得到。對于書寫的時間，發掘的殘卷經尾跋語有寫“囗康二年正月十二日月支菩薩法護手執”，梁僧祐《新集經論錄》也未署明詳細譯經年月1，而學者們都較為偏向認為在其后的“元康六年三月十八寫已”可以推算在前面殘破的部分也就是寫明竺法護翻譯此卷的時間是在“元康二年”（292）。但對于此卷到底是在何處寫成暫無定論，以及對其書法方面也少有討論，因此本文想就此兩方面進行淺析。

一.《諸佛要集經》的寫經過程

根據《大藏經》所記錄，《諸佛要集經》的內容主要是描述佛宣說諸佛要集之法，開化三界眾生，2為明顯的大乘佛教教義。而西晉時的新疆普遍信仰的還是小乘佛教，所以可以較為肯定的是，這篇經文是翻譯后甚至書寫之后才傳到吐魯番地區。正如神田喜一郎所說：“雖然此經發現于吐魯番，但未必能判斷原來一定是在發現地寫的?！?

現今較多認為此經書寫于洛陽或是河西走廊沿線，并以敦煌居多。前者，主要是根據譯者竺法護而來，而后者則是根據授受者聶承遠以及竺法首而來?！陡呱畟鳌分杏斜砻?，竺法護曾自西域回到中原，沿路將從西域得到的胡本經文翻譯，而根據其他有紀年的經文比如《文殊師利凈律經》《文殊師利土嚴凈經》《正法華經》，都清楚的表明竺法護于太康末年在洛陽與長安一帶活動。在陳國燦的《吐魯番出土的<諸佛要集經>殘卷與敦煌高僧竺法護譯經考略》4里，陳國燦先生把元康元年（291）所譯的《首楞嚴三昧經》和《如來大哀經》以筆受者相同為由推斷此時竺法護在洛陽，筆者對此頗為認可。根據殘片的圖片，較多學者通過卷尾殘缺字的輪廓較大概率的猜測“聶承遠”之前是“梵本”二字，當然也有認為是“本，口”二字，雖然筆者對兩種準確性均存疑，但緊跟其后的“令此經布流十方，戴佩弓口化速成?！币约啊霸盗耆率藢懸选笨梢酝茢?，無論是前面哪種猜測，都表明了竺法護是先授與聶承遠，再轉授竺法首于元康六年重抄此經并讓經書逐漸向吐魯番地區傳播。根據《出三藏記集》和《高僧傳》的記載，聶承遠不僅是參與竺法護譯作時間最久的一位，亦是在長安和洛陽最常用的譯經助手?！稓v代三寶紀》亦有載：

起武帝世太始元年，至懷帝世永嘉二年，其間在所遇緣便譯，經信士聶承遠執筆助翻，卷軸最多......故知今之所獲，審是護公翻譯不疑。故聶承遠子道真與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等，前后并是筆受之人，已見別傳不復委載。5

正如陳國燦先生所提到的，此后在《圣印法經》又有明確記載竺法護和竺法首在元康四年的時候都在酒泉，如果元康二年在洛陽譯經之后由竺法護帶著譯文來到酒泉，之后再由竺法首書寫此卷，這樣的邏輯似乎合理。此外，在伊藤伸的《從中國書法史看敦煌漢文文書》6中有提出《諸佛要集經》可能寫于太康二年，可惜根據其他的佛經提記無法準確推出護法這一年所在何處，較大的可能是在敦煌。但因太康二年（281）和元康六年相距將近二十年，時間跨度過大，所以較少的學者認同此種觀點。由此看來，此佛經在元康初年于洛陽翻譯的可能性最大，譯成之后于酒泉重新抄寫再由僧侶或商人帶入吐峪溝古寺。

二.由索靖探求其書法性

對于《諸佛要集經》上的字，根據殘片可以看出有明顯的烏絲欄，表明這是正式的寫經，但是字里行間所反映的情趣又讓我們覺得并非是單純的寫經僧或是生手所寫。相反，甚至有可能是受過專業書法訓練的人的作品。殘余的字顯示其書法應當是介于楷書和八分法之間，整體的布局正在向楷書結構靠攏只是暫未出現行行對齊的形式，而多數的字體也都呈現出從隸書向楷書的轉變，學者們多考證此為典型的西晉官方書體“晉書正寫”。比如像“不”“可”“一”等橫畫不再是隸書所特有的逆入，而是直接落筆順入，最后到末筆輕止或往回收。整個筆畫都有從左往右向上傾斜的趨勢。但相比之下，捺筆中蘊含的隸意更濃也更平穩，其收筆的重按輕挑也是隸書較大的特點。此外波磔的平穩也是追求隸書平穩整齊效果的一種表現。伊藤伸在其論文中也表示《諸佛要集經》和漢末三國時期吳地的《九真太守谷朗碑》的風格接近，都體現出“鄭重地書寫的”效果。7本想力圖通過對比同時代發掘于新疆或是敦煌的寫經，可惜《諸佛要集經》已經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寫經存本，與其時代較為接近的只有發現于敦煌的西涼建初二年的《十誦比丘戒本》。相較之下，雖然相差僅有一百年，但從《十誦比丘戒本》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種拙樸和生澀。同樣是從隸書向楷書的一種過渡，《十誦比丘戒本》中“人”“是”等的捺筆也呈現出重按上挑，橫筆雖然也有向右上傾斜的趨勢但也更接近北涼體的入筆折刀收筆燕尾。更奇怪的是，《十誦比丘戒本》整個寫經本的字形結構都十分的松散，有的甚至是夸張粗糙。即使書寫者對每一筆的運行都竭力表現慎重對待，但是無疑的，他們的慎重并不能很好的掩飾他們因為技術的欠缺導致整個書卷所呈現的粗略。伊藤伸甚至毫不客氣的指出曾經看到真跡時對于其粗糙程度的驚訝。8縱觀之后的寫經乃至到了寫經的鼎盛期，所能見到的更多的是寫經逐漸程式化、呆板化，很少再有《諸佛要集經》當中既規整又漂亮的美。

那么是什么特定的因素使《諸佛要集經》如此與眾不同。諸多學者認為，漢代審美意識的提高以及在此之上所受到鐘繇的陶染均使得晉朝到北魏的寫經水平普遍提高。確實，不同于后期敦煌大量的潦草塞責的寫經僧和依樣涂鴉的學童小和尚，這時期的筆受不僅需要深厚學養還需要擅長書寫。崔中慧曾論及聶承遠十分重視佛經的譯寫，甚至教導自己兒子和其余譯者書法，對于所在譯場的書寫文化必有某種程度影響力，9竺法首的書法成就或許正是在此情形下形成。但正如上文所述，對比其后的寫經，似乎《諸佛要集經》的書法性是一座巔峰，難道只有聶承遠竺法首等同期的筆受有如此高書法性？此外需要注意到的是，若是長期活動于洛陽長安的聶承遠作為筆受，定是受到鐘繇影響。而《諸佛要集經》落款處有所破損，只能暫時確定聶承遠是譯者，他是否在元康二年助譯的同時先寫了一卷乃是未知數，并且由于《諸佛要集經》是現存最早的有紀年的佛經殘卷，導致了我們未能觀得聶承遠的個人書寫面目，進而使得我們無從得知竺法首是否根據聶承遠的寫本所臨。那么既然如此，殘卷的書法性很可能只是竺法首個人書風的展現，導致我們不能一味的將此卷和鐘繇相聯系。鑒于竺法首筆受期間多活動于酒泉一帶，在此我更傾向于將此經的書法性歸于同時期地域相臨的書法家的影響，更小范圍，我認為是索靖的影響。索靖現存僅有《月儀帖》，雖然傳世摹拓本較多，但從中以及其他的著錄里我們可以盡可能的歸結出其風格。其章草書，自名為“銀鉤蠆尾”。華人德先生總結寫經體的兩項特征：一是要用正體，一是要方便快速書寫，而隸書草寫的章草似乎正滿足既要有敬重意味又要能快速謄抄繁復卷帙的要求。索靖出身敦煌，為張芝之離孫（即張芝姐姐之孫），張芝不僅在后人眼中與鐘繇齊驅，張氏家族在東漢更是對敦煌一帶的書風影響較大，受此家風的索靖得張芝筆法精肉并自成一家，繼續輻射敦煌地區的書風，同時索靖本身所崇尚的就是自然、天真爛漫的書學觀念，所追求的是趨簡約易的審美觀，這都影響了《諸佛要集經》中整體崇尚意趣。像《月儀帖》里的“具”和《諸佛要集經》里的“此”，最后的鉤挑都是十分飽滿，是駐峰吃筆之后鉤出，更加的遒勁有力。同時，索靖的撇都會習慣性的先加大出筆的幅度，形成往回鉤的形象，這點在《諸佛要集經》的撇以及點中都可以見到，而且并非刻意為之而是一種習慣性的書寫方式。最后是橫筆，前面有提及《諸佛要集經》中所有橫筆都是直入的，我認為也可以在索靖這找到源頭，索靖的橫筆有時入筆有明顯的折刀痕跡，相較之下，《諸佛要集經》的也單刀直入卻沒有索靖那樣明顯的入筆，但比索靖的收筆更加豐圓。所以縱觀整體，《諸佛要集經》受到索靖的章草的影響還是較大的。前涼時期發掘的《李柏文書》是少有相近時代可以參考書風的文書遺跡。由于并非正式的寫經文書，因此更缺少謹慎的態度，在留有隸意的基礎上，能做到隨著情緒的波動而變化寫字節奏，既有自然樸實又有率性隨意。從中也能窺探出索靖對整個西域地區的書風作用。

三.結語

因此，從《諸佛要集經》的書寫地以及書風中可以發現：正如前人所認為的，挖掘地并不一定是寫經地。佛教雖由西向東傳入，吐魯番也是佛教傳輸的重地，但事實證明，經文的翻譯更多的是在長安洛陽或是敦煌完成再傳回西域地區。絲綢之路的開辟，特別是從敦煌到吐魯番這條中間路線，是最為繁盛的一條，更是加大了期間的佛教文化輸送。所以對于佛教特別是漢傳佛教的傳播，應該是由東往西的順序;此外，張芝、索靖或者其他漢人書法家對當時的寫經熏染讓我們看到，寫經在早期階段并不是一種呆板的樣式，《諸佛要集經》的出現讓我們知道那時的筆受是受過書法培訓的，寫經不只是一種單純的任務，它們本身也應當被認作是一種書法作品。如果是這樣，就該打破世人北碑南帖的刻板印象，也能補足早期西域邊疆可靠書法作品稀缺的缺憾。在晉朝有《諸佛要集經》和《李柏文書》這樣優秀的書法卷子出現那是否有可能說明之后江南地區的書法多少受其影響，西域的許多作品都有流入江南的可能，而書法的流傳脈絡是否就要有所修正。

注 釋

[1] （南朝）梁僧祐撰，<新集經論錄>，載梁僧祐撰，《出三藏記：十五卷》，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 參見《大乘單譯經》，第397部，轉引自寶印佛經流通處編，《乾隆大藏經》，第42冊，傳正有限公司，1997年。

[3] （日）神田喜一郎撰，<中國書法史上ちり見たる大谷探險隊の將來品につらて>，載西域文化研究會著，《西域文化研究》，第五卷，法藏館，1958年。

[4] 陳國燦撰，<吐魯番出土的《諸佛要集經》殘卷與敦煌高僧竺法護譯經考略>，載《敦煌學輯刊》，1983年00期，第6—13頁。

[5] （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 （日）伊藤伸撰、趙聲良譯、李愛民校，<從中國書法史看敦煌漢文文書（一）>，載《敦煌研究》，1995年03期，第171—185頁。

[7] 同注6.。

[8] 同注6.

[9] 崔中慧撰，<初期佛教寫經反映的文化交流：以竺法護譯場為例> ，載《敦煌研究》 ，2019年04期，第12頁。

作者簡介：盧雨晴（1996-），女，福建福州人，現就讀于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二年級，研究方向：中國書畫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