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愛玲與白先勇小說悲劇的同與異

摘要：張愛玲和白先勇，因其相似的生活經歷和創作風格，時常會被人放在一起比較。文章從人物塑造、藝術技巧、人生觀3個方面分析兩者悲劇書寫的同與異，在比較分析的過程中，更好地把握兩者悲劇書寫的特點和價值。

關鍵詞：張愛玲;白先勇;悲劇;異同

悲劇作為戲劇體裁的一種，最早起源于古希臘。而隨著時代的更迭與文學的發展，悲劇一詞在現代理解中擁有了更廣闊的外延意義，悲劇不僅可以指涉一組文學作品，還可以指涉某種思想觀念和哲學精神。不僅是戲劇，小說也已經成為悲劇重要的載體形式之一[1]。

在中國文壇上，以中短篇小說聞名者屈指可數，但張愛玲、白先勇二人可謂家喻戶曉。夏志清曾稱贊此二人，謂前者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后者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張愛玲與白先勇，雖不是同一時代的人，但因為二人相似的生活經歷與創作風格，一直以來都被評論家相比較。

前人的研究雖然成果豐碩，但大多只從內容上分析兩人的區別，如白先勇是在人生滄桑中把目光投向歷史，而張愛玲是以歷史為大背景，更注重表現人性的蒼涼觀點。而筆者從作者的人物塑造、藝術技巧、悲劇人生觀3個方面全面地表現張愛玲與白先勇悲劇書寫的同與異。

一、人物塑造：同善寫“過去”之人，但一嘲諷，一同情

張愛玲，1920年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張家公館。曾外祖父李鴻章，清朝重臣;祖父張佩綸，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堅人物;母親南京黃軍門的小姐。說張愛玲是“上流社會”的千金絲毫不夸張。但當時清朝覆滅，民國成立，封建士大夫如日中天的歲月一去不復返?，F代生活方式已經來臨，而這些止步不前的遺老還停留在“過去”，囿于過時的生活方式，抱著陳舊的信念，被傳統習慣束縛著?！督疰i記》中的姜老太太，兒媳要定時請安，伺候著吃早飯;《留情》中的楊老太太，和敦鳳、米先生談話時，心里全是舊時的一套標準;《傾城之戀》中的白老太太，在白流蘇遭哥嫂欺負時，一味地避重就輕，讓白流蘇回去奔喪。這些遺老們身上散發著一股腐朽的氣息，極力擺出一副威嚴的封建家長姿態，但是她們已經奄奄一息、行將就木，虛偽的架子只能讓她們看起來既可憐又可笑。

遺老們即將退出生活的舞臺，活動在舞臺上的這批遺少們，更顯示出人性的卑瑣、自私、虛偽。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舊名門望族還可以維持往昔的生活格局。但危險早已來臨，社會處于轉型之中，坐吃山空、花天酒地的結果必然是破敗、沒落。也許這些遺少們也曾想要改變這種情形，但是他們早已經在錦衣玉食中喪失了謀生的能力，像“酒精缸里浸泡的孩尸”。只能“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督疰i記》中的姜季澤吃喝嫖賭一樣不落，在分完家產后自己的一份敗光，還想要欺騙曹七巧的感情來榨取她的金錢;《花凋》中的鄭先生為了自己，連女兒治病的錢也不愿意給，眼睜睜地看著川嫦在大好年華逝去;《傾城之戀》中白流蘇的哥哥把妹妹的錢花光后，反倒打一耙，說白流蘇住在他們家，吃他們的，喝他們的;《茉莉香片》中聶傳慶的父親，煮鴉片，抽大煙，把所有的恨意都發泄在自己兒子身上，虐打他，毆打他。他們固守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管外界變化如何，屬于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而他們卻沒有能力也不愿意做出改變，只能以不合時宜的行為致使“自己”陷入可憐可笑可恨的境地。

同樣的，白先勇也出生于名門世家。父親是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素有“小諸葛”之稱。作者有機會接觸到這一階層的許多“大人物”，但是也不惜墨于“小人物”，而不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作者其實都在刻畫這樣一類人：完全或幾乎活在過去的人?！稓q除》里的賴鳴升，在除夕之夜不厭其煩地和劉營長夫婦、俞欣、驪珠等小一輩說著自己當年的“輝煌”往事：“割營長靴子”、在臺兒莊戰役中英勇的表現?！赌瞧话慵t的杜鵑花》中王雄對麗兒的喜愛，也是因為在麗兒的身上他看到了過去湖南鄉下母親給他娶的小童養媳的影子，他忘不掉的是過去，思念的也是過去?！肚锼肌防锏娜A夫人對萬夫人的討厭，最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當年自己的亡夫，當時的抗日大將軍，抵上性命擊敗日軍，而現在日本搖身一變，越發“繁榮”，對外放日本也成了一種炫耀的資本。這種反差讓她內心不適，她思念著過去的丈夫擊敗侵略者的光榮事跡，她的心和丈夫一同留在了過去。除此之外，還有《粱父吟》中的仆公，《滿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的“教父”等。這些人越懷念“過去”，就越說明他們“現在”處境的艱難，當“過去”與“現在”一對比，就能清晰顯示出這些人的悲劇性所在?！斑^去”的一切早已不合時宜，緊緊抓住“過去”不放手注定會失敗。

雖然同樣寫活在“過去的人”，可張愛玲與白先勇卻表現出了對這些人截然不同、大相徑庭的態度。張愛玲是冷眼旁觀，而白先勇則是悲憫同情。這種態度的差異，從兩位作家小時候的經歷中可以探知一二。張愛玲生活在一個完全無愛的家庭，父親是一位典型的遺少式的人物，各種遺少的惡習他都有，吸鴉片、娶姨太太、揮霍無度等。而她的母親是一位受過西洋教育的人，不甘受制于丈夫的控制，兩人最終感情破裂以離婚收場。離婚后的父親又再娶，張愛玲被父親和后母毆打，患痢疾也不曾給她治病，甚至將她幽禁在屋中。后來逃出去，投靠母親，一心想將她打造成淑女的母親對女兒的“笨拙”感到失望，而張愛玲也因為母親對自己缺乏關愛而與母親存在隔閡。由此張愛玲從父母身上領略到的只有虛偽、變化無常、算計、冷漠等等。在這種環境下，張愛玲較早地形成了一種對人對事具有“敵意”的世界觀，采取冷眼旁觀的態度。反映到創作中，對于這些遺老遺少尖刻的嘲諷自然是大于憐憫的。而白先勇和張愛玲一樣，也有著被“隔離”的經歷。因為肺炎一病四年，痊愈后性格也變得內向，他在采訪中這樣說過：“我想我那一場病對我后來的文學感性和人生道路有很大的關系，使我變得特別敏銳?！盵2]可以看出，這段經歷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日后的創作文風：悲天憫人、多愁善感。但畢竟這是一種物理意義上的隔離，白先勇還是在父母、兄弟姐妹、仆人等的關懷、愛護下成長的。所以白先勇對誰都談不上怨恨，反而使他更具有同情心。而張愛玲那種精神上的隔離、虐待足以讓張愛玲徹底心灰意冷。

二、藝術技巧：同善用古典意象，但氛圍一陰冷，一清幽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很多作家都具有很高的中西方文化素養，但是像張愛玲和白先勇這樣將古典小說技巧與西洋小說技巧結合在一起而又臻于化境的作家著實不多。對于西方藝術技巧，二者相似的點也很多，比如張愛玲的《心經》中的戀父情結，可以看出受到弗洛伊德學說的影響，在白先勇的《玉卿嫂》《悶雷》中也有主人公潛意識的描寫，而“潛意識”也正是弗洛伊德理論中的一點。另外，意識流的手法在白先勇的小說《游園驚夢》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通過主人公錢夫人的回憶來回穿梭“過去”與“現在”，造成一種“今昔恍如昨日”但又今非昔比的感受，充分表現出人生無常的悲劇感。張愛玲的《封鎖》在小小的電車內，短暫的封鎖期間，通過兩個都市主人公的邂逅，以他們的內心意識活動，表現現代人內心的孤獨與隔膜，頗具荒誕與悲哀之感。還有更多的西方傳統小說中的隱喻、自由聯想、內心獨白等手法皆能在二者的小說中看到，在此不一一贅述?？梢钥闯鰪垚哿崤c白先勇都有很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他們善于用古典意象渲染悲劇氛圍，用古典意象襯托出人物的性格，加深故事的悲劇性。在他們的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意象便是月亮。

自古以來，月亮就是中國古詩詞中運用較多的一種意象。從“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中寄予著游子的思鄉之情，到“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中蘊藏著文人對高雅志趣的追求，到“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中蘊含的人生哲理，再到“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中包含著的感慨與曠達。月亮有著太多的內涵，渲染的氛圍也應時應地應人而變。

（一）善用古典意象渲染悲劇氛圍

張愛玲《金鎖記》開頭中的月亮，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3]，寥寥數語，就將一種濃厚的舊時代氛圍營造起來，為整個大環境做鋪墊?！冻料阈肌さ谝粻t香》中喬琪來找葛微龍，等喬琪走后，葛威龍所看到的月亮是這樣的：“整個的山洼像一只大鍋，那月亮便是一團藍陰陰的火，緩緩地煮著它，鍋里的水沸了，咕嘟咕嘟響，這崎嶇的山坡子上，連采樵人也不常來?！盵4]把月亮比成藍陰陰的火，整個色調就偏向陰郁，沒有溫暖，讓人只能感受到寒冷與戰栗。同樣，白先勇也喜歡在作品中使用月亮這一意象?！对聣簟分?，月光是皎潔的、明亮的，當主人公吳醫生沐浴在小院中月光下抱著那半裸的大理石少年像的時候，他便能想起自己青年時和少年在一起的美好時光?！八刂型鲁鲆慌钜慌畹你y絲來，映在月光下，晶亮的?！盵5]這月光營造了一種靜謐、輕松的氛圍，很容易就讓吳醫生“穿越”到“過去”。在如水般月光的洗禮下，靜思與吳醫生互相慰藉，情濃愛烈。但這回憶中的月光越是美好，渲染的氛圍越是美妙，就越凸顯出現在的悲傷，靜思死后，吳醫生只能靠著那過去的回憶過活?！赌峭淼脑鹿狻分?，畢業生李飛云與余燕翼的結合多虧靠著月光的烘托。在月光下，他答應了余燕翼的告白，“就在那一刻，李飛云第一次發覺余燕翼可愛，大概那夜月光特別清亮 ……”[6]但是余燕翼的懷孕，卻使他失去了他計劃中的美好前程。那晚柔和、美好的月光渲染了情人甜蜜的氛圍，可正是這皎潔的月光使李飛云陷入一地雞毛的悲劇之中。

從上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兩者都擅長用古典意象月亮渲染悲劇氛圍。張愛玲是大膽采用具有沖擊力的色彩來描寫月亮，如陰藍、紅黃等，渲染出一種陰郁、古老、凄涼的氛圍，使人有一種壓抑、心驚的感覺。而白先勇則多利用月亮清冷、皎潔的氣質烘托出“過去”的美好，與“現在”的絕望形成對比，在兩極反差中凸顯人生悲劇。

（二）用古典意象襯托人物的性格

張愛玲用月亮意象襯托人物性格的描寫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曹七巧莫屬。曹七巧原來是麻油店家的女兒，父母去世，哥嫂為了金錢，將她嫁給姜家患有骨癆病的二爺，在正常的情欲得不到滿足，哥哥嫂子只是將她當成金錢工具的情況下，她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瘋子。她破壞兒子長白的婚姻，用燒鴉片煙為由，將兒子留在自己房間。兒媳芝壽感受到的月亮是這樣的：“影影綽綽烏云里有個月亮， 一搭黑， 一搭白， 像個戲劇化的猙獰的臉譜。一點一點，月亮緩緩地從云里出來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線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盵7]戲劇化的猙獰臉譜其實就是七巧，她刺探兒子和兒媳的隱私，瘋狂而又變態。這世界發了瘋，婆婆不像個婆婆，兒子不像兒子。芝壽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忍受著來自這個瘋狂世界的敵意。曹七巧自己得不到幸福，她也不允許自己的兒女得到幸福，破壞女兒上學，到長安的學校鬧，長安被迫懷著寂寞痛苦的心緒退了學，她眼中的月亮是模糊的殘月：“黑灰的天，幾點疏星，模糊缺月，像石印的圖畫?！盵8]月亮毫無母性， 模糊而冷清。就像曹七巧一樣，她的眼中只有自己。最后，張愛玲用非常含蓄的電影鏡頭來表現長安的悲?。骸耙患壱患?，走進沒有光的所在?！盵9]

白先勇以月亮來反映人物心境、性格較多體現在他的短篇小說《滿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和長篇小說《孽子》中。這兩部作品描寫的都是同性戀人群，只不過前者是老年人的視角，而后者是年輕人的視角。這兩部作品中的月實際上都是同一類型的月?！敖讨鞴陋毜亓⒃谀抢?，一直到那團肉球般的紅月亮，從他身后懨懨下沉的當兒，他才離開公園”[10]“夜空的一角，一團肥圓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樹頂上，昏紅昏紅的，好像一只發著腥熱紅的大肉球，帶著血絲?！盵11]這里肉紅色的月實際上就是主人公的肉欲象征，每當公園里出現這樣的月亮時，就是主人公們肉欲狂歡之時。在“靈”與“肉”的交鋒中，此時“肉”占上風。

但同樣是用月亮反映人物性格與狀態，仔細體味，會發現兩者有很大差異。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說過，悲劇所模仿的行動，不但要完整，還要能引起恐懼與憐憫之情。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對人物的恐懼要大于憐憫。而白先勇的小說則恰恰相反。因為“憐憫是由于遭受一個不應遭受的厄運而引起的，恐懼是由這個遭受厄運的人與我們相似而引起的?！盵12]白先勇小說中的同性戀群體，如眷戀小弟的阿青、執著做“櫻花夢”的小玉、懦弱的吳敏、小偷小摸的老鼠等。他們本和普通人一樣，但是由于“同性戀”的標簽，讓他們成為了異類，只能在“最深的黑夜里，猶自彷徨于街頭，無所歸依”，沉淪于肉欲之中。因此他們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的偏見造成的，使他們承受所不該承受的厄運?？墒菑垚哿嵝≌f中的主人公，如曹七巧、葛微龍等他們是受情欲、金錢、虛榮等支配而沉淪，她們的厄運很大一部分是來源自我，她們的悲劇是人性的弱點。

三、悲劇人生觀：人類皆為命運所苦，但一愿活在夢境，一愿打破夢境

古希臘悲劇中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命運是悲劇的精髓和生命。從索?？死账沟摹抖淼移炙雇酢烽_始，人類就已經意識到命運與人的意志的永恒斗爭。在腐朽的封建統治已經成為過去，現代的生活方式已經到來;在農業社會的舊式貴族官僚已經沒落，資本主義工商業階級已然興起的時代，命運似乎是對悲劇的最好解釋。就像白先勇自己所說：“我想人性里面生來不可理喻的一些東西，姑且稱之為‘孽’。一種人性無法避免， 無法根除的，好像前世命定的東西”。[13]也像傅雷對張愛玲小說的評價那樣：“一切之上，還有一只瞧不見的巨手張開著，不知從哪兒重重地壓下來，壓痛每個人的心房?！盵14]由于生來就帶有的“孽”，使得悲劇無可阻止地發生，由于瞧不見的命運之手的重壓，使得悲劇避無可避。在張愛玲和白先勇的小說中，幾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沒有圓滿的結局，即使有，也只是形式上的圓滿，比如張愛玲《傾城之戀》里的白流蘇雖然和范柳原結婚，但是范柳原現在不講悄悄話給她聽了，因為情話要省下來講給情婦聽;《鸞鴻禧》里邱玉清即使心里歡喜嫁給婁家，但是這也無法掩蓋她是“銀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這樣一種事實。而白先勇的小說也同樣如此，《一把青》里的朱青即使后來在中國臺灣完全變了一個人，在面對自己中意的小顧飛機出事后還能鎮定自若地在麻將桌上唱著歌，其實她內心早在第一任丈夫郭軫遇難后心如死灰?！肚锼肌防锏娜A夫人雖然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但是還不得不應付著內心很討厭的萬夫人。

同樣是命運使個人不得善終，但是張愛玲和白先勇對命運卻有著不同的理解。在張愛玲那里，更多的是人自身的分裂導致人生的悲劇，雖然人自身的分裂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各種外部原因造成的，但是張愛玲更多強調的是人自身的分裂。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夏志清先生說過，七巧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可是更重要的是，她是她自己各種巴望、考慮、情感的奴隸。而白先勇小說中人物的悲劇更多是由時代造成的，《臺北人》中的主人公都出身大陸，他們中間有儒將仆公，有下流社會里的“總司令”，還有知識分子余欽磊、幫傭工人王雄、商人老板娘等，雖然他們身份各異，但是他們都有著難以忘記的“過去”，背著沉重的包袱生活在“現在”，這種悲劇不是他們自身的分裂，而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大陸的“過去”是他們難以企及的，而“過去”所代表的“靈”也難以抓住而逝去。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借用日神和酒神闡釋了對悲劇的理解。日神和酒神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狀態，日神是迷醉，酒神是夢境。日神精神用美的面紗遮蓋人生的悲劇，后者揭開面紗，直視人生悲劇，前者教人不放棄人生的快樂，后者教人不逃避人生的苦難。從尼采的悲劇觀來說，張愛玲和白先勇分別代表了日神和酒神。從他們所塑造的人物來看，張是務實的，她一眼望去，整個人生、文明都充滿了空虛，于是又回到現實的殼子里，把精力都放在可以觸得到、摸得著的東西上，對于人生小小的樂趣都不肯放過。她筆下的人物也都是這樣，除了曹七巧以外，大多數都是“懦弱的凡人”。無論順境逆境都扎扎實實地活著。人生是一場夢，但是他們不愿從夢里醒來?！翱磮蟮目磮?，沒有報的看發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品，都沒有看得，就看街上的市招，他們不能不填滿這可怕的空虛——不然，他們的腦子會活動起來，思想是一件痛苦的事?！盵15]面對人生的悲劇，張愛玲筆下的人物已經喪失了反抗的激情，他們更愿意沉浸在飲食男女體驗的世俗“快樂”之中，即使他們懂這世俗帶給他們的也不一定是快樂的。

而白先勇則相反，雖然白先勇素有“殯儀館的化妝師”之稱，筆下也有一批人物永遠活在過去，不愿從“過去”的夢中醒來。但是結合白先勇整個的創作可以發現，從前期作品《玉卿嫂》《孤戀花》到后期的《芝加哥之死》《謫仙記》等，白先勇一直在作品中塑造理想的古典悲劇人物，他們不愿意活在虛假的夢境之中欺騙自己，他們掙扎著“反抗”，即使“反抗”的方式極端，甚至有些自暴自棄。像《玉卿嫂》中的玉卿嫂，不愿眼睜睜看著自己心愛的“弟弟”離開自己，所以選擇殺了愛人再自我了結?！赌瞧话慵t的杜鵑花》里的王雄，不能面對麗兒的“遠去”，所以對喜妹施暴，后在河邊身亡?！豆聭倩ā防锏木昃昝鎸吕闲鄣男耘按?，忍無可忍把柯老雄的天靈蓋敲開，最后自己卻發了瘋，被送進療養院?！痘驑s記》中的盧先生被騙了錢之后，和洗衣婦廝混在一起，發現洗衣婦的背叛后對洗衣婦進行毆打、對小學生叫罵等，但最后自己卻被洗衣婦咬掉一只耳朵并死于心梗。還有《芝加哥之死》中的吳漢魂、《謫仙記》中的李彤，也都以自殺告終，只不過他們的悲劇和前面略有不同，是難以融入身份認同的艱難，是放不下的文化鄉愁。這些人物面對人生的悲劇反抗過，只不過失敗了，于是以自殺超越人生，向往永恒。

四、結語

雖然張愛玲和白先勇處于不同時代，張愛玲比白先勇早登文壇約二十年，但是由于相似的背景，讓他們都擅長在作品中描繪人生悲劇，且作品中永遠縈繞著一種揮之不去的世紀末的蒼涼氣息。但畢竟兩者的人生經歷、成長環境不完全相同，因此作品細探之下會發現有很大的差異。在人物塑造上，同樣是擅長寫“過去的人”，但是張愛玲與白先勇對筆下人物的態度截然相反，前者是嘲諷，后者是憐憫。在藝術技巧上，同樣擅長用月亮、杜鵑花等意象渲染氛圍，襯托人物性格，但前者所塑造的意境幽暗、陰森，讓讀者對人物恐懼多于同情，而后者所塑造的意境清冷，素凈，讀者對人物的憐憫大于恐懼。在悲劇人生觀上，兩者皆認為人類為命運所苦，但張愛玲愿活在夢境，沉浸在世俗的“樂趣”之中，而白先勇愿打破夢境，反抗命運。

作者簡介：魏勝榮（1996—），女，漢族，安徽滁州人，上海師范大學碩士，研究方向為海外華文文學。

參考文獻：

〔1〕焦競.從白先勇與張愛玲看日常生活的悲劇性[J].名作欣賞，2015（30）：135-137.

〔2〕劉俊.文學創作：個人·家庭·歷史·傳統——訪白先勇[J].東方叢刊，2007（1）：225-247.

〔3〕張愛玲.張愛玲文萃[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1：100-101.

〔4〕張愛玲.張愛玲文萃[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1：83-84.

〔5〕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72-73.

〔6〕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262-263.

〔7〕張愛玲.張愛玲文萃[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1：131-132.

〔8〕張愛玲.張愛玲文萃[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1：128-129.

〔9〕張愛玲.張愛玲文萃[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1：143-144.

〔10〕白先勇.臺北人[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163-164

〔11〕白先勇.孽子[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 4-5.

〔12〕伍蠡甫.西方文論選（上）[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66.

〔13〕竇莉.說不盡的孽緣——從《臺北人》解讀白先勇的命運之思[J].安徽文學（下半月），2009（6）：159-160.

〔14〕李歐梵著，毛尖譯.上海摩登[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345-346.

〔15〕吳蕓茜.張愛玲與白先勇之比較[J].哈爾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3）：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