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價值邏輯路線
——經濟學與哲學的邏輯一致性問題探討

（凱里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貴州凱里 556011）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石。在如何對待勞動價值論上，有的人僅僅在經濟學層面上去把握它，認為它與馬克思的哲學價值論不同，從而歷來勞動價值論是局限于經濟學學科的層次去對待。學界有一種現象，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梳理它的哲學基礎即哲學意涵，在它的理論來源和方法論上僅局限于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揚棄”的理論史分析；而研究哲學價值論時又把勞動價值論排除在它的論域之外，只是從一些抽象的哲學概念出發去梳理馬克思的價值哲學思想，從而使馬克思的哲學價值論與經濟學價值論之間形成鴻溝，難于關聯。這兩種傾向都是馬克思理論研究的一種誤解和偏執，也是造成馬克思價值理論無法彰明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基礎提出的，唯物史觀不僅是其經濟理論提出的根基，而且作為學理始終貫徹于其中。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他的哲學價值論具有邏輯的一致性，勞動價值論內在地蘊涵了唯物史觀及其學理的。為此，從唯物史觀的理論路線來闡述其哲學邏輯，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科學理解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論來源問題

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涉及對勞動價值論的來源和方法論的把握。在我國由于受蘇聯的影響，一般地把勞動價值論的來源單一地歸結為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這樣一種指認與列寧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來源和理論構成學說有關。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把馬克思主義劃分為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部分，并分別以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來對應地論述了其來源。就政治經濟學部分曾闡述道：“馬克思以前的古典經濟學是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形成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通過對經濟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馬克思繼續了他們的事業。他嚴密地論證了并且徹底地發展了這個理論?！保?］由于革命導師的這個論述，使許多年里和許多人都囿于其中，都是按照他的這個模式來闡述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程恩富先生主編的新書《勞動創造價值的規范與實證研究》中對此論述道：“配第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命題，通過斯密和李嘉圖的研究而得到發展。亞當·斯密（1723—1790）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其經濟思想集中體現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書中。大衛·李嘉圖（1772—1823）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其代表著作是《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古典經濟學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最終形成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體系?！保?］4“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之一，它的創立實現了政治經濟學的偉大變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在批判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集中闡述在《資本論》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保?］4關于這種“批判繼承”，一般分為五個論題來疏理：一是分析商品的兩個因素；二是論證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三是科學地分析商品的價值形式；四是分析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問題；五是解決導致李嘉圖學派解體的兩個難題。［3］

以上是學界關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來源論述的基本說法，這種論述是屬于列寧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框架之內的，從而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局限在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層面上來解讀，進而在論題上主要是關于現實商品經濟中勞動價值論內在學理的確立的論證，即當作了勞動價值論誕生之后，馬克思只是對他之前的學者的論題進行完善論證。當然，它對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理基本規律揭示和原理論證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當人們承認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超越時，那么在何種意義馬克思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創立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呢？立足這樣的問題發問時，在回答上就要突破單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來源說”這一框架了，因為這樣的問題正是在于追問馬克思對前面學者的不同。事實上，馬克思的實際研究是“突破”并超越了他們的，而這個突破的關鍵在于馬克思的新世界觀（新唯物主義）及其方法論的提出。為此，從哲學的層面上去看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轉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來源就不僅僅是古典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的事了。我們認為，不能機械地理解馬克思理論為三個不同的組成部分，馬克思理論是一個整體，要相互關聯地看待不同的論題，它們有相互關聯和影響的共同學理基礎。顯然，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和新世界觀的建立，直接地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勞動價值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方法論立場的。實際上，這一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序言中都作了闡述，后來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批判。第一分冊〉》中也作了詳細的析證。當然，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資本論》等在對其經濟學方法的論述中都上升到了哲學層次。研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來源和方法應有更寬的視野。

關于這一點，只要我們稍微梳理一下這些著述中的論題和一些重要范疇的關聯性就可以證明了。其中關于馬克思在哲學出發點上確立的“主體”理論和經濟上的“生產”理論，這兩個重要論題和概念是理論銜接的關節點，就形成了同一邏輯的相應論題和范疇。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明確地提出了新世界觀，即新唯物主義的哲學出發點，這就是從“主體及其實踐”去認識對象、現實和感性。這個“主體”的所指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表述為“現實的個人”?！艾F實的個人”的確立，作為對德國古典哲學主題變換中進行的“主體”重構，馬克思是經歷了對黑格爾的“意識主體”、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和施蒂納的“唯一者”的批判才完成的?！艾F實的個人”的主體理論提出，才能在實踐的基礎上把社會科學的任務歸結為人類生產的歷史規律揭示。關于生產，顯然不只是物質生活資料的客體對象生產，根本上是人的“自我生產”，即人的生存和發展，物質客體生產不過是人的自我生產的中介罷了。這個理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有明確的論述，例如其中提出的“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的論點，［4］9緣由在于“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保?］10而作為人的“生產”，一方面是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另一方面是人與人的活動互換（交往），而且它們是互為媒介的。關于互為媒介的關系，就是兩種變換關系的普遍性是以對方的普遍性為前提的。因此，以社會關系為形式來理解物質生產和以自然關系的物質生產來理解社會關系的形成，二者對立統一顯示了人類生產的內在辯證性。這種從主體出發的生產的辯證關系原理構筑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一般的經濟學家們只是看到生產中人的自然關系，而沒有社會關系，事實上生產中人的自然關系必然以人的社會關系中介來理解的。而把它上升為方法論，就首先要求要以社會關系的生產去研究“現實的個人”的經濟性質。因此，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開篇說道：“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當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于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保?］1社會關系中介的物質生產形成生產關系，或者社會關系的核心內容就是生產關系，以致馬克思把“生產關系”確立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不是單向自然物質的客體或實體生產。這樣，馬克思批評了“17 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4］18的錯誤時，并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這里的“抽象”的出發點，指的是勞動即“抽象勞動”?！俺橄髣趧印笔琴Y本主義現實的生產本質，以致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稱之為“抽象勞動的生產及其統治”。經濟學方法就是要以此建立一個能夠表達現實生產關系的本質范疇（即人類社會具有支配關系的簡單范疇），這樣才能夠滿足“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一方法的“起點”建立的需要。這里，“抽象”就是現實生產關系的本質內容范疇，它是經濟研究的現實起點（來源現實的抽象），但是它是作為理論范疇是思維的結果。經濟研究的歷史規律揭示，需要通過并把它作為“思維結果”再現社會生產的歷史過程才能完成。要注意到，勞動就是生產實踐，在馬克思的理論中通常把勞動理解為人的本質。關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中表達為人類“支配關系”的簡單范疇，當然就是關于人的本質規定的這個“勞動”范疇，這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是明確了的。但是，“勞動”作為歷史范疇，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簡單范疇從古代發展到資本主義當代成了“勞動一般”，即資本規定的“抽象勞動”，也就是馬克思說的“現代的范疇”，［4］21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規定，它何以形成呢？這是一個歷史過程，即有從具體勞動發展成為抽象勞動的過程。經濟學需要研究這個歷史過程，而不只是對現實對象進行直觀抽象。這就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經濟學方法的兩條道路的區別。正是這樣，馬克思基于這種新的邏輯上贊許了“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4］21，特別是亞當·斯密把“勞動”范疇上升為“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4］21的規定。當然，這一步包含了一個重要的學理環節，即勞動二重性的提出。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勞動一般）的科學劃分，在財富形式就有了價值形式變化的理解。而這個歷史發展變化應是從生產關系去分析才能獲得，即對社會過程中人的生產即勞動作為歷史范疇的辯證把握。在經濟學研究中，關于經濟發展，有的學者已看到馬克思揭示的這個歷史環節，但缺乏唯物史觀的辯證法指導，其論證卻往往是“非歷史的”，把它歸結為生產實體要素作用增長的一種過程的實證分析，這是不對的。如《中國社會科學》2002 年第4 期的《勞動價值論的社會理論及其分析技術》一文論述道：“關于抽象勞動的歷史發展，首先，它不能理解為人的腦力和體力耗費的生物性發展，因為純粹生理意義的支出和再生產，早已不會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但是生物性的穩定性并不等于抽象勞動的機能作用是停滯的，特別是其中的腦力智能部分，正體現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潛力，并以幾何級數增長。這個過程反映了以往人類所利用的知識是局部的、經驗的、比較直接的，而現在利用的知識是整合的、系統的、集體的、間接的。人類認識能力和控制手段在同步增長，但是人的生理性耗費不需要什么變化，這一點可能是理解抽象勞動歷史發展特點的重要環節。抽象勞動歷史發展的實質，就是人類利用自己高度發達的生物條件，結合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經驗，實現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的一種能力變化?！保?］這種分析顯然是偏離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沒有揭示抽象勞動歷史發展的真正含義，也表現了缺乏馬克思哲學理論的支撐。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絕不是簡單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繼承，而是基于唯物史觀的哲學立場來對勞動價值論“重構”來實現的?，F在研究馬克思的哲學和經濟學處于一種學科劃界的分裂狀態，如果不深諳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哲學基礎，也就不能深諳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包含了其哲學的展開，從而不能闡明馬克思哲學價值論與經濟學價值論的邏輯一致性，對勞動價值論的解析也是淺層的甚是片面的；同時也使一些馬克思價值哲學論者撇開了勞動價值論，從抽象的“價值”概念去論述他的價值哲學，其結果也只能是抽象的和非實證的理論論說罷了。

二、“勞動”作為經濟范疇的價值邏輯及其與唯物史觀的統一

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作為價值（交換價值）的唯一來源是其基本的立場。對這個理論立場的把握，不只是簡單吸收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一般”概念后，進行勞動二重性的分析就能達到的，雖然這是馬克思關于“價值來源”分析中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技術步驟。但為什么會發生“勞動二重化”和產生“勞動一般”的范疇呢？這就是關于勞動作為主體活動本身的問題，是勞動范疇作為主體發展的歷史問題，根本上就是主體勞動的社會辯證運動的問題，從而體現唯物史觀的立場和方法以及同時蘊含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觀。要闡明這一點，需要在學術上把勞動作為經濟關系范疇進行其辯證內涵的揭示。這個方面恰恰是當前勞動價值論研究中，人們關于價值來源解析時未予以足夠重視和未能弄清的問題，從而影響到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科學理解，而這一點卻是馬克思已做論述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堅持工人的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來源并作為支點來建立其整個經濟理論體系的，否則就不會有剩余價值規律的揭示。但是，這里講的勞動是指抽象勞動，即社會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或者說是區別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而言的“勞動一般”。馬克思說：“一切勞動，一方面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個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產生使用價值?！保?］23“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保?］116價值是“社會實體的結晶”，［4］7“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保?］117當然，商品經濟的生產同時包含著上述兩種勞動，但在商品經濟中的兩種勞動發生了分化，它們矛盾著的同構在一起，這就是馬克思關于商品的二因素的提出和分析，即使用價值這一財富形式的具體勞動通過交換的社會關系中介而提升為抽象的社會勞動規定，形成物質財富的社會形式（交換價值或資本）。勞動分離的歷史過程就是具體勞動抽象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的運動，同時也是“價值”來源的機制形成。作為商品勞動是包含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劃分以及不同作用的，通常對此的揭示只是作為現實運動的一種社會歷史結果進行邏輯分析和理論抽象，實際上作為歷史范疇，它包括了勞動本身作為實踐的經濟范疇不斷分離并豐富其內涵的歷史辯證過程，具體是勞動如何在實踐分化中構成為中介運動并把中介的規定分離和獨立出來的過程。因此，揭示勞動價值論中的理論邏輯應是從人的物質實踐的歷史關系中來分析勞動作為中介運動的辯證形式的規律及其機制。不了解“勞動”這一范疇的歷史辯證法的規定，要弄清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內涵是困難的。

當然，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而提出唯物史觀的勞動價值論時，是對“勞動”作為歷史范疇從人——這一主體的活動及其發展的“分離”關系上進行辯證證明了的。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著作都進行了相關論證，其中《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第二篇“資本的流通過程”中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一節，是對上述問題進行論證的最重要的文獻。具體勞動內在地分離和上升為抽象勞動包括了兩個基本環節的完成：過程一是勞動過程中如何把“人對生產條件的關系”轉化為“人對他人勞動的關系”；二是勞動過程中如何把“人對他人勞動的關系”轉化為“人對勞動的關系”。在歷史上，這兩個“轉化”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核心是私有制的生產關系產生和演化，表現為“勞動”本身的分化和“異化”出現；也就是說，人的勞動內在地否定來推動生產關系變化而不斷形成新的勞動規定。一旦我們揭示這種人的勞動的辯證性質，就弄清了勞動價值論包含的歷史規律，從而也理解人類實踐中勞動自我分離出來的各種關系（范疇）和價值規定。因此，勞動的辯證法是私有制下各種經濟范疇衍生的機理。從“否定”或“異化”去考查經濟問題，就人類的勞動關系而言，其科學的揭示不是去研究勞動與勞動資料（或生產條件）之間的“統一”，而是研究它們的“分離”。對此，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已經明確指出：“需要說明的，不是活的和活動的人同他們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的自然無機條件之間的統一，以及他們因此對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類存在的這些無機條件同這種活動的存在之間的分離，這種分離只是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才得到完全的發展?！保?］488

辯證法的原則，對發展的“肯定”理解是以“否定”作為中介來把握的，也就是說，“否定”是實現事物“肯定”的動力和前提，通過自我“否定”才能產生新的“肯定”。人類社會發展就是通過不斷自我“否定”來推動的，這種“否定性”就是關于事物發展的偉大的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為此，馬克思針對黑格爾指出：“黑格爾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而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勞動是人在外化范圍內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保?］163人的實踐發展，具有“對象化”與“非對象化”、人的自然關系與人的社會關系的對立統一過程，在這種矛盾關系中人才得以發展。馬克思說：“不論是生產本身中人的活動的交換，還是人的產品的交換，……它是由于有了個人的需要和利己主義才出現的，也就是個人在積極實現其存在時的直接產物。有沒有這種社會聯系，是不以人為轉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認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樣子來組織世界，這種社會聯系就以異化的形式出現?！保?］24“現在正是人的勞動的統一只被看作分離，因為社會的本質只在自己的對立物的形式中、在異化的形式中獲得存在?！保?］29正是這樣，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當國民經濟學把“私有制”當作既有的原始事實和現實出發點時，馬克思轉入研究私有制的歷史來闡明“異化勞動”的性質，揭示生產關系發展的“否定性”關系，從而展開了勞動關系的“分離”分析。奴隸社會私有制的異化勞動，就是最初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物質條件）的分離，它的進一步發展到了資本主義，則推進到勞動者與自身勞動的分離?；诖?，馬克思批判國民經濟學道：“沒有給我們提供一把理解勞動和資本分離以及資本和土地分離的根源鑰匙?！保?］89為此，真正的經濟學的任務是“必須弄清楚私有制，貪欲同勞動、資本、地產三者的分離之間的本質聯系，以及交換和競爭之間、人的價值和人的貶值之間、壟斷和競爭等等之間，這全部異化和貨幣制度之間的本質聯系”［7］90。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財富的生產發生顛倒，雖然使用價值（物質財富）是交換價值（價值）產生的前提，起初物質財富的社會形式即交換價值（價值）只是它社會實現的手段，但是這時卻變成了生產的目的（資本化）。為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肯定了威廉·配第關于“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的觀點，但是強調說：“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對象的唯一源泉?！保?］121當然，馬克思說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在于指出“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成為“一般財富的物質代表”，內涵上是指抽象勞動，或勞動一般。勞動，通過私有制多層生產關系的分離和中介，當上升為資本形式的生產時，它就從過去的“生產手段”變成了“生產目的”，盡管人們實際需要的是物質財富，這就是勞動的自我否定的一種歷史辯證關系。那么，勞動成為“價值”的來源，正是勞動的“抽象”運動得以實現，“抽象”過程包括了勞動者與生產條件、勞動者與勞動分離。這樣，關于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的論證，其中就包括了上述這兩個“分離”的歷史環節，認識它需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關于“勞動”作這個關系范疇的內在歷史分離過程，馬克思考證了從前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兩個形態和進程，前者是后者的雛形和基礎，后者是前者的發展和推進。

前資本主義的勞動分離表現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生產關系的形成和過渡。之前，在人類初期的原始共同體內，“人類樸素天真的把土地看作共同體的財產，而且是在活勞動中生產并再生產自身的共同體的財產。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保?］472這時，人們共同生產和生活，沒有個人財產；如果有“財產”，那也只是對于整個氏族共同體來說的。因此，所謂“財產”僅僅不過是指共同體人們對待那些因勞動而關聯起來的自然的生產條件，并把它們看成是人類對自然無機體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的單純的人與自然界的主客體關系。但是，這種直接的單純的關系隨著人口的增長、需要與活動能力的增長而遭受破壞。通過原有生產關系的破壞，從而使過去原始的“人對生產條件的關系”變為“人對他人勞動的關系”。這就是說，原來人們由自己勞動而獲得對自然無機體的聯系，變為了一些人靠他人的勞動來獲得這種聯系，這就是奴隸制的產生，奴隸成了替奴隸主勞動的“工具”。而發生這種情況一般有兩種路徑：一是當氏族共同體之間在爭奪無機體的自然物質條件而發生戰爭之時，不再把戰敗方的人們殺掉，而是“把人本身也作為土地的有機附屬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奪取”，［6］89并當作與畜牲一樣來使用時，奴隸制就從氏族共同體的“外部關系”上產生了。其次，是氏族共同體內部發生分化，有的人因喪失生產資料而成為他人的附庸而最后成為奴隸。奴隸制的產生，表達了勞動者直接地被當作客體，當作了被占有的對象，即類同于物質財富了，他們不再作為主體與生產條件發生關系，這就是勞動以勞動者的客體身份與生產條件發生了“分離”，不能再以主體的身份與生產條件構成直接的“生產關系”，而相對的“奴隸主對生產條件的關系”就表現為“奴隸主對奴隸勞動的關系”；社會內在發生了分裂，使一部分人成為主體，另一部分人卻成為客體，作為“客體”的奴隸構成為社會“主體”——奴隸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中介。

這時，奴隸發生了客體化并與生產資料發生分離，只是這時勞動者與自身的勞動還沒有分離，奴隸主通過直接占有奴隸來實現對勞動和勞動成果的占有，這是資本主義之前的情況。當這種分離的進一步發展就進入到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分離”。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雇傭勞動，即勞動力資本化，工人作為勞動者靠自由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生活，當工人的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時，他作為勞動者就與自己的“勞動”發生了分離。這個分離，馬克思概述為勞動的二重性，分離了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才可能變成“價值”的來源。對此，馬克思曾指出：“對資本來說，工人不是生產的條件，而只是勞動才是生產的條件。如果資本能夠讓機械，或者甚至讓水、空氣去從事勞動，那就更好。而且資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勞動，不是直接的占有，而是通過交換來占有?！保?］499資本主義之前和資本主義兩個階段的分離具有差異性，資本主義才是真正完成了的“勞動”從“生產條件”中的徹底分離，這時主體活動的統治關系由前資本主義的“人對勞動者的關系”轉化為“人對勞動的關系”?！艾F在所有權表現為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表現為勞動不能占有它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同勞動之間，進一步說，財富同勞動之間的完全分離，現在表現為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結果?！保?］455這里，這個“勞動”不再是具體勞動，而是“抽象勞動”，即社會必要勞動。所謂商品的價值來源于勞動是社會勞動或抽象勞動，它是以勞動者與生產條件、勞動者與勞動的分離。如果沒有這個“分離”，就不會有交換價值，更不用說貨幣表現為“資本”了，以及它上升為資產階級的“一般財富的物質代表?！保?］185

在上述兩種勞動的分離中，前者是勞動者的客體化發生，后者是勞動者以主體形態發生的。從另一方面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推進到了勞動者與勞動的分離，勞動力成為商品，貨幣成為資本。由此，從而整個工人勞動都相對資本家而言都成為“客體”，同時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也不過是資本人格化主體表現，資本通過追逐勞動來生產自己，整個社會表現為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生產，從而資本家對于資本而言也表現為客體的性質。為此，馬克思指出：“物化在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把活勞動變成再生產自己的手段，而起初交換價值只不過表現為勞動的產品?！保?］219“應當看到，工人和資本家同樣在苦惱的，工人是為他的生存而苦惱，資本家則是為他的死錢財的贏利而苦惱?！保?］51“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不管是處在怎樣狹隘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保?］486

總之，勞動以財富的社會形式成為價值的內涵和來源，這個規定不是概稱一切勞動形式的“勞動”，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介了的“抽象勞動”?！俺橄髣趧印弊鳛橘Y本，它通過分離獲得中介的獨立形式并表現為異化了的主體而進行自我運動（生產）。這種情況反映了，人在勞動中積極地進行能動的自我確證，同時又是以自我異化的否定為媒介和被動進行的，這是歷史辯證關系。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的唯物史觀把握，才能理解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的觀點，以及本身表達了唯物史觀的價值學原理。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關于勞動二重性的劃分和論證，當然在理論邏輯上包括了勞動分離的辯證運動及其歷史內涵。但是，作為一種歷史結果的把握只能對現實關系的分析，當人類社會發展達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時，對現實本質的敘事只能以資本生產的“抽象勞動”關系的二重性狀態來揭示和表達它，而不直接過多地進行歷史過程敘事了。為此，勞動的二重性理論是以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發展了的歷史結果的現實去闡述的，分工和交換性生產關系引起了人們在理解上的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價值”與“財富”混淆使用就是其中的例證。而這里花筆墨來分析這些，在于證明無論是使用價值還是交換價值，都是從人這一主體發展的活動去理解和規定的，而非其他。經濟學上的價值范疇并未游離于哲學價值論之外，它們在邏輯上是具有一致性。實質上，勞動價值論是唯物史觀價值論的具體展開，作為現實的具體范疇也蘊含了哲學價值論的基本原理于內。

三、勞動的時空辯證關系及其價值意蘊的范疇分析

歷史辯證法內在地蘊含主體向度，從而是具有價值向度的，這個向度是人通過自己的對象性活動的否定（對象化）和肯定（非對象化）的矛盾運動——從而以改變現存走向未來為價值邏輯獲得規定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以“活動時間”為變量來表達“人的空間性存在”的辯證關系，同時又以“活動空間”為變量來表達“人的時間性存在”的辯證關系的規定。這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內在地蘊含的唯物史觀的學理基礎，勞動價值論的總體把握還必須在這個高度去理解和闡述。

人在自然屬性上的規定是以生命時間來表現自己作為相應的自然“物種”而存在的。但是，人是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實現其生命時間的，因而，人的生命時間是實踐的生活時間，即社會時間。為此，財富作為主體實踐的規定，又有社會時間的內在關系形式。

在人類生活實踐中，時間是人的發展空間，是人的生命尺度。由于人的時間性存在是以實踐方式存在，因而，人的時間性存在是以勞動的生產方式表現出來。然而，人的勞動生產作為一種辯證的對象性活動是二重性的，一方面具有主動性（自由），另一方面又有受動性（必然）。由于這種二重性的使然，人的活動分為自由時間和勞動時間，勞動時間又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自由時間依賴于剩余勞動時間的存在。人的能動性發展需要把生命時間表現為自由時間，自由時間是由勞動者自由支配的時間，是勞動者用于全面發展的時間（用于學習、科學學術研究、藝術創造、體育鍛煉等）。而財富的主體形式是以人的本質力量發展為內容的，其在時間維度上的表現上就是自由時間。相反，主體的發展作為對象化活動，要進行客體對象的生產，把自己的生命時間耗費在物質生產活動之中，把生命時間表現為勞動過程，從而人的生命時間以必然的客體生產來表現時就是勞動時間。

人的生產勞動構成主客體關系。在生產的對象化活動中，把動態的時間過程表現為靜態存在的空間凝結，作為時間的勞動消耗就是財富的時間規定的空間化過程。通過這種“空間化”而把勞動時間作為財富保存下來。而人的非對象化過程，則是消費、享用客體，是再生產人的本質力量，這就是由空間靜態的客體財富形式向動態的時間形式轉化，表現為主體的自由時間存在和活動狀態，是財富的空間形式的時間化。財富的主體形式是在動態的時間維度上來表現財富的，而財富的客體形式則是從靜態的空間維度上表現財富的，體現了財富內在運動在不同側面上的規定。顯然，實踐是不斷運動和發展的，財富作為一種以主客體關系來表現的人的發展的價值范疇，它反映為時空統一的運動和存在，就是通過實踐的關聯而展現出來的時空轉化。

人是時空統一存在的，并且是以人的實踐活動作為“人”的運動形式來表現其時空存在及其關系。隨著人的實踐分化，在主體與客體之間形成了表達人的活動存在的不同時空形態。首先，人的對象化是人的勞動（時間）凝結在客體之中，發生了活動的時間形態走向靜態的空間形態的轉化和保存，而人的非對象化則是靜態勞動的空間形態以成果的形式通過人的消化、利用而轉化為人的活動存在，這是活動的空間形態向時間形態的轉化。這里，從時間形態向空間形態的凝結，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勞動（時間）的多少決定勞動產品（活動的空間形態）的多少，即時間形態的活動付出多少決定空間凝結的勞動多少。而在社會中人們到底該生產多少產品，又取決于人的自身的實際需要。而這種“需要”通過社會產品（活動）的互換來實現的。在分工的條件下他人的需要則是生產者進行物質生產的依據，他人的需要變為自己創造的財富規定，這種異化的財富規定的社會形態通過市場交換中實現的“交換價值”來表示，從而生產中那些能夠成為市場需要的對象產品才是社會實際需要的財富內容，其付出的勞動才是社會必要的量。而這種分工和交換的相互關系正是反映了人生產的社會性。隨著人口增長以及素質、能力提高，人的社會需要也是在不斷發展，從而生產就以此為機制來進行的。但是，由于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產品的分配并不是按人們的實際需要來進行的，而是以人們的“購買力”來實現的，從而私人之間的生產的競爭性，反映以“交換價值”為形態來實現對財富的占有——具體為利潤占有，進而資本的私有者為了積累而又不斷地把利潤的大部分轉入擴大再生產，而非用于支付人們的消費（工資），以致發生“購買力”減弱，并與產品生產的規模不斷擴大之間構成了一種對立性的矛盾關系，最后發生相對剩余的經濟危機。這時生產就發生了“對象化”與“非對象化”的斷裂，即人的活動空間的價值形態向活動的時間的價值形態轉化的中斷。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必然出現的矛盾問題，但是以生產力積累的辯證發展來理解，它卻又是一個必然的矛盾著的客觀歷史過程。

顯然，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中，“對象化”過程的物質財富生產包括兩個層次，第一是直接的物質產品生產，表現為使用價值的形式，這個時候人的活動的“時間形態”向“空間形態”轉化時，這個“空間形態”是自然空間性質的；第二個層次的產品生產是商品生產者把他人的“消費”當作自己物質生產的中介，以“活動互換”來實現并表現以“交換價值”為媒介的形式，這個時候活動的“時間形態”所實現的“空間形態”是社會空間的。當然，兩種“空間形態”的價值形式又是對立統一的。誠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活動（勞動）的空間形態是以第一層次的類型為主，即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下使用價值產品生產為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則發生了顛倒?？傊?，以上是以“時間”為向度去理解的“空間”存在的價值邏輯。

其次，是從“空間”來理解“時間”的價值規定。這一規定是從另一個向度的邏輯來理解的。由于人是發展的，并表現為實踐的時間過程，因而人的活動的時間性存在是動態的，表現了價值規定的積極方面；而人的活動的空間性存在是靜態的，表現了價值規定的消極方面。以積極的動態方面去規定的活動本身形成的時間性范疇就是“自由時間”，相反以消極方面去規定人的活動本身形成的時間維度范疇則是“勞動時間”。人類用于生產自身的積極時間則是“自由時間”，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人類用于生產客體對象的消極時間則是“勞動時間”，但自由時間必須以勞動時間的積累為基礎，勞動時間以剩余勞動時間的積累而使自己的勞動時間逐步縮短的同時，也使人的自由時間不斷增長。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的矛盾通過剩余勞動時間為中介的形式來實現。剩余勞動時間越多則自由時間越多，整個社會的自由時間來源在于全社會創造的剩余勞動時間。只是在私有制社會中，這個“自由時間”的享有表現為資產者的竊取，他們通過壓迫、剝削他人的勞動而占有自由時間。為此，資本主義不公平的剩余價值分配形式已包括了“時間”的不公分配。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全賴于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當物質極大豐富時，勞動不再屬于具有壓迫性的異化范疇的時候，從而當人類社會達到全面而自由的社會時，進而也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總之，人的實踐發展是歷史辯證法的規定，以主體實踐（勞動）的價值關系來表達發展的規律性，形成“空間的”和“時間的”不同價值歷史形態，社會由之構成一個多層面的多關系的整體和內在矛盾運動的過程。研究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必須要堅持歷史辯證法的立場，并且要從主體向度去闡述，從主體活動的時空關系去闡述。通過其活動的時空不同向度的社會范疇的內涵及其辯證關系的梳理，我們才能真正科學地把握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真諦，以及哲學價值論與經濟學價值論的邏輯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