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中士妓交往與商妓交往之比較研究

田 慧

（聊城大學 文學院，山東 聊城 252000）

士妓交往作為中國文學創作中的一個母題，自唐之后一直備受文人創作者的青睞。及至晚明，商業發展繁榮，對商人的看法比之以往有所提升，使得商人群體漸漸走入文人創作的視野，文人、妓女、商人共同構成晚明狹邪小說創作中的主要人物。在馮夢龍所作《三言》中，以妓女形象為主人公的小說共9 篇，分別是《賣油郎獨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趙春兒重旺曹家莊》《玉堂春落難逢夫》《錢舍人題詩燕子樓》《新橋市韓五賣春情》《眾名姬春風吊柳七》《單符郎全州佳偶》《月明和尚度柳翠》。其中，士子和商人為妓女主要交往對象，但其受制于身份和階層，在與妓女交往時，交往動機、交往特點、交往結局等呈現出不同特點。

一、交往動機

妓女是城鎮經濟發展的產物，為消費者提供色、藝服務是妓女的基本職責。對美色的渴望、性欲的追求，是士子、商人在與妓女交往最初的基本動機和訴求，這一層面，士子和商人并無差別。而士子和商人出于身份、階層的不同，在交往的其他層面顯示出一定的差異性。

士子這一群體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而在中國古代，許多妓女自小也會受到相應的文化培養和藝術訓練。武舟在《中國妓女文化史》中講道：“如果僅以才、藝做標準，那么，古代有一部分妓女實可稱之為中國女性中的精神貴族?！保?］所以，對士子而言，古代妓女比之一般的良家婦女在精神層面是更具吸引力的，這種出于精神層面的吸引，滋生出了比生理需要更為高階的精神需要?！度浴分?，最能體現這一需要的便是《錢舍人題詩燕子樓》中的張建封。張建封出場時，作者在介紹時特意提到其“后房歌姬舞妓，非知書識禮者不用”，由此可見，張建封對女性詩才是有一定要求的。而在描寫名妓關盼盼時，作者也并非全力描寫其美貌姿容，而是重點著墨于其詩澡才華上：“賦詩琢句，追風雅見于篇中；搦管丹青，奪造化生于筆下?！保?］636由此來看，關盼盼美色之外，突出的辭藻才華是張封建與其交往的重要理由和動機。

比之士子，商人與妓女之間的交往，在基本的色欲追求之外，多了一分與士子博弈以檢驗自我價值的意味。這是因為，在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里，商人一直居于末位，在社會身份上與士階層有著很鮮明的對比。但是，到明中葉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長久以來商為末民的思想觀念在這一時期有所松動。例如，明代文人何心隱言：“商賈大于農工，士大于商賈，圣賢大于士?！保?］53又如，李夢陽在《明故王文顯墓志銘》中，引蒲商王現訓子之語，表達了四民平等的想法：“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保?］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對商人群體評價之變化。在這樣一種思潮及社會環境下，商人群體長久以來積壓的卑弱情緒開始有所異動，或多或少地有意對士子做出一定的抗爭與挑戰。在《玉堂春落難逢夫》中，沈洪聽聞玉堂春大名，想與之相會，但玉堂春心系王三官，對此，沈洪說道：“王三官也只是個人，我也是個人。他有錢，我亦有錢，那些兒強似我?”［2］727內在顯示出對才子佳人式話語權力的挑戰，并顯示出一種對自我價值的維護。再如，《賣油郎獨占花魁》中的秦重，見到美娘后，開始自認是“癩蛤蟆在陰溝里想著天鵝肉吃”，然而，隨后秦重轉念又想：“我聞得做老鴇的，專要錢鈔。就是個乞兒，有了銀子，他也就肯接了，何況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2］20一邊是長久以來歷史慣性所帶來的自卑心理，一邊又轉變思想，積極地為自我價值進行辯護。

二、交往特點

如果說在交往動機層面，妓女受制于金錢權勢和鴇母逼壓而無法享有自己的主動權，那么在交往過程中，妓女已經在心理、態度層面有所積極介入，轉變成一種雙向互動。而妓女面對士子、商人時的不同態度，使得士妓與商妓之間的交往活動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士子與妓女之間的交往，首先，在外部環境上多呈現出一種雅化的特征。士子追求雅致、素淡的格調和意境，妓女在交往環境的布置上也對其多有迎合?！队裉么郝潆y逢夫》中，待王定進到書房后，映入眼簾的是“明窗凈幾，古畫古爐”［2］719?！侗娒舜猴L吊柳七》中，謝玉英有意將柳永引入書房，但見這書房里“明窗凈幾，竹榻茶壚。床間掛一張名琴，壁上懸一幅古畫”［2］411，種種皆以雅致為主。其次，在內部精神世界里，妓女對士子大多流露出一種天然的好感。這一方面來源于士階層身份地位和妓女之間的懸殊差距；另一方面源于士子和妓女之間基于相同的文化志趣上，對“才”的崇拜。這種心理傾向在妓女同時面對商人、士子時體現的尤為明顯?！队裉么郝潆y逢夫》中，沈洪求見時，玉堂春怒其自夸財勢，妄生事端，并言其是“野狗”，反之，對王三官則是一往情深?！顿u油郎獨占花魁》中，秦重苦等美娘多日，但美娘起初并不愿接見他，后來，即使了解到秦重為人老實忠厚后，心里想的也還是“可惜是市井之輩，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2］24。以上種種，皆體現出士子在與妓女交往中所占據的優勢地位。

相形之下，商人與妓女之間的交往不免流于俗化。這主要體現在，商人與妓女之間并無過多的精神文化層面的交流，他們對妓女的追求和占有是通過其“財”而并非其“才”來實現的，并且，在諸多情況下，商人是士妓交往間的一個“破壞者角色”，這在元雜劇中的體現尤為明顯。而到馮夢龍《三言》中，這一情況既有傳承，又有隨著商人社會地位的變化，妓女在主觀上對商人態度的新變?！顿u油郎獨占花魁》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秦重既無“才”也無“財”，美娘起初不愿意接見他，認為見了他會被人笑話。最后嫁與秦重做人婦，雖然拋不開美娘想要從良的深隱欲望和秦重對其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但小商人占得花魁娘子無異也算小人物印證自身價值，奪得“勝利”的一次體現。

三、交往結局

對大多數妓女而言，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被迫流落風塵，她們內心深處都存有“雖然日逐笙歌樂，長羨荊釵與布裙”的從良愿景。但長久以來，社會上對這一群體形成的固有成見使她們的從良之路總是走得相當艱難。

在士子和妓女之間，面臨的最大阻礙就是門第、身份所帶來的不平等。即使士子和妓女在交往時你儂我儂，情意綿長，但一旦妓女想要委身于其的時候，士子總會表現出一定的顧慮和猶豫。古時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納妾這等大事必然要征得父母許可，但顯然，娶妓而歸對士子及其整個家族來說并非一件光彩的事情。王定受玉堂春私贈銀兩回鄉被王爺知道后大罵：“無恥狗畜生！自家三萬兩銀子都花了，卻要娼婦的東西，可不羞殺了人?！保?］726單符郎引妓女李英歸家拜父母時，單公大怒，老夫人甚至將李英引入自己房中要其改嫁。所以，在這樣強大的阻礙面前，很多士妓都不免走向悲劇。但是，士妓之間也不乏圓滿結局的，但她們幾乎都是以“佐夫成才”的實績才為人所認可。

比起士子家庭內部蘊含的那種與生俱來的秩序感與榮譽感，商人因其所從事的職業，面對家庭時更具開放性。在古代，商人階層中存在一種“兩頭大”的婚姻現象。所謂“兩頭大”，“即兩邊都是‘正妻’的意思?！保?］215它源于商人這一職業的流動性，又以商人雄厚的經濟實力為支撐。因此，基于商人家庭的這種開放性特征，在眾多小說、詩詞中，我們不難看到大多妓女最后都成為商人婦。但這并不代表妓女在選擇商人從良時，就毫無阻礙。若商人本無家眷，那么妓女從良，你情我愿，還稍顯輕松。但若是商人本身已經有家眷，那么妓女在從良之路上所面臨的阻礙則轉變為商人家庭內部妻妾的攻擊和不被接納。玉堂春被沈洪強買納為小妾后，皮氏怒罵道：“為妻的整年月在家守活孤孀，你卻花柳快活，又帶這潑淫婦回來，全無夫妻之情。你若留這淫婦，你自在西廳一帶住下，不許來纏我?！保?］729這種對外來入侵者的敵視和攻擊，是妓女擇商從良時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

結語

在以妓女為軸心的交往活動中，士子和商人雖然都以狎客身份出現，但因其身份、階層地位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在交往動機、交往特點、交往結局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的特征。通過探討，使讀者對士子、商人、妓女的心態，以及其所代表的社會整體心理有了更深層次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