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具身下的虛假新聞
——基于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96個謠言的分析

周琴雪

隨著科技和媒介技術的發展，新聞的傳播形態發生了急遽變化，科技引發的媒介倫理問題將引發全人類的思考。媒介技術發展使傳統新聞制作發生了極大改變，中心式新聞輸出將變為個人和自媒體的碎片化制作，以人為中心的新聞采集、新聞寫作將變為人機互動，傳統的呈現方式將變為AR和VR技術制造的沉浸式呈現……這一系列的變化都會給媒介倫理帶來新的挑戰，虛假新聞在技術加持下更容易使受眾相信，眼睛所見、感官所知的未必是事實。特別是沉浸式、場景化的新聞報道會給受眾帶來很大的真實性困擾，從而引發新媒介語境下的新聞真實危機。

1 媒介具身

媒介技術的具身是指技術融入到人和人的身體經驗中，不再是簡單的外在工具[1]，而是逐漸成為每個人身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們也越來越相信媒介即真實，將媒介的內容、呈現方式默認為我們的真實感知[2]。具身不僅僅是一種移情，它更像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延伸”，我們的感官向周圍的世界外延，同時周圍世界也在向我們的身體內延，媒介技術使得我們與周圍的環境相融，達到物我合一的狀態。

媒介的具身性在近些年得到了發展，尤其是可穿戴設備的出現、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人與媒介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認識世界的方式越來越媒介化。但是媒介技術的具身性也給媒介倫理帶來了新的問題：媒介技術的掌握和使用不再是某些人的專利，信息的監管將會更加困難；數字媒介極易侵犯個人隱私，用戶與技術進行抗爭；虛假新聞盛行，更加難以辨別。

在虛假新聞的生成和傳播過程中，技術的沉浸化容易使人難以分辨真假，有圖也未必有真相；技術的感官真實性挑戰客觀事實，受眾會自然而然地相信自己感知到的，從而忽視真相；新聞報道從理性的說服轉向感性的情緒感染，煽動性更強，更易使人模糊意識。在這樣的情況下，虛假新聞和謠言更加難以辨別。

2 疫情謠言

疫情期間，人們通過信息的獲取來掌握疫情動態，以消除不確定性和自身恐懼，各大媒體也會相應增加對疫情的報道。因為人們的信息需求量暴增，對于新冠肺炎了解不多，再加上恐慌的情緒，此期間的假新聞和謠言也比平時更多。根據謠言的傳播公式，謠言的流通量=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Rumor=Importance×Ambiguous)[3]，新冠肺炎事關生命，重要性強，對病毒不了解，事件模糊性強，而公眾此刻的批判能力又較弱，謠言的傳播更快、影響更大。

本研究總結分析了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2020年5月的謠言。中國互聯網辟謠平臺是由中央網信辦、新華網等平臺合辦的權威平臺，2018年在北京正式上線，相比于其他網絡平臺，它的信息量大、細分種類多、權威性高，現有研究也比較少。選取5月這個疫情轉好的月份，此時受眾的心理和情緒較為平和，謠言的傳播相比于前幾個月有所控制，能夠得出疫情后期的謠言傳播特征及其與媒介技術的相關性，更接近平時狀況，參考價值更大。

3 量化分析

3.1 數據統計

本研究選取的樣本總體為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2020年5月的所有謠言，主要從謠言的信息來源、謠言的呈現方式、傳播途徑和涉及內容這幾個維度進行分析，得出媒介技術對虛假新聞的生產、傳播和解讀的影響的推論。

根據統計，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上5月1日至5月31日共在四大板塊上共發布了96條辟謠信息，其中部委發布的辟謠消息有6條，地方回應60條，媒體辟謠11條，專家辟謠19條。其中與新冠肺炎密切相關的信息（提及確診、感染、防治等字眼的信息）共有35條。本研究根據各分析維度和單位，進行了以下統計：

首先是信息呈現方式，經過統計，有圖片作為佐證的謠言有48條（包括拍攝圖片、微信截圖和其他以圖片或圖文形式傳播的消息），有視頻為證的有7條，無圖無視頻的謠言有41條。大致的占比如圖1所示?？梢钥闯鲈?6則網絡謠言里，大多數言論“有圖有真相”，甚至有視頻佐證，空口無憑式的傳播相對較少。圖片和視頻的混淆性使得謠言更加難以分清真假。

圖1 各種謠言呈現方式的占比

其次是消息的傳播途徑，結果如圖2所示，通過網絡傳播的占絕大多數，通過媒體、口頭傳播、信息電話傳播的謠言極少，而在網絡傳播的69則謠言中，源自微信群、朋友圈的謠言共22條，源自微博、貼吧等自媒體賬號傳播的謠言有8條?？梢娦旅襟w和自媒體謠言占據絕大多數，尤其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平臺的謠言更是泛濫。國內媒體報道錯誤的謠言僅有2條，且其中一條源自網絡。

圖2 謠言傳播途徑數據

根據統計，可以看出，疫情后期的新聞主要集中在網絡平臺上、社會性新聞較多、有圖片為證的謠言較多。相比于傳統形態的謠言，技術的利用使得謠言來源更加分散、形式更多樣、傳播速度更快，而技術的具身性使得謠言更難以辨別真假、更容易在不加求證的情況下被傳播。

3.2 技術與虛假新聞生產：眼見不為實

媒介技術的發展給“眼見為實”打上了問號，圖片和視頻都可以通過媒介技術造假。比如96則謠言中，圖片造假的情況就有很多，“贛州南康發布疫情防控《20號令》”等3則謠言甚至涉及公章偽造，還有人對新聞播報的截圖進行P圖修改，謠傳重慶放暑假的時間。在視頻造假中，大多采用剪輯等手段，斷章取義或歪曲事實。還有一些視頻乃傳播者自導自演，如吉林市豐滿區的一位男子自己攝制短視頻，編造五人確診的虛假消息。

現如今圖文結合的報道方式成為主流，但也為大量的圖片和視頻造假提供了可能。技術門檻越來越低，致使利用PS、剪輯軟件等數字技術造假的現象層出不窮。很多謠言的圖片源于擺拍或者與文字嚴重不符，常常出現“假圖片+假文字”的雙向造假的行為[4]。在新媒介平臺上，信息量大，圖片和視頻往往即發即刪、閱后即焚，因此造謠的成本更低，辟謠的難度也更大。媒介技術的誤用，極大地挑戰了新聞的真實性，圖片與視頻的欺騙性、互聯網平臺的匿名性、信息傳播的快速性都助長了謠言的生產和蔓延，技術濫用給媒介倫理帶來了新的問題。

3.3 技術與虛假新聞解讀：情感新聞與媒介審判

媒介技術的具身性帶來巨大的沉浸感與感染力，客觀實在與人的主觀感知產生沖突，人們容易受情感影響，忽視事情真相。

在96則謠言中，大多圖片和視頻都營造了一種令人緊張或恐懼的氛圍，將近37%的謠言含有病例、感染、死亡等信息，或是擴大了事情的嚴重性，渲染緊張氣氛。還有6則謠言涉及金錢，如“青島限量版地鐵卡免費領”等信息，展示了誘人的圖片，利用了受眾心理快速傳播開來。

5月30日，有一位家長在微博上爆出廣州一小學老師體罰哮喘學生至吐血并有照片為證，瞬間被瘋狂轉載和炒作，很多網友紛紛爆出自己受到體罰的經歷。廣州市教育局隨后介入調查，經警察核實，該家長偽造圖片，事實產生了巨大反轉。此舉已經上升到了媒介審判的程度，網友的熱評紛紛傾向“受害”女孩和家長，迫使警方介入，而批評的聲音在新聞反轉后又迅速銷聲匿跡，整個事件引發了一場鬧劇。

媒介技術的發展使得信息傳播速度加快，簡單的一條信息可以在數秒內經過成千上萬次的轉發，形成具有影響力的輿論，影響司法審判。有些事情在進行報道時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媒介具身性又加強了情感的渲染力，使得很多新聞往往事實未定、觀點先行，造成了網絡極端行為和媒介審判，損害了新聞真實性、司法獨立性和社會倫理道德。

4 技術向善

媒介技術的發展深刻影響了報道機制、信息傳播和媒介倫理，媒介技術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新問題。未來，5G技術的發展，媒介會使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人所具有的感性特質會通過媒介技術延伸到整個世界[5]。我們一方面擔心媒介技術給新聞真實性、隱私權和媒介倫理帶來種種不可避免的挑戰，另一方面，也要承認技術的使用帶來的巨大變革，以及在解決現有問題時技術可以發揮的作用。

在事實核查方面，大數據的使用能夠便捷地糾錯，通過算法的編碼，人工智能可以利用關鍵詞捕捉、大數據糾察等方式自動判別假新聞并對其進行標記和過濾，相比于傳統媒體的人力校對更精準快速[6]。目前，阿里巴巴已經推出“AI謠言粉碎機”，可以自動識別網絡謠言，在特定場景下的準確率已經高達81%。未來，區塊鏈技術的發展有利于新聞資源的共享，透明化的證據鏈也提高了造假的成本、便于事實核查和溯源。

目前仍有很多謠言利用了私人信息，侵犯了受眾的隱私權，這也引發了很多人對大數據技術的質疑。大數據安全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已經成為研究的焦點，未來，大數據技術會修補自身漏洞，避免信息泄露，通過身份認證等技術更好地保護受眾隱私。

面對媒介技術的發展，我們希望在未來能夠達到一種“人機協同”的模式，技術能夠在正確的利用下，解決自身發展給社會帶來的問題。我們希望科技向善，造福人類，就需要把握好利用技術的尺度，善用科技，實現良性發展。

5 結語

通過對疫情中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的96則謠言的分析，印證了媒介技術的具身性給新聞真實帶來的挑戰：一方面，媒介技術的不當使用使得信息來源更多元、更分散，謠言的傳播性更強；另一方面，具身性使得信息真假難以分辨，很容易受騙于感官上的感知，情緒化地解讀文本。

在媒介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我們應當正視技術帶來的一系列變革，包括對于人與客觀環境的改變，重視其引發的倫理問題。目前，國內很多媒體都建立起了辟謠平臺，未來還要結合新聞專業、市場邏輯和具體的技術算法對事實進行核查。尤其是在疫情這種謠言數量激增的特殊時期，更要重視對虛假新聞的打擊，還原真相、避免引起社會恐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新聞生產、傳播，未來，技術的“全面入侵”會促使社會進一步媒介化。我們要堅持技術向善的理念，以技術制約技術，實現媒體和社會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