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環境污染
——基于東部省份面板數據分析

趙煦庭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廣東 廣州 510006)

一、引言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與此同時，也給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生態環境的惡化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間矛盾，迫使政界和學界去思考如何減輕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

紀祥裕(2019)認為升級經濟結構是改善環境污染的重要途徑。對生態環境與產業結構的相關文獻不斷涌現，學者們逐步開始關注生產性服務業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

現有研究針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環境污染的研究較少，本文基于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8個省份2011-2017年數據，運用固定效應分析方法探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和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以期對以往研究有所補充。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現有關于產業集聚和環境污染的文獻較為豐富，但是大部分文獻研究的是制造業集聚和環境污染的聯系。大致可分為如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較有代表性，認為產業集聚是引起環境污染的最主要因素。張可和汪東芳(2014)發現制造業集聚通過溢出效應和產能擴張兩個作用途徑加劇環境污染。第二種觀點認為產業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環境污染。第三種觀點認為環境污染和產業集聚之間不存在線性關系。楊仁發(2015)發現產業集聚和環境污染之間有門檻效應，即集聚程度小于門檻值會加重環境污染，高于門檻值則可以改善環境。

以有文獻少有分析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和環境污染之間的具體聯系。生產性服務業是產業分工日益深化的產物。作為與制造業聯系緊密的生產性服務業，是制造業完成綠色升級，價值鏈攀升的關鍵?；谏鲜稣撌?，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可以減低制造業污染排放。

三、實證模型構建

(一)計量模型設計

STIRPAT模型避免了因 IPAT 模型局限性而影響測算準確性的問題，成為目前學界研究影響環境問題的常用經驗模型，其表達式為：

I=aPa1Aa2Ta3e

其中，I 代表環境壓力(Impact)，P 代表人口規模(Population)，A 代表人均財富(Affluence)，T 代表技術(Technology)，α是常數項，e 為干擾項；α1、α2、α3為估計參數。將模型兩側取對數后，得到表達式如下：

lnI=a+a1lnP+a2lnA+a3lnT+e

大量研究在 STIRPAT 隨機模型基礎上，根據自身研究特點進行變量替換從而適應研究內容。本文研究主題為生產性服務業，借鑒何小鋼和張耀輝(2012)的研究將STIRPAT 隨機模型中間的解釋變量人口規模更換為投資規模，具體模型如下：

lnSO2I,t=a0+a1lnseraggI,t+a2lninvestI,t+a3lneconI,t+a4lntechI,t+a5lnfdiI,t+μi,t

其中，i代表省份(i=1,2,…,8)，t 代表時間。SO2 I,t代表環境污染指標；seraggI,t代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指標；investI,t代表投資規模指標；econI,t代表人均財富指標；techI,t代表技術水平指標；fdiI,t代表外商直接投資指標；μi,t是誤差項。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借鑒胡錦銹(2019)的研究，本文選取東部8個省份2011—2017年面板數據為樣本，有關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相關變量說明如下：

(1)被解釋變量為排放的SO2 量，參考原毅軍和謝榮輝(2015)的做法，以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衡量環境污染。

(2)核心解釋變量是生產性服務業產業集聚(seraggi)。本文以區位熵計算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程度，測算方法如下：

其余控制變量說明如下：①投資規模(investi)：使用各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衡量投資規模的指標；②人均財富(econi)：使用各省人均GDP來表示；③技術創新(techi)：作為控制環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本文使用新產品研發投入來衡量；④外商直接投資(fdii)：用實際使用外資衡量。

四、計量結果與分析

首先需要確定使用混合回歸還是固定效應模型，提出原假設

H0：all μi=0,即混合回歸是可以接受的：

對于原假設“H0：all μi=0”,因為F檢驗的P值為0.0000，所以拒絕原假設，即表明固定效應模型效果好于混合回歸，允許每位個體有截距項。

對東部地區8個省的面板數據進行固定效應回歸，表3報告了基礎模型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可知，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和環境污染之間的影響系數為-0.2062，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表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可以明顯降低環境污染。并且從估計結果可以看出，集聚程度每提高1%，可以降低污染物排放量1.77%。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知識正外部性促進了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促進清潔技術的擴散，從而進一步使得企業節能減排效率提高，這與部分學者提出的第二、第三產業間的知識溢出效應促進生產性服務與制造業產業關聯和技術進步的觀點較為一致(陳國亮和陳建軍，2012)。

關于其他變量的回歸結果：(1)固定資產投資與環境污染成正相關，可能是因為當前經濟環境下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主要集中在工業和建筑業，這兩個行業自生環境污染就比較大。(2)人均財富和環境污染表現為負相關，可能的原因是隨著東部地區人民率先富裕起來，東部省份人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對節能減排的要求也就越來越嚴格。(3)技術創新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影響系數偏低?？赡艽嬖诘慕忉屖?，現階段我國環保技術發展較為緩慢，對節能減排的作用效果還有待加強。(4)FDI與環境污染之間呈現負相關，說明企業可以通過引進國外的先進環保技術，從而提高自身清潔技術水平，加強FDI的環境改善效應。

五、結論與啟示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是實現制造業產業升級和價值鏈攀升的重要手段，但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和環境污染之間作用機制的研究還不多見。本文從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環境溢出效應出發，使用東部地區8個省份的7年的面板數據，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和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驗證?；谀Ｐ突貧w結果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從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東部省份高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顯示出明顯的減輕環境污染的作用，而低端生產性服務業的作用效果較弱。第二，在東部發達地區人均財富對環境污染有較大影響，隨著東部地區在全國率先富裕起來，東部地區的人文環境、社會環境、生態環境的發展和保護也走在全國前列。

根據模型估計結果，為減輕環境污染，促進制造業價值鏈攀升的建議如下：

(1)結合區域間經濟發展差異，促進生產性服務業更快集聚。各省份在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過程中應該著重關注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通過以點帶面、點面結合的發展方式，發揮好集聚經濟的規模效應和溢出效應，將生產性服務融入到生產活動的每一個步驟，推動制造業向低污染低能耗的產業價值鏈頂端攀升，利用集聚效應對產業綠色化轉型的促進作用。

(2)地方政府要明確經濟發展和環境政策之間的關系。在吸納外商投資時，要優先發展高質量、高效益并存的項目，吸引環保優勢明顯的外資項目落戶，并學習、吸收其優秀的環保技術和管理經驗，充分利用好技術溢出的正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