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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兒童本位觀看中國童謠的英譯
——以《草房子》和《青銅葵花》為例

2021-01-07 10:01吳秀群
銅陵學院學報 2021年4期
關鍵詞:草房子童謠英譯

吳秀群 李 錚 張 涌

(1.銅陵學院,安徽 銅陵 244061;2.湖北汽車工業學院,湖北 十堰 443002)

在中國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如何將中國童謠成功譯介給英語世界的兒童, 是翻譯研究者和實踐者值得深思的問題。 曹文軒兒童小說中有豐富的童謠,本文選取其《草房子》和《青銅葵花》中的經典童謠為案例,以兒童本位觀為參照,進行中英對比分析,探討在童謠英譯過程中,譯者是否做到了以兒童為中心,兼顧了音美、形美和意美,再現原文的童趣和幽默,使目的語讀者和源語讀者有著相似的體驗。

一、童謠和童謠翻譯研究

童謠,是兒童口口相傳的一種口頭文學,因其強調格律和韻腳,也被稱之為“半格律詩”。周作人有言:“兒歌者,兒童歌謳之詞,古言童謠?!盵1]據《列子》記載,中國早在堯時就有童謠,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已日臻完善成熟,成為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孫建秋認為,“兒歌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中國兒歌是中國對世界傳統文化的獨特貢獻, 也是中國的‘文化大使’,是讓大家共享文化果實的合適媒介”[2]。 因此,童謠的傳承和對外傳播不可忽視。

兒童文學翻譯一直處于翻譯研究的邊緣, 而童謠的翻譯研究更是處于邊緣的邊緣。 在中國知網,以“童謠的翻譯”為主題進行搜索,經過甄選發現,截至2021 年3 月底,只有20 來篇,發文數量少,且重復研究較多。 從研究案例來看,有對中國典籍童謠英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何德蘭編譯的《孺子歌圖》和韋大利編譯的《北京兒歌》以及對二者的對比研究;也有對地方童謠英譯的研究,如客家童謠、閩南童謠、維吾爾童謠等,研究案例較為集中。從研究視角來看,主要有交際翻譯理論視角、目的論視角、生態翻譯學視角和譯介學視角,研究視角比較單一。涉及具體的翻譯策略,不同學者也提出了不同策略。 喻旭東和丁靜通過對中英童謠的對比研究發現,當前的英語童謠翻譯存在語言和文化兩方面損失[3]。 黃安然和金蓓以生態翻譯學為指導,深入分析了《青銅葵花》中經典童謠的英譯本。 其中,金蓓通過對典型童謠的英漢對比研究得出,譯者為達到幽默效果,采取了“連改帶譯”的策略[4]。 蔡恒聲、林萬源,以目的論為指導,通過分析閩南童謠的文本特征,整理出閩南童謠翻譯的五項參考原則:“避免節奏感與押韻的喪失;注意句長與句型的規整; 從目標讀者的視角來翻譯;反映主題與文化特質;保留童真童趣特色。 ”[5]洪曉睿分析了《中英比較兒歌》中中國童謠英譯的作品,得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注重“真”與“趣”的結合,注重譯文的平易性、音樂性和童趣性[6]。

綜上所述,與童謠的悠久歷史相比,童謠翻譯研究明顯滯后,研究角度有待進一步拓寬,研究深度有待加深。 幽默詼諧是童謠的一大特征, 在翻譯過程中,如何真正做到以兒童為中心,從音美、形美、意美三方面再現原文的幽默,這方面的研究略顯不足。

二、兒童本位翻譯觀

“兒童本位論”是兒童本位翻譯觀的重要依據。 中國的“兒童本位論”主要受西方兩股教育思潮的影響:一是盧梭的自然主義教育觀,盧梭在《愛彌爾》(1762)中強調了順應兒童天性對教育的重要性;二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觀,即“兒童中心論”的教育理念。大多數學者認為國內兒童文學本位觀最早是由周作人提出的,如馬宗玲,也有人認為是胡適、周作人創造了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理論,如劉秉棟。馮樂堂[7]對“兒童本位論”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歷史考察,得出國內最早提出“兒童本位論” 的是郭沫若, 其依據是郭沫若于1921年1 月15 日在上?!睹耔I》月刊發表的《兒童文學之管見》,其中明確提出“兒童文學,無論采用何種形式(童話、童謠、劇曲),是用兒童本位的文字,由兒童的感官以直塑于其精神堂奧, 準依兒童心里的創造性的想象與感情之藝術?!盵7-8]其核心思想便是強調兒童文學的兒童本位性。而周作人在1923 年《兒童的書》中才提出:“兒童的文學只是兒童本位的,此外更沒有什么標準?!盵7]但如從兒童本位觀在兒童文學翻譯中的運用來看,周作人應是第一人。 周作人等人積極組織開展兒童文學翻譯活動,并身體力行。 他在《兒童文學小論》中提到,如果原文“句句意思明白文句自然”,而經他翻譯后“變成生硬別扭的句子”,他便覺得“十分對不起小朋友”[1]。也就是說,在翻譯的時候,要考慮到兒童這個特殊的群體,盡量用兒童的語言來翻譯,這正是周作人“兒童本位翻譯觀”的體現。 通俗點說,即成人譯者在翻譯兒童作品時,要以兒童為潛在的目的語讀者,從兒童的角度去觀察和感知周圍的世界,使翻譯的內容生動有趣,符合兒童的認知特點,滿足兒童的閱讀需求。

兒童文學作家陳伯吹指出“一個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兒童站在一起,善于從兒童的角度出發,以兒童的耳朵去聽,以兒童的眼睛去看,特別以兒童的心靈去體會”[9]。 童謠節奏感強,音韻和諧,童謠的譯介絕不是單純的語義的傳達,更涉及音美、形美和意美的再現,而要實現三者的和諧統一,譯者必須以兒童本位觀為指導。

三、 兒童本位觀下的曹文軒兒童文學中童謠中英對比研究

下文選取曹文軒的兒童小說《草房子》和《青銅葵花》 中的典型童謠進行中英文的對比分析, 從音美、 形美和意美三方面來探討兒童本位翻譯觀視閾下童謠英譯的得失。 其音美,即指童謠的韻律之美,節奏之美,具有音樂性、可朗讀性和可傳唱性;其形美,即指童謠形式規整,類似中國古詩;其意美,即指童謠詼諧幽默,充滿童真童趣。

(一)《草房子》中童謠的英譯

在《草房子》這部作品中,一共有七首童謠。 一首首純真的童謠,讀來朗朗上口、異趣橫生,讓這部本已充滿童趣的唯美作品更是錦上添花。 周作人在《兒歌之研究》中曾提到:“凡兒生半載,聽覺發達,能辨別聲音,聞有韻或有律之音,甚感愉快。 ”[1]童謠其特點之一就是音韻和諧,韻律感強,兒童讀起來自然而然有一種愉悅感。 判斷童謠翻譯的成功與否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童趣的傳達。 《草房子》一直深受國內兒童的喜愛, 但匪夷所思的是由中外譯者Sylvia Yu,Julian Chen 和 Christopher Malone 合作翻譯的 《草房子》的英譯本在北美面世以來,并未獲得與漢語界同樣的關注。 本文選取其英譯本作為參照,通過作品中童謠中英文對比, 揭示其在英語世界慘遭滑鐵盧的原因,以求管中窺豹。 下面我們從音美、形美、意美三方面來探討譯者是否做到了以兒童為中心, 在譯文中再現音美、形美、意美,從而做到童趣的傳達。例1:

一樹黃梅個個青,There was a tree of green plums, each very green,

打雷落雨滿天星。 When it was thundering and raining, stars filled the sky.

三個和尚四方坐,Three monks sat in a square,

不言不語口念經[10]。 In silence, they recited their sutra[11].

1.從音美上看,譯者顧意棄韻,可朗讀性差。童謠被稱之為“半格律詩”,其韻律感強,讀來朗朗上口,在英譯過程中如何保留這種韻律之美, 是翻譯的難點所在。 在這首童謠中,第一、二、四行句尾押韻,押“ing”韻,韻腳突出,因此讀起來朗朗上口,給人一種愉悅感。 郭沫若說:“節奏之于詩,是她的外形,也是她的生命。 聲韻反映語言的抑揚,節奏顯示語言的頓挫?!蓖{亦如此。童謠之所以讀起來抑揚頓挫,是因為不僅有聲韻之美,還有節奏之美。 這首童謠不僅押韻,節奏也鮮明,因此讀來抑揚頓挫。 再看譯文,在形式上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四行,但再看韻律,幾乎蕩然無存。這主要也是因為英漢語的差異。徐德榮根據兒童文學翻譯的性質和實踐經驗,確立了準確性、可讀性和文學性三個具體參數[12]。譯文雖在內容方面準確無誤,但韻律全失,可朗讀性差,更別提文學性。Cay Dollerrup 在《為大聲朗讀而譯》中,將文學翻譯的目的分為兩類:一類是為大聲朗讀而譯,另一類是為默讀而譯,他認為兒童文學應該為大聲朗讀而譯,這樣才會更有趣味[13]。 童謠屬于兒童口頭文學,更應該注重其可朗讀性、可傳唱性。 因韻害意或是顧意棄韻的譯文是欠考慮,缺斟酌的譯文[13]。很顯然,上面譯文就是顧意棄韻,沒有注重譯文的可朗讀性和傳唱性,也就是說譯者未能做到“以兒童的耳朵去聽”[9]。

2.從形美上看,譯者取意舍形,美感喪失。童謠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兒童隨口編唱的宣泄情感的歌謠,句式簡短、形式工整,便于記憶傳誦,孩子在傳誦的時候,也能產生一種愉悅感。 原文每行都是七個字,句式工整,節奏感強,有點類似中國古詩的“七言絕句”。 譯文遵照英語的語法特征,運用了“there be”句型,添加了連詞“when”,雖然順應了目的語語言規范,但毫無節奏。 原文在形式上整齊劃一,而譯文卻“面目全非”。 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譯者只注重了原文意義的傳達,絲毫沒有考慮其形美的再現,也就是譯者未能做到“以兒童的眼睛去看”[9]。 弗洛斯特認為“所謂詩,就是翻譯之后失去的東西。 ”童謠格律嚴謹, 在形式上與詩貼近, 在翻譯策略上二者是相通的,譯者稍不注意就可能導致一定程度的損失,而針對不同的損失,譯者應該采取不同的補償策略。

3.從意美上看,譯者誤讀原文,文化內涵盡失,意境全無。 這首童謠是顛倒歌的一種特殊形式,有意制造矛盾,突顯一種調侃的味道。 若只看字面義,便覺“矛盾”,但深究其內涵,就會發現這只是有意設置的“障眼法”而已。 林良將兒童文學定義為“淺語的藝術”,但淺語并不等同于簡單和直白,同樣需要苦心孤詣,歷經錘煉,就像這首童謠,看似淺,實則不淺?!皽\而不白,淺而有味”正適合這首童謠。 “一樹黃梅個個青”,“黃梅”實指一種果樹,并不是“黃色的梅子”,“個個青”是說黃梅還未成熟,還是青色的。 “打雷落雨滿天星”,并不是說一邊打雷下雨,一邊還可以看見星星在閃爍, 而是說掛著雨水的青梅在閃電照耀下,閃閃發光,如同滿天繁星,從譯文來看很顯然僅譯出了字面義。 “三個和尚四方坐”,明明只有三個和尚,怎么可能坐四方呢? 其中奧秘在于“四方”一詞。宋明時期,“四方”一詞,代指民間寺院。在這首童謠中,“四方”不是指方位,而是寺院。 “不言不語念真經”,是指不發聲,在心里默念。 前兩句寫的是雷雨天中的梅樹,后兩句寫僧人在雷雨天專心念經的情景。

如何將如此美妙的童謠翻譯成英語呢? 譯者在譯介過程中,面臨以下難點:文中“矛盾”之處是照直翻譯,還是譯出隱含義? 如果照直翻譯,原文中看似“矛盾”之處在譯文中就真正矛盾了。 比如“四方”一詞,英語中對應的是“square”,而“square”一詞在英語中無論如何也沒有“寺廟”的含義。 如果直接譯出隱含義,在原文中有意制造的調侃味將會盡失。 再看看譯文,很顯然譯者沒有透徹理解這首童謠,僅僅從字面義進行了翻譯,從而導致了誤譯。 譯者對原文的誤讀也導致了譯文韻味的喪失。 譯文除了讓譯文讀者感到處處充滿“矛盾”之外,絲毫不能理解其隱含義。如此絕妙的童謠,其翻譯非藝術高超者而不能為。 由此可見,童謠雖為“小兒語”,但其翻譯絕不是“小兒科”,其難度不亞于成人文學的翻譯,譯者不可小覷,要真正做到“用兒童的心靈去體會”[9]。

通過對《草房子》中童謠中英文對比分析,可以看出,譯者拘泥于原文,僅僅譯出了字面義,忽略了原文的韻律和形式,“顧意棄韻”、“取意舍形”, 且沒有透徹理解原文,造成了對原文的誤讀誤譯,沒有譯出原文的韻味,從而造成了童趣的丟失。 翻譯策略的選擇與譯者的翻譯觀密不可分, 譯文童趣的喪失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譯者未能做到以兒童為中心。

(二)《青銅葵花》中童謠的英譯

《青銅葵花》是曹文軒的另一本唯美小說,其英文版由英國著名漢學家Helen Wang 翻譯,她是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翻譯家和推廣者。 這本譯作在英國贏得了好評,獲得英國的筆會獎、麥石翻譯獎,并入選美國科克斯獎短名單(美國版)。 可見,《青銅葵花》在海外影響力之巨大。 小說中一共有五首童謠,其中文化特色較濃,翻譯難度較大的是下面這首童謠。例2:

南山腳下一缸油,Little Sister, Meimei, we combed your hair

姑嫂兩個賭梳頭。 And now you look like a lady!

姑姑梳成盤龍髻,Big Sister, Jiejie, we combed your hair

嫂嫂梳成羊蘭頭[14]。 And now you look like a baby[15].

通過原文和譯文的對比可以發現, 原文第一句“南山腳下一缸油,姑嫂兩個賭梳頭”,譯者直接省略未譯,因為其有一定的歷史背景,若照直譯出,兒童不一定能夠理解。同時,譯者對文化專有名詞“姑姑”“嫂嫂”“盤龍髻”“羊蘭頭” 也分別做了處理,“姑姑”“嫂嫂”分別譯成了“Little Sister”和“Big Sister”,并加上了音譯“Meimei”和“Jiejie”,將中外文化連接起來。 尤其是“嫂嫂”的譯文,相比于“Sister-in-law”和“Elder brother’s wife”更加口語化,符合童謠的特點。 “盤龍髻”和“羊蘭頭”是兩種不同的發型,一般已婚婦女梳“盤龍髻”,小女孩梳“羊蘭頭”。而這首童謠剛好相反,已婚的嫂嫂梳了個小女孩的“羊蘭頭”,未婚的姑姑卻梳了個“盤龍髻”,從而達到幽默詼諧的效果。 譯者把“盤龍髻”和“羊蘭頭”這兩個對目標語讀者陌生的詞匯替換成了“lady”和“baby”,同時構成押韻,可謂匠心獨具。 這也正反映了譯者Helen 的翻譯立場。 她力求每一首童謠都押韻,使每一首童謠用英語讀起來朗朗上口。 在翻譯技巧上,她放棄了逐字、逐句、逐段地翻譯,而是“連譯帶改”[4]。原文的第三人稱也轉化為了第一、二人稱。赫曼斯認為,所有的翻譯都是譯者在一定目的下對原文一定程度的操縱,盡管譯文在用詞和內容上都作了較大改動,但達到了異曲同工之妙。

例2 可以說是童謠翻譯的成功案例, 筆者試從兒童本位翻譯觀角度來窺探其成功的原因, 以求管中窺豹。 一、 在音美上,注意韻律、節奏感的再創,使之朗朗上口。 例 2 中“lady”和“baby”構成押韻,再創了韻腳。 二、在形美上,注意句式的整齊規劃,譯文中“little sister” 和 “big sister”, “Meimei” 和 “Jiejie”, “a lady”和“a baby”一一對應。三、在意美上,注意幽默感的傳達,再現童趣。 例2 將“姑姑梳成盤龍髻,嫂嫂梳成羊蘭頭”處理為妹妹看起來像“lady”,而姐姐看起來像“baby”,雖然舍棄了“盤龍髻”和“羊蘭頭”這兩個文化意象,但譯者從另一角度再創了幽默。 且對原文中的“姑姑”和“嫂嫂”也作了相應的處理,看似背離了原文,實則是充分考慮到了兒童的認知能力。 譯文不管從音美、形美,還是意美上,都恰當地再現了原文,充分體現了譯者的兒童本位翻譯觀。 由此也說明譯者在翻譯童謠時,心中要裝著兒童,不應拘泥于原文,應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從音美、形美和意美三方面再現原文的童趣。

四、結語

兒童文學必須是“那些切于兒童的生活,適應兒童的要求,能喚起兒童興趣的東西”[16]。曹文軒的作品在國內之所以能深受廣大青少年的喜愛, 正因為它滿足了這些要求。 通過對曹文軒兒童小說中童謠的中英文對比研究,可以發現,童謠翻譯的成功與否和譯者的翻譯觀密不可分。 Oittinen 在她的專著《為兒童而翻譯》中,首次提出兒童文學的譯者應為兒童而翻譯,譯者的兒童觀決定其兒童文學翻譯觀。 童謠歸根結底是翻譯給兒童大聲傳唱的,兒童的語言、認知水平、心理特征都是譯者必須考慮的因素,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應拘泥于語義的傳達,更應注重韻律和節奏的再創,兼顧譯文的音美、形美和意美,從而再現幽默感和童趣, 使英語世界的兒童在閱讀譯作時獲得與中國兒童相似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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