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坊對張旭草書《古詩四首》卷的鑒定及相關問題

陳斐蓉

提 要:本文以明代嘉靖年間寧波的收藏家、書法家豐坊對張旭《古詩四首》的鑒定為重點,討論豐坊在鑒定法書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同時推論卷末為什么會出現兩篇署名均為豐坊的鑒跋,其指使者為誰,以及此卷從華夏、到項元汴及其子項玄度的流傳中誰是此卷最有可能的改裝者等問題。

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夏天,收藏巨富華夏(1494—1567)①華氏是無錫望族,以富庶和孝親聞名。華夏字中甫,又作中父,號東沙,國學生時曾游喬宇、王陽明之門。在王陽明得罪劉瑾,被流放后,華夏也受到牽連,從此隱于鄉,在故址上建“真賞齋”以貯收藏。其收藏中,顯赫名跡有鐘繇的《薦季直表》,王羲之的《袁生帖》,唐代的《萬歲通天帖》等。嘉靖初年,華夏將它們合刻成著名的《真賞齋法帖》,是明代最早的私家刻帖。邀請豐坊前往無錫賞鑒古物。 在四個多月的時間中②豐坊在華夏真賞齋駐留的時間,據其在華夏藏品上的款署時間推測而來?！稏|觀余論》款署“嘉靖已酉六月癸亥”,《寶齋山林集拾遺八卷》為“己酉六月甲子”,晚《東觀余論》一天；《古詩四首》卷后款署為“嘉靖己酉中元節(七月十五日)獲觀于東沙真賞齋”；《夏承碑》后為“嘉靖己酉中伏日道生題”；《婁壽碑》后為“嘉靖己酉中伏日,道生觀于真賞齋”?！墩尜p齋賦》后的款署為“嘉靖二十八年屠維作噩,月在鶉火之次,日在參”。即1549年的六月三日。完成萬余字的賦文,想必需要一段時日,所以,豐坊在五月份時就應該在華夏處了,也即至少從五月到八月。,豐坊過眼了真賞齋中幾乎所有的收藏,古籍、法書、名畫、碑帖、青銅器、玉器、瓷器、硯臺、大理石插屏、幾、香等等,并記錄和題鑒了一批最珍貴的藏品③這些著錄在豐坊為華夏作的《真賞齋賦并序》中,全篇共10542字,其中序4241字。此賦最早被明代郁逢慶全文錄于《書畫題跋記》中；清代《石渠寶笈》卷十五附于文征明《真賞齋圖》后；清代陳元龍(1652—1736)編的《御定歷代賦匯》卷八十二收入,但是注文并未錄入；光緒戊申(1908)著名學者繆荃孫(1844—1919)從郁逢慶的《書畫題跋記》中抄出,刊刻于其所輯的《藕香拾零》叢書本中。。 題鑒中,最重要的莫過于張旭草書《古詩四首》卷,今天它被保存在遼寧省博物館。近幾年,這件銘心絕品多次展出,引來觀者如潮。 遺憾的是,多數人對于卷后有兩段均標注為豐坊,但書法風格完全不同的小楷題跋并未深研,致使一些人在引用豐坊小楷書法時誤將后一段偽托的小楷作為標準件,而無視前一段的真跡風格。 同樣,圍繞此卷出現的一系列相關問題,如:豐坊是如何鑒定的? 為什么他的意見不被重視? 為什么卷后會出現兩段不同的題跋? 其目的何在? “指使者”又會是誰? 諸多問題,促使筆者想作一番梳理和探討。

一

豐坊(1494—1570后)字存禮、存叔,后改名道生,字人叔、人翁、人季,號南禺,又曾號南禺外史、南禺世史、南禺病史,別號西郭子、西農、天野人,浙江鄞縣(今寧波)人。 豐坊少警敏好學,是正德十四年(1519)的解元,嘉靖二年(1523)的進士,授禮部主事,第二年因隨父諫“大禮議”事受杖闕下①“大禮議”事件是明代嘉靖年間影響最大的政治事件。由于明武宗(正德皇帝)沒有后代,“兄終弟及”,庶支的堂弟朱厚熜入繼大統,是為明世宗(嘉靖皇帝)。在如何稱呼孝宗(弘治皇帝)和生父的問題上,世宗極力追尊自己的父親為正宗皇帝。因此,遭到大多數守護宗法制度的大臣們的反對,引起激烈的論辯。它實質上是皇權與閣權的政治斗爭。豐坊和他的父親豐熙也卷入此事件中,豐熙更是領袖者之一。嘉靖三年(1523)七月,因進諫無效,豐熙、楊慎、何孟春等八人帶領二百多名大小官員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和孝宗皇帝,惹怒世宗。最終一百八十多名官員,包括豐坊及其父親被廷杖,更有一百三十多名官員入獄(此事又稱“左順門事件”)。,遷為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嘉靖六年(1527)京察中,被貶揚州府通州同知,在數次請辭后,允歸故里。 從此刻意著述、深研書法、沉溺收藏,是當時頗負盛名的書法家和收藏家。

豐坊的書法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可比肩祝允明,如黃汝亨(1558—1626)說:“豐考功、祝京兆于筆墨踞曹、劉之間,虎視本朝,以皆得古人書法而逸出之也?！雹?明)黃汝亨《寓林集》卷30,《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69 冊,頁521。范大澈(1524—1610)說:“國朝能書者雖眾,惟宋仲珩,端木孝思,祝希哲,豐存叔四人為得三昧之妙,入右軍之室?！雹?明)范大澈《碑帖紀證》,“祝希哲書刻”條下。見張壽鏞輯《四明叢書》,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8月版,頁18567。湯臨初則從書帖的見識與臨摹兩方面來比較豐坊與祝允明,認為他們各擅勝場,豐坊古帖見聞最廣博宏富,臨摹的功力勝過祝允明;而在書才上,祝允明比豐坊更勝一籌④湯臨初《書旨》,見潘運告編著《明代書論》,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11月版,頁298。。 明末苛刻的書法評論家項穆,曾勾勒出他心目中最完美的書家形象是:兼備豐坊與祝允明的天資、文徵明的學識、文彭的風逸和文嘉的峭健于一身⑤項穆《書法雅言》,見潘運告編著《明代書論》,頁207—208。。 從存世的書法作品以及豐坊的書學論著《書訣》《童學書程》等來看,確不是虛言⑥關于豐坊的書法作品可參見拙著《豐坊存世書跡叢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

其實,除一生致力書法外,成為“鑒賞家”亦是豐坊的志向之一,他在年輕的時候就曾刻下一枚“鑒賞家”印以自許①據《石渠寶笈三編》記載,豐坊在題跋(宋)徐鉉篆書《千字文》后的楷書釋跋末尾所鈐之印有二,為“存禮”和“鑒賞家印”。見《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頁1375。。 由于今天豐坊存世的資料不多,要想了解他的鑒定方法無疑非常困難,而存世的這件張旭《古詩四首》卻為我們提供了一次絕佳的機會。

二

《古詩四首》的主體部分是由五種顏色、六段長短不一的箋紙連裱在一起,共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 書法龍走蛇舞,滿紙煙云,觀之使人蕩氣回腸。 關于此卷書法的研究,相關文章非常多,此不贅述。 卷后拖尾有三段長跋,第一段題跋的落款為“鄞豐道生書”,引首鈐“四”“明”聯珠印,末鈐“豐氏人叔”“南禺外史”兩印。 第二段題跋的落款為“鄞豐道生撰并書”,未加蓋豐坊印章。 “并書”兩字有明顯的筆墨擦痕,顯示為后人偽添。 這兩段題跋都是小楷,前一篇書風渾厚古樸,與豐坊為華夏鑒題的漢《夏承碑》《婁壽碑》和古籍《東觀余論》《寶晉山林集拾遺》上的楷書風格完全一致。②拙著《豐坊存世書跡叢考》,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版,頁194—195,203—206。后一篇跋書風秀雅,類似文徵明傳派風格。 在豐坊傳世的小楷中并未見過有此風格,可以斷定此篇不是豐坊筆跡。 此卷拖尾的第三段題跋是董其昌所書。

以狂草書寫的四首古詩中,前兩首為庚信《步虛詞》,后兩首為謝靈運《王子晉贊》與《巖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贊》。 此卷北宋《宣和書譜》著錄為謝靈運所書,華夏在得到此卷后,對于作者一直心存疑問,以鑒識聞于天下的文徵明在看過后似也難以定論。③華夏重要的藏品,如鐘繇《薦直表》、王羲之《袁生帖》、顏真卿《劉中使帖》、王方慶《通天進帖》等都有文徵明的鑒跋,所以,此卷他也必定看過,但是沒有留下任何鑒定的文字,可見其難定論。因此,豐坊赴約真賞齋,此卷無疑是華夏讓他鑒定的重點。

展觀此卷,豐坊憑借他的鑒識經驗,認為書風有唐人氣息,且決不是謝靈運筆跡。 讓我們來看看他是如何一步步地進行推理的。 由于論證的內容絲絲相扣,分段引述不利作全局觀,因此,不憚其煩將主體鑒跋文字移錄如下(加下劃線的文字是第二段題跋中被刪減去的文字)④引文中的分段為筆者所為,以示豐坊推論中的層次。此外,加下劃線的文字為第二段跋文刪掉的文字。:

右草書詩贊,有“宣和”鈐縫諸印及“內府圖書”之印,世有石本,末云“謝靈運書”,《書譜》所載“古詩帖”是也。然考南、北二史,靈運以晉孝武太元十三年生,宋文帝元嘉十年卒,庾信則生于梁武之世,而卒于隋文開皇之初,其距靈運之沒,將八十年,豈有謝乃豫寫庾詩之理? 或疑唐太宗書,亦非也。按徐堅《初學記》載二詩連二贊,與此卷正合。其書則開元中堅暨韋述等奉詔纂述,其去貞觀又將百年,豈有文皇豫錄記中語乎? 但記中“棗花”,帖作“棘花”；“上元應送酒,同來枉蔡家”,帖作“應逐上元酒,同來訪蔡家”；“北閣臨玄水”,帖作“北闕臨丹水”；“坐絳云”作“生絳云”；“玉策”,石本同,而帖作“玉簡”；“天火練真文”,帖作“大火錬真文”；“難以之百年”,帖作“難之以萬年”；“登云天”作“上登天”；“愛清凈”作“復清曠”；“冀見”作“既見”；“繽翻”作“紛繙”；“巖下一老翁五少年贊”,帖“五”上有“四”字,以鍛語工拙較之,則帖為優,記乃木刻,傳寫偽耳。

竊詳是帖,行筆如從空擲下,俊逸流暢,煥乎天光,若非人力所為,勝有庾稚恭、王子敬之遺趣。唐人如歐、孫、旭、素皆不類此,唯賀知章《千文》《孝經》及《敬和》《上日》等帖,氣勢仿佛。知章以草得名,李白、溫庭筠詩皆稱之,竇臮《書賦》述之尤詳。季真棄官入道在天寶二年,是時《初學記》已行,疑其雅好神仙,目其書而輒錄之也。又周公謹《云煙過眼集》載趙蘭坡與勤所藏有知章古詩帖,豈即是歟?

然東沙子謂卷有“神龍”等印甚多,今皆刮減。昔米老云：“古帖多前后無空紙,乃是剪去古印以應募也。今人收‘貞觀’印縫帖,若粘著字者,不復入開元御府。蓋貞觀至武后時,朝廷無紀,駙馬貴戚概請得之,開元購時剪不去者,不敢出也?！泵子衷疲骸啊蛾愘t》草帖奇逸如日本書,亦有唐氏雜跡,字印與此卷正同?！币馄鋵嵙藭?。余按陳時庾信在周,南北為敵,未嘗相通,山林諸集書畫皆明著其目,茲獨不然,何歟?元章、長睿又皆嘗云：“秘閣所收務博,真贗相混?！比粍t《書譜》所紀,可盡信耶!

石刻自《子晉贊》后闕十九行,僅于“謝靈運王”而止,卻讀“王”為“書”字,又偽作沈傳師跋于后。傳師以行草鳴于時,豈不識“王”“書”二字耶?抑東沙子以唐初諸印證之,而卷后亦無蘭坡、草窗等題識,則余又未敢必其為賀書矣,俟博雅者定之。

從這段長跋中,可以看到,豐坊論證的層次非常清楚。 第一步他通過印章,確認《宣和書譜》所記載的《古詩帖》即是此卷。 接著,他考證出古詩內容前兩首為北周庾信的《步虛詞》,后為南朝宋謝靈運的《王子晉贊》與《巖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贊》兩贊。 豐坊見此卷時,各帖間的次序是雜亂的,所以,考證出內容需對古書相當熟悉。 其后,豐坊再據《南史》《北史》記載,證實謝靈運死后八十年庚信才出生,如謝氏是作者,怎么可能預寫庚信之詩? 此證確鑿,顯然華夏非常贊同。 華夏懷疑此卷可能是初唐人,并且是唐太宗所寫。 為駁證華夏觀點,豐坊又考證出卷上四首詩實出于徐堅的《初學記》。 《初學記》是唐開元年間徐堅、韋述等奉唐玄宗詔編纂而成,晚于唐太宗近百年,同樣道理,唐太宗不可能是這些詩贊的書寫者。 為進一步證明《初學記》與此卷的關系,豐坊還將兩者進行了文字上的校對,指出有十二處差異,同時輔之以他所見的拓本,認為卷上用詞更勝刻本《初學記》,且是由于書籍在流傳翻刻的過程中所據底本不佳之故。

在否定書者是謝靈運、唐太宗后,第二步,豐坊對書寫者進行推斷。 他認為是唐人所書,且書法帶有東晉時期的庾翼(305—345)和王獻之(344—386)的筆意。 在豐坊的目鑒經驗中,他認為歐陽詢、孫虔禮、張旭、懷素的書風與都與之不類,而賀知章是可能書者。豐坊的理由是賀知章的《千字文》《孝經》《敬和》《上日》等帖氣勢與此卷相仿佛①賀知章(659—744)字秀真,號四明狂客,會稽永興縣(今杭州蕭山)人。從唐代的郡治范圍而言,與豐坊為同鄉。賀知章曾讀書于寧波月湖中,宋紹興十四年(1144),郡守莫將在賀知章讀書的地方建“賀秘監祠”,此祠今仍存在。。 賀知章在四明一地活動時間很長,他的墨跡和石刻留存此地不少,豐坊還收藏過草書《千字文》、章草《孝經》以及《龍瑞宮記》三帖②乾隆《鄞縣志》卷23,《續修四庫全書》,第706冊,頁531。,且將《千字文》和《孝經》摹刻上石③全祖望《天一閣碑目記》,見駱兆平編纂《天一閣藏書史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3月版,頁175。。 可見,豐坊極為熟悉賀知章書風,定此卷書者為賀氏,決不是信口開河。

為進一步論證書者為賀知章的觀點,第三步,豐坊又轉向文獻史料。 文獻記載賀知章的草書在唐代十分有名,李白與溫庭筠的詩集中都有稱贊,竇臮的《書賦述》敘述尤為詳細。 此外,徐堅《初學記》刻本在賀知章時已十分流行,賀氏是有機會見到并抄錄的。 豐坊還找到宋代周密的《云煙過眼錄》,其中有記載宋宗室趙與勤曾藏有賀知章的《古詩帖》,豐坊認為此帖極有可能就是這卷《古詩四首》。

盡管豐坊的理由比較充分,但是,許多疑問尚待解答。 華夏對卷上有唐初印章被抹一點不解。 豐坊引用米芾之言,說在唐開元時許多古帖要“剪去古印以應募”。 此外,由于米芾曾言陳時有《賢草帖》奇逸如日本書,與此卷相類,華夏疑問會不會就是六朝人所書。 豐坊解釋陳時庾信在北周,南北為敵不相通,因此不可能寫庾信的詩。 另外,豐坊還引米芾、黃伯思說秘閣收藏書畫為追求約博,所以藏品也是真贗相混,“《書譜》所紀,可盡信耶”,也即《宣和書譜》的記載,不可全信。

敏銳的豐坊還發現此卷為什么被說成謝靈運的真正原因,原來末尾一帖“謝靈運王”的“王”字被誤認為“書”字所致。 石刻拓本在“子晉贊”后缺了十九行,止于“謝靈運王”,有人將“王”字的第一橫刮去,使人誤為“書”字。 然而,拓本后有沈傳師跋,也記是“謝靈運書”,此作何解釋? 豐坊認為沈氏以行草名于時,不可能辨不清“王”“書”兩字,所以,判定其后的沈氏之跋應是偽。

可以說,對這些疑問,豐坊辯駁得非常漂亮。 但是,作為“受雇”之人,豐坊也要兼顧“雇主”華夏的感受,所以他又委婉地說:“抑東沙子以唐初諸印證之,而卷后亦無蘭坡、草窗等題識,則余又未敢必其為賀書矣,俟博雅者定之?！边@種俟定之語顯然是客套話,豐坊內心是堅信己說的。

《古詩四首》卷從北宋《宣和書譜》著錄為“謝靈運書”以來,到明代嘉靖四百多年的時間里,豐坊是第一位對作者提出異議并詳細考證之人。 他從庚信、謝靈運的生卒年得出書者不可能是謝氏,又據石刻本指出前人誤讀“謝靈運王”為“謝靈運書”亦是造成后世托名謝靈運的原因之一,這些有理有據的論證讓人信服。 從考證中可以看到,豐坊的思辯是嚴密的,態度是謹慎的。 他主要依據筆法和書風,在總體把握時代書風的基礎上,在自己的“經驗智庫”中進行類比排除,鎖定目標。 接著,又考證大量的文獻史料、書畫著錄,層層深入,以接近最為可靠的結論。 這種鑒定是建立在他對古代文本以及歷代刻帖和書法極為熟悉的基礎上,也與他熱衷史學以及博聞廣識密不可分。 僅這次鑒定,就涉及《南史》、《北史》、《宣和書譜》、石堅《初學記》、竇臮《述書賦》、米芾《云煙過眼錄》、《寶章待訪錄》和《寶晉山林集》等歷代史論、類書、書畫著錄、書法理論方面的書籍,此外,還有李白與溫庭筠的詩文集,以及此卷的石刻拓本等等。

三

豐坊的賀知章之說,并未被廣泛認同。 圍繞這件《古詩四首》卷的論辯還在繼續。 嘉靖后期,華夏的多件藏品,包括此卷書法陸續被項元汴(1525—1590)購得,項氏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右題中已極詳備如此,余又嘗見宋嘉祐年不全拓墨本,亦以為臨川內謝康樂所書,妙入神品。今幸獲睹真跡,殆不虛語,筆勢縱逸,使人真有臨云之想。書于五色箋上,其箋大不盈尺,上有五代以前印璽,為庸人擦去,可惜。裝背錯序,細尋繹之,方能成章。第前二篇,見近世所刊六朝人詩《庚信集》,味其詞氣,頗不類謝公,為可疑。深愧淺陋,不能考訂以破數百年之惑,而使妙跡不遇知音,悲夫! 墨林子項元汴①汪砢玉《珊瑚網》,見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第5冊,頁722。。

可見,項元汴在得此卷前曾見過宋嘉祐年間的不全拓本,書者為謝靈運。 但是,當他得到此卷后,發現前二篇在詞氣上不類謝靈運,所以心疑之,并為自己無力去考訂致使“妙跡不遇知音”而深感遺憾。 顯然,項元汴此時并未見到豐坊的原跋。 我們可以推測,《古詩四首》卷和豐坊原跋并未同時入項氏之手,因為華夏當時并未將之裝裱在一起,同時代友人題跋并不是古物,何況豐坊的結論并未使此卷增益身價。

項氏見到此卷時,描述它是“裝背錯序”,只有“細尋繹之,方能成章”,今天藏在遼博的這件手跡內容并無錯序,顯然,經后來重裝,且豐坊的兩篇鑒跋也被裱在一起。 通過兩跋內容的比較,我們發現抄跋刪去了豐坊原跋中許多重要的考證文字,正如前文引文中那些標下劃線的文字所示。 其中刪去:豐坊考證謝靈運與庾信的生卒年;考證此卷非唐太宗所書的觀點;豐坊認為《宣和書譜》不可盡信的觀點;豐坊反駁或是陳時人所書的觀點;連最后一句“余又未敢必其為賀書矣,俟博雅者定之”也被刪掉,這樣做的目的,無非就是削弱豐坊對此卷的主觀判斷。 與此同時,抄跋又增加了一些文字,其中有“元章及黃長睿嘗云,秘閣所收晉宋法書多用碧箋,唐則此紙漸少耳”,其意似想從用紙上提出新的看法,即此卷早于唐代,甚至就是六朝人所書,以相合于米芾的鑒識。 顯然,豐坊的觀點,哪怕不是謝靈運己鐵證如山,也不是刪改者想要的。

項元汴過世后,此卷為其子項德弘(? —約1619后)所藏,萬歷三十年(1602)項德弘持卷請董其昌鑒跋①此可從董氏跋語中有“余故為項玄度正之”,且款署“萬歷壬寅中元日董其昌跋”中得知。,董其昌定此卷為張旭所書,并將之刻入《戲鴻堂帖》。 張旭是唐代赫赫有名的草書家,加之董氏在明末鑒賞圈一語九鼎的影響力,故后世多沿用其說,這也是今天我們稱之為張旭《古詩四首》的原由。 其實,從董其昌的跋文中可知,他的鑒定十分粗略,他認為此卷筆法與張旭《煙條詩》《宛陵詩》兩帖相同,且“狂草始于伯高(即張旭)”,所以就斷定是張旭所書。 董其昌未能深考文獻,其武斷的鑒定與豐坊嚴密、多角度、全方位的論證形成明顯的對比。 更讓人驚訝的是,他指責豐坊和文徵明附和《宣和書譜》的謝靈運之說,不能深考,“豐考功、文待詔皆墨池董狐,亦相承襲,顧庾集自非僻書,謝客能預書庾詩耶? ……豐人翁乃不深考而以《宣和書譜》為證,《宣和》鑒書如龍大淵輩,極不具眼……”從這些辭氣中可知,董其昌此時也沒能見到豐坊的考證原文,他所見的應該是后一篇刪改的豐坊偽跋。 觀察原卷,發現豐坊偽跋與董其昌的跋是在同一張紙上,此紙明顯異于豐坊原跋用紙。

《古詩四首》卷在清代入藏內府,被《石渠寶笈》定為贗品,深埋于故紙堆中。 直到現代再一次引起人們的關注,著名的書畫鑒定家們無不對它進行過考證,如謝稚柳、楊仁愷等人認為是張旭所書②謝稚柳：《唐張旭草書〈古詩四帖〉》,收入《中國古代書畫研究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頁40—46。亦可見《鑒余雜稿——中國古代書畫品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版,頁45—50。楊仁愷：《唐張旭的書風和他的〈古詩四帖〉》,載《中國書畫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3月版。頁298—304。,啟功通過紙張的顏色結合古代五行排列方位及卷中的避諱,認為是宋人所作③啟功：《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帖辨》,見《啟功書法叢稿》,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月版,頁47—51。。 徐邦達則從草書發展遞變規律及“玄水”為“丹水”避宋趙氏始祖“玄朗”,認為此帖不早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102),且認為是否是張旭所書仍可研究①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徐邦達集》,北京：故宮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10冊,頁127—132。。 張珩認為五紙中前數行是元明人筆,中間是類黃庭堅的宋人書,末尾有唐人筆格,但終不能定論,所以暫且沿襲張旭舊說,并感嘆“古法帖中有不可論定者,此卷其一也”②張珩：《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標點整理本),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4月版,第2冊,頁841。。 可見,鑒定此卷確非易事。

在鑒定家們的鑒定中,對豐坊的兩跋只有徐邦達和張珩有所討論。 徐氏指出后一篇“字體似文徵明一派,非道生自書”,可謂確論。 張珩則詳細地對一真一偽的產生,以及為何將之裝裱在一起進行了推論:

其跋即前豐跋,末行款下“并書”二字似后添,意此是人叔初稿,東沙倩人代書以入卷者,后南禺稿定,復自書,以貽東沙,遂致并存卷中耳。此跋小楷絕似文嘉,則東沙屬休承代書者,故南禺跋來而仍存于卷中,其下“并書”二字,或即東沙增入,休承未肯為南禺捉刀,而東沙必欲以南禺跋為重,不得不如此,近時好事家亦往往為之,古今心理,如出一轍③張珩：《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標點整理本)第2冊,頁844。。

張珩認為先有后一跋,是華夏請文嘉代書。 前一跋是豐坊定稿后送給華夏的。 比對前后兩篇文字,此說不足為信。 張珩注意到抄跋后的“并書”系后添,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是他認為“并書”兩字是華夏欲借豐坊之名增重,且文嘉又不愿屈尊,所以華夏自行涂改,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實,綜合分析題跋、原作紙張、鈐印的印泥顏色以及重裝此卷的最大可能者,我們發現項德弘才是“并書”添款的最大嫌疑者。 豐坊偽跋和董其昌跋在同一紙上,正如上文已及,是項德弘持此紙請董氏題跋,當時紙上已有一段豐坊的偽跋。 其次,豐坊的原跋與偽跋上都有項元汴的鈐印,但是印泥顏色明顯不同,偽跋上的六枚顏色呈暗紅色,原跋上的為鮮紅色。 其三,此卷裝裱者當是項德弘。 目前卷上的六段書法用紙的騎縫均蓋有項元汴的印章,已糾正項氏初見此卷時“裝背錯序”的錯誤。 那么為什么不是項元汴所為? 如果在項元汴時已將此卷改正,那么,豐坊原跋也必會裝裱在一起,董其昌決不會視而不見。值的注意的是,豐坊原跋上的項元汴印章是項氏本人所蓋,確鑿無疑,因為原跋前的一行隸書“豐南禺書謝帖跋”是項元汴手跡。 如果偽跋“并書”兩字是項元汴所為,其加蓋的印泥色差絕不會如此之大。 更何況,項元汴死后,其宏富的收藏和未竟的事業為項德弘所繼承和發揚①封治國：《與古同游——項元汴書畫鑒藏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年3月版,頁50—52。,要利用其父印章加蓋,是非常容易的事。

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在請得董氏題跋后,項德弘將原來順序錯亂的四首詩,以及當時還未上裱的豐坊原跋,裝裱在了一起,且時間不早于1602年。

四

《古詩四首》卷是書法鑒定史上懸之未決的著名公案之一,雖然它今天被歸入張旭名下,但其中究竟仍待商討。 通過豐坊對此卷的鑒定過程及分析,我們可以獲得如下幾點認識:

首先,從此案例中可以看到,豐坊的鑒定是建立在收藏、學識、博見以及書法能力的基礎之上,是個人綜合知識的應用。 他將書風與文獻考證緊密結合的方法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種方法在今天仍不失是鑒定書畫的最重要方法。 當然,豐坊能參與這件公案的鑒定,也決不是偶然。 其次,從書風鑒定上來看,董其昌定張旭與豐坊定賀知章的方法其實一致,也即以個人見識經驗為據,但是,豐坊的鑒定無人認同,而董氏的結論至今仍存。它表明,在鑒定中話語權的重要性,有時鑒者的社會地位和公眾影響力,在引導真相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第三,豐坊一真一偽的兩跋表明,竄改鑒題以增利增價,在書畫鑒藏史上決不會是孤例。 第四,從豐坊鑒語中可以感受到,邀鑒家與藏家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系,尤其當觀點不一致時,鑒家如何表述就顯得十分重要,哪怕你對自己的觀點十分自信,也絕不可忽視“雇主”的意見,這種關系,今天亦然。 第五,當我們在認識豐坊小楷時,千萬不要將后一篇偽跋當作他的鑒定標準件,否則誤人誤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