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數據流的勞動者：智能監控的溯源、現狀與反思

姚建華

一、問題的由來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硬件設備和算法的快速迭代，作為新一代技術革命的核心驅動力，智能化技術從基礎研究、技術轉化到產業應用都已經進入高速發展期，大規模地應用于工業、交通、物流、金融、能源等諸多領域[1]。智能化技術在推動生產力發展、加速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要素)的配置過程、改變資本主義生產與積累方式，以及滿足人們多樣化物質和精神需求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在這其中，不少學者聚焦智能化技術對人類勞動影響這一前沿議題，圍繞就業市場和勞動力結構、勞動過程、勞動技能、用工方式的調適與變化展開了大量理實兼備的研究。這些研究不僅展現了研究者敏銳的理論觸角與寬闊的學術視野，而且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未來工作(或者后工作)世界的另類想象。

不過，在相關研究中，鮮有學者關注智能化時代工作場所中的勞動監控問題①。對此，可能的解釋是：勞動監控并不是由智能化技術所引發的新現象與新問題，而是普遍存在于勞動者的勞動過程之中。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本質上是資本家榨取及掩蓋勞動力剩余價值的過程[2]，這就必然要求資本家對工人的勞動進行全方位的監控與評估，以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那么，智能化時代的勞動監控方式和以往的勞動監控方式一樣嗎？它有哪些主要形式，呈現出哪些新的特征與變化？這些特征與變化對勞動者產生了何種深遠的影響？為了探究與回應這些問題，本文從檢視工作場所中勞動監控方式的歷史變遷過程切入，對智能監控進行溯源，并從智能化技術與勞動監控設備相互融合的視角出發，闡述智能監控的主要形式與特征，在此基礎上，提出“作為數據流的勞動者”這一概念與論斷，旨在為全面省思智能化時代的勞動監控問題提供一個探索性的研究框架。

二、智能監控的溯源：勞動監控方式的歷史變遷

勞動監控是指對勞動者在工作場所中表現、行為、性格特征的監視、記錄和跟蹤②。格雷厄姆·斯萬(Graham Swell)認為，工作場所的勞動監控方式經歷了從直接控制到間接控制的演進歷程，前者主要表現為身體監控，即監控者對被監控者“在場”的監控；后者主要以技術監控為主，包括數字監控與智能監控。因此，對智能監控的溯源離不開厘清和剖析作為直接控制的身體監控和作為間接控制的技術監控這兩種主要的勞動監控方式及其演進過程。從本質上來說，這個過程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共同推動與決定的[3]。

(一)作為直接控制的身體監控

根據安德魯·弗里德曼(Andrew Friedman)的觀點，身體監控是一種直接控制勞動力的方式，它雖簡單，但卻是企業行使管理權威最為有效的策略之一[4]。 身體監控的核心在于通過采取強制性的威脅、嚴格的監督和給予勞動者最少的責任等方式來限制勞動力的活動范圍，進而提高生產效率。在此，勞動者被視為一臺臺不斷進行重復性和機械化勞動的機器[5]。

早在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蒸汽動力設備將工業生產集中起來，現代工廠制孕育而生。當工廠規模還普遍較小時，資本家往往能夠“看到一切、知道一切、決定一切”，因此他們會選擇在工廠中親自控制工人[6]。 但第二次工業革命后，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迅猛發展，工廠規模日益擴大。這時候，資本家很難行使控制所有勞動者及其生產過程的權力，而不得不將部分權力如懲罰或者解雇工人的權力，授予其所雇用的代理人(經理或者工頭)，于是在工廠中形成了鮮明的“資本家—代理人(經理或者工頭)—工人”的等級結構③。資本家或者其代理人嚴密的身體監控貫穿于工人的整個勞動過程，并將勞動強度提升至工人身體能夠承受的極限[7]。

在近代中國工業企業中，身體監控同樣與“工頭制”管理制度緊密地交織在一起。20世紀30年代，夏衍深入上海東洋紗廠進行臥底，采訪調查了大量17—18歲的紡紗女工。她們被“帶工”老板從家鄉或者災荒地區帶到上海的紗廠來做工，簽訂包身契約，因此被稱為“包身工”。在高強度、低薪酬的勞動中，“包身工”不僅需要面對噪音、塵埃和濕氣三大威脅，而且其“一舉一動”都受到“拿莫溫”(工頭)和“小蕩管”(巡回管理的上級女工)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身體監視，一旦工作懈怠，就會受到肆意打罵和處罰，甚至是被開除?！暗?包身工)打瞌睡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著你，只要斷了線不接，錠殼軋壞，皮輥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么堆積，就有遭‘拿莫溫’和‘小蕩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盵8]這是夏衍筆下對“包身工”窘困的工作環境和悲慘的人生境遇最為真實和鮮活的描述?！肮ゎ^制”為資本家高度剝削工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二)作為間接控制的技術監控

工作場所中的身體監控要求作為監控者的資本家或者其代理人直接面對勞動者，對他們進行“在場”的監控，這極易激化勞資矛盾，甚至可能導致階級抗爭，如歷史上的“盧德運動”——產業工人以搗毀機器的方式來對抗資本家和爭取勞動條件與環境的改善[9]。技術的突飛猛進使電話、傳真機、攝像設備、計算機等現代化數字設備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一方面，這些設備有助于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以較低的成本處理大量程序化的信息和數據，顯著地提升勞動者的工作效率與組織溝通的效能；但另一方面，當它們被廣泛應用于勞動監控中時，催生出一種新型的勞動監控方式，即數字監控[10]。與身體監控相比，數字監控更為迅速、便捷、持續和全面[11]，因此企業中的勞動監控方式逐漸從以身體監控為代表的直接控制演進為以技術監控為代表的間接控制。更重要的是，當數字監控設備自動且連續不斷地記錄和顯示勞動者在工作場所中的狀態和行為時，這種監控方式通常不再需要監控者“在場”的身體監控，因而具有更強的隱蔽性。

電子視頻監控是一種十分常見的數字監控方式。例如，在印度手機制造車間的流水線上，為了防止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出現違反工作紀律、不規范、降低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的行為，360度覆蓋的電子視頻監控器(即“閉路電視”，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CCTV)隨處可見。這些監控器能夠拍攝到工人在生產車間中的每一個角度，記錄他們的勞動時間、即時的工作表現和流水線的運作狀況。在印度，大約有3 000萬年輕的產業工人在布滿電子視頻監控器的工作環境中從事手機制造[12]。 根據英國咨詢公司IHS Markit的統計，2006年全球電子視頻監控設備出貨量達到了1 000萬套，產值為67億美元；隨著全世界對電子視頻監控設備需求的不斷增長，2016年其出貨量增長到1億套，產值達到154億美元[13]。

三、智能監控的主要形式

智能監控是在當前工作場景中出現的一種新型的技術監控方式。如果說數字監控依托現代化數字設備，那么智能監控是智能化技術與智能監控設備日益融合的產物，與大數據、物聯網和算法高度關聯。伴隨著智能化技術在工作場景中的持續運用，越來越多的現代制造業企業采用計算機信息控制系統，在生產過程中，不僅可以通過精益生產來滿足客戶在產品數量、種類、生產時間方面的個性化要求，而且在勞動力管理方面也能夠通過智能監控設備第一時間采集、存儲、處理和分析與勞動者相關的數據，實時掌握勞動者在工作崗位上的最新動態，并對他們進行隨時隨地的智能化監控[14]，這也是智能監控區別于數字監控的根本性差異所在。智能監控的主要形式包括：智能視頻監控、用戶活動監控、GPS定位系統監控和植入式/可穿戴設備監控。

(一)智能視頻監控

智能視頻監控作為智能化技術與視頻監控相結合的產物，已經逐步取代電子視頻監控，成為生產車間和辦公室中日趨普遍的勞動監控方式。電子視頻監控往往是由多個攝像頭與多臺監視器、磁帶錄像機相連的模擬信號設備，而現在智能視頻監控是一套由電腦系統操控的載有多個數字攝像頭、硬盤備份信號的信息技術設備。它在設備的體積、信號處理、儲存的方便性、可操控性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15]。

在工作場景中，智能視頻監控最核心的部分在于：相對于傳統基于圖像處理的方法，智能視頻監控基于視頻數據處理技術與視頻內容分析技術(這些技術往往被嵌入智能高清攝像頭)，通過自學習訓練，自動生成邏輯關系式或者算法，將工作場景內采集的非結構化、異質化數據轉化為結構化、同質化數據，并對它們進行編碼、存儲、分類和解析，對員工進行自動識別與監控，現在，智能視頻監控“不但能看得見、看得清、看得遠，而且能看得懂”[16]。這種機器學習方式還能按照預先設定的安全規則，及時發出滑倒、跌落、火災、煙霧等報警信號，同時預測員工潛在的不當行為，實現自動預警功能[17]。智能高清攝像頭在視頻監控設備中的比例在2017年約為23%，到2022年底將達到45%[18]。有專家預測，在未來，隨著視頻數據處理技術與視頻內容分析技術的不斷成熟和智能高清攝像頭的日漸普及，智能視頻監控在生產車間和辦公室的監控范圍將更大，程度也將更深[19]。 更有專家指出，當前智能視頻監控主要采用的是機器智能輔助人類來處理相關信息和數據，未來智能視頻監控將不再需要人類勞動的參與，從而徹底實現對工作場所中勞動者全天候和全自動化的實時監控[20]。

(二)用戶活動監控

用戶活動監控是指對用戶在計算機或者移動設備上的操作行為進行記錄和監控。根據美國全國工作權利學會(National Workrights Institute)的統計數據，目前全美大約有63%的企業在員工的計算機或者移動設備上安裝了用戶活動監控軟件系統，使企業對這些信息設備的運行狀態了如指掌。當前與用戶活動監控相關的企業市場規模約為11億美元，這一數字在2023年將突破33億美元[21]。

用戶活動監控的內容主要包括：員工在工作場所使用的應用程序(包括聊天工具及其產生的聊天記錄)、收發的電子郵件、輸入和編輯的文本、執行的系統命令，以及瀏覽網站的地址和內容，等等。以美國科技公司開發的InterGuard軟件系統為例，它用于全面監控員工收發電子郵件的活動。這套系統不但可以實現與Gmail、Outlook和其他電子郵件提供商數據的實時同步，而且還能夠根據客戶的不同需求，提供個性化的定制服務。企業通過安裝InterGuard，得以第一時間捕獲員工發送郵件時所用的IP地址、收發時間、標題、收件人/發件人、附件、內容、郵件大小等重要信息[22]。 此外，企業還可以將員工的姓名、電子郵件地址、電話號碼，甚至是信用卡卡號等信息設置為“報警詞”，一旦InterGuard發現他們的郵件中含有這些“報警詞”時，就會觸發向企業發送警報或者遞交報告的自動操作。在全球市場上，與InterGuard具有相似功能的產品不勝枚舉，如ActivTrak、Time Doctor、Toggl等，這些監控軟件深受各類企業的歡迎[23]。

(三)GPS定位系統監控

使用GPS定位系統對員工在勞動過程中的地理位置和行動軌跡進行定位和跟蹤是另一種與智能化技術高度融合的勞動監控方式。近年來，在全球最大的電商平臺Amazon倉庫中使用的GPS跟蹤器就是其中一例。這些跟蹤器可以指示員工到達貨架的最短距離，當他們落后于工作安排進度時，跟蹤器就會發出警報，提醒其與工作目標之間的差距。企業還可以通過這些監控設備向員工實時傳送消息，包括下達加快工作進度、禁止在工作過程中閑聊以及其他相關指令[24]。 早在2009年，全球最大的快遞承運商和包裹運送公司UPS就已經開始對從GPS跟蹤器上采集的數據進行分析與處理。這些跟蹤器既包括UPS員工使用的手持信息采集裝置，又包括每輛運輸車輛上安裝的200多個傳感器，它們記錄了車輛的行駛速度、?？繒r長，甚至是安全帶的使用情況[25]。

在越來越常見的平臺勞動中，勞動監控也是通過在勞動者個人智能手機中安裝GPS定位系統，實時測量、記錄和監控他們地理位置和行動軌跡的信息和數據來實現的。如在美食外賣服務平臺“美團”，GPS定位系統作為主要的勞動監控方式被大規模使用。該系統能夠精確地測量騎手的工作位置與新訂單送達位置之間的距離，決定訂單的分配，計算他們送餐所需時間，提供最佳線路規劃，并跟蹤他們實際的送餐路線[26]。 值得注意的是，對騎手的智能監控不僅來自平臺，還來自消費者。當騎手的GPS定位信息對消費者開放時，一旦消費者發現騎手離自己很近或者路過但卻沒有給自己送餐時，他們就會不停地催促騎手，甚至投訴他們[27]。

(四)植入式/可穿戴設備監控

不少企業開始將載有射頻識別(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技術的、形如米粒般大小的智能芯片，植入員工的表皮之下——“微芯員工”(microchipping employees)就此誕生[28]。 這種技術起源于瑞典，現在受到越來越多美國企業的重視與采納。辦公室的打印設備、電子鎖、自動販賣機等數字設備無需與員工發生接觸，通過無線電訊號就可以“自動讀寫”存儲在員工“微芯”中的信息和數據，并對員工進行識別。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通過“微芯”實現了對員工在工作時間內幾乎全部信息和數據的記錄與監控，有些信息和數據與工作內容毫不相關，如他們從自動販賣機中購買食品的數量和價格，甚至是去廁所的次數和時長[29]。

與植入式“微芯”相似的智能監控設備還有可穿戴設備。羅比·瓦林(Robbie Warin)和鄧肯·麥肯(Duncan McCann)預測，到2021年底，在全球范圍內，企業作為“福利”發放給員工的可穿戴設備數量將達到5億個[30]。法國電子游戲公司Ubisoft研發了測量壓力水平的傳感器和能夠測量人體疲勞度的可穿戴設備，它們被普遍使用于長途卡車司機群體之中，以對其工作過程中的數據進行采集、分析和實時監控。

四、超越勞動時空的智能監控

如上述說，企業通過多樣化的智能監控設備采集、記錄、監視和跟蹤勞動者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的勞動表現(如勞動生產率、工作中的言行)、地理位置與行動軌跡、休息狀況，乃至人際關系，并對這些信息進行編碼、存儲、分類和解析，產生大量結構化、同質化的數據，由此掌握和監控勞動者的勞動狀態。

然而，隨著平臺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蓬勃發展和大量平臺企業的快速崛起，大批勞動者開始從事包括平臺勞動、遠程勞動等在內的多種新型勞動[31]。這就導致勞動者的工作場所既可以是固定的，如生產車間中的流水線或者摩天大樓里的辦公室，也可以是“變動不居”的，包括咖啡館、圖書館，甚至是家中的書房或者客廳。勞動監控在流動的工作場所中仍“如影隨形”。如在美國，綜合類人力服務平臺Upwork記錄著遠程平臺勞動者的每一次按鍵敲擊，平臺不但可以從中獲悉他們的具體位置，而且可以隨時訪問他們的照相機進行拍照，以監控他們工作的全過程。在中國，世界最大的出行服務平臺“滴滴出行”通過實時監控司機的在線時長、服務時長、流水、乘客投訴和顧客評分來了解和掌握他們的運營情況[32]。故而，企業通過智能監控設備不僅可以輕松實現對勞動者的“現場管理”，而且能夠對勞動者在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社會工廠”中的勞動進行實時、有效且系統的監控[33]。史蒂文·瓦拉斯(Steven Vallas)和朱麗葉·朔爾(Juliet Schor)形象地將平臺比喻為一個牢不可破的“數字牢籠”，對每一位平臺勞動者實施著密不透風的監控[34]。

更為重要的是，艾米·德爾加多(Amy Delgado)發現，辦公室的白領在工作場景中使用的筆記本電腦、智能手機和其他移動設備等生產資料往往是由企業提供的，它們也被使用于勞動者工作場景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成為購物、休閑娛樂、即時通信無法替代的工具。很多情況下，這些設備都安裝了用戶活動監視軟件系統和GPS定位系統，有些軟件系統甚至在關閉的狀態下仍能監控其使用者[35]。詹姆斯·魯爾(James Rule)和彼得·布蘭特利(Peter Brantley)兩位學者直言道：人們不管是在生產車間或者辦公室工作、在營業場所消費，還是在公園中休閑娛樂或者在街道上漫步，其一舉一動都處于“無孔不入”的監控下[36]。 這就意味著，智能監控設備對勞動者的監控已經超越勞動時空，不斷侵入勞動者的非工作時間和日常生活空間，尤其是植入式/可穿戴設備的出現和應用使這一特征愈發顯著。

在美國的不少企業中，出現了一種十分有趣的現象，即企業積極鼓勵員工參與到為他們免費提供的各種健康項目之中。據統計，2013年，99%的美國跨國企業為其員工提供至少一種健康項目或者課程，如減肥項目、戒煙項目、個人心理輔導課程、線上和線下的營養課程等[31]。這種鼓勵往往以“可兌現”的形式出現，如降低醫療保險費用、提高企業醫保支付比例、發放購物卡等。這些方式頗具吸引力，員工難以拒絕，因此企業的健康項目呈現出強制性。那么，企業為什么要強制員工參與健康項目呢？毋庸置疑，健康項目有益于個體降低患病概率、保持他們的身心愉悅與健康，改善其生活質量，從而使他們能夠更好地投入日常工作，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與價值。但這并不是唯一的解釋。越來越多的企業健康項目(如美國的Walmart和瑞典的Scania汽車公司)涉及采集和分析與員工健康和身體相關的個人數據，而這往往是通過植入式/可穿戴設備實現的，尤其是智能手環。智能手環是一種最常見的可穿戴設備，它們可以隨時隨地采集個人的生物特征和身體狀況，并對這些信息進行快速且準確的測量和分析，如體溫、血壓、心率、疲勞度、睡眠質量，甚至是情緒，即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所指稱的勞動者“皮膚之下”的情況。在他看來，當前的勞動監控已經超越對勞動者“皮膚之上”情況的關注，而加速進入“皮下監控的時代”(under the skin surveillance)[38]。 如美國化妝品公司Profusion通過發放給員工一款由Fitbit公司研發、廣獲市場追捧的智能手環，記錄和監控171名參與健康項目員工的個人信息和數據，并將這些員工劃分為“忙碌的、積極應對的”和“焦躁不安的”兩大類，而這構成了企業為員工安排工作任務的基礎[39]。

五、智能監控與作為數據流的勞動者

當智能監控超越勞動時空時，這對勞動者意味著什么？對他們產生哪些深遠的影響？本文認為，一方面，通過智能監控，勞動者在虛擬世界中的“數據替身”和個人數據庫被建構出來；另一方面，由智能監控設備采集和存儲的與勞動者相關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后，成為企業重要的資源與資本增殖新的源泉。在此情況下，現實生活中的勞動者成為源源不斷的數據流的生產者，即數據流的載體與集合。

(一)“數據替身”與個人數據庫的建構

對勞動者個體來說，智能監控設備會采集和存儲他們哪些個人數據呢？根據荷蘭學者厄瑪·范德·普洛格(Irma van der Ploeg)的研究，這些數據不僅包括與勞動關系直接相關的數據，如勞動者的年齡、學歷、技能、工作經歷、出生地等，而且涉及與勞動關系間接相關的數據，包括勞動者的民族、婚姻狀況、健康狀況等。然而，當勞動監控侵入勞動者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外的日常生活中時，企業就能輕而易舉地從他們身上獲取與勞動關系無關的、更為廣泛的個人數據，而其中的很多數據與個人隱私高度相關，如個人網頁瀏覽記錄、消費記錄、聊天記錄，以及宗教信仰、政治主張、社會關系、信用評級、興趣愛好，等等[40]。

毫不夸張地說，智能監控設備可以幫助企業獲得與勞動者有關的幾乎所有的數據。如果“各個系統之間的數據彼此印證、相互解釋”，企業就能通過對相關數據進行挖掘、處理和分析，使點狀分布的個人數據匯集成連續的、面狀的個人生活記錄，從而建立起規模龐大且極其復雜的個人數據庫，拼接和還原出一個完整和細節豐富的個體生活圖景[41]。換言之，相對于現實工作場景中真實存在的、從事勞動生產的個體，在虛擬時空中的每位勞動者都存在“數據替身”，企業對他們“數據替身”的畫像隨著個人數據庫的完善而愈發豐滿和準確。

(二)勞動力的“雙重商品化與剝削”與作為數據流的勞動者

就智能監控設備所采集和存儲的勞動者個人數據的價值而言，這些數據經過處理和分析后，有助于企業更好地為員工安排工作任務，在任務數量和強度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這既能幫助員工提升他們的職場綜合表現，又構成企業實現自身利潤和效益最大化的關鍵所在。因此，對于企業而言，智能監控成為一種新型的獲取利潤的經濟手段與方式[42]。

然而，在智能監控成為企業發展重要驅動力的同時，不少批判學者警醒地意識到數據商品化的問題。智能監控設備采集、存儲、處理和分析勞動者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外產生的數據，并將這些數據商品化后，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售賣給其他企業、服務提供商或者政府機構，抑或是直接使用而產生價值，這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企業實現商業盈利的新模式[43]。 如不少企業通過對個人數據的分析，追蹤其需求與愛好，預測其未來的購買行為，進而有針對性地投放廣告和商品[44]?！督洕鷮W人》(TheEconomist)的資深編輯肯尼斯·庫克耶(Kennet Cukier)就曾預言：隨著下一代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挖掘與分析技術的飛速發展，對原來彼此孤立數據之間的整合匯總與多維分析將成為現實[45]。當個人數據的價值呈幾何級增長時，其所蘊含的巨大商業價值能使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獲得難以想象的市場估值，受到更多投資者的青睞[46]。但吊詭的是，勞動者作為數據的生產者并未在數據商品化的過程中獲益。

概言之，一方面，企業的利潤來自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勞動力是資本創造價值的源泉，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實現資本的積累與增殖；另一方面，企業的利潤還來自勞動力生產的數據的商品化過程，勞動力由此陷入“雙重商品化與剝削”的困境。對智能監控背景下勞動力“雙重商品化與剝削”問題的研究將持續引發相關學者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理論，并對其在智能化時代的調適與發展進行闡述與否思。

六、結語與反思

智能化技術正在以全新的方式重塑著人類生產活動的組織、管理與監控等各個環節。隨著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與技術進步，工作場所的勞動監控方式經歷了從以身體監控為主的直接控制到以技術監控為主的間接控制的演進過程。與身體監控相比，包括數字監控與智能監控在內的技術監控更為迅速、便捷、持續、全面和隱蔽。當前，智能視頻監控、用戶活動監控、GPS定位系統監控和植入式/可穿戴設備監控已經成為智能監控的主要形式。這些監控的共同特點在于：智能監控設備通過采集、記錄、監視和跟蹤勞動者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的勞動表現、地理位置與行動軌跡等信息，并對這些信息進行存儲、編碼、分類和解析，進而產生大量結構化、同質化的數據，由此掌握和監控勞動者的勞動狀態。

智能監控不僅可以輕松實現對固定工作場所勞動者的監控與“現場管理”，而且可以實時、有效且系統地監控處于流動工作場所中的勞動者，他們是隨著平臺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蓬勃發展和平臺企業的快速崛起而產生的重要勞動群體。不僅如此，當勞動者佩戴企業發放的植入式/可穿戴設備時，智能監控設備對勞動者的監控超越勞動時空，不斷侵入勞動者的非工作時間和日常生活空間。

智能監控與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外采集、分析和使用勞動者的個人數據緊密相關。這些數據不完全與勞動關系直接或者間接相關，甚至包括勞動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費數據，如網絡購物的數字痕跡。對于企業而言，勞動力的價值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剩余價值；其二，企業通過智能監控建構出勞動者在虛擬世界中的“數據替身”和個人數據庫，通過將相關數據商品化，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與增殖。因此，現實生活中的勞動者成為源源不斷的數據流的生產者。作為數據流的載體與集合，他們并未從數據商品化的過程中獲益。智能監控中存在的“雙重商品化與剝削”問題受到了不少批判學者的關注，他們對此進行了反思。

最后，本文提出三個由智能監控所引發的更為廣泛的社會問題，供后續研究者進一步思考與探討。

其一，隨著智能化技術的指數級發展，智能監控不僅編織了一張嚴密的勞動監控網絡，由于它超越勞動時空的特性，社會空間也必將被推向愈發透明和可視化的監控狀態[47]。那么，當整個社會被大數據、算法等智能化技術納入數據主義的體系時，這是否意味著人類被徹底數據化，以及全面監控時代的來臨[48]？彼時，人們的身體、情感或者心靈會被全面控制或者監控嗎？人類的自由意志是否也將面臨終結[49]？

其二，智能監控對勞動者的隱私權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勞動者的通信隱私、信息隱私、身份隱私、空間隱私等。在2018年10月召開的第40屆數據保護與隱私專員國際大會上，專家們一致認為：“任何人工智能系統的創建、開發和使用都應充分尊重人權，特別是保護個人數據和隱私權以及人的尊嚴不被損害的權利?！盵50]不可否認，對勞動者隱私權的挑戰必將導致勞動者精神壓力的疊加，這不僅會限制他們的言論和行動自由，更加劇了勞動關系的緊張感和不信任感。如何消解工作場所中由智能監控引發的勞動者的監控焦慮？馬克思所描繪的基于人們享有充分自主和自由、個性全面發展和解放基礎上的“自由王國”圖景是否終將流于一種烏托邦式的想象？

其三，在企業對勞動者數據商品化的過程中，勞動者無法參與到企業財富增長的分配環節，即勞動者無法享受他們的勞動果實，勞動成果的分配不平等及其異化現象也隨之產生，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系，強化了“監控—被監控”之間的二元張力。理查德·愛德沃茲(Richards Edwards)強調，當資方企圖最大限度地從勞動者身上攫取剩余價值時，勞動者必然會抗議這種強加于人的做法，進而使工作場所演變為一個充滿抗爭的領域[5]。 那么，當勞動者日益陷入由智能監控設備所帶來的海量監控時，其能動性或者反數據監控實踐何以可能[51]？相關實踐能夠打破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使勞動者不再是“服從管制的、孤立的和自我監督的主體”嗎[52]？ 這些議題兼具緊迫性和根本性，發人深省。

注釋：

① 目前學界對智能化時代勞動監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勞動監控和保護個人隱私權之間的關系。參見Kirstie Ball. Workplace Surveillance: An Overview. Labour History, 2010, 51(1): 87-106；Ann Hendrix and Josh Buck. Employer-Sponsored Wellness Programs: Should Your Employer Be the Boss of More than Your Work?. Southwestern Law Review, 2009, 38(3): 465-478；王俊秀《數據監控、隱私終結與隱私通貨》，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5期，第31-35頁；張衠《大數據監控社會中的隱私權保護研究》，載《圖書與情報》2018年第1期，第71-80頁。

② 這里需要厘清勞動監控(labour surveillance)與勞動監視(labour monitoring)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根據卡爾·博坦(Carl Botan)的定義，勞動監視是指一切自動收集工作場所中勞動者活動和信息的行為。與之相比，勞動監控較為狹義，特別強調在監控過程中對所獲得信息的進一步處理，以及監控的目的在于確定勞動報酬的支付，且通過非人性化的正式規則和程序來實現上級對下級的控制。由此可見，監控是一個與控制密切相關的概念。在大部分情況下，勞動監控與勞動監視這兩個概念可以替換使用。參見Carl Botan. Communication Work and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A Model for Predicting Panoptic Effect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01, 63(4): 1-21.

③ 企業中存在的“資本家—代理人(經理或者工頭)—工人”等級結構是等級控制的基礎。等級控制與身體控制一樣，是一種直接控制方式，且兩者往往同時存在于企業之中。參見游正林《管理控制與工人抗爭——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研究中的有關文獻述評》，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4期，第169-1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