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糧食種植結構的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王建國 邵凱超

摘要：近年來，中國部分地區出現愈演愈烈的耕地利用“非糧化”傾向。一些經營主體大規模流轉耕地進行種樹、挖塘或改種非糧作物，對糧食安全產生帶來一定程度的沖擊。但 “非糧化”趨勢并非長期存在，要素稟賦變化、幼稚性技術變遷、農業政策干預等因素都會引起趨勢改變，種植結構長期處于“非糧化”和“趨糧化”動態轉換之中。如何實現糧食種植結構的調整優化是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途徑。文章通過梳理和闡述糧食種植結構的影響因素相關研究成果，總結了研究發展的脈絡、現狀以及不足，并展望了今后的方向。

關鍵詞：糧食；種植結構；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326.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10503

穩定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安全，是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壓艙石，是沉穩應對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支撐。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顯示，1978—2003年中國糧食播種面積整體呈下降趨勢，由12 058萬hm2減少至9 941萬hm2，減少了17.6%，占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由80.3%降至65.2%，呈現明顯的“非糧化”趨向；2004—2017年，糧食播種面積及其占農作物播種面積的比例穩步回升，其中播種面積恢復至11 923萬hm2，累計增長19.9%，所占比例也提高到71.4%；2018年和2019年，由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種植結構調整等，糧食播種面積略有下降，占比亦降至70.5%。但是自2004年以來，種植結構總體上仍呈現“趨糧化”特征。

國內針對糧食種植結構影響因素的研究已經較為豐富，眾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進行了深入研究。種植結構是農業領域一整套的復雜體系，主要包括種植制度、農作物空間布局與品種布局3個方面。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共同決定種植結構的動態調整，其中社會經濟是主要驅動力，并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約。研究糧食種植結構的內在形成機制有助于穩定糧食生產、確保糧食安全。

1 種植結構的影響因素

1.1 農業機械化

農業產業化一直是我國發展現代化農業的必然趨勢，加速農業產業化建設也始終離不開農業機械化的服務。劉超等[2]定性分析了機械化對我國糧食生產的促進作用，由于農業機械化技術具有作業效率高、精準化和規模經濟等特征，有效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而且深刻影響要素投入數量、質量和結構，進而能夠推動糧食生產方式的轉變。近年來我國農業機械總動力呈不斷上升趨勢，農機結構也在不斷調整優化。與此同時，機械化顯著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規模經營者更加傾向于提高資本投入而減少勞動力投入[3]。隨著規?；洜I和機械化的共同推動，部分地區的種植結構呈現出顯著的“趨糧化”特征。雖然隨著機械化水平的提高，農戶增加種植面積的意愿更加強烈，但是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對機械化水平的要求顯然不同[4]。朱滿德等[5]通過研究發現：受到國內農業勞動力弱質化、農業生產成本持續上升等影響，農業機械化正成為影響中國農業種植結構的關鍵因素?！摆吋Z化”的關鍵原因就在于機械化更適用于糧食作物，尤其在播種和收獲環節中，機械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力弱質化和生產成本攀升的制約。

1.2 政府政策

我國進入“工業反哺農業”階段后，針對促進農業發展的政策也相繼出臺并不斷改革完善，主要包括土地流轉、糧食托市收購以及“糧改飼”等政策。

土地流轉的目的在于推進農業規?；洜I，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但是土地流轉是否會引起種植結構“非糧化”也一直是學界爭議的焦點[6]。有學者[7]認為農地流轉促進了“非糧化”問題的加劇，主要原因在于規模經營往往伴隨著種糧成本高、融資難、風險大等問題，這就促使土地轉入者將之用于其他通途，比如種植蔬菜、水果、水產養殖甚至是非農廠房設施等。但也有學者[8]認為只有小規模農戶在土地流轉后傾向于種植經濟作物，大規模經營者的糧食作物種植比例依舊占優。

托市收購政策的主要目標在于穩定農民的預期收入，同時能夠通過政策效應對種植結構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自2004年以來，我國針對不同糧食品種制定了各種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對稻谷、小麥、玉米、大豆等作物品種的種植結構產生了顯著影響。尤其是在糧食主產區，相應的區域主要糧食品種產量和區域種植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馬丁丑等[9]以稻谷、小麥、玉米、大豆和薯類5種主要糧食為例，研究主產區與非主產區在糧食托收政策改革作用下種植格局動態變化情況，研究結果顯示：糧食托收政策實施以后，各個品種的糧食主產區產量波動幅度更加明顯，主產區與非主產區增加值遠大于隨時間推移的增收量，由此造成了農業對工業發展的抵消而形成的區域經濟剪刀差困境及運輸成本高昂等問題。

糧改飼政策是為了解決玉米供過于求的問題，雖然在試點區域政策實施過程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不過玉米的產量自政策實施后有了明顯下降[10]。

1.3 糧食市場價格

隨著糧食價格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加深以及勞動力成本、土地流轉租金的增加。糧食價格的下降減少了農戶種糧的利潤空間。價格是農戶生產決策的重要考量，在糧食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背景下，收入預期成為影響農戶生產決策的重要因素[11]。眾多學者針對糧食價格對農戶決策的影響效用結果較為一致：價格下降往往引起農戶種糧積極性下降，并調減相應的種植面積。李孝忠等[12]將自然因素和糧食價格相結合，對玉米的種植戶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種植品種結構性調整，是農戶經濟理性、所處環境限制、國家政策引導下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國家根據市場供求及國際競爭采取的宏觀調控手段，需要與農戶微觀決策行為邏輯一致，才能夠取得預期的政策效果，否則，就會產生因政策執行帶來的行政成本過高，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福利無謂損失。李雪等[13]以價格支持政策為出發點，采用15個小麥主產省的面板數據研究價格預期對糧農種植行為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構建理論框架并利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價格支持政策對小麥播種面積的影響及其作用路徑。研究發現價格支持政策是通過影響價格預期進而對種植面積產生干預，政策水平的增加能夠促使農戶提高對價格的預期進而促使小麥種植面積擴大。與之前實施的保護價政策相比，最低收購價政策對面積增加的政策效應更加顯著，且政策執行區預期價格提高帶來的面積增加效應顯著大于非執行區。此外，在影響種植面積的各因素中，種植習慣對農戶種植面積的影響最大，價格因素是農戶生產決策的關鍵因素之一，其他各因素也同樣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農戶的生產行為。

1.4 勞動力結構

近些年來，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與非農就業趨勢明顯。圍繞這兩方面展開的研究較為豐富，因而從不同的視角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

楊進等[14]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論證了老齡化并不會對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種植的比例產生顯著影響，可能的原因在于機械化投入對勞動力投入的替代。但是王善高等[15]通過對不同地形的研究發現，丘陵地區的農戶傾向于調增經濟作物種植比例，平原地區則傾向于調增糧食作物種植比例，尤其是提高了小麥的種植比例。魏君英等[16]運用13個糧食主產省份的面板數據和全面的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實證檢驗了農村人口結構各變量對農作物種植結構的影響，發現在影響農作物種植結構變化的人口結構因素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農村人口的文化教育結構和年齡結構的變化，二者對多數農作物的種植比重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盡管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斷提升，但現實情況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農戶越傾向離開農村離開農業，由此使得真正務農的高素質勞動力減少，而老齡化帶來的撫養負擔則加重正常勞動力的撫養壓力，這些因素都不利于農作物種植結構的調整。此外，農村人口就業結構與性別結構的變化對農作物種植結構的影響不大，說明農業勞動數量的短缺并不是影響農作物種植結構的關鍵因素。如果考慮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農作物價格、農業政策、機械化以及農業資產專用性對于農作物種植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些因素對于所有農作物種植結構均存在顯著的影響，可以調整這些因素來化解人口結構變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不過從總體層面看，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糧食生產的負面影響一定程度上被機械化投入的增加所抵消[17]。

關于非農就業對種植結構的影響，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土地資源稟賦和勞動力兼業化程度兩方面。在土地資源稟賦較好的地區，農戶往往通過種植機械化程度高的糧食作物替代勞動力缺失[18]，不過這也受到家庭勞動力兼業程度的制約[19]。檀竹平等[20]通過研究發現，非農就業轉移的空間距離越遠，家庭越傾向于生產服務外包，進一步推動“趨糧化”趨勢。

1.5 氣候條件

自然氣候是制約不同地區種植結構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圍繞地域性自然災害和全球變暖趨勢兩方面展開。

隨著近年來氣候的暖干化，農作物的種植界限呈現出向高緯度和高海拔移動的趨勢。復種指數顯著增加，為了有效利用增加的熱量，不同地區結合本地降水條件采取了各種間作、套種、輪作模式[21]。王婉昭等[22]研究了近些年遼寧省的種植結構調整情況，發現在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共同影響下，玉米種植面積不斷上升。安悅等[23]將自然因素和外部驅動因素相結合，發現環境基礎是決定地區種植面積和規模的關鍵因素，在此基礎上，氣候變化干預了農戶對作物種植的類型和面積，進而推動種植結構演變。

2 研究中的不足

通過梳理現有文獻，可以發現國內關于種植結構調整的文獻已經較為豐富，但是依舊存在以下兩點不足：一是變量選擇不充分。相關研究變量選擇的視角集中在自然環境、相關政策等方面，缺乏綜合考量?？刂谱兞康娜狈赡軙е聦嵶C中出現內生性問題，以及相關研究結果缺乏權威性。二是樣本量小，數據單一。多數研究選取的樣本數據為各省份面板數據，樣本量較少，使得不同學者的研究結論較為雷同。

3 展 望

首先，要擴大樣本選擇區域，將糧食主產區和經濟發達程度不同的地區同步納入分析框架，進行對比分析。其次，由于種植結構的調整主體是農戶，所以有必要進行針對性的調研以獲取微觀數據，這樣的實證結果更具有說服力。最后，在實證中分析糧食種植結構的主要影響因素時，應綜合考慮其他各個方面的控制變量，同時兼顧遺漏變量和多重共線性問題。

參 考 文 獻

[1]國家統計局關于2020年糧食產量數據的公告[EB/OL].（2020-12-10）[2021-01-25].http：//www.stats.gov.cn/tjsj/ zxfb/202012/t20201210_18083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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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振，孔祥智.農業機械化對我國糧食產出的效果評價與政策方向[J].中國軟科學，2019（4）：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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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韓國瑩，劉同山. 農地流轉價格對非糧種植的影響研究[J].價格理論與實踐， 2020（7）：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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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馬丁丑，陳文梅.糧食托收政策改革對主要糧食作物種植結構影響研究[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8（8）：151-154.

[10]于惠惠，李元鑫，楊樹果.黑龍江省“糧改飼”種植結構調整調研與思考[J].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學報，2020，32（6）：11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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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檀竹平，洪煒杰，羅必良.農業勞動力轉移與種植結構“趨糧化”[J].改革，2019（7）：111-118.

[21]李闊，許吟隆.適應氣候變化的中國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研究[J].中國農業科技導報，2017，19（1）：8-17.

[22]王婉昭，陳鵬獅，胡春麗，等.基于氣象條件的遼寧省玉米種植結構調整分析[J].貴州農業科學，2020，48（12）：47-51+177.

[23]安悅，譚雪蘭，譚杰揚， 等.湖南省農作物種植結構演變及影響因素[J].經濟地理， 2021，41（2）：156-166.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Planting Structure in China

Wang Jianguo， Shao Kaichao

（ College of Food and Material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00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more and more intense tendency of non-grain use of cultivated land in some areas of China. Some business entities transfer cultivated land on a large scale to plant trees and dig ponds or change to non-grain crops， which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impact on food security. However， the "non-grain" trend does not exist for a long time. Factors such as factor endowment change， naive technology change， agricultural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so on will cause the change of the trend， and the planting structure has been in the dynamic transition between "non-grain" and "grain" for a long time. How to realize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grain planting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text， current situation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by sorting out and elaborat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planting structure， so as to open up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grain， planting structure， influencing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