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曇花一現的未來模式”到“現代主義的更新范例”：倫敦巴比肯重建回顧及對城市更新的啟示

楊震

于丹陽

一、前言

隨著中國城市建設主導范式從增量擴張轉向存量更新，城市研究領域內對更新議題的關注顯著增加，其中既涉及宏觀的內涵建構、更新機制、功能導向、戰略落實[1]～[3]，也包含微觀的住區修補、風貌提升、設計控制、社區建設。[4]～[6]由于城市更新在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具備“他者再現”的規律，先期城市化國家的成就與經驗也是研究重點。[7][8]其中，英國作為全球第一個完成高度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其更新歷程被認為具備寶貴的借鑒價值。[9][10]既有研究多關注英國在“新自由主義政體”主導下的城市大開發階段（1970—1980 年代）及“第三條道路”理念引導下的城市復興時期（1980—1990 年代）[11][12]；而實際上，英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城市更新始于二戰之后的城市重建（1950—1960 年代）[13][14]，這一階段受凱恩斯理論影響，體現出“福利國家政體主導”和“城市開發權國有化”等特點，同時與當時盛興的現代主義思潮結合，創生出一批獨特的城市空間遺產，為后世留下可供細致剖析的更新樣本。[15]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一個位于倫敦、具體而微但極具爭議性的重建項目，它在既有研究中尚未得到詳細探討。本文試圖通過全面回顧及多視點分析，呈現該項目的豐富面貌與復雜內涵，推導出批判性的結論及對中國城市更新的啟示。

二、倫敦戰后重建背景

倫敦是英國受二戰毀壞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其中心區金融城（City of London）有40%的土地遭受了密集轟炸，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摧毀（圖1）。在戰爭尚未結束時，倫敦郡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1889—1965 年倫敦地方政府機構，后被大倫敦議會取代）已著手規劃戰后重建：于1943、1944 年先后出臺了《倫敦郡規劃》（County of London Plan）、《大倫敦規劃》（Great London Plan），制定了重點區域重建的行動大綱，并提出借此修正倫敦自19 世紀大工業化以來的發展缺陷。[16][17]《1947 年城鄉規劃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47）進一步賦予地方政府強制購買土地的權力，使重建程序更簡單便捷。[18]

重建面臨的突出問題是住房短缺——空襲摧毀了英國二百萬套住宅，大量流離失所的城市貧民無力購買新房。[19]以“福利國家政體”及“國有化城市開發權”為政治基礎，英國政府推出“社會住房”（social housing）政策來應對危機：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強制收購城市土地，交由國有城市開發 公 司（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來建設住宅，并以財政補貼+低價出租的方式提供給低收入人群使用。[20][21]為提高建設速度及容納更多住戶，社會住房多采用現代主義規劃方式（集中布局、高人口密度、低建筑覆蓋率、點式高層塔樓）。[22]1950—1970 年代是英國社會住房建設高峰期，中央政府撥款建設的社會住房總量占全國住宅新建量半數以上。[23]

三、巴比肯的獨特之處

巴比肯莊園（Barbican Estate，后稱“巴比肯”）位于金融城東北側，占地35 英畝（約15hm2），擁有2000 余套高層公寓式住宅、少量獨立別墅、學校和文化設施，是倫敦最大的居住區之一。[24]在二戰以前，巴比肯所在地區是倫敦紡織品貿易中心，但被轟炸夷為平地。在倫敦郡議會的重建規劃中，金融城被設定為泰晤士河北岸的商務商業中心區（圖2）。但是，該片區開發商金融城公司（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屬于國有城市開發公司范疇）最終卻在巴比肯推行了一個以住宅為核心的重建計劃。

圖1：倫敦金融城戰后景象，遠處是圣保羅大教堂的穹頂

巴比肯的獨特之處在于：（1）開發屬性：巴比肯呼應了戰后住房短缺的緊迫形勢，并且因為由國有公司開發建設而被認為與社會住房具有緊密關聯，但它并未獲得財政補貼+低價出租的政策，因此在開發屬性方面與社會住房有一定差異；（2）住區功能：巴比肯除提供住宅外，還擁有商業、學校，以及歐洲最大的多媒體藝術中心——巴比肯藝術中心（Barbican Centre），是一個住、商、文混合住區，這在英國戰后重建項目中十分少見；（3）空間形態：巴比肯是一處內向圍合、相對封閉的“城中城”（city within a city），這種整體性形態不同于大量社會住房“公園中的塔樓”（towers in the park）式的松散布局，反而體現出與倫敦古典住宅廣場、歐洲大陸或北美大都市某些混合開發項目的微妙關聯[25][26]（圖3）；（4）社會后果：二戰后在歐美涌現的一些社會住房項目，在1980 年代之后由于住區環境惡化而走向衰敗，例如倫敦羅賓漢花園（Robin Hood Gardens）、美國普魯伊特-伊戈住區（Pruitt-Igoe）等[27][28]，——評論家視之為社會住房政策的失效以及“現代主義烏托邦的破滅”[29][30]，但巴比肯在今天依然運營良好，形成突出的場所個性和品牌效應，成為倫敦一處獨具觀賞價值的城市景觀。

圖2：《1943年倫敦郡規劃》中的倫敦市社會和功能分析地圖，圖中的金融城被規劃為商務商業中心區

圖3：巴比肯空間形態和功能布局，體現出內向圍合、相對封閉的“城中城”特征

這些特征，使巴比肯在倫敦戰后重建中顯得獨樹一幟。下文對其重建的起源、設計、建造、運營、使用和管理等方面進行回顧與述評，以揭示它在城市更新方面的啟示與教訓。

四、巴比肯重建回顧與述評

1.巴比肯的誕生

在巴比肯重建之初，三方面因素促使它從商務商業定位轉為以住宅為核心的混合項目：

1）社會因素

戰后初期，受“田園城市”思想影響，倫敦郡議會傾向于在郊區建設新城及社會住房，期望將城市中心區人口疏散至郊區，以修正大工業化以來倫敦交通擁堵和環境惡化等問題。[31][32]但單維度的郊區發展導致了城市中心區空心化以及“鐘擺效應”：1951 年金融城的居住人口只剩5000人（1941 年是10 萬人），其中巴比肯地區僅有58 位居民；人們每天依靠快速公路和鐵路在郊區與中心區之間通勤，造成大量交通擁堵與火車晚點；倫敦中心區白天“擁堵窒息”，夜間卻被“遺棄”，成為“貓和守夜人的城市”。[33]在此情況下，倫敦郡議會下屬的重要機構重建區域小組（Reconstruction Areas Group）開始對金融城單一的商務商業規劃定位進行反思。經過探討與研究，金融城公司與倫敦郡議會逐漸修正最初設想，于1956 年將金融城總體規劃調整為包含商務商業與居住的混合開發，為巴比肯轉型為混合住區奠定了規劃基礎。[34]

2）政治因素

戰后初期的郊區化也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金融城流動的商務商業選民遠遠超過居民選民，使得金融城長久以來的“地方自治局面”變得不穩定。政治人士認為必須在金融城增加常住選民數量，以確保在未來的政治改革中金融城不會被邊緣化。時任英國住房和地方政府部部長桑迪斯（Duncan Sandys）甚至不贊成任何基于單純的商務商業發展的計劃：“從長遠來看，商務商業和住宅之間更好的平衡會使每個人受益……在城市建立一個真正的住宅社區，包括學校、商店、開放空間和其他設施，即使這意味著在土地上放棄更有利的回報，也會有好處?！盵35]金融城公司于1957 年開展巴比肯重建方案征集，其中以商務商業開發為主的提案都遭到桑迪斯等的質疑，唯有CP&B 事務所[由建筑師張伯倫（Peter Chamberlin）、鮑威爾（Geoffry Powell）和鮑恩（Christof Bon）組成]的提案符合增加居住功能的倡議。CP&B希望為金融城建立一個“真正自給自足的居住社區”，并提出社區不受車輛干擾、提供充足的開放空間以及文化設施等創新理念。[36]政治考量和對商務商業發展的危險警告促使金融城公司支持這一提案，并成立了執行機構巴比肯委員會（Barbican Committee），這標志著巴比肯重建獲得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3）經濟因素

二戰以后，英國在全球政治經濟版圖中地位下降，倫敦以及英格蘭大城市亟需推動產業轉型與經濟增長。在此背景下，金融城提出打造“一個堅定地建立在國際銀行與金融服務業基礎上的‘新金融城’?！盵37]為了吸引來自海外的金融資本及專業人員，改善金融城內頻繁的交通堵塞及緩解通勤勞頓成為當務之急。另一方面，大量年輕的金融專業人員在工作與居住之外有更多的社交、休閑需求，需要大量與此匹配的“第三空間”。[38]在這些形勢下，依賴長途通勤和以商務辦公為主的開發模式日益顯得落后，對金融城創造更大的經濟價值形成桎梏。因此，將巴比肯重建為一個多功能混合住區、“在證券交易所和銀行總部附近提供大型住房單位和更多社會設施”，無疑代表了金融城發展新經濟的決心。[39]

在上述因素推動下，CP&B 的提案于1959 年獲得巴比肯委員會及倫敦郡議會的正式批準，一個以住宅為核心的重建模式最終得到了行政支持。[40]

2.設計與建造

CP&B 不是最活躍的現代主義者——例如他們都不是“現代主義建筑研究小組”（MARS Group）的成員[41]，但他們毫不掩飾對“田園城市”傳統的排斥：“低密度、單調、浪費鄉村用地……我們喜歡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強烈對比?！盵42]巴比肯的規劃設計帶有顯著的現代主義色彩，同時倫敦的古典住宅廣場、歐洲大陸及北美大都市某些現代主義作品也對巴比肯規劃有潛在影響。[43]具體而言，巴比肯在三方面呈現出現代主義特征：

1）人車分離

CP&B 運用了在當時頗為新穎的“建筑底層架空”，將車行與人行分置于不同的標高層，以此減少車輛對居民生活的干擾。巴比肯底層是長約5.6km的行車道和車庫，由電梯和樓梯與上面的住宅聯系；行車道上方6m 處設置架空步道，構成一個串聯起各個建筑的步行網絡，同時這也被設想為供居民日常游憩和社交的場所（圖4）。這創造了一個在倫敦少見的，“不受機動車干擾的住區”，但也顯著增加了成本（住區部分最初預計耗資1900 萬英鎊，實際耗資7000 萬英鎊）。[44]同時，居民使用架空步道的意愿不高——人們本能地尋找最短、最方便的路線，寧愿承擔交通風險而不愿攀登復雜的路線；架空步道成為“社交空間”的設想也沒有實現——居民和管理者認為這些難以管理的區域“增加了亂扔垃圾、涂鴉、故意破壞的發生率，以及青少年和兒童的事故機率”[45]。盡管今日的巴比肯因為良好的管理，避免了淪為犯罪、反社會行為等的誘發點，但人車分離的空間愿景與真實社會用途的背離，確乎提供了現代主義缺陷的一個微觀佐證。

圖4：巴比肯為實現人車分離和創造社交場所而設置的架空步行系統

2）集中布局

CP&B 放棄了英國傳統的“多層住宅”（town house），采用了在“光輝城市”等實踐中廣為人知的點式高層塔樓與條板式多層公寓相結合的形態。它包含三座43—44 層高的塔樓，是當時歐洲最高的住宅建 筑[46]；塔樓平面呈三角形，多層公寓則采用U 形、Z 形、口字形等，以便圍合成各種庭院（圖5）。這種集中布局、豎向發展的規劃方式使巴比肯人口密度達到570 人/hm2，高于英國傳統住區200 人/hm2的平均水平，同時其開放空間達到0.6hm2/千人，遠超金融城0.06hm2/千人的標準[47]，為居民提供了充足的戶外活動場所和景觀空間（圖6）。另一方面，巴比肯的內向布局具有明確的形式感和復雜性，又與現代主義倡導的開放及效率理念并不完全一致；評論家更注意到巴比肯的景觀庭院與倫敦古典住宅廣場在尺度與形制方面的微妙關聯，似乎暗示著現代與古典之間的某種折中。[48]

3）粗野主義

圖5：巴比肯提案模型（左圖）及建成鳥瞰（右圖），可以看到三座點式高層塔樓和若干條板式多層公寓

圖6：巴比肯景觀庭院

圖7：體現粗野主義風格的巴比肯建筑及景觀細部

巴比肯的現代主義特征更直觀地體現在粗野主義（Brutalism）建筑風格上。粗野主義強調對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不加修飾，突出其原始質感以及厚重的雕塑形式。[49]在巴比肯，由混凝土鑄造而成的尺度壯碩的柱子、優雅彎曲的懸臂式陽臺構件，以及精巧的景觀小品，都體現出某種一致的粗野主義美學表達（圖7）。為最大程度凸顯混凝土的粗糙質感，巴比肯建筑群的飾面做了鑿毛處理——在混凝土干燥后，使用手持式鎬錘精確敲擊表面并露出粗花崗巖骨料。在混凝土主體材料之外，精細石材、工程磚、優質硬木、白色拱頂等有限的材料和部件語匯也得到高度規范使用，以實現建筑外觀的視覺一致性。然而，倫敦市民最初對巴比肯的建筑風格褒貶不一，許多人將其批評為一處“冷漠、充滿敵意、令人沮喪的混凝土堡壘”[50]。2001 年巴比肯因“整個建筑群的規模、整體性和設計風格”被英格蘭遺產組織（English Heritage）列為II 級登錄建筑（Listed Building），確立了其在現代主義建筑發展史中的地位，意味著它的美學風格得到重新審視。

3.文化與運營

1）巴比肯藝術中心

CP&B 提案的另一亮點是在住區中提供文化設施，以滿足金融城居民日益顯著的文化消費需求。這個概念被落實為一座龐大的藝術中心——包括1250 座劇院和2000 座音樂廳、會議設施、借閱圖書館、音樂圖書館、藝廊、電影院和餐飲設施等（圖8）。藝術中心于1982 年正式建成開放，耗資1.53 億英鎊，被官方喻為“倫敦獻給世界的禮物”和“現今世界的奇跡之一”。[51]如今，巴比肯藝術中心是歐洲最大、最活躍的藝術中心之一，每年有超過3800 個文化項目（涵蓋舞蹈、電影、音樂會、戲劇、視覺藝術等）在此呈現并吸引逾120 萬人次來此參觀。[52]然而，在藝術中心建成之時，混凝土綜合體的風格已經衰微，金融城的主流建筑偏好轉向由玻璃、鋼鐵鑄造的“高技派風格”，民眾抱怨藝術中心的外形“灰色、沉悶、粗野”。[53]2005年，巴比肯委員會對藝術中心外觀進行了翻新設計，并增設了入口廣場和一座步行 天橋。

2）建筑遺產保護

圖8：巴比肯藝術中心功能構成圖（左圖）、入口（右上圖）、室內（右下圖）

登錄建筑保護制度是英國自1990 年開始實行的建筑遺產保護基本制度，用以保護“特殊建筑或歷史遺跡”，分I、II ＊和II 三個等級。[54]巴比肯雖然建成不足30 年（截至2001 年），但作為“戰后現代主義城市規劃和建筑學的重要范例”被列入II 級。登錄建筑保護制度不阻止建筑物的正常使用，而是通過建立申請許可程序來阻止任何有損建筑物歷史價值的改動。2015 年，金融城公司與英格蘭遺產組織修訂發布了《巴比肯登錄建筑物管理指南》（Barbican Listed Building Management Guidelines），范圍覆蓋巴比肯的全部住宅、藝術中心、學校和其他建筑，以及景觀綠化。該指南用以管理業主、居民對于巴比肯建成環境的改動需求。其基本原則是“保障巴比肯原始的空間形態、建筑規模、材料的一致性、室內布局以及外部公共空間”。主要要求包括：（1）規劃層面：巴比肯是一個獨特的城市構成，建筑物和外部空間在創造其空間形態方面起著互補作用，因此不應引入可能對整體性造成損害的新建筑物、填充物，或移除任何建筑，同樣，在設計或管理外部空間時，也不得改變現有的硬質景觀、水生和種植區域等的原有特性；（2）建筑層面：現有住宅建筑的形式和特征是一致且獨特的，不得對其進行任何改變，以影響輪廓、體量、尺度、造型、材料特性、外立面、顏色（經批準的色板規定除外）；（3）構造層面：屋頂、露臺、外墻、陽臺、護欄、窗戶等構件創造出一種將整個建筑群統一起來的建筑語言，不得進行任何改動以造成這種建筑語言的偏離或中斷，更小的配件如標識元素、花盆構件等也需要統一維護，甚至獨特的銹蝕銅綠也是巴比肯建筑物的特征，因此需要仔細考慮所有的替換或清潔建議（圖9）；（4）制度層面：為指導居民和管理人員評估各種改動活動是否需要進行申請許可，建立“紅綠燈”（traffic light）表格進行詳細的舉例闡述，包括四類：無需取得授權（綠色）、需要事先詢問（琥珀色）、會引發登錄建筑保護制度申請程序（紅色）、即使申請也不太可能獲得同意（黑色）（圖10）。

3）巴比肯品牌運營

圖9：銅綠也是巴比肯建筑物特征之一，受到登錄制度保護

圖10：評估各種改動活動的“紅綠燈”表格

以藝術中心、登錄建筑為載體，巴比肯致力于打造“跨越并整合所有這些獨特要素的文化品牌”。[55]首先，巴比肯設計了一套文字商標及視覺識別系統，并制作了商標指南（Barbican Brand Guidelines），將所有相關的空間、產品、活動指引都統一在Barbican 商標下，達到聚焦品牌的目的（圖11）。其次，放大巴比肯的文化功能，發起一系列文創活動，例如：針對青少年群體建立Young Barbican 會員制度，為年輕人提供低價藝術課程、創意機會和活動門票；策劃Barbican Box 項目，將載有原創戲劇、視覺藝術或音樂項目的便攜式“藝術盒子”輸往世界各地；以Barbican Shop為活動工坊，邀請設計師和制造商共同創造藝術商品，在線上線下同步銷售，并與媒體合作講述藝術家的創作故事；為建筑愛好者開設Barbican Architectural Tours，提供體驗現代主義建筑的機會等。最后，與城市事件結合，例如在巴比肯舉辦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慶?；顒?，成為“體育和文化中轉站”（圖12）。

巴比肯的品牌運營創造出較顯著的經濟效益：藝術中心2017/2018 年度收入4700 萬英鎊，其中票房收入占21%，品牌運營和商業活動收入占37%。[56]以此為基礎，金融城政府進一步提出“文化金融城”及“建設世界級文化和創意目的地”戰略，豐富了金融城產業內涵。[57]

圖11：巴比肯商標及視覺識別系統

圖12：巴比肯藝術中心的各種活動策劃

4.居住與管理

1）混合居住與紳士化

巴比肯重建與戰后住房短缺具有一定關系，而且由于由國有開發公司進行開發建設，被許多人視為必然的社會住房項目。但實際上，巴比肯沒有獲得過社會住房低價出租所應有的財政補貼，同時在金融城增加選民和推動經濟轉型的決心推動下，巴比肯先天帶有市場化屬性。在巴比肯的2113 套住宅中，工作室、1～2 居室公寓約占70%，其余則為較大面積的公寓及獨棟別墅（表1）。但在目標人群上，巴比肯主要瞄準“在金融城工作的富裕單身人士和年輕夫婦”。[58]可見，巴比肯以超過一般社會住房項目的套型數量創造了表面上的“混居”，但其市場定位表明這不是真正的階級混合，而是同一階級內不同家庭類型的混合。[59]住宅設計也傳遞了微妙的階級氣息：所有套型的主要生活空間都帶有觀景陽臺，高層塔樓面向倫敦的最佳景觀；室內裝飾富于現代感，墻壁表面以粗糙和未完成的外觀呈現，以“迎合新中產階級對生活自我表達的需求”[60]（圖13）。

1970 年代以后，英國從福利國家向新自由主義政體轉變，撒切爾政府以“居者有其屋”為口號，推行“購買權”政策（Right to Buy），允許包括巴比肯在內的大多數公共住房被以高額折扣（最高3 折）從國有開發公司手中出售給長期租戶，成為私人住房。[61]“購買權”政策為數百萬家庭提供了永久性有形資產，受到不少民眾支持；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有錢者有其屋”，剝奪了低收入階層的空間救濟資源，從而導致評論家認為的社區“紳士化”。[61]另一方面，大量公共住房私有化后被以更高價格再次出租或出售，為房地產泡沫埋下伏筆：目前，巴比肯2000 余套住宅已大部分私有化，價格超出倫敦住宅平均價格水平的36.9%。[62]

2）住區管理與空間階級特征

目前巴比肯的居民有4300 名，絕大多數是在金融城工作的中產及以上人群。巴比肯建立了網絡化的社區管理體系：（1）巴比肯居住委員會（Barbican Residential Committee，BRC）受托于金融城公司設立的巴比肯地產辦公室（Barbican Estate Office，BEO），負責日常物業管理與決策； （2）居民咨詢委員會（Residential Consultation Committee，RCC）由業主和租戶構成，負責傾聽決策、提出意見；（3）另設巴比肯協會（Barbican Association）及其日常機構協會總理事會（Barbican Association General Council，BAGC），負責每年舉行六次會議以商討社區事務，組織巴比肯的日常社交活動（例如退休人員的“星期二俱樂部”、櫥窗裝飾比賽、管理有機農場商店等），以及出版《巴比肯生活》（Barbican Life）雜志，發布有關社區運營和公共環境維護的內容；（4）還有若干居民小組（House Group），是住區內每個組團的“基層議事單位”（圖14）。社區事務費用主要來源于業主與租戶繳納的物業管理費：從每年1700 英鎊（單間公寓）到16000 英鎊（最大的頂層公寓）不等；住戶調查顯示超過66%的受訪者認為“物有所值”（2016 年）。[63]

巴比肯各類住宅套型數量 表1

階級同質化加上自主程度較高的社區管理，使巴比肯的居民樂于開展空間改造：例如，居民在庭院中種滿大量植物和花卉，并使用曲折路徑和僻靜的居民專用空間強化內部環境的私密性（圖15）——在一些評論家看來，這是中產階級為達到更符合其空間品味及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占領與繁殖”（social occupation and reproduction）。[64]此外，中產階級的聚集助長了消費文化的興盛——巴比肯周邊最初缺乏商業及娛樂設施，而現在已涌現了One New Change 高端購物中心、大量酒吧和餐館等?？傮w而言，相比一般的社區紳士化進程，巴比肯被認為在階級特征強化及空間分異方面，“動作更為直率，結果更為顯著”。[65]

圖13：巴比肯住宅室內

圖14：巴比肯社區管理體系構成

圖15：居民專用空間種滿植物和花 卉，強化了內部環境的私密性

五、總結：對巴比肯的正、反評價

巴比肯重建跨越30 多年時間（1951年總體規劃—1982 年完全落成）。由于1960—1970 年代一些社會住房項目的衰敗，巴比肯曾被一些早期評論家預測為“曇花一現的未來模式”[66]。但今天，巴比肯已成為英國戰后現代主義規劃實踐中為數不多的、欣欣向榮的典范住區，被視為“現代主義的更新范例”[67]。對巴比肯的社會評價也歷經變化。積極的評論包括： （1）社會層面：巴比肯改變了金融城以商務商業為導向的單一土地規劃模式，以居住功能為主導，提供的2000 余套住房緩解了戰后中心區住房短缺的局勢，有助于修正長途通勤和交通擁堵等大工業化時代遺留的城市問題；（2）政治層面：巴比肯提升了長期郊區化之后民眾對城市生活的信心，改變了城市中心區空心化的趨勢，為金融城增加了至關重要的居民選民（目前巴比肯居民選民占金融城選舉人口50%以上），為金融城的發展奠定了穩定的政治基礎；（3）經濟層面：巴比肯前瞻式地植入文化設施及藝術觸媒，滿足了新時代人群對城市空間的體驗需求，促進了金融城的功能提升及品牌構建，成為推動倫敦中心區“從重建到復興”的奠基石。

巴比肯遭受的最大批評，是“對重建戰后平等社會、提供空間救濟理想的偏離”。雖然它并非絕對意義上的社會住房項目，但無可否認，它受益于以緩解戰后住房短缺為導向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為（包括國有公司對中心區土地的優先購買、政治人物對重建提案的強力推動、公共資金對代價高昂的建設的支持等）。但是，巴比肯并沒有將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置于重要的考慮范疇。這被一些嚴厲的批判者稱為“披著社會福利住房的外衣，吞下城市工人階級用來果腹的食物”“一個為富人打造的公共莊園”等。[68]“購買權”政策更導致巴比肯徹底私有化，在產權層面喪失了公共屬性，使社會階級的分異成為難以挽回的事實。而巴比肯在品牌運營及社區管理等方面體現出的“自我精英化”，也被認為對金融城的紳士化及社會隔離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六、討論：巴比肯對中國城市更新的啟示

1.城市更新多維驅動及平衡機制

中國一些城市的更新決策受既有路徑制約（長官意志、任期焦慮、政績導向等），更新工作受有限目標驅動（例如市容美化、特定人口遷移等），表現出激進、運動式的特征。從巴比肯經驗看，城市更新不是簡單的物質層面的“推倒再來”，其背后涉及錯綜復雜的訴求與限制，包括政治（地方自治與選舉利益）、經濟（區域定位與城市轉型）、社會（住房供給與職住失配）、文化（現代主義與傳統生活）等。各個因素往往指向互相矛盾的目標，因此其間需要政治性的平衡機制，容納必需的探討與爭論——在巴比肯長達30 多年的重建過程中，倫敦市政府、金融城政府、關鍵利益相關者經歷了從分歧趨向相對共識。這表明：城市更新的最終決策來自于對多維目標的審慎判斷與取舍、理性兼顧與結合；單一目標導向的、快速的、理想化的城市更新往往是危險的。

2.中心區土地功能適應人本需求

由于城市中心區的新舊建成環境之間存在巨大的“風貌差異”和“地租空隙”（rent gap），因此政治及資本決策者往往具有強烈的沖動去“夷平”原有的城市肌理，代之以全新的、同質化的土地功能，以快速實現“風貌提升”及“土地價值變現”。在中國，中心區的老舊社區、城中村、廠區大院等具備社會-空間多樣性的場所往往被“更新”為千篇一律的“高端商務商業”，而原有的居住、教育、小商業、社區服務等則被“清除”或“置換”。巴比肯的經驗表明：摒棄僵化刻板的單一土地規劃思維，在中心區配置混合性的土地功能，建立商務商業-居住-社區服務的有效平衡，對吸引外來人口、維系社區網絡、調節生活成本、延續城市活力至關重要——可以設想，如果將巴比肯這個包含2000 余套居住單位的大型社區全部替換為商務商業樓宇，金融城或將成為一處毫無特色的CBD，甚至變成新的“貓和守夜人的城市”。就本質而言，城市更新中的土地配置及空間規劃應以“人本需求”為導向，而非滿足單一視角的政治美學偏好或資本逐利目標。

3.總體式城市設計“一張藍圖”

城市更新的進程跨越較長時間，其間將產生各種內-外部因素的變化。當這種變化超越政治周期（例如決策者任期）和經濟周期（例如政府發展計劃）時，極易造成原有的更新規劃被修改、中斷，乃至廢止，從而形成社會成本的巨大浪費。在此方面，巴比肯值得借鑒之處是呈現了一個“總體式城市設計”過程：通過審慎決策建立涵蓋主要開發目標的城市設計框架——在此框架內確定分階段的開發目標與城市設計控制要求——在各個階段始終由單一開發主體（金融城公司）對開發工作進行導控，統籌多方利益以避免對整體框架的肢解。[69]對比規劃提案與建成效果，可以看到盡管跨越了30多年開發周期，巴比肯從總體空間框架到微觀形態塑造都較忠實地貫徹了最初設想。中國當前倡導在城市更新中“一張藍圖干到底”，在類似的尺度下，同樣可以運用“框架與階段-目標與要求-主體與導控”的總體城市設計操作，既確?！皯鹇运{圖的目標方向”，又滿足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動態修正。

4.住區圍合與尺度的正外部效應

在中國的城市更新中，“封閉住區”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話題。巴比肯是一個較典型的“封閉住區”：既有物質要素的圍合（街墻、門禁等），也有制度要素的圍合（居民契約、保安、物管等）。在規劃設計方面，巴比肯借鑒了倫敦古典住宅廣場及歐洲大陸城市住區形態，呈現出內向圍合的特征，避免了現代主義住區松散空曠、尺度不當的問題。由于有明確的物質圍合，巴比肯對城市街道形成較好的界定與連續，同時住區內部不受外部社會行為的侵擾，避免了“搭便車”的現象。由于尺度控制得當（巴比肯住區總占地約15ha，內部大致由6 個互相聯系的組團構成，其住戶規模及占地面積均接近中國目前“五分鐘生活圈居住區”與“居住街坊”的定義[70]），巴比肯在城市環境中表現出“小圍合、大開放”效應，使外部交通循環及步行可達性均保持在適宜水平。此外，巴比肯藝術中心為住區與周邊環境預留了“空間接口”及“功能觸媒”，使住區社會活力始終保持在被激發的狀態?？傮w而言，巴比肯為中國城市更新中住區形態設計提供了參考，尤其在構建“圍合”與“尺度”的互適性及創造公共福祉方面，具備直接的借鑒意義。

5.美學爭議與“設計創造價值”

巴比肯的粗野主義建筑風格曾招致長期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巴比肯體現了現代主義建筑強烈的“社會改良意識”與“藝術自主性”——這種帶有壓迫性的“權威形象”及偏離傳統審美的“自我參照”，是后現代評論家和普通大眾質疑現代主義的主要問題[71]。但是，巴比肯與大量后來的“機會主義式”建筑不同，它的獨特風格并非旨在迎合大眾口味或者制造顛覆性話題，而是源于現代主義的真實哲學。一絲不茍的設計及精益求精的建造也使巴比肯的建成品質不亞于其后涌現于金融城的“高技派建筑”。巴比肯成為登錄建筑，說明在城市更新中，真實的、原創的、帶有社會觀念傳播意義的設計可以創造有內涵的文化價值；而“符合大眾美學需求”、符號化的更新設計則很難經受時間的考驗。

6.社區營造構建“生活共同體”

在中國的城市更新中，重要的目標是：“把城鄉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生活共同體”[72]。在此方面，巴比肯提供了直接的借鑒：（1）它建立了半自主的社區管理網絡，其中“巴比肯居住委員會”與“居民咨詢委員會”代表管理者與居民，構成互相平衡的兩個核心機構，以此為依托聯系其他小團體（“居民小組”“巴比肯協會”等），確保共同利益及個體利益均有相應的組織支撐；（2）《巴比肯登錄建筑物管理指南》結合精細化的物業管理，明確了社區行為規范，使建筑風貌與空間環境保持了統一與有序，避免了常見的“公地悲劇”；（3）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適應不同群體需求（如退休人員俱樂部、自主出版雜志、住戶參與公共景觀改造等），激發了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及社區認同感，促進了“生活共同體”的形成；（4）巴比肯富有成效的品牌化管理及文化活動放大了社區的社會影響，擴充了社區的有形與無形資產，創造出可觀的經濟效益反哺社區營造。當然，巴比肯社區住戶的階級同質化，也引發了“紳士化雙刃效應”的疑問：一定程度的階級分異是確保社區營造順利開展的前提，還是阻止了更顯著的階級混合與社會包容的發生？[73]與此相關的問題還包括：巴比肯能否將其先天享有的公共資源及社區資產通過某種機制惠及更多的社會人群？能否借助分階段開發進程激發更大范圍內城市公共域的提升？……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都將對中國的城市更新具備啟示意義。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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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杜坤，田莉.基于全球城市視角的城市更新與復興：來自倫敦的啟示[J].國際城市規劃，2015，30（04）：41-45.

[12] 楊震，于丹陽.英國城市設計：1980 年代至今的概要式回顧[J].建筑師，2018，191（02）：58-66.

[13] Tallon，A.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UK[M].London：Routledge，2010.

[14] 王婷婷.“二戰”后英國城市更新“管理向治理”、“區域向地方”的轉變[J].城市發展研究，2018，25（10）：75-79.

[15] Hall，P.Cities of Tomorrow：An Intellectual Histor 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London：Wiley，2002.

[16] 同注[13].

[17] Borthwick，G.Barbican：A Unique Walled City within the City[R].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2011.

[18] 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wn_and_Country_Planning_Act_1947.

[19] 同注[13].

[20] 同注[13].

[21] 卓佳，孫宇.英國社會住房的政策特征與實踐啟示[J].城鄉建設，2013（08）：87-89.

[22] Frampton，K.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al History[M].London：Thames& Hudson，1992.

[23] 張玲玲，楊紹亮.歐洲社會住房發展歷程及啟示[J].住宅科技，2013（05）：33-37.

[24] Harwood，E.Chamberlin，Powell and Bon：The Barbican and Beyond[M].London：RIBA，2011.

[25] 同注[17].

[26] Sandes，C，A.Identity and Heritage in the Global City：The Barbican Estate and Robin Hood Gardens，London，UK[M].London：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5.

[27] 同注[16].

[28] 羅賓漢花園（Robin Hood Gardens）是位于倫敦東區的一個社會住房項目，建于1970年代初期，也是粗野主義建筑風格的代表，后由于設計與建造質量不佳及社區與周邊環境隔離，滋生了搶劫、公共設施被破壞等社會問題，在2017年被拆除；普魯伊特-伊戈住區（Pruitt-Igoe）是位于美國圣路易斯市的一處大型現代主義廉價住房項目，建于1956年，后來也因為貧困、犯罪、種族隔離等社會問題變得臭名昭著，在1971至1976年間被全部拆除（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in_Hood_Gardens；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uitt-Igoe）。

[29] Coleman，A，M.Utopia on Trial：Vision and Reality in Planned Housing[M].London：Hilary ShipmanLtd，1990.

[30] 同注[15].

[31] Tsubaki，T.‘Model for a Short-lived Future’? Early Tribulations of the Barbican Redevelopment in the City of London，1940-1982[J].Planning Perspectives，2012，27（04）：525-548.

[32] 英國《1946 年新城鎮法》確定以田園城市萊奇沃思（Letchworth）為楷模，建造10 個新城鎮，推動大城市中心區人口向郊區轉移（參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w_Towns_Act_1946）。

[33] 楊思勤.巴比肯：美麗誤會下的丑陋決定？[J].臺灣建筑，2011，192（09）.

[34] Lang，J.Urban Design：A Typology of Procedures and Products[M].London：Routledge，2005.

[35] Yang，H，S.History of developments of Barbican Complex in the City of London[EB/OL].[2013]. https：//issuu.com/hyeon-su.yang/docs/history_thesis_hyeonsu_yang_1535188.

[36] 同注[24].

[37] 同注[13].

[38] 楊震，于丹陽，蔣笛.精細化城市設計與公共空間更新：倫敦案例及其鏡鑒[J].規劃師，2017，33（10）：37-43.

[39] 同注[24].

[40] 同注[31].

[41] “現代主義建筑研究小組”（MARS Group，1933—1957年），由一些英國著名建筑師和評論家組成，致力于現代主義建筑理念的傳播與創作探索（資料來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S_Group）。

[42] Levene，R.The Architects Who Made London：Chamberlin，Powell & Bon[EB/OL].[2015]. http：//footprintsoflondon.com/2015/07/the-architectswho-made-london-chamberlin-powell-bon/.

[43] 1958年10月，在提交最終提案前，巴比肯委員會與建筑師張伯倫等一同參加了新歐洲建筑之旅。他們訪問了斯德哥爾摩和柏林的聯合公寓、愛樂音樂廳、以及米蘭的一些高層住宅和劇院（巴比肯藝術中心的設計由此得到具體改進）；此外，美國現代住宅也是巴比肯的重要靈感來源，建筑師重點借鑒了密斯的芝加哥湖濱公寓（Lake Shore Drive Apartments）；建筑師也研究了英國城市設計中的大量歷史案例，例如Carlton Terrace House和倫敦市中心的Inns of Court（資料來源：注[25]）。

[4 4] Brow ne，K.South B arbic an：T he Cit y of London’s First Essay in Pedestrian Segregation[J]. Architectural Review，1960，127：338-343.

[45] 同注[29].

[46] 同注[35].

[47] 根據統計，倫敦金融城開放空間總面積約為32.09公頃，其中25.66公頃為公共休憩空間；現有約 428，000的日間人口，意味著日間每1000人擁有的公共休憩空間面積約為0.06公頃（資料來源：參考文獻[7]）。

[48] 同注[15].

[49] 同注[22].

[50] 同注[29].

[51] Barbican Centre.Barbican Brand Guidelines[R].London：Barbican Centre，2013.

[52] Barbican Centre.Barbican Review 2017/18[R].London：Barbican Centre，2018.

[53] 同注[24].

[54] 資料來源：http：//w w w.legislation.gov.uk/ukpga/1990/9/contents.

[55] 同注[51].

[56] 同注[52].

[57] 同注[26].

[58] 同注[17].

[59] 孫斌棟，劉學良.歐洲混合居住政策效應的研究述評及啟示[J].國際城市規劃，2010，25（05）：96-102.

[60] Nash，L.Middle-class Castle：Constructing Gentrification at London’s Barbican Estate[J].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2013，39（5）：909-932.

[61] 同注[29].

[62] FOXTONS.How is the Barbican Property Market Performing[EB/OL].[2018]. https：//www.foxtons.co.uk/living-in/barbican/.

[63] Davinson，H.ResidentsSurvey 2016[R].London：Residents Consultation Committee，2016.

[64] 同注[17].

[65] 同注[60].

[66] 同注[31].

[67] 同注[17].

[68] 同注[29].

[69] 同注[12].

[70] “五分鐘生活圈居住區”定義：“以居民步行五分鐘可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為原則劃分的居住區范圍；一般由支路及以上級城市道路或用地邊界線所圍合，居住人口規模為5000人～12000人（約1500套～4000 套住宅），配建社區服務設施的地區”；“居住街坊”定義：“由支路等城市道路或用地邊界線圍合的住宅用地，是住宅建筑組合形成的居住基本單元；居住人口規模在1000人～3000人（約300套～1000 套住宅，用地面積2hm2～4hm2），并配建有便民服務設施”[參見：《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標準》（GB50180-2018）]。巴比肯居住人口約為4300人（2113套住宅），總占地面積約15hm2（含6 個組團），較接近上述定義標準。

[71] 同注[22].

[72] 出自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及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資料來源：http：//cpc.people.com.cn/）。

[73] 同注[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