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讀更多的書來發現一本好書

童強

責任編輯郎靜老師問我，哪本書對我的影響最大。哈哈！這可問倒我了。

在學術上，對我影響很大的書有很多，但要說哪一本書影響最大，那可真是難事。既有影響，那肯定都是我喜愛的書，真不想讓它們有一個落選，但它們也不可能個個都上臺領獎。選上十本八本書，在一篇短文中，聲稱每本書都是影響最大者之一，不僅文不宜得體，而且顯得缺乏判斷力與眼光。重要的不是選哪本書，而是選擇的理由。好書都具有自己的個性與面貌;面對不同的人，它們會呈現不同的內涵;不同的人面對同一本書時，讀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蘊含。書對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功用與面貌。

對于職業讀書的人而言，讀書不再是個人隨意休閑的行為，而是專業化、職業化的行為。簡單地說，閱讀表明了你所處在的工作狀態，你必須把讀到的東西轉化為特定的產出：新的、你覺得是新的，至少看起來是新的書、論文或課程。在相當的程度上，你是一個文字工作者，按照某種結構線索大量吸收文字信息，包括各種難以計量的詞語、人名、事件、概念、術語、古怪的理論、絕妙的表述、警策的格言，重要的信息還要知道它們的來源，然后加以別裁熔鑄、拼裝焊接，重新組織成一個新的文字奇觀。在一個集體性的意識網絡中，你是一個不斷進行信息交換的節點。

人文學者的閱讀由此成了一種嚴格限定的行為。他們已經很難享受那種隨心所欲、自由散漫式的讀書，那種不看作者與出版社拿起來就讀的閱讀是不可能的，能夠讓自己開心消遣的書變得極為有限。消遣性的閱讀變得學術化、專業化，或者根本就沒有消遣閱讀。在高鐵上讀的很可能是波德里亞的《冷記憶》、羅蘭·巴特爾的《戀人絮語》、本雅明的《單向街》，很休閑了。

專業化成了人文學者閱讀的最重要的指標。有一段時間，我對書的評估就是看它能否在我的論文中有所征引。一本書如果能夠被引用一次，我就滿足了，書沒有白買，沒有白讀，這是相當功利主義的態度。為了提高大腦對信息處理的敏銳性、創新力或者說學術持續的生產力，學者必須做好思維的基礎建設，就像城市的發展一樣，新的創新發展依賴于基礎建設，人文學者必須閱讀哲學的、理論性的著作。但這仍然是功利主義的態度，絲毫沒有擺脫實用的法則。

人文學者需要隨同自己，不辜負歲月，成為一個具有人文情懷的人。生存感受更加敏銳，閱讀與寫作，介入人類整體性的經驗之中。他不能僅僅意識到自我，而且必須在意識到人類整體的意義上意識到自我。主體性包含在了人的整體性之中，意識到個體的地位與意義。這意味著人文學者專業化閱讀的本質在于“去專業化”，突破專業的分野，重新回到人的整體性當中。

一旦消遣性的讀書變得專業化，那么專業化的閱讀就會變得很像休閑。喬治·巴塔耶《色情》、波德里亞《論誘惑》、阿蘇利（Olivier Assouly）《審美資本主義：品味的工業化》，僅看書名，你會覺得很有趣。是的，看到書的譯名《當愛沖昏頭》，你能確定柯依瑟爾與舒拉克（Harald Koisser，Eugen Maria Schulak）合著的不是一本小說？事實上閱讀小說也不輕松，它成了人文學者必要的基礎性工作，因為那是人類經驗的寶庫。你不一定能夠經歷很多，但可以閱讀很多。當卡夫卡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時，不論你對《城堡》是否有興趣，都需要閱讀。否則在本雅明（1892—1940）、莫里斯·布朗肖（1907—2003）、羅杰·加洛蒂（1913—？）等人的許多現代論著中^[1]，卡夫卡對你而言就只是一個沒有感覺的名詞。早年讀卡夫卡的《城堡》，真不知道其中是一種什么力量促使你把那么一本根本不想再多讀一行的書讀完，沉悶、焦慮、壓抑，還有惶恐。1980年出版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袁可嘉等選編）讓我讀到趙蘿蕤翻譯的T.S.艾略特《荒原》，盡管晦澀，但給人的感受是那樣強烈。20世紀80年代南京甚至還舉辦過一次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展，藝術能在瞬間沒有預感地改變你對世界的看法。1980年8月26日，我在書店買了一本赫伯特·里德《現代繪畫簡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79年版），竟然是40年前的事情了……其中的圖版雖然現在根本無法接受，但有限的視覺經驗已經與波德萊爾（1821—1867）、保爾·瓦雷里（1871—1945）、卡夫卡（1883—1924）、艾略特（1888—1965）、威廉·?？思{（1897—1962）、加繆（1913—1960）、羅伯格里耶（1922—2008）的作品匯聚到一起，形成一股潮流，給一個年輕人帶來了非常真切盡管多少還是想象性的現代性體驗。20世紀80年代，我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現代性，整個社會也非常傳統，但我已經從那些文字圖片中感受到，后來又一一親歷體驗到深刻的變化。這種閱讀無意之間使我后來專注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獲得了某種現實性的思想基礎。古典研究原本所具有的傳統基礎、傳統文化環境到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蕩然，它需要建立新的基礎，但這個基礎已不可能單純從古典文本的推演而來，傳統共同體社會正在轉變為個體的、流動性的社會，社會現實與思想基礎都不可能是線性的自然延伸，它形成了某種斷層。古典的文學、歷史、思想的學習與研究本身不可能直接為身處現代社會環境中的人們提供落地的思想基礎。它需要一個現代轉換。只有對我們的現代社會有一個真切的理解才可能為古典研究、傳統繼承提供活性的、生長性的基礎。越是扎根于現代，才越能理解古典。

我開始關注文學藝術之外的其他東西。了解社會的構成、運作機制以及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孟德斯鳩、馬克斯·韋伯、涂爾干的著作以及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滿》、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雅克·朗西?！墩蔚倪吘墶返?，可以幫助我們形成社會、政治的最基本概念，吉登斯、烏爾里?！へ惪?、齊格蒙特·鮑曼等人的著作則提供許多具體的分析。進入現代以后，科學就成為現代思想最基本的底色，所有的思考都會置于這樣的底色之上，不意識到這樣的底色，我們的言論，諸如要用自己的人格生命來擔保自己論斷的確定性，實際上就會顯得極其刺眼而不協調。A.N.懷特?！犊茖W與近代世界》、卡西勒（卡西爾）《啟蒙哲學》、卡爾·波普爾《通過知識獲得解放》、法伊爾阿本德《反對方法》（1993年5月17日從上海譯文出版社郵購所得，269頁的書，單價5.5元）一系列著作使我對知識、科學有所認識，比如，知識始于問題，而好的理論是能夠導致新的問題等。波普爾破除了我頭腦中不少教條的同時，又告訴我教條是有用的，這讓我非常震驚。他教會我們看問題的一種新眼光。他的《自述》一開頭就說在20歲時，他跟著細木工老師傅當學徒，他從木工活當中還學到了除木工活之外的許多東西，他甚至“決定當一個體力勞動者”。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為他的姐姐設計建造了一座房屋。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曾經開過出租車。相比之下，我們的文化顯得太“文”了。

人文閱讀的專業本質在于“去專業化”，這意味著上述的這些閱讀，涉及人文學者形成自己的知識背景、知識結構時，不必用過分專業的方式去讀。但如果缺乏自身的專業領域，那么“去專業化”又不存在了。人文學者必須擁有自己的專業，有學習、研究、思考上一個精確的點。讀更多的書，是想讓一本書能對你產生更大的影響。由于工作需要，我轉向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第一個課題是嵇康研究。

首先需要找尋資料，這得依賴于圖書館，還有師友的幫忙。戴明揚（1902—1953）的《嵇康集校注》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已經過去50年，很難找到。在孫原靖老師、路成文兄的幫助下，從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資料室借得一冊復印，才算是得到了這本書。戴明揚的校注本后來到了2014年由中華書局出了新版，雖然出來得晚了，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買了一部?，F在的研究者找資料總是越來越便捷。收羅材料，逛書店也是一條重要的路徑。當時得空就去書店翻書，一方面可以挑些自己想要購買的書;另一方面也了解各種圖書信息。那時買書完全靠工資，而工資不高，去書店也是逛得多，買得少。

20世紀80年代，書出得還比較少，遇到好書都是不管用得上用不上，先買了再說。當時“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剛出來不久，其中橘紅色的哲學書幾乎每一本都買了，愛不釋手。后來書出版得越來越多，只能挑選后再購買了。有時直覺會幫上忙，在你不知道這本書究竟有多大作用的時候買了這本書，而后來果然派上了很大的用處，也可以說是碰上了運氣。在書店里看到根據朝鮮活字本影印的《王荊文公詩李壁注》時，只是覺得這部書可以買，但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能用上。后來做博士論文“王安石詩歌研究”，這本書成了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實在是沒想到，這部書只印了1000冊，在圖書館很不好找。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邱漢生的《中國思想通史》（五卷）很早就在書店里看到了，書是人民出版社20世紀50年代初版，改革開放后重印多次。名家著作一看就是用得上的好書，但全書五卷六大冊，價格對于我當時來說不算便宜，糾結很多次也沒狠下心來買。每次去書店，都是把書從架上取下來摩挲一番。書生就是買書時會無盡糾結的人?，F在買書沒了糾結，但距離書生好像越來越遠了。

實用是解決糾結的決定性力量。我轉向中國思想史研究，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必須得買;做嵇康研究，第三卷是專論魏晉南北朝，成了我重點參考的內容。其中討論清談玄學，特別是從社會經濟以及階級根源方面來考察，自有其深刻之處。又專門有“嵇康的心聲二元論及其社會思想、邏輯思想”一章，嵇康心聲二元，就是聲無哀樂論，加上他的社會思想以及邏輯思想，這三點準確地概括了嵇康對于思想史貢獻最重要的三方面。此章第一節是“嵇康在文獻學上的身世消息及其著述考辨”，數百萬字的通史，竟然是用了專門一節對嵇康生平著述進行文獻學上的考辨，可見老輩學人非常重視文獻及其考辨的功夫，有關材料收羅殆盡，不光是分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

細讀了《嵇康集》數遍，《通史》中關于嵇康的《太師箴》的分析引起了我的注意?！锻ㄊ贰分姓J為《太師箴》是諷刺司馬氏的“僭妄兇殘”，里面“全是罵司馬氏的話”。但我讀《太師箴》，感覺文章的主旨應該不是這樣。學界似乎不自覺地形成一種傾向，非把思想家視為當時執政統治的公開反抗者、叛逆者。仿佛不如此，不足以體現其思想的進步性、革命性。曹魏時期司馬氏是合法執政，嵇康即使不滿也完全可以沉默，為什么要冒死作文，直接斥責司馬氏，這不合常理。但我也沒有辦法去問作者，他寫這篇文章究竟是什么用意。

很快我注意到這是用中國古代比較特殊的文體“箴”寫成的。于是，我把自上古到嵇康以及嵇康之后的箴辭全部收羅起來，排列起來考慮。這一排列，意思全部清楚了。

上古時代，有“官箴王闕”的傳統，即百官從官員自身職位的情況出發，寫作箴文，指出周王的過失，提出相應的勸告。虞人掌田獵，所作箴辭稱之為《虞人之箴》，即《虞箴》。箴辭寫成之后，“工誦箴諫”，樂工常在君側，當是以特殊的語調誦讀箴諫之作，以警示君主，這應該是當時制度常規。這一特殊的起源，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影響著箴辭的主題方向，也就是說，隨后的官箴寫作仍然遵循“官箴王闕”的傳統，即箴辭是針對君王，而不是針對官員自身。漢代揚雄好古，模仿《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后世作者受到揚雄《二十五官箴》的影響，相繼增補續作，有意補全編定《百官箴》，恢復周代“官箴王闕”的傳統。曹魏短祚，幾乎沒有箴辭作品留傳下來，但當時人們對于箴辭是規勸君主的文體這一點十分清楚，《三國志》卷四七《吳主傳》孫權“報陸遜書”中就有“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就是在這樣的文體背景下，嵇康撰寫了《太師箴》。甚至在嵇康之后，西晉的箴文仍然是以“官箴王闕”為己任，遵循《百官箴》的傳統。也就是說，直到嵇康稍后的年代，所有的官箴都是官員以本官的口吻勸誡天子的，文體的具體套語格式也體現了這點，所以嵇康《太師箴》只是他代擬太師對天子的告誡，而不可能是諷刺享有太師地位的司馬氏。

《太師箴》的主旨問題，我覺得我是解決了。這一段寫到我的《嵇康評傳》中，只是一章一節當中的一小節，我還是很開心。整本書中，靠實證手段解決問題的地方也僅一兩處，《太師箴》可以算一個，其他還有一些比較小的考證。我把這一小節的內容進一步擴充，寫成了《一個文本的文體史與思想史解讀——嵇康〈太師箴〉研究》一文，發表在《文學評論叢刊》第10卷第1期上。2007年7月，我應邀參加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舉辦的“中國思想史學科建設研討會”。事前我提交了一篇有關學科建設的論文。到了會上，就準備匯報這篇論文。但就我個人資歷學養，學科建設只能是泛泛而談。我想到了《太師箴》，覺得可以談談我的一個小小的推進，這要比泛論學科建設更具體、更有內容。但侯外廬、張豈之先生都曾任西北大學校長，西北大學是他們的“老根據地”，他們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在全國享有盛譽，而這次思想史會議本身就是張豈之先生的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主辦，我參加會議也是他們盛情邀請，我卻要在會上說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中一個值得商榷的小問題。我糾結了一個晚上。要講點實質性內容，就講對《太師箴》的研究，但這是在會議邀請方的地盤來商榷。張豈之先生當時整80歲，德高望重;我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學者。

會議安排了我在一個下午發言，會場有一百多人。我的發言有很長一段鋪墊：“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是全國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鎮，當時剛剛出版的張豈之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學說史》（六卷九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為我們的思想史研究確立了示范，開辟了新的研究模式與路徑。我們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與張豈之先生的研究所有很多很好的合作，我個人更愿意做一些學術上的拾遺補闕的工作?！?/p>

張豈之先生精神很好，就坐在會場的第一排，我時不時看看張先生，很是緊張。我的鋪墊很長，心想鋪墊長一點，不至于讓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老師覺得突兀。我再次強調我所做的一點小的更正只是拾遺補闕上的事情。緊接著，我講述了一系列文體史上的證據以及文體套語格式等，證明嵇康只是代擬太師之作勸告天子，而不是譏諷太師司馬氏。張豈之先生坐在那里聽著，從容淡定。終于結束了我的發言，會議中場休息時，幾個老師都圍過來，聊著我那個議題。我記得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任大援教授、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姜廣輝教授等都在場，大家都肯定我的結論。會議結束時，在電梯口遇到張豈之先生，他說：“講得很好?！蔽曳判牧?，內心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張豈之先生清癯，精神矍鑠，作為思想史的著名學者，更具有宏大、高瞻遠矚的氣魄。80歲時演講兩小時，絲毫不倦，思路清晰。此前有一次，我當時所在的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會議剛結束，張先生就被邀請到另一個會議上，住在金陵飯店。我因為開會晚上回家晚，便與妻子接上孩子就在新街口找了家西北面食店吃飯，剛進門，就遇到張先生，他一下子就叫出我的名字，我非常驚喜，驚嘆張先生竟然記住了我，真是非常榮幸。那時，我與張先生還沒有見過幾次面，但他記住了我。他很親切地與我招呼，說住在金陵飯店，不想在那里吃晚飯，只想喝點粥，正巧找到了旁邊這家西北面館。

我現在轉到藝術學院，主要從事中國藝術理論的研究，與西北大學做思想史的同仁聯系少了，現在想起來倒是很懷念那一段學術交往。要說對我的研究工作影響之大，那么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當是首屈一指，這部書不僅給了我很多啟發，奠定了我對中國思想史的大致框架與線索，更重要的是，它激發了我的一個實證性工作，把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小步。

注釋

[1]本雅明《弗蘭茨·卡夫卡》刊于1934年;布朗肖《文學空間》其中論及“卡夫卡與作品的要求”，原著出版于1955年，《從卡夫卡到卡夫卡》原著出版于1981年;加洛蒂《論無邊的現實主義》論及畢加索、圣瓊·佩斯、卡夫卡，原書出版于1963年。又，葉廷芳編《論卡夫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藝術學院

（責任編輯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