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隆興年間朱熹與汪應辰的政治交往及儒釋論辯

夏時華

(上饒師范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上饒334001)

汪應辰(1118—1176),字圣錫,信州府玉山縣(今上饒市玉山縣)人,自幼聰慧過人,紹興五年(1135)17歲中進士第一,后因反對秦檜議和而遭貶謫達17年之久。秦檜死后,汪應辰遂受重用,勤政有為,剛正清廉,頗有名望,官至吏部尚書,卒謚文定公,人稱玉山先生。汪應辰系朱熹從表叔,他十分賞識朱熹的學識和才能,多次舉薦朱熹,甚至在朝廷授予他敷文閣待制時薦舉朱熹自代,可見倆人情誼之深厚。

紹興三十一年(1161)五月,金主完顏亮即位,再次入侵南宋。九月,便以號稱百萬兵馬,分四路大舉南下。南宋朝廷圍繞著與金是戰還是和進行激烈爭議。金軍南下,宋軍不戰而潰,一個月左右金兵進抵長江北岸。十一月初,虞允文以參謀軍事身份擔負起指揮責任,在采石渡大敗金兵。采石渡江失敗后,完顏亮被部將射殺,金軍北歸。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即位,決意北伐。隆興元年(1163)四月,孝宗下達北伐詔令。由于宋孝宗和剛被起用的張浚對這場北伐戰爭都缺乏必要準備,加上前線將領李顯忠和邵宏淵不和,相互之間缺乏配合,所以符離一戰,宋軍潰敗。符離之敗沉重打擊了宋孝宗北伐雄心,他開始在和戰之間搖擺不定。此后主戰派人士陸續被排擠出朝廷,以湯思退、錢端禮為首的主和派得勢。宋金雙方于隆興二年(1164)冬簽訂和約,史稱“隆興和議”。

隆興北伐與和議期間(1163—1164),朱熹和汪應辰都反和主戰,密切關注和戰局勢進展,政治交往頻繁,并就儒釋、蘇學邪正問題進行論辯。目前為止,前人對于朱熹和汪應辰的交游有所涉略①對于朱熹和汪應辰交游有所涉略的研究主要有:沈瑩瑩《汪應辰師友交游淵源略論及汪氏著作流傳情況》(北京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日本伊原弘《宋代知識分子的基層社會——以汪應辰的交流系為中心》(李華瑞編《宋史論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第456頁);鄒挺超《朱熹的交往關系研究》(廈門大學2009年碩士論文);劉佩芝《朱熹同汪應辰的交游與交鋒——以〈文定集〉為中心考察》(《歷史文獻研究》總第39輯,第179—186頁)等。,但對于隆興年間朱熹與汪應辰的政治交往和儒釋論辯似乎缺少專門論述。為此,筆者擬以南宋隆興北伐與和議為背景,對朱熹與汪應辰在這一期間的政治交往及儒釋論辯狀況進行探述,以窺當時他們的思想交流及相互影響。

一、隆興年間朱熹與汪應辰的政治交往

(一) 隆興北伐期間的政治交往

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面對金軍大肆南侵,宋高宗宣告退位。宋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這時朱熹在老師李侗的影響下,正由恬淡退守轉向關注現實。八月,在李侗指點下,朱熹第一次向朝廷上書,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要求宋孝宗摒棄佛老,以儒學為正學;第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痛斥對金講和之說,要求宋孝宗及早制定主戰計劃;第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本原之地即朝廷,對其須作好整頓[1]卷11《壬午應詔封事》,577。

這年十月,汪應辰出知福州,在建安與表侄朱熹首次相會,一見如故,嘆其足為遠器。之后汪應辰立即請朱熹來福州幫忙。在朱熹幫助下,汪應辰實施更革,廢除苛政。但對于鹽法問題,汪應辰未采納朱熹意見。汪應辰在給宰相陳康伯的信中對此事作了解釋:“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乏,見帥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于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寧可作窮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為可,故于三人中從二人之言?！盵2]卷16《上陳丞相》,176可見,朱熹在鹽法問題上是站在不與民爭利的立場上來考慮的,而汪應辰等人考慮更多的則是如何解決當時福州帥司財用窘迫問題,故未采納朱熹意見。然而朱熹還是對汪應辰的為政作了高度評價:“停賣僧田,煩擾頓息,為利不貲。追還揀兵官,亦甚快輿論,……侍郎以忠恕之心,行簡易之政,簡策所載甚無越此二者?！盵3]189

隆興元年(1163)正月,宋孝宗任命主戰派張浚為樞密使兼江淮東西兩路宣撫使,銳意北伐的態度漸趨明朗。三月,朝廷召朱熹赴行在臨安。朱熹此次被召主要是出于汪應辰的兩次極力薦舉。先是汪應辰得知官員傅钅共即將致仕,因而他致書吏部侍郎陳俊卿,力薦朱熹,希望能幫朱熹補缺謀職:“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申上也?！盵2]卷14《與吏部陳侍郎》,143后 又 致 書 陳 俊 卿,薦 舉 朱熹:“朱迪功熹,進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盵2]卷14《與吏部陳侍郎》,143其中“宰執”是指宰相陳康伯,可見朱熹此次被召應是汪應辰、陳俊卿、陳康伯等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這年春,汪應辰邀請朱熹來福州,正值落職福州的將領劉寶準備前往江淮前線。汪應辰和朱熹一同送他赴任,議論北伐用兵問題。汪應辰問劉寶:“今太尉去時如何?”劉寶回答說:“與金人戰時,第一陣決勝;第二陣未可知;第三陣殺他不去矣! 蓋此中只有些精銳在前,彼敵不得,他頑不動;第三四陣已困于彼矣?！蓖魬礁袊@道:“劉大將如此說了,卻如何!”[4]卷130,3767劉寶的回答使汪應辰和朱熹對于即將開始的北伐平添了幾分憂慮。

面對北伐,宋孝宗卻是搖擺不定,一面要北伐,一面又重新起用一貫主和的近習龍大淵、曾覿。龍、曾兩人恃寵弄權,排斥許多主戰官員,一時間朝中烏煙瘴氣。對此汪應辰非常擔憂,致書朱熹告知朝廷主戰人士遭受打擊的情況:“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覿未報閑,卻各除知閣,仍兼舊職。金給事、周舍人相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會稽”[2]卷15《與朱元晦》,154。朱熹從信中得知朝廷此狀,于是決定在四月上辭狀,不赴臨安。朱、汪倆人在閩常讀邸報,繼續密切關注北伐局勢。

隆興元年(1163)五月符離一戰,宋軍大潰敗。符離之敗重挫宋孝宗北伐雄心,使其在和戰之間更加搖擺不定。此后朝廷主戰派人物陸續遭排擠,以秦檜的黨徒湯思退為首的主和派又得勢。朱熹則在給友人魏元履的信中十分中肯地分析了隆興北伐失敗原因:一是宋孝宗、張浚缺乏充分謀劃和準備,盲目用兵;二是主將李顯忠與邵宏淵相爭不和,貽誤戰機,以及士兵驕惰,缺乏戰斗力;三是朝廷忽戰忽和,搖擺不定[3]193。通過隆興北伐失敗,朱熹看到當時國家之憂不在邊境,且在朝廷自身。

(二) 隆興北伐失敗后的政治交往

隆興元年(1163)七月,汪應辰除敷文閣待制,他舉薦朱熹自代:“伏睹左迪功郎監南岳廟朱熹,志尚宏遠,學識純正,…… 舉以代臣,實允公議?！盵2]卷6《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44在汪 應 辰、陳 俊 卿、陳康伯等人再次薦舉下,朱熹被宋孝宗召赴行在臨安入奏登對?？赡苁鞘堋皣抑畱n且在朝廷”思想的影響,朱熹一改過去一再辭免應詔的態度,并再次在老師李侗的指點下精心準備奏札,慨然赴臨安登對。這年十一月六日,在垂拱殿里,宋孝宗召見了朱熹。朱熹面奏三札,直接針對現實的對金和戰問題:第一札,再次批評直指宋孝宗沉湎佛老,希望宋孝宗“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1]卷13《垂拱奏札一》,632;第二札,分析了朝中主和、主戰、主守三家之論,以三綱五常來論證宋金的不共戴天之仇以及抗金用兵的正義性,進而提出收復中原方略;第三札,朱熹指出紀綱未立,希望宋孝宗內修政事[1]卷13《垂拱奏札一》,637。

當時汪應辰寫信給朱熹,期望他此次登對有所作為:“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悟上意者多矣?！盵2]卷15《與朱元晦》,153并愿得知登對詳情,可見汪應辰等友人對朱熹登對也充滿希望。然而當時舉朝處于議和與佞佛的氛圍之中,朱熹如此鄭重其事,結果卻只得武學博士一閑職,且在家待闕四年,不能有所作為,可見朱熹期待繼續北伐的愿望受挫極深。但汪應辰在給喻居中的信中還是高度評價朱熹在臨安登對時的反和主戰抗爭:“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眾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盵2]卷16《與喻居中》,176面奏受挫后,十二月初朱熹還是把希望寄托在張浚身上,希望他能重整旗鼓繼續北伐,并向張浚呈獻分兵進取中原大計,然而張浚只是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 此事恐不能主之”[4]卷110,3276,這使得朱熹感到張浚志大才疏,北伐希望渺茫。

由于南宋議和使節受辱而歸以及議和條件苛刻,在和戰問題上搖擺不定的宋孝宗又一次傾向主戰,于隆興元年(1163)十二月底,重新起用張浚,任其為右相,再都督江淮軍馬。這又讓汪應辰和朱熹再次燃起了北伐收復中原的希望。汪應辰于隆興二年(1164)初寫信邀請朱熹到福州會面,商討和戰問題及研討學問:“魏公(即張浚)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聞朱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幸?！盵2]卷15《與朱元晦》,154接到來信,朱熹于二月初在延平祭吊老師李侗之后,到福州和汪應辰相見,待了整整一個月。后來汪應辰在與呂叔潛的信中回顧稱贊:“朱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钡矊Ξ敃r江淮局勢表示擔憂:“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 種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并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類瞻仰而已?！盵2]卷15《與呂叔潛》,158此后不久,汪應辰又寫信告訴朱熹,兩淮前線張浚仍受主和派牽制,難以有所作為:“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尚復官,言者以為不可乃止。遣王、錢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盵2]卷15《與朱元晦》,154其 中“言 者”指 主 和 派,“王、錢”分指王之望、錢端禮,系當時主和派主要人士。

隨著兩淮局勢惡化,汪應辰再次邀請朱熹來福州商討和戰問題:“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盵2]卷15《與朱元晦》,154并告訴朱熹當時主和派王之望、龍大淵、洪適等人想方設法促使宋孝宗罷免張浚的情況。宋孝宗在主和派的蠱惑下,終于下詔罷江淮都督府,張浚于四月二十四罷相離朝。至此,張浚這面主戰旗幟徹底倒下。朱熹、汪應辰雖然在福州再次會見,但無奈他們北伐恢復中原的希望也再次隨之破滅。

面對當時無奈的局勢,汪應辰也贊成自治。早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五月,汪應辰在奏議中就提出:“為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盵2]卷2《應詔陳言兵食事宜》,10后來汪應辰又上《論御戎以自治為上策》,提出和、戰、守三者皆末和自治為本的思想[2]卷7《論御戎以自治為上策》,64。朱熹自福州歸后,致書汪應辰,毫不留情地批評其自治思想,認為其所謂自治動搖了北伐收復中原的主張:“今欲以講和為名,而修自治之實,恐非夫子正名為先之意。內外心跡判為兩途,雖使幸而成功,亦儒者之所諱也?！匾該u動為慮,則所謂自治者,其惟閉關固圉,寇至而戰,去不窮追,庶可以省息勞費,蓄銳待時乎? 以此自治,與夫因機亟決、電掃風馳者固不同,然猶同歸于是?！盵5]卷30《答汪尚書二》,1297

汪應辰在隆興二年(1164)五月改除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入朝奏事。七月,汪應辰由福州北上經由崇安同朱熹又一次相見,主要是與朱熹商討入對事宜。之后,汪應辰前往臨安。朱熹又給汪應辰寫信,陳述自己在和戰問題上的看法:一是主張修德與修力兼舉,治夷狄之道與攻夷狄之道并用;二是希望汪應辰勸導宋孝宗致力于正心誠意、誠身明善,消除主和的太上皇趙構與主戰的宋孝宗之間的所謂兩宮異論,以圖北伐大計[5]卷30《答汪尚書三》,1299;三是對汪應辰此次入朝應對寄予厚望,希望汪應辰能擔當重任,借此入對機會能“誠身幾諫以冀感悟”開啟宋孝宗,改變局勢[5]卷30《答汪尚書三》,1297。

然而,主戰派在張浚被罷免后早已群龍無首,主和派首領湯思退大權在握,于七月將江淮的布防重鎮撤戍,王之望除參知政事,并任魏杞等為金國通問使,繼續向金妥協求和,至此朝中議和大局已定。鑒于此,汪應辰自感無奈,已難以改變局勢,不得不將朝中議和大勢已定的情況寫信告訴朱熹:“某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敵遣使請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盵2]卷15《與朱元晦》,156

隆興二年(1164)冬,南宋王朝不得不再次同金簽訂屈辱和約,史稱“隆興和議”。就在隆興和議簽訂之后一個多月,宋孝宗忽又詔命朱熹赴臨安供所謂武學博士的虛職。朱熹本來要待闕四年,這次卻在隆興和議剛成的背景下提前供職,使他有所疑慮。汪應辰寫信給朱熹,提出了勸其前往臨安一行的幾點理由:一是丞相陳康伯“嘗作書相招,又以堂貼促行”;二是要無愧于道:“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后,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后可無愧于道也。愿以此道為準,不必過為疑慮?！盵2]卷15《與朱元晦》,156

接汪應辰來信,為無愧于道,為爭取僅存的一絲北伐希望,朱熹決意再赴臨安抗辯。然而一入臨安,朱熹就感受到當時朝廷上下沉淪于隆興和議后茍且偷安的濃烈氛圍。對此,朱熹自感一人抗辯難起作用,不愿在朝供職,只得再次請祠,憤而歸閩。同時,朱熹投書吏部侍郎陳俊卿,非常憤慨地駁斥了主和派錢端禮之徒為和議粉飾太平而炮制的“議和”之說、“獨斷”之說、“國是”之說等三大謬論[5]卷24《與陳侍郎書》,1207。自臨安歸閩后,朱熹為好友魏元履《戊午讜議》作序,對屈辱的紹興和議與隆興和議作了深刻總結,指出紹興和議與隆興和議的前后因果聯系,揭露秦檜之罪“唱邪謀以誤國”以喻指主和派湯思退、錢端禮之徒,正是他們的奸謀使得當時“人倫不明,人心不正”“三綱未能復振,萬事未能復理”[6]。因此,朱熹決意潛研理學以明人倫、正人心、復振三綱,使萬事復理,從根本上挽救國家衰頹之勢。而這時汪應辰也已在四川擔任制置使、知成都府,又開始他的一段“外王”歷程。

上述可見,隆興年間宋孝宗對于和戰問題舉棋不定,朝廷主戰、主和兩派政治力量的相互博弈,使得隆興北伐與和議成為一個巨大的政治漩流。朱熹和汪應辰都反和主戰,密切關注和戰局勢進展,圍繞和戰問題的政治交往也隨著這一政治漩流而起伏不定。隆興北伐前朱、汪反和主戰,對于北伐既期待又有所擔憂;隆興北伐失敗后,朱、汪倆人仍繼續努力抗爭,并寄希望于宋孝宗能夠重整旗鼓北伐。然而宋孝宗最終傾向主和,主和派得勢,主戰力量遭到徹底打擊排擠,1164年底隆興和約簽訂,從而朱、汪倆人主戰北伐收復中原的最后一點希望也隨之破滅。期間朱、汪倆人圍繞和戰問題的政治交往密切,數度音書會晤,相互砥礪前行。

二、隆興年間朱熹和汪應辰的儒釋論辯

宋孝宗隆興北伐與和議期間,朱熹和汪應辰倆人還就與當時和戰現實有關的儒釋邪正問題展開系列論辯,這又成為他們當時政治交往和思想交流的一個重要內容。

朱熹從隆興北伐失敗中看到,當時國家之憂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在于以宋孝宗為首的朝廷上下沉溺佛學、君心不正、綱紀不振。因此,朱熹在應詔封事、面奏登對中兩次批評宋孝宗沉迷佛學,期望宋孝宗能摒棄佛學,致力于正心誠意,誠身明善,肅振朝廷綱紀,以圖北伐大計。鑒于此,朱熹決意對佛學進行批判清算以正儒學,而這一批判正是從他與汪應辰的儒釋論辯開始的。汪應辰曾學佛于張九成和看話禪師宗杲,朱熹對此批評指出:“張無垢(即張九成)參杲老(即宗杲),汪玉山被他引去,后來亦好佛?！盵4]卷126《釋氏》,3856隆興元年(1163)宗杲去世時,汪應辰遠在福州也寫下祭文哀悼他。汪應辰的好佛也成為朱熹批判佛學的一個重要誘因。

隆興元年朱熹將羅從彥《龜山語錄》寄給汪應辰,汪應辰回信對《龜山語錄》中一些“可疑者”即語涉佛學之處問朱熹。朱熹在信里表示對《龜山語錄》中楊時雜引佛學之說表示不滿:“以此知異學決不可與圣學同年而語也明矣?！彼J為楊時引用佛老之說還只是一種語言表達上的借用,“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 明 此, 非 實 以 為 此 之 理 即 彼 之 說也”[5]卷30《答汪尚書一》,1292。倆人由此拉開了儒釋邪正問題的論辯。

朱熹與汪應辰在福州的兩次相見和在崇安的一次相見,討論的一個重要議題即是“儒釋邪正之辨”。隆興二年(1164)五月,朱熹在給汪應辰的信中首先對自己早年誤入好佛和后來逃禪歸儒的歷程作了深刻的自我檢討:“熹于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緩急之序,于是暫置其說而從事于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后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盵5]卷30《答汪尚書二》,1295同時朱熹在信中還對理學前輩好佛問題作了評論:

然則前輩于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 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于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后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p>

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修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亩ㄋ匀±銍?、圓覺,亦恐是謂于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5]卷30《答汪尚書二》,1296

可以看出,朱熹雖然溫和地批判了包括汪應辰在內的好佛士大夫們的三道同源說,但他實際上還是以開放態度對待理學前輩們好佛的問題。朱熹在這里明確提出了對待佛學的幾條原則:一是可以借佛學來說明儒學,但不是儒佛同道;二是佛學中有儒學可取的成分,但不是儒佛相成,這從大體上說具有反佛學的意義[3]225。但同時朱熹又向汪應辰表示:“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搜哉\有味者。故熹于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詆之?！盵5]卷30《答汪尚書二》,1296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朱熹自己反佛態度上不夠堅決。

隆興二年(1164)十月,朱熹在給汪應辰的信中又用二程的格物說批判了其老師張九成、呂本中等前輩讀書講義失于太高,企圖走捷徑而迷惑于佛學頓悟之說:“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于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 不 知 物 必 格 而 后 明, 倫 必 察 而 后盡?！盵5]卷30《答汪尚書三》,1297朱熹進而強調必須專致儒學,循下學上達之序而躬行力究,寧拙毋巧,從容潛玩,才能眾理洞然,才能立吾儒之本而明鑒佛老之诐淫邪遁。朱熹信中表示,“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5]卷30《答汪尚書三》,1298,委婉地希望有助于汪應辰勉而進之,專致儒學,能擺脫佛學影響。

隆興二年(1164)冬,汪應辰赴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而蜀中正好是蘇學流行之地。當時宋孝宗與朝廷士大夫也崇尚蘇學,沾染好談佛老習氣。因此,朱熹同汪應辰的儒釋論辯很快又擴大到對蘇學邪正之辨上。當時理學家們大多攻擊王安石之學,但對蘇學多加崇護。事實上蘇軾、蘇轍等人也取用佛老思想,這與汪應辰老師張九成、呂本中等人以儒兼佛有著同樣的思想路徑。因此,朱熹與汪應辰的蘇學邪正之辯實際上還是儒釋邪正問題的論辯。

當時汪應辰認為蘇軾與歐陽修、司馬光同樣高致,不能將蘇學與王學混為一談同貶。對此,朱熹分別加以辯駁。首先,朱熹指出歐陽修、司馬光堅守圣賢之高致,非王安石、蘇軾所能比:“蓋司馬、歐陽之學,其于圣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于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圣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盵5]卷30《答汪尚書四》,1299其次,針對汪應辰所講的蘇學不可與王學混為一談,朱熹認為蘇學與王學殊途同歸,都以佛老為圣人,不客氣地指責汪應辰所講“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并對之進行了詳細的辯駁:

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于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于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誹詆?！寥籼K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徽Z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炫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 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于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5]卷30《答汪尚書四》,1300

最后,朱熹表示自己極言至此,恐汪應辰未以為然,希望他“胡不取熹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5]卷30《答汪尚書四》,1300。

汪應辰來信認為蘇軾早年曾力辟禪學,晚年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臆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孟子仁義不可勝用”[2]卷15《與朱元晦》,155;蘇轍也曾先后作《傳燈錄解》《老子解》,是要和會儒釋老三家為一,蘇氏的好佛老不過是“習氣之弊,竊以為無邪心”[2]卷15《與朱元晦》,155。朱熹則指出,蘇軾早年辟禪學,“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 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5]卷30《答汪尚書五》,1302

針對汪應辰所講的蘇氏好佛老乃習氣之弊而無邪心,朱熹則反駁指出:

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于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于邪?！K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為圣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5]卷30《答汪尚書五》,1303

乾道元年(1165)春,汪應辰在回信中又用“文章之妙”為蘇氏辯護,指出雖然朱熹“示論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而“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于此求道也,則其舛謬抵牾似可置之?！袷可跏?大率以三蘇為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2]卷15《與朱元晦》,155。朱 熹 對 此 作 出 回 應 并 批 駁 指出:“夫學者之求道,固不于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粼晃┢湮闹?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 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盵5]卷30《答汪尚書六》,1305

至此,朱熹與汪應辰這番儒釋邪正之辯告一段落。其實同一期間朱熹也先后與羅博文、江元適、李伯諫、程洵等人進行了儒釋邪正論辯,然而較為突出的還是與汪應辰的論辯。正是通過這番論辯,朱熹對于儒釋邪正問題的看法日益明晰,在此基礎上完成著作《雜學辨》,既對自己早年誤入佛老的自我檢討,又對當時朝野上下浸淫的佛老之風進行了有力批判,為其后來集宋代理學之大成邁出堅實一步。同時通過這番論辯,汪應辰也逐漸接受了朱熹的批評,辟佛歸儒,后來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高度評價汪應辰:“其骨鯁極似橫浦(即張九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即呂本中),而未嘗佞佛,粹然為醇儒?！盵7]

上述可見,儒釋邪正論辯在朱、汪當時政治交往和思想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們的思想交流及相互影響也是十分深刻的。

三、結語

南宋隆興北伐與和議期間,朝廷圍繞著和戰問題大體形成三派:一是主戰派,以張浚為首,主張立即北伐用兵,收復中原;二是主守自治派,以宰相史浩、陳康伯等為首,他們既反對向金屈膝投降,也反對冒險對金用兵,主張以守自治,在國家物力、軍力充分準備的條件下,再行北伐;三是主和投降派,以湯思退、龍大淵、錢端禮等為首,主張對金妥協求和。

如前所述,朱熹力挺主戰派,主張北伐用兵收復中原。其實,朱熹主戰思想與其家學影響密切相關。其父朱松(1097—1143)生在國破家艱之秋。擔任尤溪縣尉時,正遭遇靖康之變,朱松憂國忡忡,累上奏折,力抗和議,提出恢復中原之策。南渡后紹興八年(1138)四月,秦檜復相,專主議和。朱松同樣上疏抗論和議,主張抗金,因此觸怒得罪權相秦檜,后被貶出任知饒州,而朱松不赴以示抗議,棄官隱居,遂不復起?？梢娭焖芍鲬鸹謴椭性臼冀K不變。在父親去世后,朱熹遵囑遷居福建崇安五夫里,依靠父親好友劉子羽(1097—1146)。劉子羽系抗金名臣,遇事果斷,剛直不阿,以抗金恢復失地為己任,這同樣給朱熹以深刻的影響[8]。

汪應辰也主戰,與朱熹一起密切關注北伐局勢進展情況,商討和戰問題,交流思想,但汪應辰更多接近于當時史浩和陳康伯的思想,主張自治,強調自治為本,修治朝政,精練軍隊,積蓄國家財力軍力,作長期充分準備,再行北伐,這與真正的主戰派并無兩樣。顯然,汪應辰他們所強調的主守自治思想,與當時主和派湯思退、錢端禮等以自治為名而行求和投降之實有著本質區別。就當時南宋國力和局勢來講,與朱熹主張修治朝政和用兵北伐同時并舉的觀點相比較而言,汪應辰的這一思想無疑更為穩健。二十多年后,朱熹在淳熙十五年(1188)上《戊申封事》,一改往日一意主戰北伐的思想,明顯轉向對主守自治的認同:“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盵1]卷11《戊申封事》,548

隆興北伐與和議期間,朱熹和汪應辰都反和主戰,圍繞和戰問題的政治交往也隨著宋孝宗對于和戰問題的搖擺而起伏不定。他們主戰北伐收復中原的最后一點希望也隨著1164年底隆興和約簽訂而破滅。但朱、汪倆人憂國憂民的政治努力并未因北伐希望破滅而停止,所不同的是,朱熹決意潛研理學,開始新一段“內圣”政治努力,企圖從根本上挽救國家衰頹之勢;汪應辰擔任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則開始他的新一段“外王”政治努力。

朱熹從隆興北伐符離之敗中看到,當時國家之憂在于朝廷上下沉溺佛學而儒學不正、君心不正、朝綱不振。因此,朱熹決心對佛學進行批判清算以正儒學,然而這一批判正是從他與汪應辰的儒釋邪正問題之辯開始的。通過與汪應辰的系列論辯,朱熹很快完成了著作《雜學辨》,在進行自我檢討的同時,有力地對當時朝野上下浸淫的佛老之風進行了批判,從而為其后來集宋代理學之大成邁出堅實一步。通過與朱熹的這番論辯,汪應辰也逐漸接受了朱熹的批評,辟佛歸儒,被后人譽為醇儒?？梢?朱、汪倆人就儒釋邪正問題的論辯對于他們的思想交流及相互影響也是十分深刻的。

表親關系只是隆興年間朱熹與汪應辰開啟政治交往的一個引子,真正促使他們在隆興北伐與和議這一政治漩流中相互砥礪前行、交往密切的是倆人共同的反和主戰政治立場及憂國憂民博大情懷。盡管在如何看待自治、儒釋邪正問題上的見解有所不同,但并不影響他們結為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