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化：道德心理學實驗材料新取向

方 宣 皓

(廣西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廣西 桂林 541006)

一、 引言

“當進行道德判斷時，你會多大程度上考量當事人對團體的背叛？”和“公司正在欺騙大眾，為了大眾利益考慮公布事實而背叛雇主，這是否道德？”這兩個問題看似在考察一個相同的問題，答案有時卻不盡相同[1][2]。Greene等所使用的“電車困境”對道德心理學的研究材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確切地說，研究者所編寫的材料傾向于用籠統的、非情景性的表述來激發被試的道德判斷。這樣將被試擺在沖突下迫使其作出選擇的材料飽受質疑[3]。盡管傳統研究材料優點鮮明，仍有人批評受早先研究者影響大量而不加分辨地使用電車困境材料顯得不夠謹慎[4]。

“電車困境”是道德心理學研究常用的材料，在這一困境中，一輛列車前進方向的軌道上有五個人，如果想拯救這五個人則需要拉動變軌開關改變列車的行駛方向，如此一來電車會撞死位于另一條軌道上的一個人。它的一種變式被稱為“天橋困境”，材料中列車行進方向的鐵軌上還是有五個人，而拯救他們的方法變為將天橋上的一個人推下以截停列車。這兩種材料分別代表了道德困境中親手(personal)和非親手(impersonal)兩種情況[5]。研究者將犧牲少數拯救多數的選擇視作是功利主義的，不作如此選擇視作是道義主義的。

電車困境作為經典研究材料已經被收錄進許多教科書，道德心理學研究領域內至少有136篇文獻中使用了電車困境，其中一半文獻將電車困境作為實驗刺激直接呈現[6]?？梢哉f，道德心理學近年的發展離不開這些研究材料。然而，這些經典材料對情節高度概括，既是優點也是缺點。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了使用經典困境材料實驗生態效度不足的缺陷。為應對這一缺陷，道德心理研究材料萌生了一種新的趨勢——情景化[2]。

二、情景化的解決方案

情景化，一言蔽之就是貼近現實，在盡可能保留研究材料科學性的前提下提高其生態效度。情景化的道德心理研究材料具有兩個特征：設計時將故事主人公和被試都當作社會性的人看待、故事情景高度貼近現實生活。

(一)情景化的“人”

電車困境類材料的生態效度存疑，一個重要原因是材料往往追求籠統的通用結論而忽視材料中人物的身份，這種身份得不到足夠重視的現象被有些研究者稱為“身份危機”[7]。當面對兩難困境時，被試經常會想了解鐵軌上的五人與自己是否存在親密關系，嘗試將主人公理解為一個真實存在的人[7]。向白人為主的西方文化環境中的被試呈現兩難困境，被試會更容易認為材料中的當事人也是白人男性[8][9]。對于一些材料設計者所處的西方文化環境，被試能輕松地想象將一個胖子推下天橋以拯救另一側車道的五個無辜者的場景，并確實能做到遵循研究者給出的前提假設思考，但在中國，同樣的材料卻更難引發同樣的想象。已有研究表明，材料中人物身份會從種族、文化、宗教、年齡、性別、家庭關系、政治傾向、社會地位、信任程度等方面影響道德判斷結果[3]。不僅如此，同一個場景交由不同被試判斷結果也可能大不一樣，被試的性別、政治傾向、認知壓力、文化背景等都會影響道德判斷的結果[3]。

任何一個被試，首先是一個有豐富社會經驗和獨特自身想法的自然人，其次才是實驗的參與者，然而研究者忽視被試想法進而強加自身觀點的現象并不罕見[10]。沒能充分考慮到被試想法各個方面的研究可能會得出與真實場景截然不同的結論[11]。最先注意到如身份等人的因素對結果存在影響的，同樣是運用傳統兩難困境材料的研究者[12]。針對不足，有研究者提出了一個更全面的以人為中心的框架(expanded person-centered morality)來指導道德判斷實驗材料的設計[13]。運用情景化的思路來理解，這一框架既涵蓋了傳統道德心理學研究所關注的行為，也包含了判斷者的身份因素和材料中當事人的身份因素，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情景化的道德判斷過程。三者相互作用，且行為與當事人的身份都是通過觀察者及其身份的感知而形成的。該框架的理論根源，是“以人為中心”的思想，不同于道德困境研究中常見的“功利主義”和“道義主義”，以人為中心的研究思想重視對錯之外的道德品質，即被試進行道德判斷的目標并非表象的行為，而是行為者的品質，而這些品質往往也受到當事人身份的影響[3]。因此，情景化的道德判斷需要考慮到被試身份和材料當事人的身份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特別是被試對當事人身份信息的感知。

除了改變現有的二元框架，越來越多的研究也采納“以人為中心”的思想，在實驗中充分考慮人的品質這一因素的作用。品質可以引起被試的情感反應，如對主人公不良道德品質的推測可以引發直覺性的厭惡[14]。當要求被試進行道德責備時，他們往往想得知行為者的品質、過往等信息[15]。道德偽善方面的研究揭示了人們愿意包庇親朋好友等心理距離較近的對象，潛在的重要原因是被試根據一定標準區分了群體內外、關系親疏，而群體內成員比群體外成員有更良好的品質，更值得關注[16]。一項關于道德核算的新近研究充分考慮了人的因素，Johnson等人發現，道義主義不能對(指向行為者的)責備程度起預測作用，而對行為者品質水平的評判則可以，人們會因為認為某人的行為表現出浪子回頭的趨勢而認可其將功補過的補償行為，而非接受補償行為本身[17]。

作為社會化的存在，人需要面對的判斷對象往往并非陌生人。運用情景化的材料考察道德判斷是否會受到自己的親密他人影響，研究者發現違背了重要他人的準則，近乎等同不道德。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被稱為“道德煉金術”。它雖不會改變人最核心的道德價值觀，卻能通過對他人的關心使道德覆蓋的范圍得到延伸。情景化的材料可以更加準確地衡量人際關系等細節對道德判斷的影響，如更細化的情景化的材料要求想象奪走非常受歡迎、且對孩子異常珍貴的瓶蓋，引發被試想象并進行道德判斷的程度更貼近真實情況，所得結論會更接近研究意圖[18]。

(二)情景化的事件

兩難情景要求被試作出殺一救五或殺五救一的抉擇，然而這類情景往往是高度抽象的，除了已提到的人物身份不明，事件發生的背景也不明，被試經常報告稱材料所提供的線索不全，需要更多背景信息。不對材料進行細節性設定，會引發被試各個方面的疑問，比如是否存在其他安全機制，以及是否需要考慮法律因素等。其他研究材料只用“謀殺”“色情”來概括行為，這會造成被試的費解。即便有時給出了具體的情景，被試依然難以相信[18]。同時，傳統方法所測查的道義主義和功利主義或許并非如研究者設想一般，即對普通被試而言的功利主義并非研究者所定義的功利主義，若將功利主義的所有可能性分為5級，則二者可能有1-2級的差別[19]，有時甚至研究者和被試對“不道德”的定義都有所不同[20]。

用被試反應來推定內在心理的前提是材料本身貼近被試的真實日常。電車困境中的某些前提并不受到被試的信任，比如有些被試質疑胖子的身體是否真的能停下列車，又或是鐵軌上的工人是否真的沒有地方可躲[21]。當被試質疑材料時，材料真實性的概率感知也會影響到道德判斷。事實上，若可以不犧牲任何人來解決兩難困境，多數被試都會選擇這一常規困境中不存在的“第三條道”[22]。將電車困境呈現給大學生，往往會引起他們發笑，有研究表明，過半大學生在觀看天橋困境視頻時會發笑。這并不令人意外，因為電車困境最早的版本出現于哲學論文中，用途是活躍氣氛。一方面可以說這類材料能引起被試興趣，不容易使被試枯燥，另一方面卻因其幽默性而被被試排除于現實之外。有趣場景的嚴重性往往會被被試低估，有時被當作是不現實的[23]?，F實中，人們會自發地排斥不道德者，會對不道德行為產生不適的情感反應，然而電車困境不會導致這樣的反應。脫離現實的材料會消除被試對道德異己者的不適合距離感，會表現得更加寬容[6]。引人發笑而脫離現實的材料，會改變人的情緒，會使被試為了保持好心情而忽視材料中真正蘊含的道德困境，會改變評估道德的決策過程，最終使實驗結果只能呈現扭曲的道德心理。使用電車困境類材料時，研究者會默認這類材料符合道德情景的定義標準，期待能引發相應的道德心理，然而真正能引發現實道德心理過程的只有盡可能貼近現實的實驗材料。

情景化的材料中，材料當事人所處的環境是明確的、易于被試想象和代入的，例如：在家庭環境中的瑣事[24]、在辦公室中想象同事的可信程度[25]、根植于被試所處文化環境的經典誠信故事[26]、公共場合的特定不文明現象[20]。不道德行為的主體可大可小，大者如大公司短視行為導致的石油泄漏[27]，小者如凡夫俗子都可能面對的家長里短，如出軌[28]。如現實生活一樣，當事人細微舉動帶來的后果可能是常見并因此符合被試生活邏輯的，如使用傷害魚群的魚鉤而破壞地區生態[29]。所用話題類型新穎，能充分引發被試的道德情感體驗[30]。在這一視角下，研究者并沒有強求和過去二元體系劃分界限，在歸納結果時依舊可以從功利主義和道義主義的角度思考，但呈現的材料可以有所創新，如交通事故而非沉沒的游艇[31]。與傳統二元困境不同，有時現實情況不允許人作出選擇，由此一些研究不要求被試作出選擇，只要求針對行為給出評價[32]。

為了貼近被試所處環境，研究者也從文化因素角度出發，根據當地特色來修飾材料，如從經典故事中取材，或根據地方情況來選擇不道德行為材料[20]。被試可以充分面對不同價值觀念的沖突，即用具體的場景去衡量更細致的道德標準?！斑M行道德判斷時，你會多大程度上考量當事人對團體的背叛？”是一道經典的道德基礎理論所用問題，大多被試在回答此問題時并不會面對不同價值觀念間的摩擦，然而當問及是否應該舉報從事危害公共安全的老板時，被試需要多方衡量利弊，將道德性的價值觀念和無關道德的價值觀念同時納入思考[33][34]。當維護少數群體的利益與普世的道德觀念發生沖突時，被試傾向犧牲少數群體的利益[35]。情景化的材料從現實問題出發，能衡量材料所折射的道德觀念隨時間的變遷而產生的細微變化[2]。

三、結語

回顧道德心理學研究材料的歷史，不難發現它們多是脫胎于哲學探討[6]。譬如電車困境的雛形最先出現在哲學論文中[36]，之后歷經修改才逐漸形成如今的這一常用版本[37][38]。然而照搬哲學研究中的材料來進行心理學研究是否合適，是否能達到研究者所有的預期則還需要結合具體問題分析。也有研究者從一元論與多元論之爭的角度，提出應運用本體論框架重新審視現有道德心理學研究[39]。

傳統困境類材料優點明顯，缺點同樣突出。這類材料忽視了人身份的作用，沒有考慮到作用于被試心理過程的是他們感知到的材料中人物，不重視被試自身因素的作用，困境本身脫離現實而滑稽。情景化的材料設計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一個良好方法。使用情景化的實驗材料，可將被試放入一個更貼近其所處現實、便于想象的情景，根據研究目的將被試與材料人物間關系納入考慮，使被試感到材料中的人和事并非荒謬而滑稽的，而是值得嚴肅對待的。使用情景化的材料，得到的結果有更高的推廣價值。

今后道德心理學研究應更重視材料情景化的趨勢，對此提出以下建議。第一，情景化的材料和經典的困境材料二者并非完全割裂的關系，只要研究者能意識到經典困境材料的不足并謹慎對待則依舊可以使用，情景化只是對原有材料的一種改進思路[6]。第二，情景化材料的使用應緊密結合研究目的，因地制宜，對得到結果進行推廣應謹慎。第三，提升生態效度的同時應注意保證內部效度，過分注重接近實際生活也許會削弱研究用于比較的泛用價值，未來的研究應建立對高度細分材料的統一評判標準。第四，道德判斷標準存在不穩定性[2]，運用情景化材料開展研究不應回避這一現象，而應結合材料所反映的價值觀之間的競爭等因素進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