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筆談

黃得森 李楚成

摘?要?古代東亞雖言語不通，儒生卻可以文房四寶做緘默互談，此類記載千載以前已見之，是為“漢文筆談”。這種傳意模式可上溯隋唐，于清季尤盛極一時，文獻甚豐，甚至出現以此做跨文化越國界的多人會議，筆談者來自中日朝越，多為士大夫及外交官。話音聲波一瞬即逝，筆談墨寶卻可千載流傳。這種互動溝通以書寫為本，他方典籍似未嘗見之，希臘語、拉丁語亦然。漢文筆談曾于漢字文化圈中生氣勃勃，惟今已遭遺忘。文章先述這一社會語言學現象之歷史背景，后指出可按Brown和Yule（1983） 對層見迭出之筆談語境分為“互動傳意”“問訊傳意”兩類，亦會略述東西方學者對是課題之出版研究，最后提出漢文筆談沒落之因、今日僅見之殘存形式。

關鍵詞?漢文筆談?緘默交談?傳意模式?近古東亞?歷史文獻

1905年，三位來自中國、越南的革命家——孫中山、潘佩珠、梁啟超——遠赴東京，與日本的政治家，如大隈重信、犬養毅，討論當日時政。國父孫逸仙先生（1866—1925）曾赴夏威夷及中國香港肄業，學貫中西，通曉漢語、英語;潘佩珠（越南國語字作Phan B·i Chu， 1867—1940）幼年于塾館習詩書，阮朝鄉試解元出身，于20世紀初成立越南維新會，準備武裝起義，反抗法國殖民入侵，1905年到日本求援，赴日前只會說越南語;梁啟超（1873—1929）出身舊學，會試落第，戊戌變法事敗后出逃日本，年輕時只會說粵語和官話;大隈重信（1838—1922）出身武士，曾于藩校習英語，后創立早稻田大學，并兩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犬養毅（1855—1932）就學于二松學舍，晚年成為第29任內閣總理大臣，只會說日語。五位名人并無共通口語，身旁并無翻譯人員時，他們究竟如何交流？

潘佩珠（1999）于其自撰年表——《自判》中有如下記載：

“自價紹于梁啟超先生……酬應語多曾公譯之。心事之談。多用筆話。梁公欲悉其辭。約于次日再會。筆話可三四點鐘?！?/p>

“梁公偕余二人赴東京。先謁見犬養毅。又因犬養毅謁大隈伯爵。相見時賓主甚歡……座間有日本眾議院議員柏原文太郎者。既閱盡余與三人筆談之紙……”

“梁公復招余至。為余商雄圖存之計。以筆談互。問答甚詳?！?/p>

“時夜八點鐘矣。孫出筆紙。與余互談革命事?！?/p>

按德范克（DeFrancis1977）161-162描述，當時潘佩珠與梁啟超以毛筆書寫交流內容，會面時要將紙張傳來傳去。以紙筆傳話，交流思想，是為“筆談”，或曰“筆話”。

以上各人，有三位只會說本土語，僅有兩位會說英語，并無共通口頭語言，不過眾人皆熟讀儒家經典，精通漢文，見面時即使不發一言但借文房四寶便可暢所欲言。以上事跡并非孤例，漢文筆談遠在隋唐文獻已有記載，清代文獻所記述者更是多不勝數。本文就此語言學現象的社會語言學背景、文獻分類、近代研究、沒落因由概述一二。

一、 筆談的社會語言學背景

古代東亞語言殊異，然諸國儒生以習漢文為尚，中、日、朝、越、琉皆如是。由是，跨國面對面交談以筆談為主，甚少借助翻譯人員，是為“漢文筆談”。

在中國，白話文運動之前，文言廣泛使用于朝廷文書及學術著作中，儒生以各地方音誦習經史子集，所撰文章皆仿先秦經典所用之語言而作，各地皆可以讀懂，然于朝堂上，南方士人多不擅官話，皇帝有時無法聽懂舉人所言。（楊文信2000）

朝鮮、越南兩國比鄰中國，歷史上部分疆土更曾屬中國，文化上亦一直深受中國影響——高句麗于三國時代就興起儒學，而漢武帝早于兩千年前就在越南設立郡縣。兩國于建立現代教育體系前，皆曾仿效古中國，實施科舉制度，考核儒生對儒家經典之認識。與古代中國一樣，兩地朝廷文書皆用漢文，日常溝通、解讀經典時則仍用其本土語，而一般人誦讀經典時，并非以中土語音讀之，而是用“域外漢字音”。何謂“域外漢字音”？今天翻譯外語時，由于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等差異，不時會遇上無法意譯之情況，音譯為最便捷之解決辦法，漢語中亦有不少人人皆懂，由來已久之音譯詞，如沙發、巧克力、菩薩等。古代朝鮮、越南人更進一步把經典中用得上的漢字，按其本土音系，有系統地“音譯”成其本土語，卒為差不多每個漢字都配上一個域外方音，是為“漢韓音”“漢越音”。當然，正如陳第（1606/1987407，1606/1988vii）所言：“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執（勢）所必至?！闭Z音不可能千年不變，域外方音亦不例外，也會跟隨本土語之系統音變而有所發展。今天的漢韓音、漢越音的發音跟唐代朝鮮、越南民族所使用者，音值并非完全一樣，不過變化不大，是構擬隋唐中古音之重要材料。對漢字借用史感興趣之讀者可參考韓哲夫之著作（如Handel2019[1]，相關書評見Li2020）。

一千多年前，日本派“遣唐使”來華學習典章制度，于明治維新前，社會制度積極仿效唐代所用者。日本不設科舉，然儒家制度有助穩定社會，故天皇亦鼓勵大臣武士學習儒家經典，是故當時漢學于日本甚為流行，一般曾受教育人士可讀寫漢文，甚或寫漢詩，而彼閱漢文時，最流行者莫過于以日語特有之音讀、訓讀作為發音基礎，并以“漢文訓讀體”理解。簡單而言，“漢文訓讀體”就是將漢文用一套以“訓點”（くんてん，日語讀作kunten）為標記的規則，按日語語序“硬譯”，而此種文體更成為明治時的官方文體，直至戰后才改為口語體。關于日語書寫體之歷史沿革可見Lurie（2011）。

以資訊交換之角度來看，一般而言，文字通訊于編碼前與解碼后之語言形式甚為一致，縱時因歧義而致所欲傳達之訊息變質。然而，因為漢字是一種意音文字，而東亞各地閱讀文本所用之發音各異，此特點令其編碼前與解碼后之語言形式可能大相徑庭。例如，一個老上海人與一個香港人筆談，或一個韓國人與一個越南人筆談，編碼前與解碼后之語言形式，于語音層面上通常差距甚大（例見表 1）;而雙方亦深知口頭語言互不相通，因此于筆談中甚少會問對方某詞某句的發音如何。

社會語言學有所謂“雙言”現象（diglossia）——于社會中存在著兩種語言，地位較高者于正式場合所用，一般是官方語言，而地位較低者則作為方言口語所用，恒不能登大雅之堂，如今天中國的官方語言為普通話，廣泛應用于政府機關、基礎教育中，成為中國的交際語，而地方語言，可應用之場合有限。（詳見Ferguson1959;陸鏡光2005）

古代東亞亦廣泛存在著類似之現象，朝堂文書、學術著作一般用漢文書寫，而與本地人溝通則仍用地方語言。相異之處是漢文僅作為一種書面語言使用，而非口語，魏樸和（Denecke2014）209稱之為“交際文字”（scripta franca）。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跨國緘默交談以文言為主，諸東亞儒生習漢學之時間、歷程、條件、興趣相異，但是清末的筆談文獻，文白夾雜者并非罕見。由是觀之，有部分對漢學認識較深之儒生，不僅文言水平甚好，亦曾通過不同途徑學習官話口語或白話文學，如宋代話本、元明劇本、明清小說等。

二、 現存筆談文獻分類

就筆者所見，大部分筆談文獻集中于晚清，而漢文筆談最早則可追溯至隋代?！斗錾Ｂ杂洝酚浭サ绿樱?72—621）派遣隋使小野妹子（約565—625）往南岳取經，語言不通，遂畫地而書，與當地老僧筆談，（阿阇梨皇圓1901）501[3]關于其他早期筆談文獻可參閱黃得森（2019）。

按Brown和Yule（1983） 所提出之傳意模式分類，漢文筆談大致上可分為“互動傳意”及“問訊傳意”兩類（Li， Aoyama， Wong2020，見表2）。舊相識間常預先約好時間相聚，以“互動傳意”之形式溝通，多帶寒暄，交談內容既深且廣，可以無所不談?；觽饕庵畠热?，或政情，或詩文?！罢楣P談”之一方必為政治人物，或朝廷命官，或有政治抱負之志士，內容以政府事務或政治為主?！霸娢墓P談”一般出現于學富五車、能詩善畫者間，內容多與文學、藝術作品相關。另一種傳意模式——“問訊傳意”則指偶遇者間之緘默對話，問題直接，回答簡短，鮮帶寒暄，交談內容泰半單調乏味，對話者日后多無會因。問訊傳意主要在漂流和游歷兩個情景中出現?！捌鞴P談”主要是“意外入境者”與外國人間之對話?！坝螝v筆談”一般是游人遠赴外地和當地陌生人間之交流。

以下就上述四類筆談各舉一例：

（一） 政情筆談

通常出現于外交官員奉命遠赴別國與當地官員或士人交流時，言語不通，翻譯者寡，遂借紙筆溝通，或有政治抱負之志士遠赴他國欲尋求異邦人襄助。

孫中山先生為尋求國外志士支持其革命活動，于19世紀末赴日，后于1897年在橫濱認識宮崎滔天，從此成為推心置腹之好友。以下為其中一小段筆談內容，真跡見圖1：

孫文： 斈（學）堂設于東京甚好，因可招我輩同志過來，名為教習，內可常議舉事之策。

宮崎： 甚可也： ：

孫文： 望對犬養君言此意。

滔天： 敬承： ：

（二） 詩文筆談

筆談內容以文學、藝術作品為主，其他題材之閑談為輔，多數是文人間談論詩詞歌賦、畫作、書法作品、小說所遺下之筆談記錄，有時甚至是筆談者之詩作。

李睟光（1563—1628）為朝鮮外交官，于1597年出使燕京，遇上安南國使臣馮克寬（1528—1613），并與之筆談詢問其國境況、互相贈詩唱和。以下為其中一首：

萬里來從瘴癘鄉?遠憑重譯謁君王

提封漢代新銅柱?貢獻周家舊越裳

山出異形饒象骨?地蒸靈氣產龍香

即今中國逢神圣?千載風恬海不揚

（李睟光1597/2001）128

（三） 漂流筆談

主要是船只遇上臺風漂流至岸或登山者迷途后“意外入境”，地方政府缺乏翻譯人才，因而向船民或迷路者以筆談問訊。

以下漂流事件發生于1687年，有商船于農歷2月18日從吳淞口出發，本擬將貨物運至長崎，然遇上臺風，卒漂至濟州。當地司郎廳得悉有船漂至岸邊后向船員查問究竟。

丁卯五月十五日

司?啟辭，濟州漂到人六十五名，一并昨入耒〔來〕，而日勢已暮，未及問情?！病?/p>

濟州漂漢問情別單

問： 你等姓名誰？而何處人耶？

答： 俺等六十五人。顧如商年四十七，住蘇州府，吳縣人?！病?/p>

問： 你等在本土時，有何身役，而以何事為業耶？

答： 俺等素無身役，以商賈為業耳。

問： 你等何時何處發舡〔船〕，徃〔往〕于何處，漂到本國，而同舡者幾人耶？

答： 俺等今年二月十六日，納稅于戶工部，十七日乘舡，〔……〕

〔……〕

問： 你等同時發船，欲向長崎島者幾舡耶？

答： 俺等蘓〔蘇〕州三舡同發，而卒遇狂風，舡行如飛，故二只則不知去向矣。

〔……〕

（《備邊司謄錄》第四十一冊： 44b-47a）[4]

（四） 游歷筆談

一般是游人遠赴外地不諳外語但欲向當地陌生人詢問求教故借筆談問訊。

1862年，幕末開國后遣使團乘千歲丸遠赴上?？疾?，日比野輝寬隨行，于歸國后親筆將訪華經過寫成紀行文《贅肬錄》，內含少量筆談記錄，如欲買墨塊然言語不通故借紙筆與商販交談：

日比野： 此墨價若干？

商販： 一元。

日比野： 虛價。

商販： 真正實價/實價不二。

日比野： 墨色不好，且無香，想近制。

商販： 都是陳貨，香在內。

（日比野輝寬1862/199765，漢譯見： 日比野輝寬1862/201256）

三、 筆談文獻之出版研究

漢文筆談第一手材料的內容以漢文為主體，概因通曉漢文之西方學者寡，研究該課題之學者，泰半位于漢字文化圈內。近年中日韓越四地相繼把筆談文獻影印出版，甚或整理匯編，例如日本松浦章（1984）早于20世紀就把《備邊司謄錄》內之筆談部分輯錄成文，后來又匯集其他資料另出中文版（松浦章2007）;而我國劉雨珍（2010）亦把清代首屆駐日公使館員之筆談謄打匯編成兩冊，王寶平（2016）則把《大河內文書》全部彩色影印出版，共八冊，凡3714頁，是“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的成果之一;韓國許敬震（2013）團隊甚至把朝鮮通信使赴日所留下之筆談唱和記錄翻譯成現代韓語。筆者未見越南曾為筆談專門出版資料集，然而葛兆光、鄭克孟（2010）早年出版之《越南燕行文獻集成》亦含少許筆談文獻。四國之整理匯編概況詳見黃得森（2019）。

東亞各地積極考察筆談文獻者，最早莫過于日本，于20世紀80年代即有學者研究筆談文獻，松浦章（1984，2014）曾撰不少漂著唐船之分析，而關西大學出版部亦積極出版“江戶時代漂著唐船資料集刊”，內文不僅有原著影印，亦有題解。其他三地起步則較遲，至21世紀方積極研究，如張應斌（2004）講述黃遵憲與其他中日文人間之筆談，張真熀、許敬震（2009）考察刊行《坐間筆語》之意義，具智賢（2011）研究17世紀朝鮮通信使之書籍交流，而于向東、梁茂華（2013）及阮黃申、阮俊強（2019）則專門研究中越間之筆談交流，至近年王勇、謝詠（2015）出版了專門研究筆談之論文集。

西方學者僅有少數留意到筆談文獻，早期學者如Marr（1971）、德范克（DeFrancis1977）利用少量漢文筆談史料研究越南殖民時期之歷史，至十年前方有專門研究筆談之著作，如Keaveney（2009）考察中日間如何以筆談做跨文化交流，魏樸和（Denecke2014）從翻譯之角度研究漢文筆談之力量，而紀文（Clements2019）則深入講述筆談于日韓外交史上所扮演之角色。

四、 漢文筆談之沒落

漢文筆談于19世紀曾扮演重要角色，成為東亞諸國儒生之溝通橋梁，然而于20世紀漸漸被人遺忘，原因何在？19世紀末，西學東漸，知識分子開始接觸西方表音文字，認為其易學易記，乃促成西方科技發達之因;相反，漢字乃意音文字，難學易忘，遂生“漢字落后論”，并以之為遠東落后的重要原因。由是，東亞諸國紛紛推行其字母文字，并效法歐洲推行“言文一致”運動（林少陽2019），推廣各自之民族共同語，卒摒棄漢文，而東亞之共同語則漸為英語所取代。

雖然如此，對于保留使用漢字與否，諸國態度卻大相徑庭。去漢最徹底者莫過于越南，于對抗殖民統治時積極推廣“國語”——這種字母文字以拉丁字母為本，由葡萄牙人創制，后經法國人改良——時至今日會漢字之越南人屬鳳毛麟角。于朝鮮半島，漢字亦漸被邊緣化，朝鮮自立國即采取“諺文專用”之政策，而韓國亦漸由普遍“漢諺混寫”過渡到今天普遍諺文專用?，F代日本書面語主要由漢字及假名組成，惟漢字之使用與戰前相比已大幅減少;而唯一徹底保留漢字之地區為中國。

五、 余論

東亞文化圈中各地言語不通，諸國儒生于跨國交流時以緘默交談為主，是為“漢文筆談”。筆談文獻指出除口談、手語以外，尚有一種會談溝通模式，行之有效，這模式于拼音文字世界中鮮有所聞。

漢文筆談乃歷史文獻，無疑是考察近代東亞史不可多得之第一手材料;于語言文化而言，筆談是漢字文化圈之重要遺產，對研究東亞文化的學者尤為重要;于社會語用學而言，筆談亦是會面溝通模式之一，但往往為人忽略，研究口語、手語者多，考察筆談者寡，是故研究討論的空間仍有不少。

時至今日，漢語共同語已趨普及，各方華人普遍以之互相溝通，而科技日新月異，即使不用可隨身攜帶之語音翻譯機，互聯網上之文字翻譯平臺于使用上亦甚為便利，然則漢文筆談在今天仍有地位嗎？

王國華（2015）50記述其與饒宗頤先生筆談之因由、結果如下：

我與饒公交流的最大障礙是語言。我是山東口音，饒公是潮州口音。年齡上又是兩代人，百歲饒公是國學大師，語言與學問上的落差，使我們交流時經常借助于筆談。一次交流談話，一般要寫滿一個本子。這也留下了許多珍貴資料。

雖然兩位學者皆說漢語，惟各有口音，且遇上術語時往往茫無頭緒，不知所指為何，交談時仍須借助筆談辨釋普通話中之同音語素。

此外，有日本藝術家嘗試將筆談應用于心靈治療。住吉山實理定期于中日韓各地舉辦筆談會，其間只允筆談，不許開口，由是參與者須等待、傾聽對方“聲音”，其目的不在交換大量訊息，而是在乎于把心從喧囂繁華中抽離，使各人享受其間過程。[5]

漢文筆談可謂先輩饋與后世之語言文化遺產，但愿東亞各地同人能積極推動其保存及研究。

附?注

[1]Sinography： The Borrowing and Adaptation of the Chinese Script.此專著以漢字在中日韓越壯的歷史借用為基礎，提出一套跨語際的文字借用理論。

[2]拼寫依據如右： 滬語——錢乃榮式上海話拼音方案，粵語——饒秉才所改良之廣州話拼音方案，漢韓音——耶魯拼法，日語——訓令式。

[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提供原書掃描： 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991096/258。原文謄打則見https：∥miko.org/%7Euraki/kuon/furu/text/kiryaku/fs04.htm。

[4]韓國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提供原書掃描： http：∥kyudb.snu.ac.kr/。國史編纂委員會提供原文謄打： http：∥db.history.go.kr，亦可參看松浦章（1984）。

[5]詳見2018臺北藝術節《島嶼酒吧》之宣傳單張： http：∥61.64.60.109/185taipeifestival.Web/FileDownLoadAPI.aspx？ID=5，存取于20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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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香港）

（責任編輯?馬?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