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書家筆下的碑帖篆書題端

[摘要] 在碑帖拓本中有多種題字方式，相對題簽與題跋來說，題端較為少見。題端多位于拓本前部，其形式與書畫中的引首或碑刻上的題額相近，書體以篆、隸、楷為主，字體比題簽和題跋的字體稍大。篆書題端在碑帖題端中較為特殊，它的產生與篆書的發展有著密切關系，一般多由拓本收藏者自題或延請名家題寫。本文試以故宮博物院所藏碑帖拓本為依托，從題寫時間、背景、拓本遞藏等方面對碑帖的篆書題端進行考證，從中管窺諸位書家的篆書風格。

[關鍵詞]碑帖 篆書題端 王澍 吳昌碩

題端是碑帖拓本上常見的一種題字形式，是碑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由收藏者自題或延請名家題寫，形式類似于書畫作品中的引首或碑刻上的題額。題端一般位于拓本前部，內容略同于題簽，包含碑帖的名稱、拓制年代、收藏者姓氏等。題端與題簽的區別在于書寫字體較大，同碑刻題額一般，通常占據半頁或一頁，亦有數頁連寫的情況。[1]題端的書體以篆、隸、楷為主。篆書題端作為碑帖題端的一種書體形式，其產生與篆書的興盛密切相關。清代以降，篆書在經歷了唐以后長時間的衰落之后又進入迅猛發展階段。彼時，以篆書聞名于世的名家輩出，王澍、吳昌碩等人均為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存世的篆書作品的形制除了中堂、條幅、對聯等，還有少量題端。

鑒于資料收錄尚不完整，筆者現遴選出故宮博物院藏碑帖拓本篆書題端九例，按照題寫書家這一主線，以題寫時間為序，從題寫背景、風格，碑帖的遞藏、題端者與拓本收藏者等多角度，對題端的作者、篆書風格、拓本遞藏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考述。

王澍（1668—1743），字蒻林，一作若霖，號虛舟，自署二泉寓居，別號竹云、良常山人、恭壽老人。據《清史稿》，其為康熙五十一年（1712）進士，官至吏部員外郎，因善書而充任五經篆文館總裁官。王澍四體皆善，楷書學歐、褚兩家，行書直追“二王”，篆書師法李斯，善于鑒定碑刻，著有《淳化閣帖考正》《古今法帖考》《虛舟題跋》《竹云題跋》等。故宮博物院藏《宋拓唐九成宮醴泉銘》冊、《宋拓顏魯公多寶塔碑》、《宋拓小字麻姑仙壇記》冊等三個拓本上有其篆書題端。

（一）《宋拓小字麻姑仙壇記》冊

《麻姑仙壇記》即《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原石早已毀，今存者均出于翻刻。有大字、中字、小字三個版本，大字本著錄首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小字本見于明文徵明父子所刻《停云館帖》。

此本原石宋拓級別為一級乙，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撥交給故宮博物院，前后共八開，拓本三開，每頁（半開）縱15.2厘米、橫6.4厘米，文字七八行不等。封面有李一氓題簽，前附頁有費念慈、王澍題簽，內頁有王澍、徐用錫、錢振倫等人題跋，鈐蓋“一氓精鑒”“無所住齋鑒藏”“朱秉衡印”“李一氓”“建之秘籍”“折釵股”“蔡仲”“盈盈掌記”“惕盦寓目”“費”“西蠡經眼”等印鑒。從上述鑒藏印可知，王澍之后，此本先后歸劉建之、李一氓所有，20世紀中期后進入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序列。

封面李一氓楷書題簽的內容為“宋拓麻姑仙壇記”，落款為“王虛舟題跋，無所箸齋珍藏”，鈐有“無所箸齋”朱文印。前附頁費念慈楷書題簽內容為“麻姑仙壇記”，落款為“宋拓本，健之藏，西蠡記”，鈐有“武進費氏”白文印。費念慈（1855—1905），字屺懷，一署峐懷，號西蠡，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武進人，清代書法家、藏書家。其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會試后任館閣職，授翰林院編修，后因論及朝廷之事被撤職遣歸，旋即回到吳中，與常熟翁同龢、錢塘汪鳴鑾等為師友，以詩文、書畫、藏書為業，著有《歸牧集》。

前附頁王澍篆書題端的內容為“宋拓麻姑仙壇記”，落款為“王澍”，鈐有“弱翁”白文印。此本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三月間，王澍以董其昌五種墨跡和祝允明小楷換得。結合冊后題跋，可知此題端題寫時間應在1720年三月之后。

（二）《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冊

《九成宮醴泉銘》為唐碑，魏徵撰文，歐陽詢以楷書書就，貞觀六年（632）六月立于麟游（今陜西寶雞東北）九成宮。

此拓本為清宮舊藏，十五開半，每頁（半開）縱28厘米、橫17.4厘米，南宋烏金精拓。封面有畢沅題簽，冊后有王澍、沈鳳、王文治題跋，除“董其昌”“關九思印”“周錫圭”等印鑒外，還鈐有“宜子孫”“三希堂精鑒璽”“嘉慶鑒賞”“石渠寶笈”“寶笈三編”“嘉慶御覽之寶”“咸豐御覽之寶”等清宮鑒藏印鑒。從這些印鑒可知此本曾被《石渠寶笈三編》錄入。

封面畢沅篆書題簽內容為“南宋拓九成宮醴泉銘，靈巖山人鑒藏”，鈐有“畢沅”白文印、“秋帆”朱文印。帖名書體為小篆，落款書體為楷書。畢沅（1730—1797），字秋帆，號靈巖山人，江蘇人，官至湖廣總督，精于金石碑帖鑒藏，錢坫、孫星衍、洪亮吉、鄧石如等篆書名家都曾經匯集在其幕府之中一起切磋交流篆書技法，有《靈巖山人文集》《靈巖山人詩集》《經訓堂叢書》等著作存世。此本入宮前為畢沅所藏。

前附頁有王澍篆書題端，內容為“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宋拓正本，良常王澍題額”，鈐有“天官大夫”朱文印、“澍”四靈白文印。題端書體為小篆，落款書體為楷書。鑒于此本有王澍雍正七年（1729）的題跋，故題端撰寫時間應與此相距不遠。

（三）《宋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顏魯公多寶塔碑》全稱為《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唐天寶十一年（752）由岑勛撰文、徐浩題額、顏真卿書丹，現存西安碑林。字體秀美剛勁，簡潔明快，用筆豐厚遒美，結體嚴謹致密，緊湊規整，平穩勻稱，后人學顏體者多從此碑入手。

此本為宋代所拓，1958年被收購，木面刻王澍題簽，前后附頁有沈鳳、王澍、李宗瀚等人題跋，鈐蓋有“子孫永寶”“靜娛室書畫記”“李宗瀚印”“臨川李氏”“聯琇嗣守”“公博”“翊煌嗣守”“翊塤敬觀”“素納孟蟾父鑒藏秘玩”“素納珍賞”“子孫永昌”“雒君經眼”“弢齋鑒藏”“鞠人心賞”“珍藏”“棲霞仙館珍藏”“三復白圭”等印鑒。

木面陰刻填綠彩楷書，內容為“宋拓顏魯公多寶塔碑，虛舟”，鈐有“澍”白文印、“虛舟”朱文印。內附頁有王澍篆書題端“顏書權輿”，落款“瑯邪王澍”，鈐蓋“天官大夫”白文印、“澍”白文印、“隨園”白文印三方印章。題端書體為小篆，落款書體為楷書。在王澍的題跋中有“雍正辛亥二月初吉，瑯耶王澍書后”之語，可由此推斷該題端的題寫時間應在雍正辛亥年（1731）左右，彼時王澍63歲。

王澍主張學書從篆、隸入手。他的篆書創作受到了崇古思想的直接影響，筆法和結體延續李斯、李陽冰一脈，結構端正平穩，線條圓轉瘦硬、光滑勻稱，總體風格清秀文氣，法度森嚴，可以看到在李陽冰篆法基礎上對筆畫瘦勁且粗細一致的追求，不過還是缺乏節奏上的變化，用筆略顯單調。

上述三個題端的題寫時間是從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間，彼時王澍正處于其創作的成熟期，故三個題端從用筆上看基本一致，只是稍有差異?！端瓮匦∽致楣孟蓧洝穬缘挠霉P非常圓潤，收筆出鋒處為“尖狀”，這似乎應是沒有剪毫或者燒毫之前所寫出的效果?！端瓮鼐懦蓪m醴泉銘》冊與《宋拓顏魯公多寶塔碑》的題端則基本一致：筆畫均勻，用筆纖細而筆力沉勁，線條圓潤婉暢，筆畫中多見濃墨枯筆，收筆處改為圓筆或方筆回鋒，應是其用筆改為禿毫的結果。

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東洲，別號東洲居士，晚號蝯叟，湖南道州（今道縣）人，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先后入孫鏡塘、阮元、程恩澤、張掖垣等人門下，通經史，精小學，書法初學顏真卿，融漢魏而自成一家，尤長草書。其篆、隸二體上溯周、秦、漢古篆籀及南北朝碑版，渾厚古拙，自成體勢。何紹基出身書香世家，幼年隨家人北上入京，在父親何凌漢的教育下年少成名，晚年專攻篆隸，不過其篆書成就和影響明顯沒有隸書高。何紹基的篆書在用筆上另辟蹊徑，走了一條明顯與鄧石如不同的路線，取法亦與王澍不同，多從金文中汲取營養，認為秦小篆不如金文“篆勢寬展圓厚之有味”。他追求古樸意趣，書寫氣息雄強，線條極具流動感，有古樸和渾厚之勢。向燊曾曰：“（何紹基）分隸行楷，皆以篆法行之，如屈鐵枯藤，驚雷墜石，真足以凌轢百代矣。世稱鄧石如集碑學之大成，而于三代篆籀或未知逮。蝯叟通篆籀于各體，遂開光宣以來書派?！盵2]篆書從金文中取法是清代篆書發展的一大轉折，對后世產生了深刻影響。

故宮博物院藏《宋拓漢熹平石經》冊中有何紹基篆書題端。熹平石經乃東漢刻石，是我國最早的石刻官定儒學經本，由蔡邕等人所書，陳興等人刻寫，刻石罕有宋拓本流傳，舊拓（1911年前）僅見孫承澤本和黃易本，二本稍有差異，孫本較黃本多出“兇德綏績”四字大半。此拓本1984年經收購入藏，形制為一開半，每開六行，每行四至九字不等，內容取自《尚書·盤庚篇》《論語·堯曰》《論語·為政篇》等，語句已不完整。封面有完顏衡永的楷書題簽，內容為“宋拓漢石經，孫退谷本，寸園酒仙氏藏”。前附頁有篆書題簽“蔡中郎石經遺刻一冊，孫氏宗祠藏”，鈐有“斗盧藏古”朱文印。碑名書體為篆書，落款書體為楷書。另有沈樹鏞、萬南全、萬中立、徐熙等人題簽。內冊頁有何紹基篆書題端“熹平石經遺刻”，落款為“韻初仁弟屬署，冊首略為考訂，疑不能明嫌，蘇齋題記雖詳未能疏通也。同治庚午秋，何紹基”，鈐有“何紹基印”白文印、“子貞”朱文印。題端為何紹基晚年所書，用筆老辣獨特。他以金文之法入小篆，又將行書筆意納入小篆筆法，加之北魏的顫筆，形成了古拙、凝重的獨特風格，將金文的質樸與漢魏碑刻的斑駁風化之意在小篆中運用自如。其用筆打破了小篆筆筆中鋒的傳統，再現了金文的厚重感。小篆結構不像“二李”也不似鄧派，而是取方圓之勢。

此題端為沈樹鏞請何紹基為其拓本所題寫。沈樹鏞（1832—1873），字均初，一字韻初，號鄭齋，川沙城廂（今上海浦東新區川沙鎮）人。博學多才，長于考訂碑版文字，嗜金石書畫，精鑒別，收藏甚富，著述有《漢石經叢刻目錄》《漢石經室跋尾》《書畫心賞日錄》等。同治二年（1863），沈樹鏞得到了“黃本”宋拓本《漢石經》，又因收藏孫承澤“研山齋”藏本《宋拓漢石經》（即此本），欣喜之余，將其寓所命名為“漢石經室”?，F在兩本均入藏故宮博物院。

吳咨（1813—1858），字圣俞，又字哂予，號適園，清代篆刻家、書畫家，江蘇武進（今常州）人，趙學轍外甥，平生博覽金石文字、秦漢碑版，通六書之學，精篆隸[3]，摹印尤精。其幼時聰穎過人，年少即開始臨習篆、隸。汪昉《吳圣俞傳》載：“年八九歲，即習為篆籀。鄉賢達每拭幾研磨招致之，圣俞總角據案，據管作楹帖，或巨幅，無懦色?！眳亲稍軜I于李兆洛，工寫生，畫作追黃、徐遺意，能得惲壽平神趣。[4]

吳咨以篆刻聞名于世，其篆刻作品可分為模仿鄧石如印風和金文印風兩大風格。吳咨是繼吳熙載之后又一個深得“皖派”精髓的印人，其在《適園印印》中的小篆類朱文印已與吳熙載成熟期的作品相近。在弘揚“鄧派”風格的同時，吳咨從散氏盤等青銅器的銘文及兩漢鏡銘中汲取營養，取字入印，創作了不少金文印。其書不再囿于“二李”小篆一系，拓展了印人們的視野。吳咨作品對晚清印人王大炘等極有影響。沙孟海對吳咨的篆刻贊賞有加：“學問審博，治印法度精嚴，沉著穩練，自有面目。其中參法金文之作，直接取資于真器拓款，所以比較高明。惜其早世，流傳不廣?！盵5]

吳咨的篆刻作品得以流傳，江陰陳式金功不可沒。道光末年，陳式金延請吳咨至家，篆刻陳氏姓名、字號、齋館和詩文句等印二百余鈕，輯為《適園印印》一冊，道光三十年（1850）成譜。冊內有吳咨自序，陳式金序，存226方印。吳咨后重編石印本，增汪洵題識與汪昉《吳圣俞傳》，合滄州王國均編《適園印存》，計三冊141方印，總一帙四冊367方印。[6]其另著有《續三十五舉》，書稿已經散佚。

吳咨在篆書創作方面與治印一樣追隨鄧石如，深受其影響。陸繼輅的《合肥學舍札記》中提及吳咨與惲匯昌、薛仲德等人的書寫方式都是羊毫懸肘：

完白山人石如，篆書橫絕千古，代起者張皋文、吳山子育也。近日少年中，惲匯昌子辨、薛仲德可久、莊又朔稚蓂、吳咨圣俞及余孫聰應，皆羊毫懸肘，縱橫莫當骎骎乎，追山子而及之老輩禿筆之陋庶幾一洗矣。

對書寫者來說，以長鋒羊毫寫篆書對筆的控制要求極高。篆書書寫工具的一大改變一洗王澍等人用禿筆的習慣。吳咨在篆書上的成就一般被認為遜于吳熙載，特別是在氣韻上差一些。不過吳咨談到自己的篆書時，還是頗為自負的。他曾言：“吾生平所作篆字及花卉，固可凌躐時輩，而于摹印，實有心得?！盵7]出于歷史原因，吳咨的篆書作品存世較少。故宮博物院藏《清拓翁方綱縮臨蘭亭》冊有其篆書題端，由張允亮捐贈入藏。

《清拓翁方綱縮臨蘭亭》冊為蝴蝶裝，剪方挖鑲裱，墨紙五開（序文二開，刻跋三開），墨紙（半開）縱7.3厘米、橫4.8厘米，上有翁方綱、劉墉、宋葆淳、張維屏、葉夢龍刻跋及劉彬華等五人觀款題刻，鈐印“張澤仁”“張氏古虞”“張古虞”“古虞心賞”“士驤”等。拓本木面綾簽條題字為“覃溪先生縮臨蘭亭，道光丙午閏夏為古虞詞長兄題，米問”，系米問張澤仁題簽，題寫時間為道光二十六年（1846）。前附頁灑金箋，有吳咨篆書題端“神融方寸”，題識為“古虞仁弟以翁覃溪先生縮摹稧帖見示，為題四字而歸之，庚戌三月吳咨識于湖客舍”，鈐有“吳咨”朱文印。

據題識可知，題端為吳咨應張古虞之請題寫于道光三十年（1850）。張古虞即張澤仁，豐潤（今屬河北唐山）人，曾以貢生入國子監，清同治元年（1862）因辦理糧餉有功，賞戴藍翎。其同治六年（1867）任華亭知縣，政績顯著，因積勞成疾卒于任上，光緒二年（1876）祀名宦祠。[6]

在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除吳咨在《清拓翁方綱縮臨蘭亭》冊上為張古虞所題寫的篆端之外，還有吳咨與周調梅、蘇惇元、汪昉同為張古虞所作行書四條屏，其中吳咨作品的文字內容節錄自西晉文學家張協的《七命》，創作時間為道光二十三年（1843）仲冬，早于此篆書題端七年?！肚逋匚谭骄V縮臨蘭亭》冊中，吳咨的篆書題端用筆飄逸，行筆流暢，結體均勻，處處體現出鄧氏書風意韻。從“神融方寸”這四個字來看，其水平并不遜于吳熙載，特別是“方”“寸”二字筆畫較少，處理起來尤見功力。

何維樸（1842—1922）為何紹基之孫，字詩孫，晚號盤止，亦號盤叟，又號晚遂老人，室名頤素齋、盤梓山房，曾官至江蘇候補知府，清末任上?？Ｆ志挚傓k，著名書畫家、詩人，畫以山水著稱，取法“四王”，書法承家學，摹其祖何紹基，篆書取法大篆，隸書法《張遷碑》《石門頌》，篆刻直宗秦漢和明清流派印。1911年后，何維樸寓居上海，與王一亭、吳昌碩等友善，收藏古印甚多，有《頤素齋印存》六卷傳世。[7] 江標（1860—1899），字建霞（一作蒹葭），號萱圃，一號師許，江蘇元和（今蘇州）人，官至湖南學政，出入汪鳴鑾之門，博學多識，篤嗜金石，妙善篆書，兼工鐵筆，長于繪事，刻書堪為絕技，輯有《靈鶼閣叢書》《宋元名家詞》，另有《靈鶼閣詩稿》《紅蕉詞》。故宮博物院藏《清拓曶鼎》合裝冊有何、江二人篆書題端。

曶鼎為西周時期青銅器物，其銘文古拙厚重，線條粗壯有力，是西周中葉銅器銘文中最為精美的一章。曶鼎內共有銘文二十四行，四百一十字，現存三百八十余字。據阮元《積古齋鐘鼎器款識》，此鼎初由畢沅得之于西安。

此本《清拓曶鼎》合裝冊為清初精拓，由朱翼盦捐贈，為“未剔本”與“已剔本”兩本合裝而成。布套有題簽“瓶齋”，木面有王福廠題簽，附頁有吳昌碩題簽及題字、王國維題跋、王福廠觀款，并有“靈鶼閣藏”“安璽”等印鑒。封面王禔篆書題簽“曶鼎”，并附有題識。前附頁吳昌碩行書題簽為“曶鼎”，題識為“道州何蝯叟藏已剔本，元和江建霞藏未剔本，辛酉四月維夏，吳昌碩書簽”，鈐有“吳昌石”朱文印。附頁有何維樸題端“曶鼎”，題識為“此已剔拓本”，鈐有“何維樸印”白文印，題端與題識書體均為小篆。另有江建霞題端“曶鼎”，題識為“此未剔時拓本”，鈐有“江建霞收集模拓之記”白文印，題端與題識書體亦為小篆。

綜上，何、江二人題端格式完全一致。何維樸為“已剔本”題寫題端，而江建霞則是為“未剔本”題寫題端。何維樸的題寫時間不詳，從其題端所用紙張和形式來看，應與江建霞的題寫時間相近。鑒于江建霞已在1899年離世，故何維樸的題寫時間應在1899年之前。從吳昌碩和王福廠題簽可知，“未剔本”曾歸江建霞所藏，“已剔本”原為何紹基所藏，后由陳叔通將兩本合裝為一冊。何維樸的題端風格與何紹基基本一致，字體取圓勢，結字較為方整，用筆不夠老辣，線條圓潤有余而樸拙厚重不足。江標的小篆線體流暢，用筆樸厚，應屬鄧石如、吳熙載一派，不過書風更加古拙。

吳昌碩（1844—1927），名俊卿，字昌碩，后以字行，號苦鐵、缶廬、破荷、大聾、老缶、缶道人等，浙江安吉人，近代篆刻家、書畫家，工詩書、篆刻、繪畫，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的書法以篆書成就最高，初學鐘鼎文，后專習《石鼓文》，體勢以《石鼓文》為本，又上、下、左、右參差取姿，靈活自如，富有氣勢和動感，具有雄健酣暢、蒼勁樸茂的格調。在故宮博物院所藏碑帖中，吳昌碩的篆書題端有二，分別出于《明拓禪國山碑》冊與《晚明拓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冊。

（一）《晚明拓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冊

《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為東漢桓帝永壽二年（156）魯相韓敕所立，又稱《韓敕碑》，以隸書形式記錄了韓敕修飾孔廟和制作禮器之事宜，被王澍、翁方綱、郭尚先等推為漢碑隸書極則。

此本拓于晚明，由朱翼盦捐贈，每開縱31.2厘米、橫38.1厘米?！稓W齋石墨題跋》記載：“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并陰側，永壽二年，明拓本。古鑒閣秦氏藏，秦 孫署簽，翁覃溪題記。三冊?！?/p>

封面有秦文錦隸書題簽“漢禮器碑，古鑒閣藏宋拓本，籋云居士”，鈐有“秦文錦”白文印、“ 孫”朱文印。前附頁有張祖翼隸書題簽“漢禮器碑， 孫所藏弟一善本，丙辰夏正長至，張祖翼署”，鈐有“磊翁”白文印。吳昌碩篆題有二，一為前附頁篆書題簽“明拓漢禮器碑，吉樂齋珍藏，丁未暮春之初，吳俊卿瑑簽”，鈐有“缶”朱文印。碑名書體為篆書，落款書體為行書。一為前附頁吳昌碩篆書題端“明拓漢韓書節修孔廟造立禮器碑，褧孫仁兄方家屬瑑耑，安吉吳俊卿”，鈐有“吳郡之印”白文印。

題端沒有明確的題寫時間，筆者初步判斷題端與題簽應同為光緒三十三年（1907）所題。此本當時為秦文錦所藏，吳昌碩應邀題寫。秦文錦（1870—1938），字 孫、褧孫，號云居士、息園老人，齋號為鋤彝齋、古鑒閣，無錫人，秦祖永之孫。秦文錦精于考證碑碣拓本和漢鏡，對甲骨鐘鼎、秦漢籀范探究尤深。1904年，秦文錦創辦藝苑真賞社，選用當時最先進的珂羅版照相印刷術，印制、銷售秦家歷代所藏碑帖書畫，印本紙墨精良、纖毫畢現。1917年起，他又陸續推出《碑聯集拓》44種，分篆、隸、真、行草、金文五類，聘請名家李瑞清、曾熙等人繪圖添彩，并選用白紙珂羅版印刷，在當時深受學人歡迎。

（二）《明拓禪國山碑》冊

《禪國山碑》又稱《封禪國山碑》《天紀碑》，三國吳天璽元年（276）立于江蘇宜興，上有篆書43行，每行25字，傳為蘇建所書。碑文紀吳得祥瑞，封禪于國山之事。此碑為三國時期重要碑刻之一，自宋以來多見著錄。其書淳古秀茂，體勢雄健，筆多圓轉，繼承了周秦篆書的遺意，與方折突出的《天發神讖碑》大相異趣。

此本拓于明代，每頁（半開） 縱27.7厘米、橫14.5厘米，被收購于1959年，每開四行，每行四字，有題簽三個，木面為蔥石題，內為子靜題，還有題跋五處、釋文一處、碑圖一處、“宜春錫?！钡?7方印鑒。另有張祖翼題簽，吳昌碩、吳騫、劉之泗、傅純、章鈺各跋一段陶瑢禪圖并釋文，以及劉世珩印鑒二方。吳昌碩篆書題端為“明拓吳禪國山碑”，行書題識為“吳兔床藏本為徐氏觀自得齋所獲，光緒甲辰十月歸蔥石參議，宣統庚戌八月客師，參議集天祿西堂出示此本并明拓天發神讖碑。東吳兩碑聚于一室，可稱雙絕，因題冊耑以志眼福，安吉吳俊卿并記”，鈐有“俊卿之印”白文印、“吳昌石”朱文印。

“東吳兩碑”指的是《禪國山碑》《天發神讖碑》兩碑。劉世珩將兩碑集為一體，并請吳昌碩一并題端。吳昌碩在劉世珩藏《明拓天發神讖碑》冊上的題端為“明拓吳天發神讖碑”，署款為“蔥石參議于光緒庚子冬，得南豐劉氏舊藏本，宣統二年八月，屬安吉吳俊卿補篆，時集小忽雷閣”，鈐白文印“俊卿大利”。[10]劉世珩（1874—1926），安徽貴池人，字聚卿，小字奎元，又字蔥石，號檵庵、聚卿，別號楚園，別署靈田耕者、枕雷道士，清末著名刻書家、收藏家。劉世珩自幼穎異，年十三補貴池諸生，光緒二十年（1894）與其四兄劉世瑛同赴江南鄉試，同榜中舉，曾任直隸財政監理官、度志部左參議等職。

劉世珩既接受了中國傳統的儒學教育，又學習了西方格致之學。他喜文學，工詞曲，富藏書，曾先后得精善秘本千余種，其中包括宋刻孤本《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清帝退位后，劉世珩以清朝遺老自居，身穿道士服裝。1914年，他在上海英租界購買數畝地，筑屋十余幢，將之命名為“楚園”，從此專心于收藏金石書畫及整理古籍。[11]原藏于溥侗處的古琴“九霄環佩”和明代趙南星的鐵如意均曾被其收藏。光緒三十三年（1907），劉世珩比照鐵如意原器打造了鐵錯銀如意，在器身上刻以篆書“其鉤無鐖，廉而不劌，以歌以舞，以弗若是，折維君子之器也”。此如意現藏于故宮博物院。劉世珩與吳昌碩交往甚密，僅《吳昌碩印譜》收錄的吳昌碩為劉世珩所治之印就有26方之多，可見二人交往之頻繁?！睹魍囟U國山碑》冊上所鈐蓋的“貴池劉世珩江寧傅春媄江寧傅春姍宜春堂鑒賞”印為吳昌碩1915年為劉氏刊刻，現藏于錢君匋藝術館。

《明拓禪國山碑》冊與《晚明拓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冊的題端均是吳昌碩應藏家之請所題，題寫時間在清光緒末年和宣統初年，彼時吳昌碩的篆書已經擺脫了吳大澂等人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的面目，用筆渾厚，老辣豪放，圓勁中可見方折，以氣象博大見長。雖然字體較小，但彰顯了書寫者的鮮明個性和審美情趣。

清代篆書基本上分為兩種風格，一種是以秦漢碑刻為宗，前文提到的王澍、吳咨、吳昌碩等人均深諳此法。一種雖以小篆為源，但將金文風格納入小篆之中，持此風格者以何紹基與其孫何維樸為代表。王澍、何紹基、吳咨、何維樸、江標等人的題端均為小篆，稍有差異的地方在于彼此的風格。王澍的小篆是玉箸篆的延伸，吳咨的小篆則為“鄧派”的延續，何紹基與何維樸在小篆中加入了金文筆法，形成了更加古拙的小篆。吳昌碩的篆書則是從《石鼓文》發展而來，并在《石鼓文》的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風格。

王澍、何紹基、吳咨、何維樸、江標、吳昌碩等人其實各有專擅，前文所述題端均題寫于他們藝術創作的成熟期，以此來看，篆書題端的題寫并不是只出現于篆書名家之間的特有現象，而是受到了文人雅士的普遍喜愛。另外，《清拓曶鼎》合裝冊、《明拓禪國山碑》冊兩本的字體為篆書，其他各本則楷書、隸書均有。由此可見，篆書題端與碑帖本身的字體應沒有必然的聯系。以篆書作題端，或因書家自身擅長、喜愛篆書，或因篆書自身典雅莊重的審美氣質。

碑帖題端的題寫與題簽情況相仿，或是收藏者本人所題，或是受友人之邀題寫，王澍和江標二人屬于第一種情況。受友人之邀而作題端是金石學家之間一種高雅的交游方式，在清代極為流行。上述題端中，何紹基是受沈樹鏞之請，吳咨應張澤仁之請，吳昌碩則分別受劉世珩和秦文錦之托而題寫。邀請名家題寫題端更能為拓本增輝，這些題端既是題寫者與托請人之間交往的見證，又反映出托請人對題寫者藝術水平的欣賞。

綜上所述，篆書題端在碑帖考據領域地位關鍵，既在拓本遞藏研究方面起著重要的考證作用，又對篆書發展歷程和題寫者書風演變的研究有著借鑒意義。

（王建濤/故宮博物院）

注釋

[1]仲威.碑帖鑒定概論[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18.

[2][清]何紹基.何紹基書論選注[M].何書置，編注.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 1988：227.

[3]參見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國朝書人輯略》卷十。

[4][清]汪昉.吳圣俞傳[M]//歷代印譜序跋匯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2008：451.

[5]沙孟海.印學史[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87：160.

[6]黃響鈴.吳咨篆刻研究——兼論自己的篆刻創作[D].東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9.

[7]同注[4]。

[8]參見清光緒九年刊本《松江府續志》卷二十一。

[9]徐昌酩，主編.上海美術志[M].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4：386.

[10]蔣招升.劉世珩與《天發神讖碑》[D].中國美術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2014.

[11]同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