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于青萍之末

◎文/陸曉婭

和大多數認知癥患者家屬一樣，等我們感覺到事情不對頭時，老媽早已在病魔的侵襲下失去了往日的優雅。

忙于工作的我，有時一天會接到她打來的好幾個電話，說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家里燒飯的鍋，鍋把兒“殘疾”了，因為她忘了關火；鑰匙落在家中，她撞上門就出去“云游”了；她貌似坐在沙發上認真讀報，但仔細一看，發現她手中那張《參考消息》頭朝下……我們聰明、要強、獨立的老媽，漸漸地開始讓我們哭笑不得，繼而讓我們憂心忡忡。

唉，那是哪一年，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發現事情不對頭的，我已經記不太清了，唯一記得的時間點是2007年5月31日，因為在這一天的《效率手冊》上，我寫下了“帶媽媽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看病”。

在此之前至少兩三年，也或許像一些書上說的，早在十年、二十年前，她腦部的退化就開始了。

而二十年前，正是媽媽人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1986年年底，我父親在新華社巴黎分社社長任上被查出肝部腫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媽媽陪他回國治療。8個月后，父親因肝癌不治而亡。

安葬了父親后，媽媽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單位讓她辦了離休手續。最初的幾年，媽媽和朋友一起編纂了一部《法漢大詞典》，還曾去一家基金會上過幾天班，但她在那里沒有找到存在感。此后，她不再工作，除了偶爾出去旅游，就是獨居家中。

也許從那時候開始，她大腦中的一場攻城略地之戰就已經悄悄打響：那里面正出現越來越多陰險的β-淀粉樣斑塊，原來靈動的神經元纖維也不再翩然起舞，而是慢慢地糾纏在一起……好在，受過教育的我們很快就明白，不是媽媽老糊涂了，也不是媽媽故意搗亂，而是她病了，得了阿爾茨海默病。

毫無疑問，我們要帶媽媽去看病。但帶媽媽去看病，是一項何等艱巨的任務??！

我跟她說：“媽，你現在記憶力衰退得有點兒快，咱們去醫院看看吧！”

她有成千上萬個理由拒絕你：“誰說我記憶力不好？我記憶力好著呢！我去買菜，賣菜的都說我腦子轉得快?！薄昂f，我才沒病呢，我身體好著呢！”

的確，我這個要強的老媽有個很不錯的數理化腦瓜，但陰差陽錯，她竟然跟著我那文學青年出身的爹，進了《新華日報》，又進了新華社，成了一名搞國際新聞的記者和編輯。

可是，俱往矣，老媽不再是令同學羨慕的學霸，也不再是事業上的女強人，而是一個大腦衰退得讓人擔心的老太太，必須去看病。

在若干次勸告無效后，我只能另辟蹊徑：既然你不承認自己的記憶力出了問題，我就不說帶你去看什么??；既然你總是拒絕，我就不再征求你的意見，直接掛好專家號；既然你不愿意去醫院，我就說帶你出去玩玩……總之，我連蒙帶騙地，居然就在那一天，成功地把她帶到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

進了醫院的媽媽，竟然立刻就變“乖”了。她默默地坐在候診室等著看病。當醫生給她測查記憶時，她也努力完成了“作業”，只是最后的結果讓她火冒三丈，她在走廊里大喊：“胡說八道！誰說我記性不好，我的記憶力比你們都好！我沒??！”

77歲的老媽，記憶力已經處在同齡人的最低水平。毫無疑問，她得了病。

所長誠懇地說，現在沒有更好的治療辦法，除了吃藥有助于延緩疾病進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增加社會交往。

其實我早就明白，媽媽得病多少和她缺乏社會交往有關，但偏偏她就是一個愛獨來獨往的人。

樓下的小花園，是許多離退休老人聚集的地方，也是老媽外出的必經之路，但她從那里路過時，眼睛仿佛長在腦門兒上，對那些坐著聊天的老人幾乎視而不見。好在她在這個院子里住了幾十年，總會碰到些熟人，比如我的幼兒園老師，這時媽媽才會停下來聊上幾句。最開始，還有幾個老同事邀她每周打一次麻將，但隨著老同事要么進了養老院，要么“走”了，麻將小組也就自行解散了。

彼時，我們兄妹三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父親去世后，我們只要在北京，每周都會回家看老媽，我和妹妹也經常接老媽到自己家里小住。

在離休后的日子里，老媽每天的生活還算規律，除了買菜、做飯、散步、澆花，就是在家讀報。干了一輩子新聞工作，通過報紙了解國內外大事，已經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

我曾勸她養只貓或狗，因為心理學上有所謂的“寵物療法”。對很多老人來說，寵物能有效改善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幫助他們建立新的社會聯結。但老媽說：“我們編輯部的人都不養狗?！迸?，原來養貓養狗會讓她覺得自己不再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專業人士。我想，那是她需要保持的一種身份，即便在離休以后，她也要維持這樣一種身份，那是她生命的價值所在。

醫生希望她經常去復查，以了解病情的進展，但老媽堅決不從。雖然她腦子開始糊涂，但一說起去醫院，她就明白得很。我們說服不了她，又不能綁架她，只好更多地陪伴她，督促她吃藥，陪伴她外出，讓她有機會接觸外界，獲得新的信息刺激。

紫竹院的河開了，我們拉著老媽去踏青；玉淵潭的櫻花開了，我們假裝去日本賞櫻；景山公園漫山都是中老年人的合唱團，我們也去湊熱鬧；過年了，我們一起到城鄉貿易中心買件新衣；院子周邊的街道，我每次挎著老媽遛彎時都走不同的路……

現在回想起來，陪伴已經被認知癥侵襲的老媽，不僅需要我們付出時間，還需要我們付出心力，更需要我們具有創造性——我買了涂色的畫本，讓她跟著我涂色；我和她下她喜歡的跳棋；她數學好，我就買了數獨習題集讓她做；我用平板電腦上的應用軟件教她畫畫；我逗她回憶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我假裝幫她給朋友寫信；甚至，我還帶她去看了她的初戀男友。

那個伯伯是她去解放區時認識的，后來媽媽隨軍南下解放大西南去了，那位伯伯則被組織留在剛剛解放的上海工作，不知怎的就失去了聯系。待到再次見面，已經是“文革”結束后。

見面那天，那位伯伯對我媽媽說：“這些年，你是出國、出國、再出國，而我是下放、下放、再下放?！?/p>

我還記得那天帶媽媽去看那位伯伯，下了公交車，天已經有點黑了。我給伯伯打電話，他到大門口來接我們?；椟S的路燈下，老人佝僂著身子走了出來，看到媽媽時，他一把就拉住了她的手。

看到兩位老人手拉手蹣跚地走在我前面，我心酸不已，也感動不已。

我猜那天伯伯也深受觸動吧，但我那聰明要強的老媽，已然失去了和他對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