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文官印形制研究

阿布日胡

（內蒙古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內容提要] 清代蒙古文官印及其發展演變，是研究清代滿蒙關系史的重要史料之一。清代蒙古文官印本身的用途和尊卑等次，不僅體現在其印文方面，而在其形制方面也有嚴格細致的等級規制。官印形制的等級規制，主要體現在鈕式、質地等方面，以尺寸、臺式形狀為輔。本文從清代蒙古文官印形制角度入手，結合清代史料文獻，以展示清代統治蒙古族的歷史。

歷朝歷代印章，從使用功能角度分為官印、私印兩種。無論官印還是私印，既有體積小、文字少的特點，又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時代特征。尤其官印是國家權力的象征，其中不僅包含著主政理念，還體現國家經濟、軍事、民族、宗教、歷史、文化等特點。隨著時代的變遷，其各種文化特征也逐漸發生變化。

無論哪個朝代均有不同等級的官印，其級別、用途不僅體現在其文字方面，也體現在其形制上。形制主要包括印章的外形和質地。印章之外形，包括鈕式、臺式及尺寸方面。清代官印也不例外。從質地方面，官印自上而下依次有玉質、金質、銀質鍍金、銀質、銅質、木質等。玉質用于國寶或達賴喇嘛印。金質用于國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子、親王、君王等印，此外，固始汗印、朝鮮國王印也是金質印章。銀質主要用于一二品要員印及個別三品官員印，基層官印基本為銅質，包括銅印、關防、圖記、條記等。從鈕式方面，官印自上而下依次有龍鈕、龜鈕、麒麟鈕、駝鈕、虎鈕、云鈕、直鈕等。其中龍鈕印級別最高，有盤龍、交龍、蹲龍三種。如乾隆“二十五寶”中，有十七方為交龍鈕,兩方蹲龍鈕、六方盤龍鈕。其他用龍鈕者,太皇太后之寶、皇太后之寶均盤龍鈕,皇后之寶交龍鈕,皇貴妃之寶、貴妃之寶、皇太子之寶均為蹲龍鈕。龜鈕、麒麟鈕、駝鈕一般用于藩屬國國王印?；⑩o用于公、侯、伯及一二品高級武官及邊政大臣、蒙古各部盟長、汗、札薩克印。直鈕是清代絕大多數官印所采用的鈕式，從一品大員印至最基層的芝麻官印中，均有直鈕印的身影?？傊?，上述各種質地和鈕式的官印，不僅級別不同，用途也不一樣。

目前學界對清代滿蒙關系的研究成果很多，不過從蒙古文官印形制的角度去分析解讀清代滿蒙關系的論著較少。涉及清代蒙古文官印形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白初一、李俊義、龐雷主編《清朝內蒙古盟旗印章圖鑒》，道爾基、巴·巴圖巴雅爾、格·李杰著《清代土爾扈特部與和碩特部印章研究》、任萬平著《清代官印制度綜論》等。其中白初一、李俊義、龐雷主編《清朝內蒙古盟旗印章圖鑒》以圖文并茂形式介紹了61枚清代札薩克印，為后人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此書概述部分，從“清代蒙古史研究與清代內蒙古地區官方印章研究的關系”“圖鑒中清代內蒙古地區官方印章的分類、館藏來源、制造年代、文字特征”“內札薩克盟旗印章的歷史由來、行政職能和文獻記載”“內屬盟旗印章的歷史由來、行政職能和文獻記載”“呼圖克圖喇嘛印章的歷史由來和行政職能”等五個方面做了詳細的論述。

道爾基、巴·巴圖巴雅爾、格·李杰著《清代土爾扈特部與和碩特部印章研究》是目前對清代土爾扈特部與和碩特部的官印最為全面系統的研究成果。其中詳細介紹了18枚清代土爾扈特部與和碩特部官印，還梳理了土爾扈特部與和碩特部的由來與遷徙歷史，尤其著重討論清朝對土爾扈特部與和碩特部安置及實行盟旗制，并頒發印章等諸多問題及其歷史意義。

任萬平的《清代官印制度綜論》一文是目前對清代官印制度研究最為全面系統的一篇文章。該文從“清代官印使用分期”“清代官印制造與管理制度”“清代官印的形制特點”等三個方面對清代官印制度進行了論述。在第三部分“清代官印的形制特點”，對清代官印的質地、鈕式、印形與尺度、印文用字與篆法風格、官印稱謂和款識形式等諸多方面進行了論述，但對有關清代少數民族官印制度的問題談論較少。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對清代蒙古文官印形制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且都提而不涉，涉而不深。本文利用《大清會典》《清史稿》《理藩院則例》等文獻史料，結合國內各博物館藏官印實物圖片以及前人研究成果，對清代蒙古文官印形制進行梳理。

一、頒發蒙古高層官員之虎鈕印

虎為獸中陽類之長，取其兇猛之意，清代為公、侯、伯及一二品高級武官及邊政大臣、蒙古各部盟長、汗、札薩克，均頒發銀質虎鈕官印。此外，清廷派遣駐守蒙古地區的將軍、都統、大臣也頒發銀質虎鈕官印?？傊?，虎鈕銀印是清代蒙古文官印中規格最高，數量最多的一類印章，這也是清廷對蒙古各部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重要憑證。清代統治者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將蒙古地區分為“內屬蒙古”與“內札薩克蒙古”“外札薩克蒙古”，加上新疆、青海的蒙古，對其所采取的體制也具有根本的區別。所以各旗官員之間也有等級之別，所用虎鈕官印也有尊卑等次之分。因虎鈕印質地和尺寸基本相同，均銀質，方三寸三分（11厘米），厚九分（3厘米），尊卑等次主要體現在其臺式上，有三臺、二臺、無臺等細微的差別。

用三臺印之官員，除了外札薩克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以外，均為內札薩克蒙古各旗札薩克。用二臺印之官員種類較多，各盟長、極個別內札薩克蒙古旗札薩克、外札薩克各旗札薩克和駐蒙古將軍、都統、大臣均用二臺印。用無臺虎鈕印的官員極少，目前僅發現了烏拉特中旗札薩克公虎鈕條記和喀爾喀行政達爾罕貝勒旗協理臺吉圖記兩枚虎鈕無臺印。

（一）三臺虎鈕印

分析目前學界已發掘的滿蒙雙語合璧字虎鈕銀印，多數為三臺印，包括內札薩克蒙古各旗札薩克印、外札薩克蒙古各部汗印。如：喀爾喀車臣汗銀印、烏珠穆沁右旗札薩克印、蘇尼特左旗札薩克印、阿巴嘎右旗札薩克印、阿巴哈納爾左旗札薩克印、克什克騰旗札薩克印、巴林右旗札薩克印、翁牛特左旗札薩克印、翁牛特右旗札薩克印、扎魯特右旗札薩克印、阿魯科爾沁旗札薩克印、烏拉特前旗札薩克印、鄂爾多斯右翼中旗札薩克印、鄂爾多斯右翼后旗札薩克印、鄂爾多斯右翼前旗札薩克印、鄂爾多斯左翼后旗札薩克印、鄂爾多斯左翼前旗札薩克印、科爾沁右翼扎賚特旗札薩克印、科爾沁左翼郭爾羅斯后旗札薩克印、四子旗札薩克印、喀喇沁左旗札薩克印，其中多數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頒賜，只有喀爾喀車臣汗印，為雍正六年（1728年）頒賜。這些印尺寸基本一致，均方10.5厘米，厚3厘米，與《清會典》《清實錄》中記載相吻合。外札薩克蒙古雖然保留了四部汗號，即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車臣汗、賽音諾音汗，但從印章級別看，其地位與內札薩克蒙古四十九旗札薩克相等?？傊?，在清代滿蒙雙語合璧字官印中三臺虎鈕銀印是等級最高的一類。

因蒙古各部歸附清朝的時間不同，在其統一全國所做出的貢獻不同，因而最早跟隨清朝的漠南蒙古部為內札薩克蒙古，其地位最高，所頒賜的官印級別也相對高。而漠北蒙古直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倫諾爾會盟之后，才徹底納入清朝版圖，為外札薩克蒙古，其治理方式與內札薩克有所不同，雖然保留其汗號，但其印章地位等同于內札薩克部旗札薩克，顯然外札薩克蒙古四部汗屬下五十六個旗札薩克的地位，應低于內札薩克蒙古四十九旗札薩克，印章形制也不一樣。

（二）二臺虎鈕印

其實二臺虎鈕印質地、尺寸大小與三臺虎鈕印完全相同，二者區別只體現在臺數上。相比之下，清代三臺虎鈕印數量多、品種少，而二臺虎鈕印數量少、品種多。包括各盟長印、外札薩克蒙古各旗札薩克印、個別內札薩克蒙古旗札薩克印、個別汗印，以及清廷派駐蒙古地區各衙門的將軍、都統、大臣均用二臺虎鈕印。清朝在蒙古地區設置的盟長，不是一般的行政長官，而是為監督各旗札薩克和封建王公、貴族，在旗以上設盟，指定數旗定期集會，商討重大事務，形成了會盟制度，其盟長從各旗札薩克內選舉而產生。目前學界已發掘的二臺虎鈕印有內札薩克蒙古哲理木盟長印、昭烏達盟長印、烏蘭察布盟長印等，共三枚；外札薩克蒙古有額魯特蒙古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南部盟長印、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北部盟長印、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東部盟長印、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西部盟長印、巴圖色特齊勒圖和碩特部盟長印、青色特啟勒圖新土爾扈特部盟長印等，共九枚。無論內札薩克盟長，還是外札薩克盟長，清廷均頒賜二臺虎鈕銀印，因盟長不是行政級別，其職責是按規定組織三年一次的會盟事務，擔任會盟時只能召集人，不能干預各旗事務，僅有監督各旗軍政之權，沒有發布政令等實權，其印章級別也不及內札薩克蒙古各旗札薩克三臺虎鈕印。

因外札薩克蒙古旗札薩克印為二臺虎鈕印，級別低于內札薩克蒙古旗札薩克印。目前學界已發掘的二臺虎鈕印，有新土爾扈特部右旗札薩克印、舊土爾扈特部南中旗札薩克印、舊土爾扈特部西旗札薩克印、舊土爾扈特部南右旗札薩克印、舊土爾扈特部東右旗札薩克印、舊土爾扈特部南左旗札薩克印、舊土爾扈特部東左旗札薩克印、舊土爾扈特部北右旗札薩克印、和碩特部中旗札薩克印、和碩特部左旗札薩克印、額魯特后旗札薩克印等，均為乾隆年間頒賜，只有和碩特旗札薩克?。ò⒗祁~魯特旗）頒賜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此外，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也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設立，并頒賜旗札薩克印，但此印已遺失，而今發現之印為同治九年（1870年）所頒賜。

然而，二臺虎鈕印中有一枚內札薩克蒙古旗札薩克印，即鄂爾多斯右翼前末旗札薩克印，因該旗于乾隆元年（1736年）才設立，并頒賜札薩克印。也許虎鈕銀印二臺、三臺的區別，除了級別之外，還與時代有關。

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印，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枚二臺汗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爾扈特汗國汗儲渥巴錫被封為“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當時應頒賜汗印，但此印未能流傳于世。今日所見烏訥恩蘇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印是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頒給其長子策凌納木扎勒之汗印。

清朝為加強對蒙古各部的控制，除了在中央設置理藩院處理蒙古事務外，還在蒙古各地特設駐防將軍、都統、大臣等，來監管蒙古各部的活動。在漠南內屬蒙古地區設將軍、都統，在漠北、漠西蒙古地區設將軍、大臣，在青海蒙古地區設辦事大臣。對這些邊政大臣頒發的印章均為二臺虎鈕銀印。目前學界已發掘的有熱河都統印、察哈爾都統印、伊犁將軍印、定邊參贊大臣印、駐扎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印、駐扎庫倫辦事大臣印、駐扎雅爾城參贊大臣印、伊犁烏魯木齊等處事務大臣印，其尺寸大小與三臺虎鈕銀印完全相同。

（三）無臺虎鈕印

無臺虎鈕印極少，目前僅發掘了兩枚無臺虎鈕印，即烏拉特中旗札薩克公虎鈕條記、喀爾喀行政達爾罕貝勒旗協理臺吉圖記。烏拉特中旗札薩克公虎鈕條記為銅質，長二寸四分（8厘米），闊一寸四分（4.6厘米），厚九分（3厘米），其厚度及長、闊均比三臺、二臺銀印小?？柨π姓_爾罕貝勒旗協理臺吉圖記為木質，方三寸三分（11厘米），厚九分（3厘米），除了質地，均與三臺、二臺銀印相同。

其實清代官印之銅印、關防、圖記、條記一般均為銅質直鈕，鈐記一般均為木質直鈕，上述喀爾喀行政達爾罕貝勒旗協理臺吉圖記為木質虎鈕，烏拉特中旗札薩克公虎鈕條記為銅質虎鈕，都超出一般的圖記、條記級別。

二、頒發理藩院及蒙古基層官員之直鈕印

直鈕印是清代絕大多數官印所采用的鈕式，由于官府常用，無需賦予虛文象征，具有使用范圍廣、稱謂多變、種類多的特點。目前學界已發掘的清代蒙古文直鈕印種類較多，有理藩院各司郎中、員外郎、藏傳佛教喇嘛、各札薩克旗總管，直至最底層的倉務官和佐領等用印均為直鈕印。清代蒙古文直鈕印從質地上可分為銀質、銅質兩種，極個別的印為金質或木質。銀質印有三臺、二臺之分，銅質印從稱謂上可分為銅印、關防、圖記三種，銅印和圖記均方形，關防為長方形。

（一）理藩院高層官員之直鈕銀印

目前僅發現了理藩院印和理藩部印，兩枚銀質直鈕印。理藩院直鈕印為銀質三臺，方三寸三分（11厘米），厚九分（3厘米），規格與銀質虎鈕印相同。理藩部印為銀質二臺，方三寸二分（10.7厘米），厚八分（2.7厘米），理藩部印在臺式、尺寸和規格上均比理藩院印低。其實蒙古衙門、理藩院、理藩部是同一個衙門的不同時期的名稱，清朝早在崇德元年（1636年）設立蒙古衙門，三年后改稱理藩院，至清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又改為理藩部。

可以看出，這枚理藩部印很有可能是將理藩院印打磨改鑄而成的。理藩院印和理藩部印的發現，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理藩院改為理藩部這一史實最好的物證之一，理藩部印規格的降低也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相符。理藩院改為理藩部，是“清末新政”中“改革官制”的一個環節，從表面上是實施新政，實則清廷在內憂外患中的一項無奈之舉。改定官制后的理藩部和之前的理藩院實質上并未有所區別。原理藩院旗籍、典屬、王會、柔遠、徠遠、理刑六司的職掌也并未變化，其改變只不過是把理藩院的“院”字改成了“部”字。光緒末年理藩院組織機構的變化，是清政府對抗人民革命運動、延緩清王朝的政權壽命而采取的眾多措施中的一環。顯然，這種變化在性質上和清代前期的歷次變化是不同的，也并未取得任何積極效果。

（二）蒙古地區基層官員及喇嘛班第之直鈕銅印

目前學界已發掘的清代蒙古文官印中有三枚直鈕銅印，即內屬蒙古游牧察哈爾鑲藍旗總管印和總管錫哷圖庫倫喇嘛班第之印、管理額魯特公一旗總管印等，該三枚印章均銅質無臺，即直鈕印。因為內屬蒙古各旗，曾經反叛過清朝或由無功投誠的小部落組成，所以清朝在內屬蒙古各旗，一般不設旗札薩克，也沒有王公封爵，只委派總管、副總管掌旗，并由當地所設將軍、都統、大臣管轄，成了清政府的直轄領地，其地位較低，清政府所頒賜的印章，無論形質、尺寸均不及旗札薩克印。如：游牧察哈爾鑲藍旗總管印和管理額魯特公一旗總管印，方二寸五分（8.5厘米），厚六分（2厘米）。而管理額魯特公一旗總管印，僅方一寸七分（5.7厘米），厚九分（3厘米），規格比游牧察哈爾鑲藍旗總管印還要低。

提倡蒙古人信奉藏傳佛教，是清廷控制蒙古人的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識的一種方式。因而，清廷在京城和蒙古地區建立很多佛教寺廟，在京城還設立喇嘛印務處，以及建立札薩克喇嘛制度，并賜予這些高層喇嘛特殊名號和印信。清廷對各級喇嘛班第所授予的品級和特權幾乎與蒙古各部封建王公相同，以利用信仰和習俗，達到教化蒙古民眾的目的。

根據目前搜集到的清廷頒賜黃教喇嘛的印多為云鈕，直鈕印較少?？偣苠a哷圖庫倫喇嘛班第之印，是到目前為止搜集到的唯一一枚滿蒙雙語合璧字直鈕銅質印，方二寸（6.9厘米），厚六分（1.9厘米），其級別不及京城八大呼圖克圖等印。

清代關防為長方形印章，一般用于軍隊。清代官員中，除了一些臨時差務官用關防外，包括總督、巡撫、總兵等常設官職機構的一二品大員也用關防。清代蒙古地區基層官員也用關防。如：辦理伊犁糧餉馬駝事務官、伊犁協領、綏化同知、庫布蘇庫勒諾爾烏梁?？偣芄汤淘嫉?。辦理伊犁糧餉馬駝事務官關防和伊犁協領關防均長三寸（10厘米），闊一寸九分（6.3厘米），而綏化同知關防略短，長二寸八分（9.3厘米），闊一寸九分（6.3厘米），庫布蘇庫勒諾爾烏梁?？偣芄汤淘脊芷礻P防，尺寸不詳。

清代圖記大多為頒賜八旗佐領的官印，此外設在少數民族地區及西北、東北各地的領隊大臣等也頒賜圖記，還有武職或經辦錢糧的基層官員也頒賜圖記。清代蒙古地區用圖記的官員有，各領隊大臣、佐領、倉務官、內屬蒙古總管等，均為銅質方形，但大小不一。目前已知清代蒙古文圖記中，管理伊犁索倫領隊大臣、管理額魯特領隊大臣、管理錫伯營領隊大臣、管理察哈爾領隊大臣等所用圖記規格最高，均方二寸七分（9厘米），厚六分五厘（2.2厘米），塔爾巴哈臺領隊大臣所用圖記稍小，方二寸七分（9厘米），厚六分（2厘米）。烏里雅蘇臺札薩克班上辦事圖記，方二寸五分（8.3厘米），厚六分（2厘米）。其余圖記尺寸更小。如：駐扎伊犁沙畢納爾各佐領、塔爾巴哈臺佐領、惠寧城倉務官、靖遠城倉務官、孤爾扎倉務官、鑲紅旗宗族長、鑲黃牧馬旗總管等基層官員所用圖記，均方一寸七分（5.7厘米），厚四分（1.3厘米）。其中鑲黃牧馬旗總管圖記厚五分（1.5厘米），比其它圖記略厚。烏里雅蘇臺管理官場事物圖記尺寸不詳。綜上所述，清代蒙古文直鈕印級別較低，但使用范圍較廣。

目前學界已發掘清代蒙古文直鈕印詳情，請見表1。

表1 清代蒙古文直鈕印

續上表：

三、頒賜黃教高層喇嘛之云鈕印

清朝統治者剛開始與蒙古人接觸時，早已看清藏傳佛教對蒙古各階層的影響。故清廷為利用黃教從信仰上控制蒙古各部，在蒙古地區陸續設立了七個喇嘛旗，即：內札薩克蒙古錫哷圖庫倫札薩克喇嘛旗（庫倫旗），外札薩克喀爾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旗、額爾德尼班第達呼圖克圖旗、咱雅班第達呼圖克圖旗、青蘇珠克圖諾們汗旗、那魯班禪呼圖克圖旗，以及青海的察汗諾們罕旗。此外，在蒙古地區各札薩克旗也建了很多黃教寺廟，并為黃教寺廟高層喇嘛授予同蒙古各部封建王公相同的品級特權，以達到利用信仰和習俗教化蒙古民眾的目的。這些喇嘛品級特權體現在清廷頒賜的印章上。清朝又為了統治黃教寺廟和各級喇嘛班第，建立了喇嘛印務處，還設立了札薩克喇嘛制度，并賜予這些管理層喇嘛特殊名號和印信。

據目前已發掘的清廷頒賜黃教喇嘛的蒙古文印多為云鈕，即云鈕為黃教高層喇嘛專用鈕式，僅極個別黃教喇嘛印用其它鈕式。目前學界已發掘的喇嘛印中龍鈕印、獅鈕印、直鈕印各一枚。從其質地有玉質、金質、銀質、銀質鍍金、銅質之分，且沒有關防圖記等低級印章，可以看出其級別已超出清代蒙古地區世俗官員印。

因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為黃教領袖，清廷為其頒發云鈕金印，如八世達賴喇嘛金質云鈕印和七世達賴喇嘛金質云鈕印，方三寸四分（11.3厘米）。在乾隆年間，更是為八世達賴喇嘛頒發了交龍鈕玉印，方四寸（13厘米），從其質地、鈕式、尺寸看，是所有蒙古文官印中規格最高的官印。交龍鈕為清代皇帝和皇后御寶專用鈕式，當時只有乾隆“二十五寶”中的十七方御寶和皇后之寶采用交龍鈕，可見八世達賴喇嘛在清朝統治者心中的地位。國師、京札薩克喇嘛和外藩札薩克喇嘛，均用銀質云鈕印，包括章嘉呼圖克圖、京城八大呼圖克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蒙藏地區各處呼圖克圖印均為銀印。也有個別呼圖克圖曾頒發銀質鍍金印，如羅布藏青饒江曲呼圖克圖銀質鍍金云鈕印，是筆者已知唯一一枚銀質鍍金印，其尺寸不詳。從質地看，上述印章規格均高于頒賜蒙古王公的虎鈕銀印，可以看出黃教喇嘛級別不比清代蒙古地區世俗官員差。這與清朝統治者利用黃教制控制蒙古的政策不無關系。

筆者已知有棍噶札拉參呼圖克圖印為云鈕銀印，方二寸四分（8厘米）。其余述法甘竹拉扒謨爾根那門汗印、土默特札薩克達喇嘛察罕第彥齊呼圖克圖印、黃教欲興辦寶貝禪師喇果呼圖克圖印、總管錫哷圖庫倫喇嘛班第之印等均銅質。其中，述法甘竹拉扒謨爾根那門汗銅印和土默特札薩克達喇嘛察罕第彥齊呼圖克圖銅印，均云鈕，方二寸四分（8厘米），其尺寸與棍噶札拉參呼圖克圖印一致。而黃教欲興辦寶貝禪師喇果呼圖克圖印為銅質獅鈕，方二寸七分（9厘米），厚九分（3厘米），總管錫哷圖庫倫喇嘛班第之印為銅質直鈕，方二寸（6.9厘米），厚六分（1.9厘米）。

目前學界已發掘清代蒙古文黃教喇嘛印詳情，請見表2。

表2 清代蒙古文黃教喇嘛印

四、結 語

綜上所述，清代蒙古文官印主要以云鈕、虎鈕和直鈕三種鈕式為主，有少量的獅鈕印和龍鈕印。質地而言，主要以銀質和銅質為主，以玉質、金質、銀質鍍金、木質印為輔?；⑩o印是駐蒙古地區各邊政大臣、盟長、汗、札薩克用印，多為銀質，是清代蒙古文官印中級別最高的一類印章。清代蒙古文直鈕印多為基層官員用印，級別較低，多為銅質。云鈕印均為黃教喇嘛用印，質地種類豐富，有玉質、金質、銀質鍍金、銀質、銅質?？傊?，這些清代蒙古文官印特點的形成，與清廷對蒙古地區所采用的各種政策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