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象、空間與身份：再探《遠大前程》中的沙提斯莊園

陳栩 魏艷輝

(1.西安外國語大學 英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8；2.黑龍江大學 西語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0 引言

作為《遠大前程》中最重要的故事場景，沙提斯莊園不但構筑了郝維仙小姐(1)郝維仙的原型來自狄更斯童年記憶中游蕩于倫敦博納斯街頭的一位白衣女人。狄氏在《我們再也長不大的地方》(Where We Stopped Growing，1853)中寫道：“她一襲白衣，令人反感的白色發辮遮住了頭和臉……她是一個年老自負、舉止冷酷拘謹的女人。很明顯，她由于個人原因而瘋癲傻笑——有錢的貴格會教徒肯定是不會娶她的，因為她穿的是結婚禮服?！?Douglas-Fairhurst, 2011:463)、艾斯黛拉和皮普各自的感情世界，而且見證了三個主要人物之間的恩怨糾葛。有學者指出，沙提斯莊園是一道被排除在時間之外的“哥特式景觀”(Mighall, 2011: 93)，其靈感來自某公爵夫人曾獨居過的“一座封閉而幽暗的大宅”(Alexander, 1991: 133)。也有學者論及該場所的象征含義，認為孤懸于世的沙提斯莊園是動蕩不安的精神陷阱(Bodenheimer, 2007:157)，充斥其間的陰沉意象暗示了維多利亞時代無法實現的社會理想(Brinton, 2007: 38)。國內學界認為，狄更斯以“再現事物的精確表象”的“物化”手法揭示了莊園的監獄特質(趙炎秋，2016：263-268)，而小說末尾的廢墟意象則寓示了貴族階層的最終沒落(李維屏，2008：183)。雖然上述評論已經觸及與莊園空間意義緊密相關的各種物象，但學界不約而同地將莊園之物視作被動的客體或靜態的背景進行論述，忽視了“物”作為敘事主體所施展的意義建構能力。

隨著當代西方物質文化研究的持續升溫，物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西方的物質文化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勃興，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廣義上的物質世界，涉及人文、社科以及自然科學等諸多領域(2)西方物質文化史的研究領域主要涵蓋五個方面：(1)日常生活物品的研究，如食品、玩具、服飾等；(2)自然人文景觀與歷史遺存的研究，如園林、博物館、建筑遺址等；(3)工藝品和工業產品的研究，如繪畫、瓷器、塑料等；(4)宗教物質文化研究；(5)自然科學的物質文化史。(肖文超，2017：99)，其研究核心“圍繞物質文化與人的關系而展開”，其研究范式是對物品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用途與意義進行知識考古(肖文超，2017：99-100)。對物自身的研究“更多地體現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社會、文化與經濟關系的構建”(肖文超，2017：99-100)，這意味著對物質文化的深入研究必然會橫跨多個學科，而文學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一脈。事實上，來自文學批評領域的學者們已從物質文化研究中攝取理論滋養，將文學文本中的物推向闡釋的聚光燈下，勘察物的文學生命。韓啟群(2017：94-96)總結了文學研究中“物轉向”批評范式的三大特點，包括彌合主客體的認知界限，強調物對主體的支配力；關注物的外形、顏色、屬性、空間布局等各種微觀物質細節折射的審美意蘊、心理動因和權力關系；注重物所處的關系網絡，從瑣碎物品之間的關聯中挖掘故事的前因后果?！拔镛D向”批評話語有效拓展了文學研究的空間和潛力。

本文借鑒上述理論，以沙提斯莊園的物作為切入點，考察其在人物身份嬗變和小說主題建構方面所發揮的詩學功能。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包括：隱遁不出的郝維仙身著褪色婚紗，終日枯坐在一堆無異于垃圾的日用品中，她為何對這些器具戀戀不舍？在莊園長大的艾斯黛拉起初淪為養母郝維仙的復仇工具，最終選擇與之分庭抗禮，她是如何走出替身陰影的？此外，皮普以玩偶的身份頻繁出入莊園，成年后又作為紳士重回故地，其身份裂變與沙提斯莊園究竟有何關涉？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物”既包括物理意義上的物品，也指涉被物化的生命主體。

1 郝維仙的戀物癖

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認為，每一種物質存在都“如同自然一樣真實，像話語一樣言說，是一種集體性的社會存在”(Latour, 1993: 77)。拉圖爾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物所蘊含的社會效應，他強調物并非消極沉默的人工制品，而是具有意義生產能力的“行動元”，它們的集合體構成“行動者網絡”(Brown,2016: 171-172)。拉圖爾對物的能動性的闡發為讀者探析郝維仙的身份操演提供了理論支點。

事實上，郝維仙是在各種物象聚攏成群、并置呈現的陰暗背景下，以由遠及近、由外到里的方式逐步進入讀者視野的。在女主人公正式亮相之前，小說通過前來拜訪的皮普的視角對她的棲身之所進行了細致入微的描寫：高聳的磚瓦房裝著許多鐵欄桿，生銹的窗戶被磚頭封死，緊鄰房舍的是早已廢棄的釀酒作坊、空酒桶和舊鴿籠。小說物象并非無關宏旨的存在，它們構成環境描寫的必備要素。物的在場不但使環境成為“人物轉喻性的表現”，而且會產生“巨大的決定性力量”(韋勒克 等，1984：248-249)。反觀小說，一連串破敗物象鋪陳匯聚成郝維仙須臾不離的居住環境，暗示了房主非同尋常的生存狀態。物的龐大堆積在沙提斯莊園內外渲染出一種神秘不詳的怪誕氣氛，不僅給來訪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用皮普的話說就是“不該來到這個鬼地方”(85)，同時也激起讀者強烈的好奇心：沙提斯莊園內部是何等模樣？郝維仙是否安然無恙？

讀者的種種疑惑隨著皮普登堂入室被解開。小說從嗅覺、視覺和聽覺層面將莊園的內部景象和盤托出：空曠的房間里散發著令人窒息的陳腐氣味，“陽光被完全隔絕在外面”，“幾支發出寒氣的蠟燭把房間里寂靜的黑暗都給擾亂了”(89)。不僅如此，敘事者還用“奇特”“古怪”和“毛骨悚然”(66)等語匯詳細列舉了他所看到的室內陳設，包括停滯的鐘表、華麗的瓷器、鍍金的梳妝臺、名貴臺布裝飾的喜筵桌以及布滿蛛絲的蛋糕等各種器物。借助皮普的感官中介可以確定，沙提斯莊園被物主宰且被其賦形，物的無序閃回和疊加使郝維仙的家宅“在現實與非現實的交界處震蕩”(巴什拉，2009： 65)。

這種令人不安的空間體驗隨著郝維仙的現身達到最高峰值。在一堆凌亂不堪的日用品中，皮普驚恐地辨認出這位隱匿于梳妝鏡前的傳奇人物：

她的披紗還沒有整理停當；帶鏈的表還沒有系好，應該戴在胸口的一些花邊和一些小玩意兒，諸如手帕、手套、一些花兒、祈禱書等，都亂七八糟地堆放在梳妝鏡的周圍……我看到的這位穿戴結婚禮服的新娘也已經像她的禮服一樣衰弱了，像她戴的花飾一樣凋枯了……我看得出，這衣服曾經是穿在一位十分豐滿的年輕女人身上的。如今，那個豐滿的身體亦已消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罩在上面的衣服也顯得空蕩蕩的。(60-61)

小說以物為線索對郝維仙進行定位和刻畫，在物與人的生命交匯中，雙方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本應在婚禮現場使用的喜慶物品蒙塵棄置，甚至象征純潔愛情的婚紗也在歲月的無情侵蝕下褪色變樣。人的身份不僅“存在于身體中，也體現在主體的穿戴和使用的物品中”(Spencer,1975: 311)，無論是郝維仙的貼身衣物還是居家之物，其屬性顯然已經偏離了既定的實用方向和原初意義，物的功能變異巧妙地隱喻了使用者的身份異化。小說中，郝維仙與物形成了緊密的裝置關系。換言之，身外之物將郝維仙卷入到它的同質性中，人成為物的增補，郝維仙展露出人與物的混合體特征。

問題是，出身優渥的郝維仙緣何畫地為牢并死守著一堆支離破碎的無用之物？如果說人與物的關系的變化是“打開認識和理解過去的新途徑”(肖文超，2017：100)，那么細查之下，物的雜亂堆砌則勾連著物主不堪回首的婚變記憶。年輕的郝維仙和同父異母兄弟亞瑟因遺產糾紛反目成仇，亞瑟為竊取姐姐名下的大宗資產，指使有婦之夫康普生巧施手段，在成功騙取郝維仙的芳心后于婚禮當日將其無情拋棄，遭受經濟和心理重創的她從此離群索居，“她的悲悼永遠地凝結為那一瞬間的錯愕與不幸”(Miller, 1958: 256)。然而，創傷事件一旦被置于隔離隱匿的狀態，將會以心理縈繞的方式不斷侵擾當事者的日常生活。薩拉·阿邁德(Ahmed,2014: 25-31)在論述受創主體的身份生成時指出，創傷在模糊自我與他者邊界的同時也會在物中留下痕跡，“物成為傷痛的見證者及其真實存在的鑒定者”。對于郝維仙而言，婚變創傷內結成“一顆破碎的心”(364)，外化為包裹軀體的一襲破舊嫁衣以及散布周身的各種物的片段，這些物件的情感內涵不再是自足生活的詩意再現，“而是恨，是失望，是復仇”(255)。創傷記憶這一心理機制將過去納入此在之物，物超脫了時間的束縛，實現了過去與現在的重疊和交叉。在這個意義上講，容納人與物的沙提斯莊園生發出一種“秘穴”面相，即“一個將無法忍受的體驗、記憶或秘密圍阻起來的心理空間”(施瓦布，2011：191)。物所表征的記憶機制確立了郝維仙反常的生命樣態，莊園之物在某種程度上拼接成了郝維仙的生命傳記。

小說對郝維仙創傷印記的書寫也隱含了對維多利亞時代進步話語的諷喻。在《遠大前程》問世的1860年代，英國已經初步完成了工業革命，社會的工業化使傳統的以門第出身為標準的社會區隔顯得不合時宜，“財產的區分、利益的對立成為新的劃分方法”(劉成 等，2016：197)。社會結構變革的一個突出表征就是以工廠主和企業家為主體的中產階級隊伍迅速壯大，“中產階級文化取得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它宣傳自助、自律和個人成功”(劉成 等，2016：208)。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有一個重要的哲學基礎，那就是邊沁提出的功利主義思想。邊沁(2005：58)將功利主義的內核界定為“實惠、好處、快樂、利益或幸?！?，他認為功利主義的基石是財富，“財富之樂可以指一個人易于從擁有物品的意識中引出的快樂，該物品是獲得享受或安全的手段之一”(邊沁，2005：91)，“它指導人們的行為，以產生利益相關者的最大可能量的幸?！?邊沁，2005：348)。功利主義預設了對物的占有是個人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條件，正是這一理念激勵著來自社會底層的個體通過自助實現自我提升。小說中，郝維仙的父親就是憑借自助精神興建啤酒作坊并成功致富，成為聞名鄉里的“上流人物”(190)。沙提斯莊園這座“磚瓦結構的房子”(57)成為中產階級經濟地位和審美趣味的物質標記，正如“沙提斯”一名所宣示的富足含義：“無論是誰，一旦有了這所房子就夠了，再不希求別的?！?59)

但不容忽視的是，對“物品”的過度迷戀也催生了唯利是圖、高傲自負和低級平庸的非利士主義(philistinism)。麥基爾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遠大前程》中的人物“將自我提升的沖動等同于對社會和物質收益的低俗欲望。人們的理念是過得更富有，而非成為一個更高尚的人”(Meckier,2001: 543)。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物欲左右，這種物化關系在充滿憂患意識的卡萊爾看來正是“罪惡的真正淵藪”和“整個社會壞疽的根本”(卡萊爾，2011：2)。作為對時代癥候的反思和批判，小說借郝維仙之口控訴亞瑟及其同黨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將骨肉至親“分而食之”，他們是不折不扣“吃人的巨人”(94)。人為物役導致倫理失范，其嚴重后果便是郝維仙的個人幸福被葬送，家族產業走向破敗，代表財富與榮耀的沙提斯莊園難以挽回地墮入荒蕪。一言以蔽之，在物欲對人性褫奪的社會語境下，將郝維仙層層包圍的各種器物已經遠遠溢出其物質功用和內涵，演變為交織著文化、經濟與倫理張力的修辭話語場，印刻著郝維仙的心理現實和身份焦慮。

2 作為復仇替身的艾斯黛拉

吊詭的是，郝維仙雖然身處物的重重包圍之下，但她從未放棄對物的全景敞視和絕對占有，這暗示了其渴望重構身份秩序的權力欲望。實際上，郝維仙的欲望主要體現在她對養女艾斯黛拉的身份規劃中。小說從身體和精神兩個層面入手，交替呈現了艾斯黛拉在沙提斯莊園的物化厄運。

首先是對艾斯黛拉的身體改造。人稱“仙國教母”(143)的郝維仙在養女面前是一個控制欲極強的女人。在她的嚴密監視下，艾斯黛被綁縛在各種瑣碎的家務勞動中，其活動范圍被鎖定在狹小陰森的莊園內部。?？轮赋?，身體會卷入政治領域，權力關系會“訓練它，折磨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這種對肉體的政治干預……與對肉體的經濟使用緊密相聯”(2012：27)。強加在艾斯黛拉身上的空間圈禁赫然映照出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郝維仙以不容僭越的身份特權凌駕塔頂俯瞰一切，艾斯黛拉形如囚徒居于塔底成為檢視對象，“任何情況都被記錄下來，權力根據一種連續的等級體制統一地運作著”(?？?，2012：221)?？臻g上的壓抑無助在艾斯黛拉的內心制造出一種莫大的恐懼，加之一系列枯燥乏味的生活儀式的鍛造，她變得愈加馴順和沉默。

不僅如此，郝維仙還煞費苦心地將艾斯黛拉包裝成生產視覺快感的尤物形象，其根本意圖是要以艾斯黛拉的美貌為誘餌“將男人的心揉碎”(63)。小說中有一處看似閑筆實則另有寓意的細節，那就是郝維仙將珍藏多年的寶石轉贈給艾斯黛拉，囑咐她裝扮“煥發著青春的胸脯”和“美麗的棕色秀發”(63)。誠如莫斯在研究饋贈行為時指出的那樣，禮物是贈送者呈現自我的物質方式，“在給予別人禮物的同時，也就是把自己給了別人”，對于受贈者而言，禮物會產生靈力，使禮物與自身融為一體(2016：58-59)。如此一來，郝維仙的禮物與艾斯黛拉的身體之間建立了微妙的關聯。寶石實際上是養母將非人化特征轉嫁給艾斯黛拉的物質媒介，“因為接受禮物的人是贈送者延伸自我的一部分”(貝爾克，2008：146)。禮物所承載的商品特質在艾斯黛拉身上流動和存續，它所表征的生產-消費關系構建了艾斯黛拉的身份內涵。經由寶石塑形，艾斯黛拉原本和諧如一的身體分解蛻變為“依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馬克思，2016：21)。

與身體改造緊密銜接的是精神規訓。涉世未深的艾斯黛拉與養母之間少有溫存體貼的舉動，她對養母下達的各種指令幾乎無條件遵從。在郝維仙投射的濃重陰影下，艾斯黛拉的自我不但不可見，而且處于否定和失聲的狀態。難怪皮普深情表白時她無動于衷：“我是個空心人……我的心只是讓別人用刀來戳或是用子彈來射的?！?252-253)郝維仙那顆破碎的心在艾斯黛拉這里被置換成了空心人的形象，共情能力的缺失導致她既不能給予溫情，更無法接納愛情，這種承自郝維仙的畸形生活趣味本質上是一種以強迫性和隱秘性為特征的家庭暴力。查爾斯·泰勒在論述自我和他者的不平等關系時提醒讀者，“為他人設計一種低劣和卑賤的形象，而這種形象又被后者所內化，就會構成實實在在的扭曲和壓迫”(1998：300)。追根溯源，艾斯黛拉被給定的替身角色與郝維仙的創傷經歷息息相關。有論者指出，創傷具有代際傳播的形式，“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后代都無意識地生活在父母和父母一代的可怕遺產和秘密的陰影中”(施瓦布，2011：191)。反觀艾斯黛拉，她需要在養母的監視下履行兩種契約責任：她既是郝維仙釋放復仇能量的必要能指，也是對她無力獲得的婚姻生活的替代性補償。

那么，艾斯黛拉究竟能否擺脫養母設定的身份桎梏？按照泰勒的理解，恢復本真自我必須擺脫強求一致性的依附關系，“認同和自我是在與有意義的他者持續的對話和斗爭中形成的”(1998：300)。小說以艾斯黛拉的婚姻悲劇作為轉折事件，為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提供了具體的文本情景。在郝維仙的蠱惑下，艾斯黛拉與紈绔子弟本特利·德魯莫爾締結婚約，這種失去自我判斷的倫理選擇為接踵而來的變故埋下了禍根。德魯莫爾在婚后不僅對妻子冷嘲熱諷，甚至拳腳相加，而后因外出虐待坐騎而墜地斃命，艾斯黛拉新婚不久旋即守寡。這一情節設置意在表明，雖然婚姻經歷各不相同，但艾斯黛拉的切膚之痛實際上是養母婚變創傷的翻版和變異。如果說此前艾斯黛拉一直心安理得地扮演著加害者的角色并以此博取養母的歡心，那么命運的沉痛碾壓則將她引向生命的頓悟。正是多年來對個人價值判斷權利的放棄縱容了“平庸之惡”(Arendt, 2003: 146)的恣意蔓延，這種人性惡反過來吞噬了“陽光以及陽光下的一切”(324)。小說通過艾斯黛拉對過往生活的回憶、痛定思痛的自白以及與郝維仙的激烈辯駁，向讀者呈現了其主體意識顯影成形的動態過程，挖掘出艾斯黛拉身上潛藏的針對物化的抵抗力量。面對郝維仙的惡毒謾罵，艾斯黛拉不再沉默，她針鋒相對的回敬之辭不啻壓抑已久的獨立宣言：“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假使你向我索取你從未給過我的東西，盡管我很想感恩，很想盡義務，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322-323)艾斯黛拉追溯自己創傷經歷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反省自我和重建倫理的理性選擇，“經過倫理選擇……倫理意識才開始出現，善惡的觀念才真正產生”(聶珍釗，2011：267)。借助艾斯黛拉的身份覺醒，小說不僅在故事層面開掘出光明與黑暗、壓迫與抗爭的倫理主題，而且在話語層面點明只有從共謀走向思辨，從替代走向獨立，生命個體才能打撈起失落的本真性。

3 皮普：從玩偶到紳士

細讀小說便不難發現，彌散于沙提斯莊園的物性經過人物關系的層層嬗遞表現出由內而外、層層延拓的輻射態勢：郝維仙居于物化結構的中心地帶，她渾身散發的腐蝕力量很快蔓延到養女艾斯黛拉身上，緊接著又波及處于外緣的訪客皮普身上。在這條環環相扣的敘事鏈條中，郝維仙和艾斯黛拉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二人在針對男性的報復行動中共同促成了皮普由玩偶到替罪羊再到體面紳士的身份嬗變。

從故事的宏觀架構上看，皮普從鄉下到沙提斯莊園的空間位移開啟了一段堪稱扭轉命運的身份越界和精神成長之旅。甫一登門，郝維仙便命令皮普與艾斯黛拉就地“玩?！?，這個奇怪的要求頓時讓他手足無措。巧合的是，“玩?！币辉~兼有“表演”之義，一語雙關道破了來訪者的玩偶身份。在二人玩牌的過程中，一旁坐定的郝維仙“總是專心致志地看著”(102)。更讓皮普始料未及的是，艾斯黛拉還趁機對他的儀表和教養大加嘲諷，以至于他驚覺自己突然變成了“一個愚蠢的觀賞品”(103)。凝視裹挾著權力運作與欲望糾結，“觀者被權力賦予‘看’的特權，通過‘看’確立自己的主體位置，被觀者在淪為‘看’的對象的同時，體會到觀者眼光帶來的權力壓力，通過內化觀者的價值判斷進行自我物化”(陳榕，2006：349)。在皮普所處的視覺格局中，一種不謀而合的同構式物化關系隱約可見：郝維仙居高臨下，享受著視覺特權，艾斯黛拉既是郝維仙的視看對象，同時又被賦予了觀看權力，她以盛氣凌人的架勢打量著眼前這個“低三下四、干苦力的孩子”(69)，更不必說，位于凝視鏈條終端的皮普既要迎合郝維仙秘而不宣的期待目光，又要逃避艾斯黛拉的挑剔眼光。孤立無援的皮普在母女的雙重凝視下矮化為沉默的客體，他在自我審視中也認同了被強加的他者身份：“她(艾斯黛拉)對我的蔑視像傳染病一樣也感染了我，我對自己也開始蔑視起來?！?64)同樣耐人尋味的是小說關于牌局的隱喻性描寫：“我和艾斯黛拉打完了這局牌，她把我手中的牌全都吃光了，然后把所有的牌向桌上一扔，表明她大獲全勝?！?64)強弱不均的牌局隱喻了兩個迥異的社會階層在“階級形成過程中的意義、價值、體制，或者品位和生活方式”(Williams, 1983: 68)等方面的分化和對峙。莊園之旅動搖了皮普一直懷抱的生活理想，他曾將姐夫喬的鐵匠鋪看作錘煉男性氣概和走向自我獨立的實踐場所，然而初訪沙提斯莊園的經歷卻讓他意識到這一愿望是如此粗俗。牌局擢升為身份迷局，階級意識第一次闖入皮普的經驗世界，由此引發的身份焦慮彰顯出沙提斯莊園涵攝的“在場的施事能力”(Brown, 2016:137)。正如皮普事后坦言：“這座宅邸使我迷惑，給我的影響一直使我憎恨我的職業，使我為我的家庭感到羞愧?！?133)

當然，郝維仙并不滿足于讓皮普前來排遣寂寥，其根本目的是要從他身上獲得一種復仇快感，這就涉及皮普的第二重身份——替罪羊。郝維仙所料不差，她精心調教的艾斯黛拉被成功植入這位情竇初開的少年的浪漫想象中。除了愛慕，皮普的感情世界也摻雜著男性本能的征服欲，這種情感沖動恰好輔證了學界對“物戀”的描述，“物戀作為一個客體建構起了與個體的欲望、行為、健康，以及自我認同等方面的密切關聯，或者具有某種力量，對后者加以控制”(皮埃茲，2008：65)。艾斯黛拉成為皮普生活的重心，“在選擇艾斯黛拉的同時，皮普重新打量著整個世界，她的在場給他帶來了持久的影響”(Miller,1958: 265)。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場情感拉鋸戰中，郝維仙既是導演，又是看客，她步步為營，誘使皮普對艾斯黛拉心生希冀，卻又不斷延遲他的等待時間，直到勞而無功的追求將他折磨得遍體鱗傷后才讓其幡然醒悟：“在沙提斯莊園里我只不過被人當成了可以利用的器具……在沒有人可以當靶子時，我就成了一個活靶子?！?342)

愛情的可望而不可即和由此引發的憤懣成為皮普只身前往東方獵富的隱秘觸媒，這也為其身份的第三重嬗變創造了條件。在東方坐賈行商的11年間，皮普不止一次地將自己設想成挺身而出拯救艾斯黛拉，乃至重整荒蕪莊園的威武騎士：“我要重新把陽光引進黑暗的房間，把停滯的鐘表重新校準，把冰冷的壁爐再次燃旺，把蛛網撕開，把害蟲消滅……像傳奇的年輕騎士一樣做出光輝的業績，然后迎娶公主?！?245)這里的“陽光”與前文提及的艾斯黛拉生命中缺失的陽光遙相呼應。皮普欲將陽光引入暗室的騎士精神內嵌卡萊爾極力推崇的英雄史觀?？ㄊ蠌娬{來自凡間的英雄“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們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樂。這光源燦爛奪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卡萊爾，1988：2)。對皮普來說，富有生活韻味的居家之物夾雜著私人情感和身份訴求，是他體驗幸福真諦的物質依托；就敘事效果而言，瑣碎的物象一經挪用和轉義便是不可多得的敘事元素，小說藉此游走于皮普的思緒和現實之間，娓娓呈現他的內心世界，為其身份回歸埋下伏筆。

卡萊爾筆下釋放耀眼光芒的救世者被成功地置換成小說中的世俗英雄。皮普憑借恩主的暗中資助和自己的艱苦奮斗榮升為克拉利柯公司的大股東，昔日的懵懂少年實現了階層躍遷，變身為“自力更生，克服劣勢，值得擁有個人幸?！?Sanders,2011: 431)的帝國紳士(3)卡萊爾將紳士視作凡間的英雄，他呼吁人們要樹立紳士理想：“如果你想成為優秀者，你應更加強壯，但強壯不等于堅實的肌肉。你應當變得意志堅強，心靈高尚，對傷痛和死亡不畏懼，不安于享受庸俗的生活……若你想獲得優越，就必須成為一名紳士?！?卡萊爾，2011：37)。小說獨具匠心地將皮普的回歸場景設定在昔日令他情難以堪、如今已化作斷壁殘垣的沙提斯莊園：

這里除了一道昔日花園的圍墻之外，再沒有當年的房屋，再沒有制酒作坊，再沒有其他連在一起的建筑了。一切當年的建筑均不復存在。一眼望去，空蕩蕩一片，外面是一道粗糙的籬笆圍欄；但我看到一些昔日的常春藤又扎下了新根，在一堆堆廢墟上發出了新綠，雖然那么低低地、那么寂寞地在生長著。一扇籬笆的門半開著，我推開它走了進去。(512)

莊園雖已滿目瘡痍，但扎下新根的常春藤卻透露著縷縷生機。更重要的是，皮普在此遇見了他朝思暮想的艾斯黛拉。小說以一對飽經磨難的戀人在廢墟之上互訴衷腸的情節設計，再現了掙脫物性魔咒的個體所經歷的涅槃重生。艾斯黛拉表達了對皮普的濃濃思念，她冰冷的雙手“有了一股真正的友情的暖流”；皮普也如愿實現了自己的騎士夢想，成為對方眼中的“無價之寶”(513-514)。愛情之光照亮了他們暗淡已久的精神世界，在超越了物所追加的種種羈絆之后，二人的生命抵達了一種明心見性的本真狀態。莊園的轟然倒塌與物化力量的消解之間建立了平行映照的關系。

皮普在沙提斯莊園歷經到達—離開—復歸的運動模式，與之呼應的則是其身份想象—身份迷失—身份重塑的漸次嬗遞，這兩股敘事暗流又以皮普物化身份的獲得、強化與祛除為交匯動力，推動小說情節迂回前進。尤其是皮普復歸莊園與其身份重塑的耦合作為點睛之筆更是賦予整部作品以成長小說的濃厚色彩。小說結尾處，皮普攜手艾斯黛拉并肩走出廢墟，著手重建沙提斯莊園及其表征的中產階級生活理想：“還準備在這里建房子嗎？會建的。我就是在建屋之前來這里向它告別的?！?514)這一詩意結局不僅讓讀者想到亞當和夏娃并肩走出伊甸園的從容背影，而且也傳遞了狄更斯小說一脈相承的人文理念——唯有赤誠之愛方可抵御物性的侵襲和人性的異化。

4 結語

物自成一體地流通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它是一件器物，一個敘事，有時甚至是一條社會紐帶”(Latour, 1993: 89)。在狄更斯匠心營造的沙提斯莊園，物不但在空間維度上占據著顯要地位，而且在精神層面對郝維仙、艾斯黛拉和皮普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潛移暗化。利維斯這樣總結狄更斯的文學思想：“就其意圖而言，狄更斯對維多利亞時代文明的理解已然足夠……他的道德觀念是與對英國社會結構的洞察結合在一起的?！?2009：297)人與物的交纏導致個體身份不斷增生裂變，衍生出一系列關于親情和愛情的生命故事。在物質文化日益豐富的今天，如何重估物的地位，建構人與物的融洽關系顯得愈發重要，狄更斯筆下的莊園物語為我們反思這一問題提供了有益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