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史的個性與共性

姜成洋

一、微觀史一例

20世紀70年代末，微觀史興起于意大利，隨后影響延及歐美。多部經典微觀著作隨即誕生，尤以卡洛·金茲伯格的《奶酪與蛆蟲》、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為代表。其中，《馬丁·蓋爾歸來》(以下簡稱“《歸來》”)敘事性最強，這里以此書為例，引出一個問題：如何理解微觀史的個性與共性。

《歸來》講了一個冒名頂替的故事，發生在中世紀法國鄉村。故事發生在16世紀40年代，地點是法國朗格多克，富裕農民馬丁·蓋爾拋妻離子，舍下家業，不辭而別，一去多年。后來他回家了，或者說人人都以為他回來了。然而，在三四年美滿婚姻生活后，妻子卻說她被一個冒名頂替的騙子蒙騙了，于是將他送上審判席。到最后一刻，就在冒名頂替者已經說服了法庭時，真正的馬丁·蓋爾出現了。

學人闡述該書價值，多認為娜塔莉·戴維斯呈現了歷史敘述的另一種可能，在這種可能性中，人們看到了史學與人類學、文學理論的結合[1]。馬丁·蓋爾的故事之所以被不斷講述，是因為它提醒人們奇怪的事情是可能發生的。離奇故事具有獨到價值，戴維斯并不否認這個故事的獨特性，她恰恰被這種個性吸引。在《歸來》導論中，戴維斯提到一個很有啟發的疑問：“我們常常認為，農民并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有沒有個別的村民，嘗試過用不同尋常、出乎意料的方式來塑造自身的生活呢？”[2]11戴維斯的疑問代表了一種聲明，她要表現的正是歷史中獨特的人與事，而不是抽象的階級標簽。

盡管戴維斯不回避歷史的個性，但她并不是為個性而個性。個性并非遺世獨立的存在，即便講述的不是典型的人，但其性情仍有明確界限。正如金茲伯格所言，時代的語言、文化和其他結構要素共同構建了一個彈性的、不可見的籠子，每個人都是在這個籠子中有限地施展個性[3]。如何把握個性與共性的關系，這考驗的是歷史學者的取材視角或者說考驗選擇故事的能力。至今中國學界沒有經典的微觀史著作，這或許與史學研究對個性的警惕不無關系。研究者多以為，微觀史研究要有典型性、代表性，要以小見大，窺斑見豹。

但尋求典型性、代表性的觀念恰恰需要微觀史研究者質疑。實際上，那些所謂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故事，幾乎不適合作為微觀史題材。微觀史恰恰適合獨特的故事或者說充滿離奇個性的故事。離奇的故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微觀史的寫作中，故事個性與對歷史背景的闡釋互相支撐。故事本身是條主線，沒有這條主線，零散的背景信息無法有條理地串聯。問題在于，如果故事本身平庸無奇，當它結合背景闡釋時，故事本身被歷史背景淡化甚至湮沒，那么這條不明顯的主線將很難支撐足夠的背景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大歷史的背景豐富故事本身，又很難解釋離奇的故事何以能夠存在，同時，離奇的故事何以包含并不離奇的日常生活。

戴維斯對此深有體會。她認為馬丁·蓋爾故事的好處在于它具備完整的故事線索：在長達三年的時間里，妻子在床上接納了“冒牌的”馬丁·蓋爾；在最后一刻，“真”馬丁·蓋爾出現在圖盧茲法庭。同時，當聯系到某一特定時空中極其重要或讓人困擾的議題時，這些普世主題又能引起共鳴[2]215。戴維斯認為，歷史敘述存在普世性與特性的張力，如果這種張力太小，故事就喪失了豐富性，也就無法激起共鳴[2]191。就此而言，微觀史適合講述具有個性、戲劇性、曲折性的故事，也正因如此，微觀史的寫作更多依賴機緣。

二、個性與共性

“個性”這個概念很少受歷史學者關注，甚至可以說學者往往刻意排斥這個概念，因為它與史學客觀的原則不吻合。什么是“個性”？對于“現象”與“現實性”而言，個性是一種永不停息地創造其外部存在的內在獨特性的努力。擁有“個性”而沒有自由是無法想象的，擁有自由而沒有持續不斷的個性化也是不可想象的[4]。個性是唯一能夠顯示人們真正是誰、不可替代的地方，那么，如何理解歷史中的“個性”與“共性”呢？

?？玛P注草根命運，并嘗試記錄他們的聲音。在他看來，一束權力的光線打在這些無名者身上，使他們僥幸留在了歷史上。權力的光之所以照在了一些無名者身上，是因為他們沖撞了權力[5]。筆者認為，?？虏]有把問題說透。草根能僥幸留在歷史記述中，根本原因不是他們沖撞了權力，而是他們身上留存了獨特個性。這些個性要么引起當權者警惕，要么契合文化精英的好奇，于是他們得以留存在某段歷史的紙頁上。

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在對中國的鄉土社會的研究中就有體會：“在一個每代的生活等于開映同一影片的社會中，歷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傳奇’?！盵6]歷史人類學者作為打撈沉寂的人，在籍籍無名的群體中，他們自然而然被那些有個性、有故事的人吸引過去。這些個性獨特者，無論身處哪個社會層面，他們獨特個性中蘊含的能量粒子，都使其成為潛在的被記載者。草根的獨特個性從不同角度排斥了平庸，因而從另一個角度展現了精彩。

娜塔莉·戴維斯提示，是否有個別的農民嘗試過用不同尋常、出乎意料的方式來塑造自身的生活。這個疑問也在提示我們，在談到20世紀的中國農民時，研究者的第一印象常常淡化了農民的獨特性情。不只20世紀，在整個中國史中，農民似乎都給人留下保守、個性萎縮的印象。但事實不能一概而論?！安糠指辉５霓r民自然會產生擺脫宗法網絡的控制和對于經濟獨立性的追求，繼而產生對自主意識的要求，并逐漸形成獨立的個性。這些都不是貧窮的產物，而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盵7]這樣看來，有必要重新思考20世紀的中國農民，起碼像戴維斯提醒的那樣，去發現那些用不同尋常、出乎意料的方式塑造生活的農民，即便只是個別的存在。

三、何以“碎片化”

再說“碎片化”問題，實際上仍是關于個性與共性的問題。歷史研究者常有孤證不立的意識，換句話說，窺斑不能見豹，滴水難見海洋。所以，當微觀史在中國學界受到關注時頗有研究者質疑其價值，認為頂多是講了個曲折、豐富的碎片化故事。目前，中國學界確實沒有微觀史經典，這種現狀尤其加深了學界對微觀史“碎片化”的質疑。

實際上，“孤證不立”是對這種研究想法的批評：研究者妄圖從個別事件、人物中尋求更廣范圍的代表性。由此看來，真正受質疑的不是孤證本身，而是用孤證尋求普遍性、代表性的想法。賴特·米爾斯批判枯燥的“人性”概念，認為普遍“人性”的想法違背社會和歷史的特殊性，學者需要謹慎考慮這種特殊性，至少，他們沒有權力去做抽象[8]。

因此，當研究者心生追尋典型性、代表性的想法，歷史敘述中便出現“人的消失”這個問題[9]23。也就是說，人復雜的意識在追尋典型的過程中被掩蓋，或者說人心態的豐富、性情的復雜被“平均化”“集體化”。沈艾娣說：“真實的人總是非典型的?！盵10]所謂典型性、代表性，只是歷史研究者的一種想象，它與“國家的視角”并沒有本質區別，是追求歷史研究的規律性解釋，或者尋求一種簡單化、清晰化的傾向[11]。

孤證并非不可立，前提在于它是一個好故事。那什么才算是好故事呢？賀蕭認為，好故事并不一定使我們對過去有一個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且引發思考，根據聆聽者的不同需求，會朝不同方向提供線索。一個足夠好的故事可供再闡釋，也可以被編進更大的敘事里[12]。講述一個好故事，是就故事論故事，也是為了揭示過去社會的結構和文化的內部運作[13]。好故事拒絕單一清晰邏輯，它應當留有無法解釋的余地，甚至給人留下荒謬感。好故事在表現獨特性情的同時，會向讀者透露一些共性的東西，這種共性可以從社會結構和人性深處尋得。正如戴維斯意識到的，《歸來》的故事透露了“失落于日常喧囂之中的動機與價值”，那些離奇冒險活動“與其鄰人們更為平凡的經歷其實相距不遠”[2]16。

當研究者質疑微觀史沉迷小敘述而缺乏大關懷時，他們自然指向了對宏大敘事或者整體史學的倡導。誠然，學界研究有“碎片化”問題，但個人以為，產生“碎片化”的原因不在于選取對象的局限(實際上這是一個相對的、無可避免的問題)，而在于研究者沒有把有限的研究對象當作整體的人[14]。學者固然要有整體史學的意識，但這里的整體史學并非布羅代爾的倡議，而是基于個人自成整體的史學。個人自成整體的史學，除了呈現外在政治、經濟、文化變動之外，更深入認識人的內在本質，認識個人天然的和歷史的條件，包括個人的自愿選擇、自我建構、性情風格等。

中國學界對此已有認知，如劉志偉、孫歌號召從“國家歷史”轉向“人的歷史”[9]11-27。微觀史不得不收縮橫向視野，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制造一個史學“碎片”，因為向縱深探索是為了捕捉感覺的相通，捕捉人的境況中的共性。對于歷史發生過的各種事件及其復雜性，如果從人的意識或內心世界得不到解釋，那它終究只能具有很小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