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制約因素與應對之策

郝全洪

摘要：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的提出，突破了傳統產業理論的簡化還原論、一般均衡分析的思維方式，更加重視系統論觀點和系統分析方法論。構建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需要強化系統科學的思維方式，充分運用系統科學理論成果?；谙到y科學理論的觀點和方法，分別從系統初始條件與演化路徑關系、系統結構與功能關系、系統演化與環境約束關系、系統內環境與演化動力關系、系統自組織與他組織關系等視角，研究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中的若干制約因素，提出實現我國產業體系轉型演進的應對策略。

關鍵詞：現代產業體系;系統科學;協同發展;創新引領

中圖分類號：F403?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1）01-0037-007

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以下簡稱為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實現了從三次產業構成角度到生產要素投入角度、從遵循傳統理論邏輯到體現系統思維方法的重要轉變，是一項重大創新。其中，理論思維邏輯的轉變表現為，突破傳統產業理論的簡化還原論、一般均衡分析的思維方式，更加重視系統論觀點和系統分析方法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堅持系統觀念”原則和“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必然要求堅持以系統思想和系統方法，加速推進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建設。

自從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直到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提出建設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我們對現代產業體系的認識和理解經歷了不斷深化和發展的過程。與此相應，建設現代產業體系付出了很多努力，產業和產業體系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也要看到，我國實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科技創新對實體經濟支撐作用仍然不強、現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仍存不足、人力資源保障實體經濟不到位、軍民融合發展關鍵性改革尚未突破，成為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中的關鍵制約因素。[1]57-63立足系統科學的視角審視，我們對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規律，仍然存在一系列認識和實踐上的不足。比如，關于什么是現代產業體系，基本是從三次產業構成的角度簡單化理解的，忽視了從系統層次上理解生產要素作為產業體系基本元素的重要功能;關于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路徑，在漸變性演進主導下帶來了產業體系的結構性陷阱和產業價值鏈被低端鎖定的風險[2-4]，以創新引領的突變性演進沒能主導現代產業體系發展進程;關于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理念，以簡單分解、局部還原思維代替組合效應、整體涌現等系統思維，沒有形成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內生機制;關于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內容，缺乏系統功能、結構、環境關系視角，沒有聚焦實體經濟中心目標和現代產業體系的核心功能;關于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規律的研究，側重傳統一般均衡理論的靜態結構分析，忽視非線性、復雜性帶來的多穩態、突變性等動態演進的系統科學范式。

產業體系是根據生產的客觀要求，把分布在不同時間、空間上的可能產業要素，按一定的數量比例、質量要求、時間順序、空間位置組合聯結而成的有實際效能的現實的產業系統，是由不同屬性和層次的大量產業構成的、狀態和功能不斷發展演變的開放的復雜動態系統。深刻認識并創新突破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的瓶頸制約，面臨許多全新的課題，需要強化系統思想和系統思維方法，充分運用系統科學理論成果。

一、基于系統初始條件與演化路徑關系的分析

系統科學理論認為，復雜系統的演化決定于系統的初始條件、序參量方程和漲落變化[5]77;復雜系統一般存在以若干個吸引子為中心劃分的若干個吸引域，系統初態落在哪個吸引域，長期趨勢上就向那個吸引子演化即具有初始條件依賴，除非有外力改變這種趨勢。[6]91

產業是社會分工的產物，社會分工往往基于要素稟賦基礎，而要素稟賦造就產業體系發展的初始條件。我國現行產業體系是改革開放后抓住全球產業轉移機會，以富裕的勞動力資源、廣大的市場前景、自然資源條件等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在新一輪工業化展開中逐步發展形成的，它使得我國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資源配置體系，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環節，成長為全球重要的生產制造中心和制造業大國。[2]但是，這種主要依賴初級要素稟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的模式，既使得我國產業體系基本處于全球產品生產分工和產業價值鏈分工的低端環節，也使得我國產業發展和產業體系建設形成對勞動力、土地、資源、環境等要素初始條件和比較優勢的長期依賴，即以初級要素數量規模投入為初始條件的產業發展，在產業體系內迭代機制和正反饋機制效應作用下，形成一種難以逆轉的自我強化趨勢，并使我國產業在全球分工中的定位形成同樣的慣性趨勢，造成產業體系發展中以初級要素稟賦為特征的初始條件依賴。同時，資源能源節約集約意識、環境保護意識、可持續發展理念等是在經濟發展中逐步得到加強的，結果就是我國產業發展長期處于要素投入驅動型的粗放發展模式，長期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低端，以及嚴重的外部不經濟，不能實現與生態環境良性互動的發展演進。隨著我國制造業生產成本、出口成本等大幅上升，加之國際市場萎縮和競爭劇烈，導致我國現行產業體系依賴勞動力豐富、價格便宜和廉價獲得自然資源的國際競爭優勢難以為繼。[2]產業體系趨向要素投入驅動的發展模式，在產業體系內長期正負反饋機制共同作用下，逐步成為我國產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比較穩定的吸引子，促使我國產業體系逐步穩定于這種以初級要素投入驅動為主要特征的接近結構性陷阱和價值鏈被低端鎖定的危險境地。

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產業總體規模日益壯大，三次產業構成比例關系發生重要變化，產業轉型升級成效顯著，產業發展的要素保障條件不斷改善，科技創新支撐產業發展能力不斷提升，軍民融合發展取得積極進展，為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53-57但是，以產業體系為基礎的經濟依然沒能徹底走出粗放發展模式，產業體系在相當長時期內仍處于一種相對質量效率不高、結構不優、整體功能不強的穩態，總體上表現為量的積累基礎上的長期漸變過程，產業體系演進呈現出相當的穩定性，雖然也與外界進行著大量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但高層次的科技、人才、信息、數字等關鍵要素的交換量小、質低，產業體系還存在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等關鍵要素短板，依然相當缺乏自主創新、重大科技創新、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等優質要素資源，沒能順利走向以創新第一動力驅動和引領整個產業體系產生突變并向更高層次等級的有序穩定結構演進的良性發展軌道。

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的運行邏輯是，形成人力資本、自主創新能力提升與產業鏈價值鏈位置高端化、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能力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和收益提高的正反饋循環，其要素基礎是新的內生比較優勢即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2]可見，要素稟賦升級可以推動現行產業體系向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的重要轉變。由于系統相空間的每個點都有資格作為初態[6]82，但是，實現不同初態的轉換需要克服其間的勢壘，因此，現行產業體系演進的一條重要路徑是，通過不斷促進人力資本形成和自主創新能力提升改善要素稟賦，實現產業體系要素稟賦升級和初始條件改變，建立產業體系新的初始條件和比較優勢基礎，以克服不同狀態間轉換的勢壘障礙，實現在不同吸引子的吸引域間的順利轉變，從而實現產業體系由一種穩態以漸變方式向更高層次新穩態的演進。

系統由一種穩態向另一種不同質的穩態演化，可以通過連續性的漸變也可以通過非線性的突變實現，具體方式依賴于具體條件。[7]211產業體系的演變過程既包括大量的連續性漸變方式，也包括非線性突變方式。非線性的產業體系演變中存在多穩態，通過突變可以實現從一個穩態經過失穩向另一個不同質的穩態突破性演進。破除現行產業體系的結構性陷阱和價值鏈被低端鎖定的危險狀態，引領產業體系脫離低水平的穩態，更加需要借助突變演進方式，利用參量的臨界依賴性，通過科技創新、管理變革、建立和疏通動力機制等調節控制參量，驅動產業體系進入臨界區域，推動產業體系的失穩、分岔，促進創新等高端要素協同生成序參量和主序參量[7]200，驅動和引領產業體系從原來的低水平穩態向新的更高水平穩態的突變性變遷演進。

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的建設和管理，必須尊重產業體系漸變與突變演進規律，既要重視漸變演進方式，進行要素資源特別是先進要素資源必要的量變積累，實現初始條件改善，又要不失時機地創造和抓住突變演進機會，大力培育著眼實現質變的科技創新等高端要素，適時創造漲落契機，一旦條件成熟，臨界點出現，則抓住失穩、分岔機會，因勢利導，及時推動創新充當突變演進中的序參量和主序參量，驅動和引領產業體系不斷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升級飛躍。

二、基于系統結構與功能關系的分析

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雖然揚棄了從三次產業構成角度對產業體系的描述，但并不否定產業結構性分析的意義，而是強調從多維度的產業結構視角特別是從知識復雜性或所體現的能力的視角，從多樣性的分工特別是從更加微觀的知識和技術分工的角度來研究經濟發展過程，從產業邊界模糊性出發，強調復雜的外溢效應以及被分割了的部門與產業之間、被分解了的產業要素之間的互動和融合特性，尋找不同于傳統產業結構分析的、更能夠解釋經濟發展本質和包容新的經濟現象的“結構”分析框架和工具，實現對經濟現象的系統性認識。[8]

產業體系的結構是產業體系發揮功能的前提和基礎，產業體系的功能是產業體系內在結構的外在表現。在環境相對穩定的前提下，產業體系的功能主要決定于產業體系內部結構。產業體系的各個子系統只有維持自身的特定結構，才能有效發揮自身特定功能;各子系統相互之間只有形成一定的關系結構，才能共同發揮產業體系的整體功能;各子系統只有自身組織結構合理化以及相互之間關系結構持續協同協調，才能保證產業體系內外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的順暢高效流動，促進互動反饋作用下的非線性動力學機制的有序進化，從而優化產業體系整體功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體系發展成績明顯，尤其是以三次產業構成為集中表現的產業結構升級成效顯著。但是，產業體系中各產業、科技、資金、勞動力等子系統特別是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重要子系統自身組成結構不合理，沒有形成有序的要素微觀結構和宏觀耗散結構，如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情況較為突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不協調、勞動力資源豐裕而人力資本發育不足等[9];要素子系統在各自體系內循環運轉和相對孤立地發展，相互之間沒有形成密切的互動反饋關系，重要子系統之間結構松散，導致現行產業體系行為不協調、不協同和整體功能不優。同時，由于市場化水平和程度依然不高，作為要素存在的技術、資金、勞動力等資源之間缺乏深度的市場化聯系和高效的互動反饋機制，要素之間的合理配置、有效組合、有機聯動和相互協同不足，各要素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不協同，造成了科技資源在領域、主體、行業上的錯配，金融資源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的錯配，人力資源在實體與虛擬經濟之間、所學專業與從事工作之間的錯配[9]，導致科技、資本、人才等先進要素沒能充分有效地匯聚到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等高端要素對實體經濟的支撐還遠遠不夠，整個產業體系的靈活度、生產效率和組合效應、協作效能不高。我國現行產業體系屬于初級低端產品生產、產業鏈與價值鏈配合型的產業體系，大部分產業發展依賴的還是初級要素稟賦，核心技術普遍缺乏，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更是不盡如人意。[2]從目前的產業體系和產業結構狀態看，傳統產業已經開始衰退，產能過剩嚴重，新興產業雖然快速成長，但在整個產業體系中的比重較小，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還比較小且發展受阻，已經面臨如何跳出產業體系的結構性陷阱的挑戰[2]，必須通過科技創新等新的要素稟賦即初始條件促進要素稟賦升級，推動產業體系規避結構性陷阱風險，才能使我國經濟進入新的良性發展軌道。

相同的產業要素條件在不同的結構下產生完全不同的生產效率。系統結構合理則有序程度提高，有利于子系統整體功效的發揮;合理調整系統結構，協調各要素關系，可以優化系統功能。[10]96我國現行產業體系內部及其與環境之間，由于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等高端要素的缺乏及其市場化水平不夠，各種“流”高效通暢不夠，產業鏈、創新鏈、金融鏈、人才鏈等融合不夠，導致產業體系的結構性問題從而帶來相應的功能性問題。只有產業體系內部組織結構合理、組織機制靈活高效，科技創新成果、金融、人才等要素資源有序順暢流動，產業體系內外進行大量持續的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換流動，才能產生自適應、自組織能力強的效率高、效益好的產業體系。因此，構建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根本在于產業體系的要素微觀結構和要素系統的宏觀組織結構建設，如通過成立國家產業創新中心實體等加大科技創新要素培育，通過積極發展科技銀行、民營銀行和外資金融機構等加大現代金融要素培育，通過改革傳統人才評價考核激勵機制、完善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方式等加大人力資源要素培育，特別是高度重視作為產業體系結構優化演進中最重要的自組織機制的市場化建設。

三、基于系統演化與環境約束關系的分析

系統科學理論認為，復雜系統的演化需要不斷與環境進行多種層次、多種形式的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在結構相對穩定的條件下，系統功能主要受環境約束和影響。環境通過自身的變化以及與系統聯系方式的變化對系統有促進或干擾作用。

產業體系的外部環境廣泛而復雜，既包括可能釋放其外部成長空間的國際環境，也包括國內要素資源、市場、制度、法治、人文等方面環境，既包含促進產業體系發展的合作條件、有利因素，也包含制約其成長發展的約束條件、不利因素，從深層意義上講，我國現有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基礎，構成產業體系綜合的大環境。產業體系演進是內部動力與外部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產業體系建設和發展實踐中，不僅存在科技、金融、人才、信息等關鍵要素短板，各子系統結構性缺陷和關聯性不夠等內部問題，同時也存在市場制度、產權制度、政府作用、激勵機制等環境條件上的突出短板，還存在對內對外開放不夠從而限制產業體系在更高水平層次上整合要素資源的問題。

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產業體系發展的制度機制、政策法規、管理調控方面，我們注重加強制度法治建設、理順體制機制、調整政策管理、完善市場體系等，但是，由于國內外產業體系發展環境的快速變化，依然存在著很多不足之處。我國現行產業體系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表象上看是企業研發動力不足、金融在虛擬經濟領域空轉、人力資源錯配、產業體系發展所需高端要素培育不足等數量、質量、結構和配置層面的問題，實質上主要是體制機制制約和要素管理的一些不合理規定。[9]比如，原有的軍民分離格局造成的國防科技工業生產體系與民用工業生產體系相互隔離，不能發揮軍民產業體系的耦合協同效應，軍民整合戰略和軍民深度融合的制度機制還相當不健全;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僵化，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發展的激勵約束機制不靈活，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協同發展、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實體經濟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不完善;金融市場自律機制、相關法規體系建設不完善，戶籍制度造成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產權制度、交易法規、信息系統短板，技術市場體制機制不健全等，特別是科技、金融、人才等重要要素資源的市場化建設不夠，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還不到位;政府在用好競爭機制、營造良好競爭環境，促進產業內外人力資源、管理資源、資金、技術、信息等自由流動，保護激勵合作競爭等方面作用發揮還很不夠;制度沖突現象表明有效的激勵相容制度供給不足，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的機制不健全等，這些都成為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中的約束性因素。要通過破解重點領域制度性障礙，完善相關制度和法規，優化產業發展政策環境，營造包容創新的生態，提供高質量的新型基礎設施和數據平臺等服務，構建公平高效的協同發展機制，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實現系統環境變量的重要改善。

產業的本質是企業，企業的本質是市場[11]，市場的本質是開放。系統只有在與環境相互作用、適應環境的變化中，才能更好地生存和發展。開放的產業體系與環境之間既有自然資源、勞動力、產品、要素等物質形態的資源交換，也有科技、管理、信息等非物質形態的資源交換，其中絕大多數都直接有利于產業體系減熵、增序、結構優化和組織化水平提高。我國現行產業體系已經加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多年來發展成就巨大。但是，與創新引領、協同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相比，現行產業體系依然存在開放層次不夠高、靈活駕馭能力欠缺、市場機制作用發揮不盡如人意等問題，如，在對內開放中存在著區域間市場分割、地方保護導致地區產業同構等問題，同時，國際創新資源整合能力不足，國際供應鏈構建和主導能力不足，金融體系開放層次不高，國際化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全球化資源配置能力還不高。[9]

當前，需求結構深度調整、市場化深入發展、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持續進行、信息化數字化程度不斷加深，以及金融風險、貿易摩擦、地緣政治等眾多重要的不確定因素及其復雜的組合特征，使得我國產業體系所處的內外環境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形成更加開放、持續復雜化的環境系統。構建對內對外全面深度開放、與環境互動共生的協同發展演進的產業體系，一方面，必須進一步強化對內開放深度，拓展與市場聯系的通道、疏通市場信息反饋渠道，消除地區本位、行政分割和所有制偏好，促進產權自由流動，加強各環節、要素、部門間溝通、協調，減少內耗，激活各類市場主體平等進入、公平競爭的活力。另一方面，要看到產業體系國際國內環境的復雜性多變性，尤其是在中美關系發生重要變化的背景下，需要及時調整對我國產業體系外部環境相對穩定的常態化預設，改變過去僅在發生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沖擊時才進行產業體系調整應對的簡單化被動反應行為模式，克服對國際國內產業體系重大環境變化反饋機制上的結構性缺陷和適應調節上的功能性問題，冷靜識別新冠肺炎疫情、金融危機、國際關系變化等外部漲落性質，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充分運用管理變革、制度創新等創造的漲落機遇，及時放大有利因素，觸發和引導突變躍遷的方向與進程。在環境建設上還要有破立結合的理念和思路，既要勇于從不利局面的壓力和制約環境中突破突圍，也要著力謀劃和穩步構建有利于我國產業體系長遠發展的新格局。

四、基于系統內環境與演化動力關系的分析

傳統機械論觀點認為，整體中的部分和元素只相當于機器的零部件，沒有自身的動力、利益和目標，完全被動地服從整體指揮;現代系統科學認為，系統尤其是經濟系統的元素是富有活力的主體，有自身運動變化規律，有自身的目的、利益和價值取向，而這往往正是整體演化的根本動力和基礎機制。[12]

經濟系統中的主體，一般指能獨立制定目標、自由采取行動、自擔行為后果的，具有復雜性、開放性、層次性、成長性、非平衡性、非線性等特點的有機體，可以是個人、家庭、企業、產業、機構、政府等各種層次和組織水平上的經濟實體。[13]作為由大量的人以及人的組合群體參與的管理系統，產業體系演進的動力之一來自具有“適應性智能體”特征的企業主體、其他產業組織，特別是包括人在內的系統內部重要組分因素的積極性、能動性的激活和開發。[5]105

系統科學理論認為，如果系統基本單元在正常執行目標任務之外，還產生超目標的貢獻或違背目標的干擾，這些貢獻和干擾的來源便是系統的內環境因素;內環境意味著系統基本單元內元素的最大特征是具有“能動”性，即元素個體受自激或他激所產生的“能動”作用，這是超越了系統對該元素原定基本功能要求的一種機制，正所謂“涌現的機理，來自內環境”。[10]111、123-125特別對于以人的群體作為元素的系統，這種內環境會更重要、更深邃。隨著系統層次的增減，內環境范疇也相應減和增。如果視每個具體的產業為產業體系的基本單元，則產業中的企業成為其內環境;視企業為產業體系的基本單元，則企業的內設部門、企業組織中的人便成為其內環境。產業體系整體的演變是由其內部各層次子系統及其內環境的基本運動和環境作用共同決定的。

傳統產業理論通常將非壟斷的競爭性產業中的企業、集團等組織視為被動適應市場環境、遵循利潤最大化單一規則的同質性、機械性、黑箱對象或行為體;將產業活動中的人視為無個性和社會性特征的剛體、質點型對象[12，14-15];對產業體系中各個層面主體被動適應環境、決策和行為相對獨立的處理辦法，與實際產業經濟活動中各主體之間客觀存在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互動反饋、復雜關聯的現實相悖;對行為體的行為決策建立在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偏好一致性、穩定性、確定性基礎上，采取線性化分析方法和近似方法，得出的結論往往不符合實際?？梢?，無論是前提假設、過程特征還是最終結果，傳統產業理論往往都與現實情況不符甚至相去太遠。實踐中，作為產業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企業，由于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國有企業激勵約束機制的不到位、非國有企業創新意識和能力的相對不足，致使市場中企業的主體能動性遠遠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對產業經濟活動中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的忽視，致使人力資源開發嚴重不足、企業家精神受到很大抑制;對產業活動中各層次主體間關系不夠重視，不能通過制度機制或權責關系進行理順等，這些進一步導致產業體系結構性問題，即各個層面的主體學習機制不活、反應模式僵化，不能滿足產業體系快速靈活動態演進的需要。特別是產業體系中的企業以及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缺失，突出體現為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的缺乏，再通過復雜的動態反饋機制和非線性相互作用，進一步從總體上長期制約了產業體系的創新突變等演進活力。

從產業體系等級層次結構的視角考察，在一定意義上，企業、組織、個人等作為產業體系基本單元內的要素，不是單純被動的適應者，更具有積極主動的能動性和豐富創造性，導致產業體系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和能動性。所以，在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中，突破對基本單元內要素的機械被動假設，清理妨礙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各種規定、做法等障礙，克服由此造成的組織結構僵化、動力活力壓抑等負內環境效應，以適當建立系統勢差為導向健全完善激勵機制，充分激發激活人的潛能、積極性和創造性，深度開發人力資源先進要素，大力弘揚現代企業家精神，培育世界級創新型先進企業和組織、發展戰略先導產業，激發實體經濟和要素創新活力與發展源動力，在不同層面和相對意義上，都屬于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中的內環境開發策略。

五、基于系統自組織與他組織關系的分析

自組織，指系統在不斷適應環境變化中，內部自行重新組織，自發形成某種宏觀有序結構的轉變過程或功能。[16]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是產業體系演變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自組織機制。[6]185從本質上說，產業體系自組織的根本意義，就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市場機制實現持續的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在適應市場環境變化中，實現產出規模增長、結構改善、功能優化和質量效率提升。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已經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市場體系，但商品和服務市場仍然存在結構性矛盾、市場主體競爭力不強，特別是要素市場改革相對滯后，產權市場功能沒有充分發揮、技術市場體制機制不健全、金融市場功能不健全、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突出、土地市場化水平偏低等。[1]80-81、86-87這些導致產業要素資源配置中的扭曲、阻滯、低效、錯配等現象廣泛存在，低效率、非市場配置問題經常發生，直接影響產業體系內部產業、企業、組織等各層次組分之間的自行調節和相互協同，制約產業體系時間、空間、組織和功能結構建設與優化，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產業體系自組織、自適應的動力機制的有效發揮，制約了動力系統意義上的資源、信息交換流動暢通的自我迭代演化功能，不利于產業體系整體向更有序、更高級組織進化，最終限制了我國產業體系自組織機制作用的有效充分發揮，導致產業體系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因此，亟須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特別是著力加強要素市場體系建設，為產業體系自組織機制作用的充分發揮創造必要的基礎和前提條件。

他組織，指通過系統自組織機制以間接實現系統外來目標的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調控、規制、政策、監管等是最重要的他組織機制。[6]185他組織只能實行“杠桿”式控制，即利用系統自組織功能實現預定目標;如果他組織的預定目標與自組織的目標即系統的客觀規律或根本利益不一致，或者自組織機制不靈活或嚴重扭曲，將導致他組織效率受損或失靈，他組織預定目標難以內生化從而難以順利實現。[10]178-179

對產業體系他組織的主要手段和工具，表現為制定產業政策、進行產業規制、實施產業管理控制等，在根本意義和本質層面上，是要通過對產業體系的目標管理，實現產業體系的全面質量提升、結構優化、有序演進和高效發展。新中國建立后的相當長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采取趕超戰略，主要依靠走工業化道路即進行產業體系的結構調整，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加速轉變。實際工作中，這種產業體系結構調整的目標在相當程度上又被進一步具體簡化為三次產業構成特別是數量比例關系的目標，在當時的要素稟賦條件下，趕超戰略和數量上的追趕目標，只能嚴重依賴初級要素資源的大量投入。這種總量趕超、三次產業構成比例關系以及依靠初級要素資源數量規模投入的做法，片面強調總量規模的產業發展模式，在總體上忽視了結構改善、功能優化、質量效率提升等產業體系建設的根本任務，忽視了質量、結構、效益、效率等重要因素的發展提升，特別是忽視了產業體系中非數量化的科技、金融、人才、信息、數據等要素結構、子系統結構、協同發展結構等的優化升級，形成了他組織與自組織在目標上的錯位和不一致，導致二者的不協調不協同以及低效、沖突、內耗等問題。即使產業管理活動中有時也努力追求結構的改善、功能的優化、質量效率的提升，但由于市場的自組織機制建設尤其是要素市場化推進不夠，致使他組織與自組織難以有效對接，他組織內化過程受阻或出現內化效率的嚴重拆損，使得產業體系在相當長時期處于一種結構不優、質量效率不高、效益不好、功能不強、環境惡化的低水平穩態。

產業體系在自身自組織內因和管理他組織外因的雙重作用下發展演化。自組織與他組織相結合的作用效果，遠勝于單一的自組織或單一的他組織。[6]172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的建設和管理，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要素資源流動和合理配置中的自組織功能與作用，也要充分發揮政府管理的他組織功能與作用。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的有序運行和發展完善，要求實現市場自組織作用與政府管理他組織作用的目標相容、協同配合和有機統一。缺乏他組織有效有力引導和制約的過度自組織，容易在市場自發作用下造成產業資源的盲目錯配和浪費;市場自組織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在產業資源配置中得不到有效發揮，產業體系就會在過度管理中逐步變得僵化，失去創新活力。自組織機制與他組織機制的有效配合，就是要通過自組織激發產業體系的活力，依靠他組織消除產業體系發展中的自發性盲目性，確保兩者結合中的目標一致、機制協調、條件相容，實現優勢互補、激勵相容、約束有序。

加快發展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要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國內國際要素資源和市場、統籌產業體系加快發展和產業體系安全發展，強化前瞻性和全局性思考謀劃、戰略性和整體性布局推進，要建設各產業部門協同發展，產業體系自組織與政府管理他組織既各自獨立有效發揮作用又目標相容、協調一致的強大的產業體系基礎，實現產業體系規模、速度與質量、結構、效率、效益、安全有機統一的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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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吳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