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
——基于GSIM模型的分析

尹 峻 龐一璞 黨敬淇

(1.福建農林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福州 350002；2.浙江大學 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杭州 310058)

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期間，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15年，國家發改委聯合外交部、商務部共同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1)以下簡稱為《愿景與行動》。，標志著“一帶一路”建設框架的頂層設計趨于完善。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召開預示著這一重大倡議的推進和部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悠久的農業文明和豐富的農林牧漁資源，在世界農業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國對外農業合作和農產品貿易的主要對象。2018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7.3萬億元，占據了同年世界農產品貿易總額的1/3以上；同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農產品進出口總額約為4 390億元，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總額的8%以上。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最大的農產品貿易伙伴，2005—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在中國農業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從約18%增加至26%，年均增長速度保持在15%以上，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了2005年的 6.5 倍(見圖1)。新時期，隨著中國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不斷上升，探討利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業資源和市場，將“引進來”與“走出去”有機結合，對提升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合作水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3]。

數據來源于國際貿易研究及決策支持系統海關統計數據庫(http:∥trade.drcnet.com.cn)。

目前，關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雙邊貿易問題的研究多集中于在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基礎上，利用引力模型和網絡分析等測算工具，從貿易雙方資源稟賦、市場結構、貿易模式和技術等方面考察中國農產品在雙邊貿易中的競爭性和互補性，并在此基礎上分析兩種性質對未來雙邊貿易發展的不同影響。何敏等[2]和詹淼華[3]系統性地分析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農產品貿易的競爭性和互補性；孫林等[4]和榮靜等[5]分別通過貿易互補性指數和出口相似性指數得出了相左的觀點，前者發現中國和東盟地區的雙邊貿易以互補性為主，而后者則認為以競爭性為主；呂玲麗[6]認為這兩種性質共同存在，且因產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同樣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孫致陸等[7]對中國和印度農產品貿易的考察中；陳儉等[8]從比較優勢和技術構成的角度，發現中國和中亞五國的農產品貿易之間存在“技術順差”，姚海華等[9]、韓永輝等[10]在中國和東北亞國家的雙邊貿易中也考察了相似的內容。

另外一些研究則基于新貿易理論，通過固定效應回歸、廣義矩估計和倍差法等計量經濟學方法進行實證研究，聚焦探討“一帶一路”倡議及未來可能的政策措施對中國與相關國家和地區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如進出口結構及流量、二元邊際效應和對國內農業的促進作用等。孫致陸等[11]指出，2010—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年均增長率超過10%，逆差狀態有所改善，農產品貿易空間逐漸增加；張會清等[12]認為，由于貿易互補性的增加，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農產品貿易會進一步加強；孫楚仁等[13]實證分析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農產品出口集約邊際的增長和對于不同產品的異質性影響；黃杰等[14]利用二元邊際分解研究發現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出口增長的擴展邊際和集約邊際存在較大波動，并且擴展邊際對農產品出口的增長起主要推動作用。

雖然上述文獻從不同視角研究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相關問題，但針對與雙邊貿易密切相關的貿易壁壘的分析明顯不足。大多數研究僅分析了關稅的變化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15-17]，并未包含非關稅壁壘、信息壁壘等其他難以逐一測算的貿易壁壘類型，而“邊境效應”則能夠全面準確地刻畫由一國邊境的存在對其與他國雙邊貿易的負面影響，涵蓋了雙邊貿易中所有的負面效應。這一效應刻畫了由于國家邊境的存在，地理鄰接的兩國之間貿易量遠遠低于一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貿易量的現象[18-19]。邊境效應可以反映貿易壁壘及雙邊貿易流量的變化，其變小說明貿易壁壘對雙邊貿易的負面影響變小，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兩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雙邊貿易增加[20-27]。因此，對邊境效應的研究有助于認識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貿易壁壘的變化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豐富有關中國雙邊貿易中的邊境效應的理論和政策研究。

基于上述文獻分析和經驗事實，通過構建一個具備區域農產品雙邊貿易結構特征的全球模擬模型(Global simulation model，GSIM)，利用2005—2018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后的貿易與經濟數據計算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農產品貿易的相關參數及其校準值，并測度了雙邊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及其變化趨勢，初步考察“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前期規劃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并以2018年后“一帶一路”建設框架的成熟和具體政策措施的持續推進為背景，結合世界經濟發展、農業技術進步和需求偏好變動等，設置模擬情境分析“一帶一路”倡議長期內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本研究旨在系統全面地刻畫中國各個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農產品貿易量與貿易壁壘的現狀、變化及未來發展趨勢，為政府部門和企業評估“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效果與相關農產品貿易政策的有效實施提供參考。

1 模型構建

由于影響區域內農產品雙邊貿易的因素眾多、機制復雜，現有的應用計量經濟學方法不僅難以刻畫政策的全局效應，而且缺乏對未來政策效果的預測；而一般均衡模型需考慮全部市場出清，方程組、數據和參數規模龐雜，不僅運算繁復、靈活性較差，且易出現系統性的“合成謬誤”導致計算結果準確性降低。本研究構建的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以邊境效應為研究對象，基于局部均衡分析框架，系統性地考察了“一帶一路”倡議對相關國家和地區農產品貿易影響的效應大小和機制，既能夠體現“一帶一路”倡議相關政策對區域農產品貿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整體影響和政策效果的動態變化，又能聚焦于貿易和產品市場，提升計算與模擬的效率和準確性，分析更加全面、嚴謹，更具前瞻性和政策意義。

本研究構建的GSIM模型僅需考慮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農產品市場的局部均衡，因此包含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三部分：考慮到研究對象僅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故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被合并為一個主體；同時，為考察中國國內不同地區間邊境效應變化的異質性特征，基于國家信息中心針對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的標準進一步將中國劃分為東北、華北、東南沿海、中部和西部5個地區(統計數據未含港、澳、臺地區，下同)(2)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華北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東省(市)；東南沿海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福建、海南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云南、貴州、四川、重慶、廣西、西藏自治區(省)。；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工業化藍皮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業化進程報告》[28]標準來確定。

基于微觀經濟學中的生產與價格理論，本研究中的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的主要框架為：1)通過代表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推導出產品的需求函數；2)通過代表性廠商的生產函數得到產品的供給函數；3)根據供給與需求相等的產品市場出清條件求得模型的局部均衡解[29-30]。最后，在局部均衡解的基礎上進行比較靜態分析，考察某個政策或外生沖擊對雙邊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囿于篇幅所限，以下僅介紹模型的基本框架結構和核心假設，并列出涉及貿易均衡和邊境效應的主要計算公式(見表1)(3)完整的模型計算公式、程序和算例等可參見Francois等[29-30]，Balistreri等[32]和Anderson等[22]。。本研究基于Armington假設：在一個開放的完全競爭市場中，國內各地區和其他國家可生產同類產品，但產品差異主要來源于產地的不同，即不同國家或地區生產的產品之間不可完全替代[31]。

表1 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主要計算公式

若開放經濟中存在n個不同的國家或地區，進口國從出口國進口同質但不完全可替代產品，則進口需求量可由出口國產品在進口國市場上的價格、除該出口國外其他國家或地區同類產品在進口國市場上的價格以及進口國對進口該產品的總支出3個變量來刻畫，其函數形式見表1中的式(1)(式中字母表示的變量含義如表2所示，下同)?；贏rmington假設，可以對式(1)應用?？怂购退估幕纸?，從而推導出進口國市場中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式(2))和源于不同出口國產品之間的交叉價格彈性(式(3))。

假設出口國對國際市場的產品供給是其出口的產品在國際市場價格的函數，而該價格受到產品在進口國市場中的價格、進出口國之間的貿易成本(包括進口國對出口國產品征收的關稅和運輸成本等)以及出口國產品的技術效率3個因素影響，見表1中的式(4)～(5)。結合(1)式進行微分，可以得到：1)出口國產品在進口國市場中的價格變化率取決于出口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化率、出口國技術效率以及進出口國家之間貿易成本的變化率；2)出口國的產品供給變化率受到國際市場價格變化率和供給彈性的影響；3)出口國產品在進口國市場的價格變化率和除該出口國外其他國家或地區同類產品在進口國市場上的價格變化率共同決定了進口國對出口國產品的需求變化率。

根據以上假設和推導，可以得到最終國際市場對出口國產品的需求變化率由出口國產品的價格變化率、替代產品的價格變化率、出口國技術效率以及進出口國家之間貿易成本的變化率決定。通過總需求等于總供給的市場出清恒等式，可以得出全球貿易的均衡條件(見表1中的式(6))，從而求出雙邊貿易在不同情境下的均衡解以測量邊境效應。

邊境效應的測量方法是基于Anderson等[22]提供的改進引力模型推導而來：首先利用包含多邊阻力的引力模型表示某一地區的貿易狀況，進而建立起有無貿易壁壘情形下的比較靜態分析框架，最后通過比較靜態分析計算雙邊貿易的邊境效應，這一過程見表1中的式(7)～(10)。式(7)是包含了貿易阻力的引力模型，由于雙邊貿易量不僅和兩國之間的貿易壁壘有關，而且和兩國與各自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壁壘也有關，傳統引力模型由于未能包含貿易阻力項，導致在模型估計和邊境效應的計算上出現偏差。鑒于此，本研究的比較靜態分析依式(9)進行，邊境效應可以表示為式(10)，其中BH表示進出口國之間的邊境效應，BB可由基期數據得到，NB則通過模型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模擬求出。

表2 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主要計算公式中的變量及含義

2 數據來源與模型參數

本研究構建的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所需實際貿易和經濟數據包括2005—2018年相應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進出口數據及消費數據、GDP數據、貿易成本數據和農業技術效率數據。其中，中國及5個區域農產品進出口數據來自國際貿易研究及決策支持系統(DRCnet ITRDS)海關統計數據庫①，選擇2位HS編碼01～24涵蓋的產品進出口額作為農產品貿易流量，5個區域的農產品貿易數據由各省數據加總而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貿易數據來源于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 COMTRADE)②；中國及5個區域農產品消費數據來自各年份《中國統計年鑒》中的農林牧產品銷售額數據[33]，5個區域的農產品消費數據由各省數據加總而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消費數據則利用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數據庫③中的農產品產出額+凈進口額近似計算得到。中國及5個區域GDP數據來自各年份《中國統計年鑒》[33]，5個區域的GDP數據由各省數據加總而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世界其他地區GDP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④。本研究將貿易成本主要分為關稅和運輸成本，其中世界各國關稅數據來源于世界綜合貿易方案(WITS)數據庫⑤；運輸成本則根據Whalley等[34]和宮同瑤等[27]的估算方法，采用進口額的5%近似計算得到。各國農產生產技術效率則來自Gong[35-36]的農業生產率計算結果。為考察“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后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邊境效應的變化情況，將上述數據依據“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時間劃分為“2005—2013年”和“2014—2018年”兩期，所有數據在加權基礎上依均值壓縮(Collapse)。此外，為通過反事實分析求出NB，還需利用實際數據模擬不存在邊境效應情境下的農產品貿易數據⑥。表3和表4分別提供了主要研究對象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實際農產品貿易額和貿易量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后的變化情況。

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中最關鍵的參數為進口需求彈性、出口供給彈性和產品替代彈性參數。根據進口需求彈性和出口供給彈性在GSIM模型中的定義并結合Kee等[37]和Simonovska等[38]提供的方法，本研究利用農產品貿易數據根據對數線性回歸模型求出；產品替代彈性參數則基于Gallaway等[39]和Feenstra等[40]已有文獻利用農產品貿易和消費數據通過協整分析和誤差修正回歸模型求出⑦。上述所有彈性具體數值如表4所示。模型中的其他動態份額參數等根據實際數據通過校準(Calibration)得到。在上述模型各參數的±0.25區間內進行了100次隨機取值測試以確保模型最終計算結果的穩健性。本研究使用GAMS軟件構建模型，采用混合互補問題(Mixed complementary problem，MCP)策略解決模型中線性和非線性方程組的混合求解問題，最終通過GAMS中的PATH求解器得到所有均衡解。

3 邊境效應分析

本節主要包含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通過上述構建的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利用2005—2013年和2014—2018年共14年兩期農產品貿易和經濟數據計算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及其變化趨勢，初步考察“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農產品雙邊貿易的影響，進而分析“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2005—2013年)和“一帶一路”倡議框架構建和政策實施初期(2014—2018年)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壁壘及其變化情況；第二部分以2018年后“一帶一路”倡議框架的成熟和具體政策措施的進一步深入推進為背景，同時考慮世界經濟發展、農業技術進步和農產品區域間需求偏好變動等實際情形，結合“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隨時間變化趨勢，設計了四種不同的模擬情境，模擬分析“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長期內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

①DRCnet ITRDS數據庫 http:∥trade.drcnet.com.cn。

②UN COMTRADE數據庫 http:∥unctadstat.unctad.org。

③FAO數據庫 http:∥www.fao.org。

④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⑤世界綜合貿易方案數據庫https:∥wits.worldbank.org。

⑥假設不存在貿易成本和雙邊貿易壁壘，各地區按其收入占世界收入的比例消費來自所有地區的產品。

⑦根據定義，進口需求彈性φij=dlnQij/dlnPij，Q、P分別表示進口需求量和進口價格；出口供給彈性δij=dlnqij/dlnpij，q、p分別表示出口需求量和出口價格；產品替代彈性σij=ln(Qij/Qi*)/(ln(Pij/Pi*)-ln[(1-μ)/μ])，Q*、P*和μ分別表示國內產品需求量、價格和市場份額。

表3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變化Table 3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trade val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表4 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替代彈性取值

3.1 邊境效應測算

在校準模型參數和敏感性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將GSIM模型計算出的模擬數據集作為無邊境效應存在情形下的反事實，來替換真實數據集校準的對應參數，求解理想狀態下的均衡貿易流NB；進而利用表1中的式(10)測算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如表5所示)。

從表5可以看出，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區域經濟的廣泛聯系和密切合作，2014—2018年間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相較于2013年之前降幅超過48.5%，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分地區來看，2014—2018年間我國國內各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雙邊效應、進口邊境和出口邊境效應都產生了明顯下降：倡議提出前中西部地區原有邊境效應大，邊境效應降幅也較大；華北地區和東北地區原有邊境效應較小，邊境效應降幅也較??；東南沿海地區原有邊境效應最小，而邊境效應降幅較大。除華北地區和西部地區以外，其他地區進口邊境的降幅普遍高于出口邊境的降幅。

具體而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雙邊效應由2005—2013年間的15.3，下降到2014—2018年間的7.9，這意味著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發展和完善以來，構成區域間農產品貿易的障礙減少了48.5%，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壁壘下降和雙邊貿易額增加有重要促進作用；而進口邊境相對于出口邊境更大的降幅說明五年間中國農產品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口貿易增長高于出口貿易增長，反映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完善，農產品區域進口依存度逐漸增加的趨勢。

就中國內部地區差異而言，相比于2005—2013年，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所有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雙邊貿易的邊境效應均呈下降趨勢。其中中部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由2005—2013年間的95.6下降至2014—2018年間的29.1，意味著中部地區雙邊貿易壁壘下降了約70%，西部地區的雙邊貿易壁壘在2014—2018年間也下降了61%左右，這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對中西部地區與相關國家農產品貿易的促進作用大于其他地區；雖然東南沿海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貿易壁壘最小，但雙邊貿易壁壘在2014—2018年間的降幅達到了51.5%，高于華北地區的34.9%和東北地區30.7%，體現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農產品貿易潛力，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同樣有助于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農業領域對外貿易的活躍。

表5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Table 5 Border effect of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就單邊效應而言，“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進出口邊境相較于2013年前分別下降了約53.3%和44.8%，說明在降低貿易壁壘、促進雙邊貿易整體增長的基礎上，“一帶一路”倡議更加有利于中國的農產品進口。這意味著中國進一步通過進口來滿足農產品需求的同時，也使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比較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反映了區域農產品市場分工和資源配置進一步完善和優化的過程。國內各地區的單邊效應變動情況與全國整體基本一致，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對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南沿海地區農產品進出口的促進作用均較為明顯，西部地區的進出口邊境效應降幅更是分別達到了約80.3%和53%，一方面表明中西部地區在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方面所擁有的農產品資源稟賦的優勢和地理區位優勢和“一帶一路”政策對中西部地區的拉動作用，另一方面表明沿海地區對區域農產品貿易的政策敏感性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的產業結構變化對農產品進出口需求增加；東北地區出口邊境和華北地區進出口邊境相對于其他地區較小的降幅既可能由于這些地區在農產品供需偏好、經濟發展水平或基礎設施建設的差異等稀釋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效果，也可能由于“一帶一路”倡議初期，配套政策不完善以及政策實施的地區失衡降低了“一帶一路”倡議的貿易促進作用。

3.2 模擬情境分析

上述兩期的邊境效應測算結果反映了“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和提出后5年框架構建初期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壁壘及其變化情況。為了進一步分析“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本研究結合《愿景與行動》提出的未來“一帶一路”倡議愿景和具體政策措施，以2018年以后區域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帶來的貿易成本下降，沿線貿易伙伴國家一定時期內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農業生產技術的普遍提升和各國各地區農產品本土偏好下降等情形為依據，分別設計了四種不同的模擬情境(如表6所示)，利用上述構建的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來模擬分析和預測不同情境下中國各地區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邊境效應的變化，藉此考察“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

表6 農產品貿易GSIM模型模擬情境設計

已有國際貿易相關理論和經驗研究表明，貿易成本對雙邊貿易具有顯著影響，貿易成本減少會降低雙邊貿易壁壘進而導致邊境效應減少[23,41-43]。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及其框架的逐步完善和政策的深入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聯系愈發密切，貿易成本將明顯降低，故本研究首先考慮模擬短期內貿易成本下降對邊境效應帶來的影響，貿易成本的變化通過模型的貿易成本影響因子T來反映。其次，中長期貿易伙伴的經濟增長和農業技術進步會通過進口替代等政策效應和農業產出增加等生產效應作用于農產品貿易，進而影響貿易的邊境效應[21,41,44]，故考慮將長期經濟增長和農業技術進步納入模擬情境，分別通過式(7)中GDP數值y和農業技術效率影響因子A的變化來反映。再次，農產品的本土偏好指的是消費者由于成本、文化習俗、口味等原因更傾向于消費本土生產的農產品，并且已有研究充分討論了本土偏好對雙邊貿易邊境效應可能產生的影響[22,26,34,45]，故考慮模擬長期各地農產品本土偏好的變化來考察其對邊境效應的影響，本土偏好通過模型需求函數中的份額參數θ來表示。表7報告了以2014—2018年間實際數據為預測基期的4種模擬情境預測結果。

由表7可知，在情境一的假設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邊境效應相對于2014—2018年間出現明顯減少：雙邊貿易成本降低20%，使得全國整體雙邊效應減少近30%，中部和西部地區減少最多(約40%)，東北地區減幅最小(約14.8%)；單邊效應也有較大程度減少，且除華北和西部地區外，出口邊境效應減少普遍多于進口效應。這意味著隨著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實與推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成本迅速下降，導致雙邊貿易壁壘進一步降低，反映在邊境效應的大幅度減少，并且呈現出一定的區域差異：中部和西部地區減少幅度較大，華北和東南沿海地區次之，東北地區最??；模擬結果同樣也反映出隨著政策實施、貿易成本下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逆差依然存在但差距縮小，說明中國農產品區域進口依存度降低。在情境二的假設下，同時考慮雙邊貿易成本的下降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未來經濟增長，邊境效應依然減少，但幅度相比情境一較?。喝珖w雙邊效應減少約21%，國內各地區減小幅度均低于30%，東北地區僅有9.9%的減幅；進出口單邊效應也呈現出相似的結果。這說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雙邊貿易壁壘上升從而增加邊境效應，可能由于其經濟增長帶來的國民收入水平提升更多作用于國內消費和投資，或者中亞和西亞等整體欠發達國家在獲得經濟初步增長后更多采取貿易保護政策等，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在情境三的條件下，農業技術進步帶來了情境二的前提下約29.7%的中國整體邊境效應減少，與情境一相比減少幅度增加了1%以上，國內各地區邊境效應也均減少20%—40%，除東南沿海地區外其他各地區差距進一步縮小，且整體進出口邊境效應基本相當。這意味著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持續提升改善了農產品的生產結構、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優勢農產品對外出口，使得國家之間利用貿易活動實現更高效的產品流通，這也會進一步縮小地區之間農產品貿易的不平等。在此基礎上，本土偏好降低也即情境四的假設意味著各國家和地區同種農產品異質性的減弱，這導致中國整體和國內各地區的邊境效應繼續減少約45.6%，并且使得全國層面出口邊境效應小于進口。

綜上所述，4種模擬情境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較2014—2018年間均出現明顯下降，說明未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框架的完善和具體政策的深入推進和持續實施，區域間的貿易壁壘會進一步降低，農產品雙邊貿易活動趨于活躍，貿易總額將持續增長。4種不同模擬情境對雙邊效應降低的貢獻大小排序為情境四(-45.6%)>情境三(-29.7%)>情境一(-28.4%)>情境二(-21.0%)，據此可得影響邊境效應的各因素變化對雙邊效應降低的貢獻大小排序為貿易成本下降(-28.4%)>本土偏好降低(-15.9%)>農業生產技術進步(-8.7%)，而貿易伙伴經濟增長則導致邊境效應上升(7.4%)。不同地區間邊境效應模擬預測結果差異較大，反映了地區間貿易水平發展不平衡的現實，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貿易水平迅速發展，而東北地區弱于其他地區，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這種差距也將逐漸縮小。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4.1 研究結論

本研究通過構建一個農產品貿易可計算局部均衡模型GSIM，利用2005—2018年相應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進出口數據及消費數據、GDP數據、貿易成本數據和農業技術效率數據，計算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農產品貿易的相關參數及其校準值，測度雙邊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及其變化趨勢，進而分析2014年后“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實施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同時，以“一帶一路”建設框架的成熟和具體政策措施的持續推進為背景，并考慮世界經濟發展、農業技術進步和農產品區域間需求偏好變動等實際情形，結合“一帶一路”實施時間變化趨勢，設置4種不同的模擬情境，模擬分析“一帶一路”的實施長期內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

表7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情境模擬

兩期邊境效應測算結果表明：第一，相較于2013年之前，“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相關政策實施使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雙邊農產品貿易的邊境效應下降了48.5%，也即“一帶一路”倡議顯著降低了雙邊貿易壁壘，結合這一時期的區域貿易市場和政策變化，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在一定程度上對雙邊農產品貿易產生了促進作用。第二，國內不同地區之間、單邊與雙邊效應之間變化均呈現一定差異，中西部地區邊境效應的減少多于東部地區，進口邊境效應的減少多于出口。4種模擬情境結果表明：第一，未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框架完善和政策實施，雙邊貿易壁壘會進一步降低，農產品貿易活動趨于活躍，貿易總額將持續增長。第二，貿易成本和本土偏好下降及農業技術進步均推動了邊境效應的降低；地區間貿易水平的差距將隨著“一帶一路”的實施逐漸縮小。與其他現有相關研究對比，本研究基于農產品貿易可計算局部均衡模型GSIM的邊境效應分析結果更加全面、準確，更加接近真實的雙邊貿易情況；根據“一帶一路”倡議相應條款、國際經濟和貿易狀況設計的情境模擬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于未來農產品雙邊貿易變化趨勢的有效預測。

4.2 政策啟示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可以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提供4點政策啟示：第一，貿易成本是阻礙農產品雙邊貿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框架完善和政策實施，中國應采取能夠降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邊境效應的政策，并在提升運力、規范貨物通關程序和建立農業標準化體系等方面加強合作，進一步降低雙邊貿易成本和非關稅壁壘，促進農產品雙邊貿易可持續發展。第二，農業技術進步可以顯著降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邊境效應，因此中國應加大農業領域的研發投入，促進農產品生產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以降低貿易壁壘，增加農產品雙邊貿易。第三，中國應通過培育知名農產品品牌和完善農產品質量檢測體系建設等方式，提高中國農產品品質和形象，增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中國農產品的偏好，促進雙邊貿易發展。第四，國內地區間邊境效應的差異制約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雙邊貿易，國家應整體統籌規劃、優化布局，形成地區間的貿易幫扶機制，促進各地區之間農產品生產、包裝和運輸等環節的分工協作，同時發揮本地區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提高各地區優勢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為區域農產品雙邊貿易增長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