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教師被污名化：現實困境與身份認同

徐 劍

(武漢體育學院 體育科技學院，武漢 430205)

網絡新媒體的產生和介入，對整個教育系統產生了巨大沖擊。尤其是學校體育教育外在形象的整體樣態發生了系統性變革，這一情況在關于體育教師的輿論上表現得十分明顯。有學者研究顯示，對體育教師形象的報道正呈現出正面和負面兩方面趨勢[1]。特別是負面的報道讓體育教師這個群體，正承受著許多來自行業內外的偏見[2]。通過對相關文獻資料和新聞報道的梳理發現，媒體對體育教師負面報道高達30.6%，這也直接引發了社會輿論強烈的關注，導致社會對體育教師“貼標簽”，以致污名化。體育教師身份被污名化的現象不是單純的體育教師與媒體之間的關系，還涉及社會、家庭、學校之間的話語空間生成。那么，體育教師遭遇污名化的根源是什么？

從學理研究角度來看，有關污名化研究的領域和主題眾多，主要集中于被污名主體及其原因探究方面，對于體育教師污名化的研究并不多見，僅有少數學者關注。如徐正旭、龔正偉認為是多種因素(社會心理、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及倫理道德等)共同導致體育教師污名化出現[3]。方曙光也認為是網絡媒體的推波助瀾使體育教師背上“暴力”“好色”的污名[4]。我國著名體育學者盧元鎮曾撰文《體育老師豈能污名》為體育教師發聲，呼吁社會正確、公平地去看待體育教師職業，消除對體育教師的偏見和歧視。本研究以新聞媒體中有關體育教師的報道或消息為研究對象，試圖探討體育教師污名化的成因及影響，以此提出“祛污”之策，以期達到重樹體育教師媒介形象的目的。

1 污名化：體育教師群體性遭遇之現狀

污名化的實質是一個社會群體對另一個社會群體低劣性的評判，其帶有嚴重的歧視和偏見[5]。污名的實施者們總是以道德來綁架被污名者，以此使得他們生成污名化的道德標簽?！百N標簽”是污名化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在網絡化的今天，為某個群體“貼標簽”已成為一種傾向，而學校教育也難逃于此，甚至愈演愈烈，體育教師也自然在所難免。為了使研究對象更加清晰和適于分析，通過對體育教師污名事件的信息進行搜索，列舉了近年來較受社會關注的體育教師被污名化事件(表1)。體育教師被污名化主要表現為道德形象、專業身份、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4個方面。

表1 近年來影響較大的體育教師被污名化事件

1.1 破壞性評議損傷了體育教師的道德形象

曾幾何時，體育教師在人們心中是“健康”“帥氣”“陽光”“堅強”“勇為”的代名詞。如被網友稱為“最牛體育教師”的云南白漢場中心小學體育教師畢首金從教30余年，通過對廢品的改造和加工，自制了8 000多件體育教學用具，其中36種還申請了發明專利。其事跡被多家媒體報道，受到社會的好評。類似這樣的新聞報道無疑對構建體育教師正面、積極的媒介形象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無形中強化和樹立了體育教師正面的道德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給體育教師職業發展注入新動力。然而，一旦有個別體育教師發生越軌行為，就被公眾冠以“敗類”等污名化的名稱，媒體也“添油加醋”，用標新立異、尖酸刻薄的字眼和標題，扭曲事實，將個別害群之馬的行徑擴展到整個體育教師群體身上，破壞體育教師的集體道德形象。污名化的過程是一個逐漸扭轉人的正常觀念的過程，破壞性評議在此起著重要的助推作用。一般來說，人們對一個群體整體印象的形成是較為復雜的，其中，社會認同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如很多人并沒有看見過農民工的行為失范或者動作越軌，然而當輿論評議出現時，就會不由自主地形成對農民工的道德認知。顯然，這是有失公允的，誤導了群眾對農民工的整體認知和了解。當前，體育教師也遭遇著類似的境況。

1.2 負面性型塑破壞了體育教師的專業身份

體育教師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正是網絡媒介對其的負面傳播。我國多數新聞媒體屬于企業性質，為了追求收視率和點擊量，有些媒體不惜違背道德和職業操守，有意識強化或刻畫體育教師“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文化基礎差”的形象[6]。而隨著媒介消費主義的盛行，受眾樂于在新聞媒介中尋得快感和刺激。在輿論傳播背景下，一些常見的教育教學理念、育人目標、課程模式等遭遇抵制和抨擊，其中很多抨擊并不是公正和理性的，而是一種帶有個人感性色彩的行為。如體育教師為提升學生專項技術水平進行“手把手”式教學，在某些媒體那里就生成了“體育教師性騷擾”“體育教師好色”等負面評語，進而引發對體育教師的負面評價：“這樣的體育老師道德敗壞”“這樣的體育教師誤人子弟”等等。值得深思的是，大多數人往往只是關注了信息的表層，便參與到群體評議中，眾多評議的理性與道義缺失影響了體育教師身份的合法性。

1.3 強制性施壓誤導了體育教師的自我認同

受社會壓力的影響，焦慮不安成為當下社會人的普遍性情緒，這時通過對某些群體實施污名化以緩釋精神壓力、宣泄情緒成為某些人的選擇，而這對于被污名化的群體來講，已經演變為一種強制性的道義施壓。如自稱弱者的學生、家長及社會支持性輿論認為：體育教師是強者，理應對學生的健康成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不是以弱者身份面對學生和家長。體育教師的行為一旦受到指責，“體育老師太不像話”“都是體育老師的錯”“體育老師素質低”等貶損性話語便隨之而來。本來是個別體育教師的行為失范，卻往往被放大到整個體育教師群體。輿論強制性施壓使得體育教師群體集體失聲和不知所措，甚至誤導體育教師群體的身份認同。正如有學者所言，體育教師之所以是整個教育領域的弱勢群體，是因為不平等的觀念和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引發了教師間的認知隔膜和肢體區隔[7]。

1.4 結構性偏見惡化了體育教師的社會認同

應該認識到，當前我國體育教師隊伍參差不齊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問題。當個別體育教師體罰、辱罵、毆打學生等負面報道出現時，體育教師群體便遭遇來自社會的大面積的負面評議，甚至是跟風盲從性的評價。當前，我國教育行業，如高考、擇校、就業等領域，一旦出現違法違規行為，總會引發公眾的焦慮，進而引發對整個教育行業的污名化。雖然其中的多數人是無意識的，但正是這種“集體無意識”，潛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如果發生判斷偏差就會加劇對個體的結構性偏見，學校體育亦是如此。例如，2012年江蘇某學校一男生跑步突發昏厥猝死，一時間多家新聞媒體跟風報道，更有媒體用偏激字眼報道此事件，從而引發了社會、家長以及學生對跑步的恐懼，一些家長更是極端地拒絕孩子再進行跑步活動，甚至有些學校也直接取消了體育課的長跑項目，這不僅加深了大眾對學校體育的質疑，也加深了對體育教師的誤解。在素質教育全面實施的背景下，以促進青少年體質健康為核心使命的體育教師遭遇到了諸多不公正的評價。而這種質疑和偏見，使體育教師“畏手畏腳”“謹小慎微”地從事體育教學工作，影響了其社會認同。

2 從“污名”到“泛污名化”：體育教師污名化的解釋路徑

“污名”一詞最早來源于古希臘，主要是指社會底層的奴隸或罪犯身體上的一種印記或標志，表明其低下的身份和不良名聲。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提出“污名”概念，并將其作為社會歧視的起點。他認為：“污名是一種社會特征，該特征使其擁有者在日常交往和社會互動中身份、社會信譽或社會價值受損?！蔽勖饕恰吧矸菔軗p”。被污名化的個體身份被貶低，遭到其他群體的排斥[8]。之后，Patrick Corrigan等學者對其理論進行了深化。Corrigan從心理學視角分析了污名化概念，他認為污名應該包括公眾污名和自我污名[9]。Bruce G. Link等人從污名的構成要素上將其分為標識差異、不良印象、主體性喪失和社會歧視[10]。眾多學者對污名概念的研究使其不斷豐富和發展。

當前學界對污名化的研究較為豐富，其表征范圍不斷擴大。譬如農民工、精神病患者、女博士、留守兒童等都是被污名化的群體。正是在這種“受損”的身份符號之下，被污名者在社會中其身份、信譽與價值等都會遭受歧視和排斥。對于體育教師群體而言，這種污名化已然表明社會群體對于體育教師的總體感知，并形成了以下兩個方面的基本判斷。一方面，體育教師與其他學科教師一樣，是文化的傳播者和文明精神的塑造者，是體育教育的耕耘者[11]。處于道德上的制高點，應該引領學生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因而體育教師的任何言行或道德事件都會受到關注和監督，其原因在于體育教師理應為人師表。另一方面，相對于家庭、社會而言，體育教師一般被認為處于“強勢地位”，因為學生體質達標與身體健康與否取決于體育教師的工作，家長與社會對學生身體健康的期望寄托在體育教師身上，這種“精神光環”迫使體育教師承載著神圣的責任與使命?；谶@兩個判斷，建構起了體育教師的“美好形象”，而越是這樣，體育教師就越容易遭受道義的沖擊和現實的挑戰。

一方面，體育教師所遭受的“污名”具有污名化的一般特征。一般來講，即任何個人或群體均存在遭遇污名的社會風險，而不再局限于特定人群。從這個角度來看，體育教師所遭受的污名僅僅是一個社會群體遭受污名的正?，F象。而另一方面，體育教師所遭受的“污名”正呈現出“泛污名化”的特征，即從個體的或少數體育教師推及更多的體育教師甚至整個職業群體。近年來，一些媒體為了博人眼球，使用一些藝術化、網絡化等手段矮化、丑化體育教師形象，一些所謂“專家”“嘉賓”也往往質疑和調侃體育教師工作。當教育的外延從學校體育不斷擴展后，社會輿論也將某些個案加以夸張放大，在放大個別污點的同時指斥整個體育教師隊伍“素質低下”。筆者曾就這一現象與很多體育教師進行交流，他們表示：這種“丑化”體育教師的行為，加重了體育教師的精神壓力。這種一般意義的“污名”實際上突出表明體育教師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正在社會轉型期遭遇著信任危機，實際上也是一種帶有社會性、群體性的“信任風險”。雖然輿論有其自身的價值判斷，然而將這些個別化的污點擴展到體育教師群體的社會現象，正呈現出與傳統的尊師重教風氣不相適應的特征，最終受害的不僅是體育教師，學生也將難以在被污名化的體育教師的引導下健康成長，家長、社會等均將受此影響。

3 祛除污名化：體育教師身份認同之策略

體育教師的身份主要依靠其在履行體育教育職責時，與其他體育教育主體的互動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確立和演繹[13]。污名化之痛說到底就是一種身份認同與身份建構的困境。在“污名”的身份籠罩之下，何以重塑自身發展的道德形象，樹立為人師表的道德尊嚴，是眾多體育教師亟待解決的課題。即便是在21世紀的中國社會，在“重文輕武”的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下，在“唯分數論”壓力下體育課淪為“副科”的窘境中，體育教師難以生成對自身身份認同的合理化解釋。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從行為、專業、關系3個方面來幫助體育教師確立身份認同以滿足社會對體育教師身份的期待。

3.1 行為自律是體育教師身份認同的重要前提

體育教師之所以被污名化，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個別教師存在言行失范現象。因此，走出污名化困境的關鍵在于體育教師自身?！皞€體的借鑒轉變將會提高社會各界對個體的認同程度，從而影響對個體所屬群體的認同度?！盵14]“以身作則”“為人師表”等師德師風要求讓我們認識到，體育教師群體的行為自律將成為解決污名化問題的基礎性路徑。但昭偉曾撰文呼吁，應該解除教師身上的傳統道德枷鎖。他認為“教師不應該去背負高規格的道德要求，而是和普通人一樣接受同一套道德規范的約束?！睆倪@個角度出發，科學而合理的價值觀對于體育教師形成專業化的價值判斷、科學化的專業選擇具有重要的導向功能，這種價值觀引導著體育教師行為的生成。在這種價值觀的引導下，只有不斷強化學校體育課程改革，重視廣大學生身體健康教育，進而提升體育教師的社會存在感和話語權，并以此約束和規范體育教師的行為，才能在新時代的學校體育教育結構中建構起體育教師的獨特身份。

3.2 專業自覺是體育教師身份認同的核心要旨

杜威于1935年在《教師和他的世界》中認為：報紙和無線電是灌輸群眾偏見的兩種最有力的手段，并由此呼吁學校的一大任務就是培養免疫性，使不受到其影響。學校所承載的這一使命更需要體育教師主動構建起專業自覺，生成對體育教師身份的專業化自覺，而這一過程所建構起的專業自覺正是維系體育教師長期執教的核心要旨。體育教師肩負著體育文化傳播和體育課程實施的雙重使命[15]。由此可見，體育教師社會責任重大。然而體育教師并未獲得與其他學科教師的相同回報?！巴げ煌辍薄绑w育課由其他老師代上”等情況時有發生，其根本原因就是體育教師職業專業性的缺失[16]。對于體育教育而言，體育教師所承擔的專業使命更加明確而具體，體育教師如何認識這一使命折射出的是體育教師對自身身份的認同。我們不應因為體育教師遭遇了污名化而遮蔽了體育教師所具備的專業特征，相反體育教師應更積極地關注自身專業。祛除體育教師專業的污名，并非要重建體育教師專業的“崇高”，而是要維護體育教師群體的“純凈”，即在全社會建構起體育教師身份的社會聲譽。

3.3 關系自為是體育教師身份認同的基礎路徑

媒體輿論對于體育教師的污名化已越演越烈。如果不加以遏制，勢必造成體育教師群體的“信心塌陷”，加劇體育教師與社會緊張程度，甚至會導致人們對整個學校體育教育喪失信心。應當看到，很多媒體在解構與闡釋體育教師行為的過程中，通過“以點帶面”、制造噱頭、夸大其詞等有失公允的言論對體育教師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而作為被解構對象的體育教師則因話語權缺失而被迫“沉默”，甚至呈現被邊緣化的趨向。當負面信息“霸占”了公共空間時，體育教師理應予以及時而有效的回應，切實維護體育教師在輿論中應有的主體地位。隨著全民健身的深入開展和社會對學校體育的日益重視，體育教師被賦予了重要的社會使命和教育職責，這也迫切需要體育教師努力與各方構建良好關系，從而為自身的身份認同創造條件。首先，體育教師要建立與學生、家長之間的信任關系，這種“信任”是維系雙方關系的重要紐帶，也是體育教師專業化的一種表現[16]。其次，體育教師要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顧淵彥認為“社區體育的發展需要體育教師的參與”。體育教師應抓住這一機遇，主動參與到社區的全民健身活動中去，組織宣傳、指導全民健身運動，發揮專業和技能積極回報社會，并在此過程中，收獲媒體和輿論的正面評價，以實際行動扭轉社會偏見，獲得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