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馮道

青禾

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的時期，時逢亂世，做人難，做官更難，做一個于心無愧的好官，就難上加難了。

馮道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好官。

馮道，字可道，生于唐中和二年（882年），卒于后周顯德元年（954年），活了73歲，壽與孔子同。他25歲時，唐亡;他死后4年，北宋立。他一生的大部分時光是在五代的動蕩中度過的。

在近50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余年”，是個有名的“不倒翁”。因此，封建史家說他“不忠”，“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彼运貌坏健拔呢憽?，或“文忠”的美名。

我想，這怪不得他。

皇帝走馬燈似的換，大都是一些由節度使搶得天下的野心家，忠于誰都不大合適。他只好忠于自己的良心。

他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p>

在另一首詩里又這樣寫道：“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豺虎叢中也立身?！?/p>

看來，這不只是說說而已。最少有幾件事可以證明。

第一，敢于直言。他先事幽州節度使劉守光為幕僚。劉守光是個殘暴的人，“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置於獄中”。事后唐莊宗時，有一次莊宗與首輔郭崇韜發生矛盾，“遽令道對面草詞，將示其眾”。馮道久久不肯落筆，從容勸說莊宗以大局為重，注重君臣團結，免為強敵所乘。敢于在皇帝盛怒之下犯顏直諫，史稱“人始重其膽量”。后唐明宗是五代比較清明的皇帝，有幾年連續豐收。明宗問他，“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他說，“農家歲兇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谷賤，豐兇皆病者，唯農家為然”。同時他用自己走山路小心而沒有摔倒，走平路大意而“俄至顛隕”的切身體會提醒皇帝，“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并引用晚唐詩人聶夷中的《傷田詩》，勸告明宗，時刻記住百姓的疾苦，使明宗十分感動。

由此可見，他的直諫精神不亞于魏征?？上麤]有魏征幸運，生不逢時。

第二，在民族災難深重時，他仍不忘黎民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百姓。天福十二年（947年），契丹攻入汴京，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問馮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說：“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北砻嫔洗蹬跻傻鹿?，實際上是希望他救救生民，用心良苦。所以后人評說，“人皆以謂契丹不至滅中國之人者，道一言之力也”。后來，馮道被俘北行至常山，與漢族軍民共同驅逐契丹守將嘉理，并“率同列，四處安撫”，使離亂中的百姓能“因事從宜，各安其所”。面對入侵者，奮起反抗是英雄，而像馮道這樣，用可能的方法來保護百姓，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后周太祖郭威向馮道問政，馮道給他送上一本他手抄的《貞觀政要》，說：“行節儉，去苛政，罷營田，舉賢能，天下太平?！惫俏宕鷷r期一位有作為的皇帝，可惜過早去世，第二年，馮道也去世了。

第三，他在明宗時，主持《九經》的雕版刻印，歷四朝，共22年，于他去世前一年，即后周廣順三年（953年）完成。由于他的努力，儒家經典《九經》得以“雕為印版，流布天下”。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出版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書稱，“五代刻書對后世影響最大的，自然是馮道”，這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

用現在的說法，這也許可以說是他的政治表現吧。

他的人品也不錯。他從小“不恥惡衣食”“為人能自刻苦為儉”“平生甚廉儉”。有幾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他在軍中，從不搞“特殊化”，睡在茅草房里，“不設床席，臥一束芻而已”，他把自己的俸祿拿出來，“與仆廝同器而食”。在他當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時，“聞父喪，即徒步見星以行，家人從后持衣囊追及之”。在家鄉，“遇歲儉，所得俸余，悉賑于鄉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用當今流行話說，既艱苦節儉，又不接受賄賂。二、他在軍中，諸將把搶來的美女送給他，他雖“不能卻”，卻把她們藏起來，然后“訪其主而還之”。在常山時，他自己已淪為俘虜，但“見有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訪其家以歸之”。這很見他的風格，既堅持原則，又講究策略。三、有一次，有個人因事在他的宰相府門前，破口大罵，左右數報，他假裝沒聽見，最后，他說：“此必醉耳?！卑涯莻€罵街的人請進來，“開尊設食”，沒有一點生氣的樣子。又有一次，有一個人在汴京市里賣驢，在驢的脖子上掛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馮道”。有人報告他，他說：“天下同名姓人有何限，但慮失驢訪主，又何怪哉！”真是“宰相肚里能撐船”。

難怪史稱他“以持重鎮俗為己任”。

馮道有《長樂老自敘》及《榮枯鑒》存世。

人無完人。生逢亂世，馮道已經相當不容易了。

（摘自《史趣：書里書外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