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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官兵高強度訓練前后心率及血壓與心理指標間關系的探究

2021-04-05 03:16曹曉蕓彭育紅馬彥卓盧軍麗汝磊生李潔齊書英丁超唐麗娜張春麗王冬梅
中國循證心血管醫學雜志 2021年1期
關鍵詞:兵種官兵彈性

曹曉蕓 ,彭育紅,馬彥卓,盧軍麗,汝磊生,李潔,齊書英,丁超,唐麗娜,張春麗,王冬梅

部隊官兵經常處于高強度的軍事訓練、執行特殊任務的環境中,運動應激是部隊官兵軍事生活中經常遇到的問題[1]。高強度運動導致的嚴重心律失常、心功能減低、心肌酶異常甚至運動性猝死等情況[2]。在特殊環境下,官兵們承受著更多的應激因素困擾,更容易發生運動性心臟損傷[3]。已有研究顯示,運動員的心理狀態對其訓練結果及比賽成績有重要影響,提示不同心理狀態的官兵對運動應激的承受能力可能存在差異,并對軍事訓練的效果有所影響。本研究對不同兵種的部隊官兵進行了心理量表評分,并測量高強度訓練前、后的心率及血壓數值,進行相關性分析,旨在通過探討:①不同兵種官兵的心理狀態有否差異?②心理狀態對訓練前、后的心率、血壓變化有否影響?②官兵的基礎狀況是否對訓練和心理狀態造成影響?其目的是為保障部隊官兵完成作訓任務提供有價值的生理及心理信息。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隨機選取某地區參訓官兵591名,均為男性,有效問卷509份,有效率86.13%。調查對象年齡為17~34歲(平均22.75±2.74歲),軍齡為9個月~14年(平均3.62±2.23年)。詳細登記官兵的基礎狀況(年齡、軍齡、入伍前學歷、婚育情況、有無子女、父母是否健在、有無吸煙飲酒、是否有過訓練傷、參加集訓次數,見表1),軍校生均為從部隊招收的干部學員。本研究經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參加研究的官兵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所有官兵2周內無急性感染史,無器質性心血管疾病史。

1.2 研究方法

1.2.1 心理彈性問卷所有入選官兵均在訓練前填寫心理問卷(CD-RISC),問卷由專業培訓的人員進行團體測試,受試者按統一指導語言自行填寫問卷,并當場收回。剔除漏答較多或者筆跡不清楚的問卷,得到有效問卷。心理彈性問卷(CD-RISC),采用0~4級計分,分別表示“完全不是這樣”、“很少這樣”、“有時這樣”、“經常這樣”、“幾乎總是這樣”,分數越高則回彈力越好。采用Likert 5級評分,分數范圍0~100。并依照張建新、余肖楠所建劃分法,將量表分為3維度,各維度條目分別為:①堅韌性: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②力量性:1、5、7、8、9、10、24、25;③樂觀性:2、3、4、6,得到堅韌性、力量性、樂觀性三個心理維度評分。本問卷總分與用于評估心理健康程度的癥狀自評量表SCL90總分有顯著負相關,表明該問卷信度較高。為研究評價問卷的效度計算一致性系數。發現堅韌性一致性α系數為0.91,力量一致性α系數為0.81,樂觀性一致性α系數為0.70,心理彈性總量表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94,表明問卷的效度較高。

1.2.2 訓練方法訓練采取跑步方式,將入選官兵分為訓練強度輕中重三組,進行訓練:強度輕度組完成5公里非武裝負重越野,強度中度組完成5公里武裝負重越野,強度重度組完成50公里非武裝負重越野。在訓練前及訓練后測量心率及血壓數據。

1.3 統計學分析采用SPSS 23.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平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類數據采用組間比較單因素方差分析(F值、P值),雙變量計量數據采用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r值、P值)探究變量之間相關關系。α=0.05為檢驗水準,P值<0.05認定為有差異。

2 結果

2.1 心理彈性總分與以往軍隊中調查情況比較本調查對象心理彈性總分(68.47±15.26)與2011年統計陸軍心理彈性總分(65.40±13.90)間具有顯著差異[5](P=0.003),提示本調查對象較2011年陸軍心理彈性水平升高。

2.2 各兵種間基礎狀況比較各個兵種在年齡、軍齡、學歷、吸煙、飲酒、是否有子女、訓練前舒張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是否已婚、父母是否健在、參加集訓次數、訓練前心率、收縮壓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兵種之間的心理彈性評分有明顯差異,高炮旅的各項心理彈性評分均較高(P<0.001)(表2)。

表1 各兵種間基礎狀況比較

表2 不同兵種心理彈性評分()

表2 不同兵種心理彈性評分()

注:與偵察營組比較,aP<0.05;與工兵組比較,bP<0.05;與軍校生組比較,cP<0.05

表3 不同兵種訓練前后心率及血壓的變化(Δ)比較

表4 訓練前、后的心率及血壓變化與心理彈性的關系

2.2 不同兵種訓練前、后的心率及血壓變化所有兵種訓練后的平均心率均增加,其中偵察營增加48.08±15.55 bpm,高炮旅增加12.28±10.56 bpm(P<0.001)。偵察營訓練后的平均收縮壓增加1.54±19.23 mmHg,其他的三個兵種均下降,軍校生下降的最多(-4.41±14.22 mmHg,P<0.01),平均舒張壓軍校生升高最大(4.23±12.04 mmHg),偵察營下降最大(-4.88±13.02 mmHg,P<0.001),平均動脈壓偵察營增加2.09±6.67 mmHg,軍校生下降-2.80±4.53 mmHg(P<0.001)(表3)。

2.3 訓練前、后的心率及血壓變化與心理彈性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心理彈性的各項指標均與訓練前、后的心率變化成負相關,心理彈性評分越高,訓練前、后的心率變化越小。樂觀性評分與訓練前、后的舒張壓及平均壓的變化呈負相關,而訓練前、后的收縮壓變化與心理彈性評分無相關性(表4)。

2.4 訓練前、后的心率及血壓變化與訓練強度的關系結果顯示,各組間的平均心率、血壓均有明顯差異(P均<0.01)。兩組間比較:5公里負重組訓練前、后的平均心率、收縮壓及平均動脈壓明顯增加(P均<0.01),平均舒張壓降低最明顯(P均<0.01)。而50公里組正相反,訓練前、后的平均心率、收縮壓及平均動脈壓降低最多,而平均舒張壓增加最多。5公里非負重組的心率血壓、變化在中間地帶(表5)。

2.5 心理彈性指標與個人基礎狀況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學歷與樂觀性評分有關(表6)。是否吸煙飲酒和心理彈性指標有關,不吸煙者心理彈性指標在于堅韌性以及樂觀性上更好,不飲酒者心理彈性指標在于力量性以及樂觀性上更好(表7),其他基礎狀況與心理彈性指標均無相關性。

2.6 訓練前、后的心率及血壓變化與個人基礎狀況的關系訓練前、后的心率變化與年齡、軍齡呈負相關(P均<0.001),舒張壓變化與年齡、軍齡成正相關(P均<0.001)。其他基礎狀況與心率及血壓變異性無相關性(表8)。

3 討論

3.1 心理彈性指標與訓練前、后心率及血壓變化的關系對于健康人來說,心率及血壓的變化是反映心臟做功狀態和自主神經系統活躍程度的指標之一。自主神經系統在靜息狀態下迷走神經系統占優勢,運動時,交感神經興奮性增加,迷走神經興奮性減少,腎上腺髓質及皮質分泌的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增加,并且抑制迷走神經興奮。運動后,迷走神經張力逐漸增加,并在心率調節、心率變異和心率恢復中起著重要作用[6]。目前認為,不良情緒會導致多種危害:①引起大腦皮層興奮抑制平衡失調,交感神經系統和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活化,血管收縮,血壓升高;②導致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的神經內分泌功能失調,誘發心律紊亂;③使血小板活性反應性升高;④誘發冠脈收縮、粥樣斑塊破裂;⑤使機體免疫系統功能發生紊亂,影響免疫系統對炎癥調控能力;⑥導致體內壓力感受器敏感性或功能下降,自身調節血壓變化的內平衡失調,從而導致高血壓患病風險增加[7-9]。既往研究顯示,運動可引起兒茶酚胺濃度大幅上升[10],并和受試主體的心理特征密切相關[11],高焦慮狀態的個體去甲腎上腺素的濃度顯著高于低焦慮狀態的個體。本研究發現心理彈性的各項指標均與訓練前、后心率變化呈顯著的負相關,即心理狀態越好,訓練前、后的心率變化越小,可能這部分官兵在訓練前無明顯的交感神經興奮現象,在訓練后自主神經系統調節較好,迷走神經興奮性恢復較快。而心理彈性指標與收縮壓無明顯相關性,僅樂觀性評分與訓練前、后的舒張壓及平均壓的變化呈負相關,可能是自主神經系統活性在心率上反應更明顯,而血壓的反應不明顯。因為對心率的影響因素中,自主神經系統占主導地位,而影響血壓的主要因素有心肌收縮力、外周血管阻力及血管的彈性,對于健康青年人來說,自主神經系統對血管彈性的影響較小,主要影響的是心肌收縮力和外周血管阻力,因此,血壓的變化沒有心率大。提示心理彈性指標的高低可明顯影響自主神經系統的調節。

表5 訓練前、后的心率及血壓變化與訓練強度的關系

表6 不同學歷的樂觀性評分

表7 受試者吸煙、飲酒和心理彈性指標關系

表8 訓練前、后的心率及血壓的變化與基礎狀況的相關性

3.2 個人基礎狀況與心理彈性指標的關系應激認知交互作用理論認為,心理應激由應激源、應激中介調節因素、應激反應三方面構成,心理應激反應的強度和類型不僅取決于刺激的性質與特點,還取決于介于刺激和反應之間的中介調節因素[12]。不同的人經歷同樣的壓力后,結果可能不同。心理彈性最早是由美國心理學家Anthony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指個體在面對困難或逆境時成功應對并良好適應的能力,亦被稱為“心理韌性”、“復原力”等。在逆境下能適應良好的因素包括個體因素、家庭因素、社區因素、文化和社會因素。本文采用Connor-Davidson心理彈性量表,共25個題目,包括堅韌性、力量性和樂觀性3個因子,能較全面的反映出官兵的心理變化。大量研究表明,堅韌的人格可以降低個體對應激的感受和軀體反應,Soderstrom等[13]發現人格的堅韌性越高,心理癥狀越少,即二者呈負相關。盧國華等[14]研究顯示,堅韌的人格能夠緩沖應激對心身健康帶來的負面影響。本研究發現,不同兵種的心理彈性評分明顯不同,高炮旅和軍校生的心理彈性各項評分均明顯高于其他兵種。進一步用簡單斜率分析法分析發現,不吸煙飲酒的人群普遍較吸煙飲酒的人群心理彈性得分更高。學歷最高的官兵,樂觀性得分也最高。但是,并不是學歷越低,得分越低,最低學歷(初中)者的樂觀性評分反而高于高中或中專學歷者。綜合分析,心理彈性指標評分高的官兵(高炮旅和軍校生)有以下特點,高學歷(占68.27%)、年齡偏大、吸煙飲酒者少、參加訓練次數多,這些因素可能改善心理狀態,使他們的心理素質更好。本研究還發現,年齡及軍齡與訓練前、后心率及血壓的變化有明顯的相關性,年齡越大或軍齡越長的官兵,訓練前、后的心率變化越小,但他們的舒張壓變化越大。而其他基礎狀況與訓練前、后心率及血壓的變化無明顯相關性。

3.3 兵種和訓練強度與訓練前、后心率及血壓的關系部隊官兵的個人體質是能否耐受訓練強度的基石,心率及血壓既可初步反映出個體基礎狀態的神經內分泌及心血管情況,又可以反映出運動后的體質代償能力,甚至病理狀況。既往研究顯示訓練有素的運動員,心臟的最大輸出量遠比一般人高,運動時可達35升以上,為靜息時的8倍左右。在靜息狀態下運動員較正常人心率低,心肌攝氧量較低,心臟處于良好的能量節省化狀態,并保持良好的心力儲備,有利于運動狀態下的充分動員。然而,個體的其他基礎狀況是否對運動的耐受性產生影響呢?一項在日本進行的調查研究顯示,在25~59歲的人群中,受教育程度和高收入與保持運動習慣正相關[15]。體育鍛煉會導致大腦中的神經遞質和激素水平,包括β-內啡肽、去甲腎上腺素、5-羥色胺和皮質醇這些激素和神經遞質可以促進幸福和提升情緒,應對壓力,以及改變疼痛感知[16,17]。本研究顯示,偵察營訓練后的平均收縮壓增加最多,平均舒張壓下降最大,平均動脈壓差最大。而軍校生恰好相反,平均收縮壓下降最大,平均舒張壓升高最小,平均動脈壓最小。在不同的訓練強度中,5公里負重組訓練前、后的心率、血壓增加最顯著(P均<0.01),5公里非負重組和50公里組間的心率、收縮壓比較無明顯差異??紤]負重短程訓練,既需要運動者的爆發力,也需要運動者的承受力,對心血管及自主神經系統代償的需求更大,因此,反映出心率和血壓的變化更大。而50公里越野,更主要的是體現出身體的耐力,對速度需求不高,并隨著時間的延長,身體機能進一步適應了運動過程。此外,少數官兵后期的跑步速度明顯減慢,甚至步行,因此,交感神經的張力逐漸減小,而迷走神經的張力逐漸增強,心率和血壓的變化減小。既往文獻也報道過,原發性高血壓患者接受中等強度有氧訓練,有助于降低血壓水平,其機制可能與血漿腎上腺素水平下降和迷走神經張力增強,使周圍血管阻力及血管收縮和擴張的應力下降[18,19]。由此也符合本研究的結果。

總之,和平時期的部隊官兵主要的任務是戰地訓練及軍事演習等,除了要有強壯的體魄以外,還要有良好的心理狀態。通過本研究提示,官兵們良好的基礎狀況和心理彈性指標對官兵們完成訓練有所幫助,因此,需要在軍事訓練過程中重視心理因素的影響,加強心理的疏導和宣教,戒除不良的生活方式,保障訓練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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