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經驗下的詩性找尋

馮祉艾

胡丘陵在詩歌創作方面受艾略特影響頗深，他的作品往往帶有濃厚的歷史意識與命運關懷，在疫情期間，他也仍然將主體情感與時代背景相統一，承載了公共空間內的責任使命。其最新長詩《戴著口罩的武漢》，以危困下的城市為觀照對象，建構了一個絕對的“大我”主體，提出了理性冷峻的時代批判與深沉濃厚的精神救贖。本文就將以艾略特的詩學原則為本，來解讀胡丘陵的長詩《戴著口罩的武漢》，試圖探討在新的意識形態下的詩歌美學與歷史重構。

在傳統的文學角度上來說，語言往往承載著理性與人道的真實力量，而在苦難的時刻，詩人的處境是痛苦的。一方面，文化姿態的風花雪月似乎成為了充斥著語言垃圾的精神沉默，但另一方面，沒有記錄的真實是另一種野蠻與困惑。無論如何，一切死亡都應當有冗長的回聲，否則，匱乏時代，詩人何為？

災難立場下的詩歌不可避免地承載了救贖的力量，文學在面對災難時，除卻記錄生命的哀愁，也應當成為時代的部署，具備歷史時序與共鳴創作的勾連。面對文化與真實的辯證關系，所有苦難的惶恐與悲哀都是值得被銘記的。詩從來不應該沉默，它既生機勃勃地代表了所有對春天的向往，亦承載著城市的哀慟。

胡丘陵的最新長詩《戴著口罩的武漢》，就在本真的語言中對人類所遭受的災難加以討論。不難看出，胡丘陵受艾略特的詩學原則影響甚大，無論是個體經驗在整體中的浮現與捍衛，還是其深沉的使命感與救贖性，都體現了一種與生活絕對的和解。詩人應當有這種敏銳，在公共危機的文學場域之下，如何平衡主體情感與“修辭”的災難，是每一個寫作者需要承擔的價值思考。

一、辯證詩學下的個體經驗與有機整體

作為一個學哲學出身的詩人，艾略特在詩學研究中始終保有著辯證的思維，偏向于對傳統秩序的認知以及對應物的理解，強調在文學自身問題上的內部批評，專注于作品本身。他也是第一個賦予“傳統”以時代魅力的人。在他的理論中，作家的寫作不僅僅依賴于獨創性，當然也不靠歷史維度，而是二者結合，需要在有機整體的狀態中進行創作乃至鑒賞。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個體經驗與時代環境的關系。當傳統被放置于歷史的時序之下，詩人就成為了當代時序與傳統圖譜的勾連點。事實上，歷史在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可以看作是某種對于過去的連續性相信，因而當前的現實危機也可以被看作是傳統秩序之中的嶄新的理想創新。

詩和現實是有距離的，然而作為詩人，將在目睹苦難的同時也擁有講述的特權，因此，他們在藝術的內部，必須不斷地將“感受的統一”來抑制個體情感與主觀主義。這一理念最初是由艾略特提出，在他對浪漫主義者的批駁中，他巧妙地升華了布萊德利哲學中的經驗準則，將原本的直接經驗替換為了“感覺”，也將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經驗聚合為了理性與感性的綜合。

當然，艾略特并非全盤否定詩人的主體性，而是希冀在創作法則的前提下克服主觀經驗，從而將零碎的思維片段形成訴說真實情感、能夠引發共鳴的真實藝術創作。感受和創造是有區別的，而公共事件下的語言爭論，往往就代表著對現實主義與人文關懷的捍衛。文學寫作者的傾聽與講述可以看作是文明的記錄，而創作主體被分解隱匿的背后，潛藏著更為深沉的追逐。

顯然，艾略特所強調的這種個體經驗與有機整體的融合也在胡丘陵的長詩創作中有所顯現：

木蘭從軍的城市

到處都開滿了木蘭

蜜蜂建好了一個個方倉

仿佛一場大型演習

不但能應對冠狀病毒

也能應對蘑菇一樣的毒氣

在墨爾本，一個返回廣州的航班

沒有一位旅客

每個座位上都坐著華人無償捐贈的救援物資

和一首《我和我的祖國》的歌曲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救治的時候

誰先進入武漢

誰就是真正的先進分子

疫情尚未消散，任何關于個人意識的獨斷闡述都將被公共空間壓縮，這種境況下的理性思索往往能夠更加切入痛點，成為超越個人自身情感的表達，在非個性的情境下轉化成普遍的真理。令人痛心的是，在這樣一個舉國上下齊心協力共同為了一個目標而奮斗的時刻，也依然有不法者借助公眾平臺力量，肆意發表言論，無質量的泛濫情緒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抗疫情緒，因此，胡丘陵在長詩中所顯現的正能量基調更顯得尤為珍貴。在詩歌中，胡丘陵將諸多個人情感的釋放投射到了武漢的諸多普遍意象之中。在抽象的符號形式之下，與疫情本身的諸多素材保留了一定的隔絕，同時也以充分的情感來伸張了自我個性化的真實理解。華人的物資以及《我和我的祖國》、進入武漢的先進分子等等，都代表著光明意識形態下的人性光輝與生命力量。

木蘭的城市開滿了木蘭、蜜蜂建好了方倉、航班帶來了物資、諸多站在客觀物上的情感延續扭轉了原本的感官印象，個體經驗與時代整體實現了思想與真理上的完全統一，而諸多片段式意象在整體的時代框架中呈現了一種對日常世界的純粹表達，從而克服了主觀上的分裂，在藝術價值上創立了一個人文關懷與歷史意義并存的新世界。

二、語言重構下的超自然感覺

艾略特和龐德的共同特點都在于強調語言本身的魅力，在他們認知中，往往不僅將語言作為象征物，而是重構了其語序，試圖在復雜的構造之下提供一種對現實的全新體驗。艾略特主張現代主義詩歌應當注重用精確的意象和語言來傳達情感，而龐德則主張的是在瞬間呈現一個理性和感情的復雜體。

事實上，詩歌由于其文體以及篇幅的設定，往往也應當在理性的分辨之下恰當地宣泄自我情緒。這種對意象的注重也同樣地影響了中國的現代詩歌創作。當然，從中國古典的詩歌來說，我們很早就在強調詩歌的意趣與理學的相伴相生。諸多繁復的意象以及遣詞用典所帶來的超自然感覺也加強了對詩歌主體的修辭，而從另一種層面上來說，這種意象上的含蓄選擇以及創作過程中的自我規范，也與我們前文所談到的個體經驗剝離有著因果的聯系。而龐德在意象上的尋找也同樣對我們提出了回歸傳統詩學的啟示，在他看來，藝術是絕對精神的“傳播者”，而創作意志上的初始意志也能夠令世界在光怪陸離的境況下挖掘出重啟的可能。

龐德在詩歌中擅長利用超自然的形象來展現戲劇性的場景，用以強調人的情緒和精神。而抽象的意識下，通過主體與客體的轉換以及意象上的遁化，都彌漫著感覺與理智的統一。

在四十年代的中國翻譯界，大部分詩人受到艾略特等現代主義詩歌的影響是十分深厚的，他們大多強調在非現實感的境況中去尋找現實主義的延展與象征，而在意象的運用上也大多運用了擴展的思維，以外界的景物來為自我經驗張本。

在前文中提到過，在公共危機之下，任何個體的經驗都是不完善的，而語言上的重構與情感上的傳達能夠幫助超越這些經驗構成的內在機制。胡丘陵的長詩就顯現了這樣一種個人熱情與社會思想上的絕對和諧，他并未強調信仰，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來闡述希望的可能：

門，緊緊關閉

貝多芬的音符來敲，也不開

希望買菜的籃子

都長出翅膀

只有氣球和氣球能去超市

只有風箏和風箏能走親戚

螞蟻螞蟻，你早點過來

為我運一些糧食，供應冬天

每個人都遺失了一個春節

想自己將自己招領回來

在當前的狀況下，盡管疫情嚴峻，生與死的緊張氣氛時刻地威脅著每一個人，但從目前的發展來看，在中央的緊急部署以及齊頭并進之下，我們仍然應該對未來充滿希望。當城市中的諸多個體和感受被劃為通俗的文學意象，運用諸多成熟的文明典故來闡釋艱難狀況下的感受力。

氣球與氣球、風箏與風箏，這些意象在交錯的審美維度中超越了原有的時代意義，成就了流動的、創新的先鋒表達。盡管在崩塌的境況下，試圖談論浪漫是虛偽的，然而，現代詩人的敏感被社會環境的騷動貫穿拆解，神圣的生命感官被簡單普遍的意象分裂，轉而回到了統一的歷史承擔之中。正如艾略特的尋根意識中對傳統的辯證看法所展現的那樣：他是故土的放逐者，也是古老傳統的追逐者。而胡丘陵也將在這種浪漫反諷的現代經驗秩序下使得原本的個人感受成為了其敘述經驗下的客觀對應。

三、尋覓神性的皈依與救贖

艾略特是較早提出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的詩人，在二十世紀初的戰后世界中，隨著上帝的“死去”和諸多永恒事物的消亡，文明與政治理想乃至于市民信仰成為了共通的社會責任感。艾略特從《荒原》到《四個四重奏》的轉變，實際上就顯現了一種虛無主義的消極經驗到豐厚底蘊的生活啟示的升華。他試圖以藝術的姿態來介入現實世界，表現更具生命力的溫情與美好。

這也是我們認為的詩歌在危機年代的表達方式，在艾略特的時代，現代資本主義橫流，充滿暴力與災難，而詩人作出了向上的選擇，他并不為意識形態上的世俗所控制，而是在神性的尋覓中關注到了推進民族語言的使命感。

這成為了影響諸多現代主義詩人的“救贖意識”，事實上，從存在主義起，人們就開始對“上帝死去”之后的世界永恒提出拷問，而藝術家也再次自覺地開啟了對時代的引導以及在感受力上的尋覓。如何在信仰荒蕪的年代探尋皈依，這是詩人能夠在文學世界中構建的美妙烏托邦。

而同樣的，在嚴峻的疫情以及死亡的盯視之下，對苦難的耐心以及對希望的珍視也成為了胡丘陵的長詩中書寫的命題。當然，這種書寫與艾略特所闡釋的烏托邦還有所不同。艾略特在時代的消極影響下，只能轉向文學尋找向上的可能，而胡丘陵則是在現實的光明下，不斷提出嶄新的熱望。盡管在長詩中，他闡述了諸多真實的慘烈，卻也在最后，在一個極為固化的情緒中延續了自我對希望的救贖。詩歌從來不僅僅是風花雪月，但在文化背后，唯有這些嶄新的浪漫才能承載永恒的生之向往。

胡丘陵在詩歌的最后，或直接或間接地標舉了美好愿景的生命力：

我捂熱凍僵的桃花

包扎好流血的傷口

脫下口罩后

敲響隔壁的房門

邀請整個樓棟的陌生人

來一場盛宴

……

不管什么樣的疾病

都能夠得到治療

有錢沒錢，都能夠住進醫院

不論醫術高低

都不能讓目光絕望

那些沒時間寫論文

天天挽救生命的專家

也可以成為院士

火神山雷神山啊

不論什么疫病，都不要

再給建設者

這種創造奇跡的機會

但愿手術刀

能夠替代所有的大刀

但愿一瓶一瓶的液體

能夠澆灌將軍肩章上的花朵

作為社會性的生物，任何人都無法逃避現實世界孤芳自賞。無論是對苦難的自省批判還是對烏托邦的救贖熱望，都是歷史時期的文明選擇?！洞髦谡值奈錆h》所顯現的就是這樣一個對社會危機的積極傾聽，當舉國之力為了同樣一件事奮斗的時候，文化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因此，為藝術而藝術在當前的寫作狀態下是被規避的。然而，我們必須要明白，詩歌的職責是聽從內心的聲音，并且為人民而書寫，來對現實年代產生影響。時代在劇變，而詩人能夠做的是在信仰焦慮的狀況下，改善民族的感受性，將藝術的社會功能最大化，去推進同時代人的文明秩序。所謂神性的尋覓，其實是以一種悲憫的姿態來思考文明的意義。

艱難時世之下，我們理應重新規劃藝術與政治的關系。誠然，作為擁有基本感情的個體，我們應當有內在的本真與堅守。藝術永遠是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文明的意義往往因時代而偉大，每一個時代所勾連的文化浪潮與社會感受都是藝術家能夠書寫的最為蓬勃的希望，也正是在正確的指揮與部署之下，我們才能夠為武漢寫一首關于春天的長詩。

責任編輯：易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