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應當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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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紀，大學就是這樣教授和學生的聯合體，教師就是一切，而校舍則無關要緊。

在科學發展史上，由大學生甚至是無學歷的人，作出重大發現或發明的事例并不鮮見。因此，創新型的大學，必須堅持科研走在教學的前面，因材施教，在研究中增長智慧與才干。

創辦Udacity的斯隆教授認為，慕課比預想的要糟糕，甚至是失敗的，因為課程完成率不到10%，這怎么算是成功呢？

我曾經在《南方周末》發表了《大學應該怎么上？》一文（1），其實大學怎么上與大學應當怎么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有了開明的辦學思想，就會實施新穎的辦學模式，隨之就會出現生動活潑的學習局面，優秀的人才也就會脫穎而出。反之，如果按照沿襲近千年傳統僵化的模式辦學，就會使大學陷入一潭死水，只可能制造生產流水線規格相同的產品，而最有才華的人才將會被扼殺。

科技巨變，大學卻沒跟上腳步

世界大學已經走過了近千年的歷史，于1088年誕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亞大學，被稱為“世界大學之母”。在中世紀，大學是怎么誕生的呢？　根據荷裔美國作家房龍的說法是，一個學者說他發明了一個偉大的真理，必須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他人。于是，一批年輕人聚集到他的周圍，大學就這樣誕生了。在中世紀，大學就是這樣教授和學生的聯合體，教師就是一切，而校舍則無關要緊。（2）

到了文藝復興以后，大學的規模越來越大，辦學條件越來越苛刻，首先必須在銀行存入一大筆錢，用這筆錢建設校舍、實驗室、宿舍，聘請有專業知識的教師，舉行入學考試。

在漫長的歷史中，大學經歷了從中世紀大學、紐曼理念時代的大學、洪堡模式的大學、范海思實用主義的大學到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四功能說的演變。其中，影響時間最長的是紐曼大學理念，維持了大約六百余年，但影響最大的是洪堡大學模式，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各大學追求的主導的辦學模式。

當今，大學的體制、學制和專業結構，大體上是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形成的，迄今已經有三百多年了。然而，在此期間科學技術和工業發生急劇的變化，先后經歷了蒸汽機、電氣、原子能、新技術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時代，但大學教育卻沒有相應地發生變革，以至于成為最保守的領域。對此，美國edX（編者注：慕課平臺）首任總裁阿南特·阿加瓦爾（Anant Agarwal）批評說：“教育在過去500年基本上（本質上）沒有什么變化，上一次變革是印刷機和教科書出現?！泵绹鳻大獎創始人、奇點大學執行主席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也尖銳地批評說：“標準化是教育的原則，統一性是教育預期的結果。同一年級的學生使用相同的教材，參加相同的考試，教學效果也按照同樣的考核尺度評估。學校以工廠為模仿的對象，每一天被分割為若干時間段，每段時間的開始和結果都以敲鐘為號?！保?）

有鑒于此，世界高等教育界的一些有識之士，率先開始對高等教育進行大膽的改革嘗試，據我看到的資料，近十年發生在美國的改革就有多起。

2009年在硅谷創辦了奇點大學，它是由美國NASA和Google合辦的，旨在培養未來的商業和科技精英。2011年，先后由斯坦福大學計算機教授塞巴蒂安·斯隆等人創辦的Udacity、Coursera、edX的線上教學平臺，從而掀起了慕課（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簡稱MOOC）的浪潮。2014年，密涅瓦大學（Minerva Project）在舊金山創辦，這是一所顛覆傳統的四無大學，旨在招收全球最有智慧和最有進取心的學生，以在世界7個城市游學的方式，進行全新的教育體驗。

2018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發布了《斯坦福大學2025計劃》，準備創立開環（open loop university）大學，開展更加個性化和人性化的教育。2020年哈佛大學等常春藤大學聯盟發表聯合聲明，計劃從2021年開始，將取消SAT、ACT等標準考試，按照新的標準錄取學生，這個改革方案得到了美國半數大學的響應，體現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潮流勢不可擋。這些改革的特點，在辦學形式上，體現多樣化；在教育制度上，更趨于人性化；在管理上，強調個性化。

創新型大學，科研必須走在教學前面

面對世界高等教育巨變的形勢，我愿意將我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己之見和盤托出，以引起我國教育界的同仁們討論和爭鳴，最終形成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方案。我的指導思想是必須顛覆傳統大學的窠臼，創建嶄新的大學模式。概括起來，我的改革措施有以下幾項：

承認智力差別，實行彈性學制。所謂學制是指學校的教育制度，有時也專門指在學校學習的年限。歐洲的大學學制大約始于19世紀20年代英國的“新大學運動”，而中國的學制始于1902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頒布的《壬寅學制》（4）。我們姑且不論歐洲的學制，即使從壬寅學制算起，至今也有近一百二十年的歷史了。很顯然，這種幾百年一成不變的僵化學制，已經不適應不斷變化形勢的需要了。

我倡導彈性學制的根據，在客觀上人的智力是有差別的，而在主觀上人的能動性更是因人而異的。傳統的學制是以學習者的年齡來劃分的，但同一年齡的人，其智力和學習能力差別是很大的。在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人們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有初中生考取大學的，也有高一考上大學的，有初中被破格考取研究生的，也有高中畢業生考取研究生的，而這些人甚至比大多數按部就班升學的人更為優秀。

基于這些成功的經驗，在大學實行彈性學制是完全可行的，是符合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規律的。我倡導的彈性學制與實行文憑制是相匹配的。新型的大學總共可設置五個文憑，分別是二年?？?、三年大專、四年本科、碩士科、博士科等。一個學生入校以后，根據自己的學習能力，經過相關的考核，有權注冊在任何階段的學習，也有權可以在任何階段終止學業。只要達到每個文憑規定的具體的要求，學校將頒發相應階段的文憑，這既尊重了學生的自愿，又有利于發揮教育資源的作用。

第二，尊重學生志趣，實行滾動專業。專業的劃分既要符合科學分類的原則，又要適應產業發展的需要。就大學生學習而言，專業的選擇必須符合他們的興趣，只有當他們選其所愛，學其所愛，他們才會執著地去追求，最后方能成為某一方面的精深的專業人才。但是，現在大學錄取學生，并不能做到學其所愛，以至于相當多學生的志趣被扼殺，因此，我倡導實行專業滾動制度，一個學生入校后不受所錄取專業的限制，他們可以適時地轉到任何專業學習，甚至可以一轉再轉，直至他們滿意為止。

第三，顛覆傳統課堂，堅持自學為主。約翰·赫爾巴特是德國著名的教育學家，是現代教育學之父，他于19世紀創立了“以課堂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以書本為中心”的教育體系，迄今已有兩百多年了。這種教學體系早已過時，必須大力改革。自學是一種古老的學習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人類的學習歷史，就是始于自學，將來必須再回歸到自學的方法上。古往今來，一切大學問家，他們的學識都是自學而來的，絕非是課堂教出來的。開明的大學應當實行開放課堂，提倡自學為主，來者不拒，去者不究，來去自由。

第四，科研帶動教學，培育創造能力。要打破人為地把教學與科研截然分開的做法，盡早讓學生進入到學術研究領域。教學與科研走的是兩條不同路徑，課堂講授是傳授前人已知的知識，照著前人的路走；而科學研究是探索未知，是走自己設計的路。在科學發展史上，由大學生甚至是無學歷的人，作出重大發現或發明的事例并不鮮見。因此，創新型的大學，必須堅持科研走在教學的前面，因材施教，在研究中增長智慧與才干。

第五，完全開放校園，游學增長智慧。新型的大學，應當是為全社會培育人才的，無論是私立或公立大學，他們都是造福于社稷。因此，大學不再隸屬一城一校，普遍提倡游學制度，各大學都要為游學者提供方便，認同他們在游學中所取得的學分和學術成果。同時，各校的教授們，也要慧眼識才，集天下英才而教之。在我國古代，游學是一種獨創的制度，也可以說是我國教育領域里的一朵奇葩。游學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春申君列傳》，其中寫道：“游學博聞，蓋謂其游學，所以能博聞也?！蔽覈糯鷮W富五車的大學問家，幾乎都是“游士”，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他們治學的最高境界。美國密涅瓦大學創辦于2013年，它是一所顛覆傳統的“四無”大學，讓最有智慧和最有進取心的學生真正獲得國際的體驗。它就借鑒了我國古代的游學制度，讓學生在四年中到7個不同國家的大學游學，開闊他們的國際視野，接受不同文化的熏陶，使他們成為未來的學術領袖人物。游學制本是我國的國粹，它已經走出了國門，我們為何不使其發揚光大呢？

第六，線上線下結合，各自揚長避短。在人類諸多的重大發明中，從來沒有哪一項技術像網絡技術發展得如此之快，對生產、商業、生活甚至思維方式的影響如此之大，但是，參與發明個人電腦的天才發明家史蒂夫·喬布斯在逝世前幾天感嘆地說：“為什么計算機改變了幾乎所有的領域，卻唯獨對教育的影響小得令人吃驚？”（5）這就是被人們稱為的喬布斯之問，它既說明了教育的保守性，又說明教育改革的復雜性。

隨后，人們從不同的角度試圖回答和破解這個問題，但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頭腦的碰撞”，網絡不可替代

也許是受到喬布斯之問的激勵，或者是巧合，201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學院教授塞巴蒂安·斯隆毅然辭去教授職務，創辦了Udacity（猶達學城或線上大學），網上講授《人工智能導論》，選修課程者有一百六十多萬人。緊接著，同樣也是來自斯坦福大學的Andrew Ng（吳恩達）創建了Coursera；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合辦edX，形成了美國在線教育三大平臺，瞬間掀起了慕課教育（MOOC）的浪潮，因此2012年被稱為是慕課年。美國《國家利益》雜志在2013年預言：“在未來50年內，美國4500所大學將會消失一半?！?6）但是，這個預言并不準確，創辦Udacity的斯隆教授更為冷靜。他認為，慕課比預想的要糟糕，甚至是失敗的，因為課程完成率不到10%，這怎么算是成功呢？

我們應當看到，網絡教學的出現，的確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把它引入到教學中是必然的趨勢。線上教學的優點是非常明顯的，如學習資源豐富，不受校際、地域和國別的限制，學習者享有充分的選擇權和時間的支配權等等。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無論是辦學者或是求學者，他們對實體大學的崇拜和依戀是無法割舍掉的。實事求是地說，未來實體大學未必會消亡，因為心靈的交流或者“頭腦的碰撞”是網絡不可能替代的。正確的方法是將線上與線下教學結合起來，實行優勢互補，形成一種混合式的教學模式。概括地說，這個新的模式就由“三中心”向“三為主”轉變，即由課堂為中心轉為以網絡為主，由教師為中心轉為以學習者為主，由以書本為中心轉為線上平臺為主。

教學模式的轉變，必然對教師的功能重新定位，這個轉變是全面的、根本的。他們不再是知識的傳授者，而是學生學習的促進者；不再是傳統課堂的維護者，而是虛擬課堂的創新者；不再是師道尊嚴者，而是能者為師；不再是發號施令者，而是導演和教練員；不再是掌握生殺予奪的考官，而是公平的裁判員；不再是單純的教書匠，同時也是科學研究的導師。為了實現這些轉變，每個教師必須重新學習，先當學生，后當先生。網絡技術的普及，使幾乎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了。

總之，顛覆傳統大學的體制，遠非以上幾個方面，如果要真正顛覆傳統大學體制，諸如招生與錄取、研究生導師的遴選、學生學業成績的考評，以及管理制度等都需要進行相應的改革。不過我認為，以上六點是改革的重點，抓好這些改革猶如提綱挈領，能夠起到一石激起千層浪的作用。這些改革措施，無論是與密涅瓦大學的改革舉措或是與《斯坦福2025年計劃》相比都毫不遜色，甚至比他們更具有超前性。

（作者系教育家、武漢大學原校長。文章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輯添加，本文不代表本報立場）

注釋：

（1）劉道玉：“大學究竟應當怎么上？”，《南方周末》2020年10月22日。

（2）[美]亨德里克·房龍著：《人類的故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88年12月，第221-222頁。

（3）彼得·戴曼迪斯、史蒂芬·科特勒著：《財富：改變人類未來的四大力量》，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4）張百熙：《欽定學堂章程》，1902年。

（5）王慶環：《光明日報》2015年12月8日。

（6）《人民日報》2014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