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廈之材,本出幽谷

孫勁松

[摘 要]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歷代帝王對佛教在扶植與限制之間游走，從慰藉心靈、安定民心的角度，需要發展與扶植佛教;而佛教得到扶植以后，又會吸納人口、聚集錢財、滋生腐敗，政府從維護國家稅賦、把握財富控制權等角度會限制乃至打擊佛教。帝王的個人偏好又會讓扶植或者限制變得難以琢磨。從達摩來華到唐宣宗恢復佛教，禪宗經過三百余年發展，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主要原因在于禪宗貫徹達摩 “功德黑暗、常相隨逐”的告誡，與封建帝王、權勢富貴保持距離。正如五祖弘忍所言：“大廈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間有也。以遠離人故，不被刀斧損斫?！?/p>

[關鍵詞] 早期禪宗;興盛;探究

[中圖分類號]B946.5[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21）02—0023—07

The Pillars Comefrom the Deep Valley

——Research on the Prosperity of the Early Zen

SUN Jingso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After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Chinese emperors alwayshesitated about supporting or restricting Buddh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forting the soul and stabilizing people's hearts， Chinese emperors hadto support Buddhism. When Buddhism was supported， it would lead to absorbpopulation， gather property and breed corruption. So the government would restrict and even crack down on Buddhism for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tax and controlling wealth. Meanwhile， the emperor's personal preferences could also lendsupport or impose restrictions. From the time Bodhidharma came to China to restore Buddhism by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Zen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Buddhism after more than 30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Zen adheredto Bodhidharma's admonition that merits and darkness often appear together and kept a distance from emperors and powerful people. As Hongren said， the pillars come from the valley instead of the humansettlements. Because the pillars are far away from people， they are not cut down by knives.

Key words： early Zen; prosperity; research

佛教傳入中國，到魏晉時期已經很有基礎。晉懷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79歲高齡的佛圖澄來到洛陽，在亂世之中以神異現象折服后趙的皇帝石勒，其后的幾十年中，他主持建造佛寺893座，培養弟子數千人。但是歷史證明，僅僅走上層路線，對于佛教的長遠發展并沒有什么好處。佛圖澄公元348年去世，公元350年后趙滅亡，冉閔篡位建立魏國，僧人法饒教之以軍國大計，不驗而被殺，致使魏國境內佛教徒普遭厄運。佛圖澄的徒弟道安帶弟子從鄴地逃往襄陽，行至新野，謂徒從曰：“今遭兇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p>

僧慧皎編撰：《高僧傳》，《大正藏》第 50 冊，第351頁下，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年出版。道安法師指出，不依靠封建政權很難傳播佛法，但僅僅依靠他們也不行，真正的佛教傳播一定要向民間，即“教化之體，宜令廣布”，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才行。在其后的一兩百年之間，佛教還經歷了東晉權臣桓玄“沙汰眾僧教令”（公元402年）、廬山慧遠“沙門不敬王者”（公元403-404年）、鳩摩羅什譯經（公元401-409年）、北魏太武帝滅佛（公元444年）、南梁武帝佞佛（公元502-549）等事件。在太平時期，佛教蓬勃發展，寺廟接受捐獻，僧侶免稅賦徭役，經濟、政治地位都比較高。佛教既聚民心、又聚財產，許多人出家的動因由最初的宗教情感轉變為包含免賦稅、避徭役、躲兵役等多種原因。而兵源、勞動力與財產又屬于世俗政權的基本利益，佛教積累了過多的人財物，必然會產生奢靡腐化、濫竽充數等問題，必然對世俗政權構成威脅。這些又成為政府管制、廢黜佛教的起因。一放就亂、一管就死，政教關系在放與管之間游蕩。禪宗的初祖達摩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來到中國。

一 禪宗六代祖師不為帝師

《神會和尚禪話錄》記載，有人問，神秀禪師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為何不能稱為六祖？神會和尚回答：“從達摩已下至能和上，六代大師，無有一人為帝師者?！边@句話體現出禪宗早期對于政治權力的疏離態度。

《五燈會元》記載達摩的師父般若多羅曾囑咐達摩將來要去中國傳播佛教，“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晁?，獲菩提者不可勝數”

普濟編撰：《五燈會元》，《乾隆大藏經》第145冊，第429頁，中國書店2009年出版。。達摩晚年告訴慧可：“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p>

普濟編撰：《五燈會元》，《乾隆大藏經》第145冊，第436頁，中國書店2009年出版。根據這些說法，達摩和他的師父都是遠見卓識之人，已經預判出中國是大乘佛教興盛之地，但達摩來華后的歷程卻異?？部?，他于梁武帝普通年間（公元520-527）自南印度經廣州抵梁朝首都建業。達摩一路走來，對于南梁的風土人情、佛教發展應該有所了解，看到政權扶植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表面繁榮，也會看到這里面隱含的危機。梁武帝蕭衍（公元464- 549）于公元 502年建立南梁，有“皇帝菩薩”之稱，經常在朝廷對大臣宣講佛經。梁武帝與達摩相見之后，便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達摩實話實說：“并無功德?！?/p>

普濟編撰：《五燈會元》，《乾隆大藏經》第145冊，第435頁，中國書店2009年出版。這段對話之中，武帝自稱“朕”，顯示高高在上的帝王之尊，他不是以居士的身份向印度高僧求教佛理，也不是對有沒有功德有真正的疑問，只是期望達摩的肯定與吹捧?！督饎偨洝分v“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行一切善法”， “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大小乘佛教修行的入門都是破“我執、我見”，如果從“我”出發，貪圖福德，與理相悖，所以達摩說“實無功德”。在那個時代，達摩只要附和他幾句，梁武帝就可能用舉國之力量支持他弘揚佛法，但達摩沒有這么做，僅走上層路線不是佛教的長久發展之道，這條路無法讓神州大地開顯真正的大乘氣象。

達摩在《二入四行觀》中對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Φ?、黑暗，常相隨逐?！?/p>

達摩：《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卍新續藏》第 63 冊，第1頁中，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 這里的“功德、黑暗”即《大般涅槃經》所說的功德天、黑暗女?！板热~，如有女人入于他舍。是女端正，顏貌瑰麗，以好瓔珞莊嚴其身。主人見已，即便問言：‘汝字何等？系屬于誰？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天主。主人問言：‘汝所至處，為何所作？女人答言：‘我所至處，能與種種金銀、琉璃、頗梨、真珠、珊瑚、虎珀、磲、馬瑙、象馬、車乘、奴婢、仆使。主人聞已，心生歡喜，踴躍無量：‘我今福德故，令汝來至我舍宅。即便燒香、散花、供養、恭敬、禮拜。復于門外，更見一女。其形丑陋，衣裳弊壞，多諸垢膩，皮膚皴裂，其色艾白。見已問言：‘汝字何等？系屬誰家？女人答言：‘我字黑暗。復問：‘何故名為黑暗？女人答言：‘我所行處，能令其家所有財寶一切衰耗。主人聞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當斷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癡，無有智慧。主人問言：‘何故名我癡、無智慧？女人答言：‘汝舍中者即是我姊。我常與姊，進止共俱。汝若驅我，亦當驅彼。主人還入，問功德天：‘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實為是不？功德天言：‘實是我妹。我與此妹，行住共俱，未曾相離。隨所住處，我常作好，彼常作惡。我常利益，彼常作衰。若愛我者，亦應愛彼。若見恭敬，亦應敬彼。主人即言：‘若有如是好惡事者。我俱不用，各隨意去。是時二女，俱共相將還其所止。爾時主人見其還去，心生歡喜，踴躍無量?！?/p>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12冊，第435頁中，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有功德天，必然有黑暗女，世間法有成必有敗，法爾如是。通過后面歷史發展來看，達摩走的很明智，梁武帝晚年昏庸。李世民曾評價梁武帝：“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華，惟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幸同泰寺，親講佛經，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論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于道路。 武帝及簡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p>

吳兢：《貞觀政要》，第170頁，中華書局2009年出版。一個國家君臣都陷于空談，最后武帝以八十六歲高齡被囚禁逼死，死者相繼于道路，寺院當然也受到重創，所有的繁華都淪為云煙，功德天的戲演完了，黑暗女就要登場。達摩北渡長江，去了嵩山隱居，遠離政治中心，其所要弘揚的事業也就遠離了功德天與黑暗女，遠離了崇尚浮華、忽成忽敗的發展模式。禪宗后面還有四祖道信不赴唐太宗之詔、六祖慧能不赴武則天與唐中宗之詔，遠離封建帝王，遠離帝王扶植之下的虛假繁榮，敬帝王而遠之，只有這樣才能獲得佛教禪宗事業的長遠流傳，才能使中國的大乘氣象真正展開。

二 禪宗五代祖師避居山林

達摩到達北魏境內的嵩山以后，與附近的官寺少林寺沒什么往來，“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引發了那些有僧籍的正規僧人的嫉妒。在世道紛亂、因緣不成熟的情況下，他只是在等待真正的傳人?；劭?、僧璨承續禪宗道統，為二、三祖，他們生存、弘法的時期恰好碰到后周武帝（公元561年至578年在位）滅佛。出于經濟、勞動力、兵源等考慮，周武帝以僧侶泛濫、不守戒律等為緣由，開展廢佛運動。毀像破塔燒經，共還俗僧人300萬人，退寺院4萬座。

但這種廢佛也不是絕對的，《緇門崇行錄》記載一個故事：“隋普安，京兆涇陽人。周氏滅法，隱于終南山之楩梓谷，苦行忘身，或露形草莽以施蚊虻，或委臥亂尸以施虎豹。時有重募，擒送一僧，賞帛十段?；騺韴贪?，安欣然慰喻曰：‘觀卿貧煎，正欲相給，為設食已，與共入京。帝曰‘我國法急，不許道入民間;汝更助急，不許道入山中，則遣渠何往？遂放入山?！?/p>

袾宏輯：《緇門崇行錄》，《卍新續藏》第87冊，第361頁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普安法師在周武帝滅法的時候，不愿意還俗，逃到深山修苦行，有人根據當時的律令，抓他找皇帝請賞。到了京城以后，抓人者反被皇帝痛斥：國家只是不允許佛教在民眾之中傳播，他跑到深山老林還不放過，這樣太過分了。這說明“道入山中”之后，僧人自給自足，不占有大量社會財富，不收容大量的人口，對政府不形成威脅，即便是周武帝這樣滅佛的皇帝，也采取包容的態度，即對于政治、經濟上沒有威脅的人，沒必要趕盡殺絕。通過周武帝對滅佛分寸的拿捏，我們就能明白禪宗早期為什么要在偏僻的深山老林發展了。因為當權者雖然知道其存在，但禪僧處在窮鄉僻壤，沒錢沒勢，對當局沒有威脅，就可以獲得相對自由的生存空間。

四祖道信弘法時期，社會已經相對穩定，他在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到了黃梅縣雙峰山，不再像二、三祖那樣到處游歷，而是扎根雙峰山，擇地開居，聚集弟子，但這與唐代的法令是有沖突的?！短茣?釋教》記載，唐朝政府規定創建寺院要向政府申請，得到許可方準興建，寺院名稱也一般由政府頒發。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朝的太史令傅奕上疏，要求滅佛。高祖沒有答應，但是也表示厭惡佛教、道教出家人逃避徭役、不守戒律、大小寺院混雜與酒肆屠戶之間的亂象，“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勿令闕乏。庸猥粗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余皆罷之”

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一，第6002頁，中華書局，1956年出版。，并對僧侶年齡、品行嚴格要求，只有努力修行、嚴守戒律的人才能繼續保留僧籍，其余的人全部開除、責令回鄉。很明顯，黃梅雙峰山的道場不可能屬于蘄州府認可的官方寺院，但雙峰山的信徒也沒有因此就被遣散。主要原因是雙峰山地處偏僻，雖然不合法，但沒有不良影響，其后的玄武門之變也導致國家無暇去落實這些政策。但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于佛教限制措施也很多，甚至有私自剃度僧人要處以死刑的法令，而雙峰山的禪宗道場還可以繼續發展，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在中國傳統社會，法令是完備的，但執行是很靈活的?！毒l門崇行錄》有這么一則故事：“唐志超，同州馮翊人，年二十七依并州開化寺贊禪師出家。其潔正身心，勤履眾務，安僧數百，兩食恒備，六時無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后其于汾州起光巖寺，晝夜克勤，攝引后學。時逢嚴敕度僧者加以極刑，而超無介意，如常剃落。避世逸僧，憑若泰山焉?！?袾宏輯：《緇門崇行錄》，《卍新續藏》第87冊，365頁中，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志超法師與唐高祖李淵熟悉，李淵起兵時，志超法師曾幫忙，唐朝開國大臣裴寂為其護法弟子。當國家控制出家人指標、嚴令不得私度僧尼之時，志超毫不介意，看到適合出家的人，也不等政府審批，照樣剃度，也沒有被處以極刑。這說明法令雖然苛刻，但對于某些有特定關系人來說，執行是很寬松的。

其二，道信禪師得到地方官員的保護。尋求地方官員的保護以沖破國家法令，是唐代很多法師通行的做法?！毒l門崇行錄》記載：“唐法沖，隴西成紀人。貞觀初，敕私度者處以極刑。時嶧陽山多逃僧避難，資給告匱，沖詣州宰，告曰：‘如有死事，沖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佑。宰嘉其志，冒網周濟焉?！毖N宏輯：《緇門崇行錄》，《卍新續藏》第87冊，362頁下，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 法沖法師在今江蘇邳州附近，收留了很多可以處死刑的私度僧人，竟然在邳州宰官處得到救濟。由此可見當時復雜的中央與地方、政治與宗教的關系。道信法師同樣得到了蘄州地方官的保護。史書記載，貞觀年間，刺史崔義玄曾慕名禮拜四祖。這是禪宗發展史上經?？梢钥吹降囊粋€現象：雖然遠離君王、不合律令，但可尋求地方官員的法外開恩。后來六祖慧能與韶州刺史韋璩;馬祖道一與虔州、洪州刺史都維持著非常好的關系，均得到廣闊的發展空間。

其三，皇室本身對于宗教法令的執行也呈現曖昧的態度。唐太宗一方面對佛教嚴格要求，僧人出家必須由政府審批，私自剃度僧人處極刑;但另一方面又禮遇玄奘等高僧，還曾在詔書中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所以在貞觀十七年，唐太宗聽聞黃梅雙峰山聚集弟子五百人，詔令其去長安?！毒暗聜鳠翡洝酚涊d：“貞觀癸卯歲，太宗向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后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p>

道原輯：《景德傳燈錄》，《大正藏》第51冊，222頁中，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據此說法，唐太宗曾以“取首”威脅四祖道信，這就頗值得玩味。唐代法律制度完備，在和平時期，國家對于死刑的執行非常慎重，規定地方的死刑案件適用“三復奏”，京師的死刑案件適用“五復奏”，殺一個罪犯要往返多次審查，實在罪無可赦才由皇帝本人“勾決”。如果四祖道信沒有違反任何法令，僅僅是不愿意被召見，就讓皇帝起了殺機，這不合常理?？赡苁翘铺诼犝f有一個很有影響力的非法教團在黃梅活動，來個恩威并施，想召見安撫，讓其合法化。但是四祖道信清楚“功德、黑暗，常相隨逐”的道理，拒絕與皇帝攀關系?；实劬鸵运老啾?，指出道信私建道場、私度僧人，已經符合死刑條件，但道信不為所動，“引頸就刃”。李世民最后也只有表示尊重，任由他在荒郊野嶺發展去了。黃梅雙峰山地處偏僻，“道入山中”，道信與弟子農禪并重、自耕自食，沒有利用宗教吸收社會財富，沒有社會負面影響，政府自然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五祖弘忍繼承了前代祖師居山養性的禪宗路線，不加盟州府的官寺，在黃梅馮茂山開辟道場。據說，唐高宗也曾特別關注過五祖弘忍，弘忍還是避而不見?！独阗熧Y記》記載，有人問：“學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弘忍大師回答：“大廈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間有也。以遠離人故，不被刀斧損斫。一一長成大物后，乃堪為棟梁之用。故知棲神幽谷，遠避囂塵，養性山中，長辭俗事。目前無物，心自安寧，從此道樹花開，禪林果出也?！眱粲X編撰：《楞伽師資記》，《大正藏》第85冊，1289頁中，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弘忍居于荒涼的黃梅東山，實行生產自給，把運水、搬柴、種植、舂米及一切勞動都當作禪的修行，這樣遠離塵世，避免名利等“刀斧損斫”，方便修行者成佛門“棟梁”。

三 五祖傳法的政治與宗教因素

（一）傳法的政治環境及政治動因

唐高宗時期，五祖弘忍在永徽三年（公元651年）得法衣，在黃梅馮茂山（東山）大弘禪法?！独阗熧Y記》

云：“時四方請益，九眾師橫，虛往實歸，月俞千計?！泵總€月都有上千人往來于黃梅東山，連廣東一個砍柴人都不遠千里過來求學，其影響力可想而知。

唐朝的法律把社會上的人劃分為“良”“賤”兩類，良民與賤民之間等級森嚴?；勰埽ü?38—713年）俗姓盧，是流放罪人之子，他應該沒有如良民一樣充分享受到唐代均田制的政策，攜母由“新州”流落南海佛山一帶，也不是合法的遷徙活動，身份上應該屬于“流民”。因此，他沒有國家撥給的田產，只能過著游獵砍柴為生的生活。唐朝一個普通良民百姓，如果要到外地，必須要到當地政府開具“公驗”，也就是官方的介紹信?；勰転榱寺牭揭痪洹督饎偨洝?，就安頓好老母，也沒有獲得 “公驗”，馬上跑到湖北黃梅，這屬于違法的遷徙行為。五祖了解慧能的身份，但還是收容他，給他安排舂米的工作，這也是一種司空見慣的違法行為。根據唐代丞相張說撰寫的《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記載，神秀法師是在離開五祖寺很久之后才獲得合法的僧人身份，“儀鳳中（唐高宗年號：公元676—679年），始隸玉泉，名在僧錄”

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隆興編年通論》，《卍新續藏》第75冊，179頁下。。五祖寺最有名的上座師神秀在黃梅期間是沒有“名在僧錄”的私度僧人。也就是說，五祖門下從慧能到神秀、從文盲到知識分子，都不具有合法僧籍，即便是弘忍法師本人也不見得有官方度牒。

唐初的黃梅縣屬于淮南道蘄州府管轄。由于隋末戰亂，淮南道人口大減，武德六年三月《簡徭役詔》中指出：“江淮之間，爰及嶺外，涂路懸隔，土曠人稀?！备鶕炭⌒鄣难芯?，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淮南道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73人，蘄州為每平方公里3.95人。蘄州四個縣人口一共39678人，平均每個縣1萬人左右

翁俊雄：《唐初政區與人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94頁，223頁。。唐玄宗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蘄州每平方公里人口數為18.58人，人口數186849人，平均每個縣四萬余人

翁俊雄：《唐朝鼎盛時期政區與人口》，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204頁。。一百多年間，人口增長近五倍。在太平時期，人口增長較快，但弘忍主持東山時期（公元651-675年），黃梅戶籍人口最多也不可能超過二萬人。二萬人以下的一個縣，每個月上千人往來，這說明禪宗教團發展太快，已經超過政府容忍的限度了?！短朴袢麓笸ǘU師碑銘并序》中指出，神會曾“服勤六年，不舍晝夜，大師嘆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于是涕辭而去，退藏于密”

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并序》，《隆興編年通論》，《卍新續藏》第75冊，179頁下。?！秱鞣▽氂洝愤€說神秀“后隨遷適，潛為白衣，或在荊州天居寺十數年”。

杜娩，《傳法寶記》，見于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180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出版。也就是說，慧能得法南行之后不久，神秀等人被“遷適”，黃梅東山的僧團被政府遣散，神秀還俗相當長一段時間?！吨袊U宗通史》還提出一個猜想：“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浙江發生陳碩貞起義，官方牽連的面極大，江左沙門受到普遍打擊。神秀在弘忍門下服勤六年，即被強令遷適，可能與此事件有關?！?/p>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12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猜測。

五祖弘忍作為一個智者，應該會預判這場危機即將到來，當時的情境之下，不得不考慮接班人的選擇與傳法中心的遷移問題。五祖拋出一個選擇六代祖師的話題，然后突然將衣缽傳給他暗暗選中的年輕人慧能，使得群情激憤，紛紛跑去追討，這未嘗不是深思熟慮的一石二鳥之計：既可以遣散凡夫弟子避免政府猜忌，又把禪宗傳人慧能送到了更加偏僻、更加遠離政治中心的廣東，這是對禪宗法脈更好地保護。

（二）傳法過程的教理分析

五祖要求門人寫作偈語，以選擇接班人。神秀法師寫了“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而舂米的慧能則托張日用幫忙書寫了“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敦煌本：佛性常清凈），何處惹塵?！?。弘忍大師對于兩首偈語的態度非常耐人尋味：他對于神秀法師是公開肯定、私下否定，對于慧能則是公開否定、私下肯定。

五祖對于神秀的公開肯定，《壇經》中是這樣記載的：“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嘆善哉?！?/p>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第48冊，348頁下，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但私下里，五祖的態度卻是這樣的：“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于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p>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第48冊，348頁下，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

對于慧能則恰恰相反，在慧能的偈語出來以后，五祖公開否定，“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 眾以為然”。但在第二天專門“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加以鼓勵與肯定，而后又在半夜給他講《金剛經》?！爸翍獰o所住而生其心，惠（慧）能言下大悟?！?祖知悟本性，謂惠（慧）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銈黝D教及衣缽。云：汝為第六代祖?！?/p>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第48冊，349頁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

五祖這么處理，用意何在？神秀的偈語強調時刻觀照貪嗔癡的念頭，塵埃起來，就把它拂拭掉，這種方法適合初學。而慧能所說離一切相，直契本心，根器不夠的初學者沒有下手處。所以五祖面對初學者居多的大眾肯定了神秀而否定了慧能，但關起門來就會直言相告。在確認六祖悟道以后，當天晚上五祖把衣缽給他，親自搖著船把他送到九江那邊，回來之后在寺廟里兩三天不出門，給慧能一點逃跑的時間，而后再和大家說衣缽已經傳給慧能?；勰軟]有良民身份、沒有文化、沒有剃度，甚至連“私度僧人”身份都沒有，自然會引起軒然大波。

這當然是五祖有意為之。他要求眾弟子按照神秀“時時勤拂拭”的方法修行，但修行不是空口背誦偈語，要經過實踐考驗。眾弟子都在學習“時時勤拂試”，一旦事與愿違、所求不遂，拂試得住嗎？幾百人拎著刀槍追殺，這就讓每個人都看到自己需要“拂拭”的煩惱還非常多。而這對于六祖慧能也是一個考驗，五祖說過：“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p>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第48冊，348頁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你既然說了“本來無一物”“自性本自清凈”，那么當你面對重重追殺的時候，還能不能“本來無一物”？宋代禪師釋道顏寫過一首詩：“是非海里橫身入，豺虎群中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干?！痹凇笆欠呛！薄安蚧⑷骸敝行蕖白栽谛小?，是佛法忍辱修行的重要內容。實踐證明六祖經受住了考驗。如果不證得根本智，不見本性，僅依靠揚湯止沸式的“勤拂拭”，只能暫時降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五祖通過這一場大戲，既勘驗、磨練了弟子，也把魚龍混雜的弟子提前遣散一部分，避免政府強令關門時過于被動。

三 慧能獲得僧籍、合法傳教

慧能南逃之前，五祖說得很明確，佛法難起，不要馬上傳法。六祖慧能當時也沒有完全相信五祖的指示，曾在韶關暫時弘法，但當時弘法所必需的教內、官方的支持力量還沒有出現，機緣不成熟，且又被黃梅趕過來的人追殺?；勰芎髞聿怕犘牌鋷熤Z，潛藏十余年，等待機緣。

有人會問一個開悟的禪師為何偏偏與獵人為伍？根據唐代的法律制度、土地政策，作為游民的慧能不可能得到政府授田來安心生產。為了躲避追殺，慧能只能回到山林操起砍柴、打獵的老本行，這是唯一的生存方式。十幾年之后，武則天當朝，對于佛教非常寬松，大環境改善了，各地都在興建奢華的寺院，慧能在“風幡之辯”后，官方寺院光孝寺印宗方丈鼎力支持，給慧能辦了合法的出家手續，地方政府的長官、韶關刺史韋璩也拜其為師。如果不是這十幾年的等待，讓各種因緣自然成熟，慧能在南歸之后立刻弘法，即便無人刺殺，也無法打開局面。而北宗的神秀法師也在此前后獲得僧籍、公開傳教，獲得崇高的政治與宗教地位。南宗、北宗可謂應運而興、相得益彰。

四 南宗之禪重回山林

神秀法師依于國主，成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但盛極即衰，北宗禪后繼乏人。六祖的弟子神會被唐肅宗詔入宮內供養，居廟堂之高，但也沒有成為南宗禪的主流，反倒是處于江湖之遠的南岳懷讓、青原行思等人門下人才輩出，為禪門開創源遠流長的大格局。這是為什么呢？還是達摩說言“功德、黑暗，常相隨逐”的禍福相依發展法則。

六祖的很多弟子游走各地，擇山而居，避世修行。懷讓禪師到了南岳衡山，他的弟子馬祖道一是四川什邡人，出生在武則天去世不久、中宗復位的神龍五年（709年），主要弘法活動貫穿玄宗到德宗時期。武則天統治時期，“擢用方士，崇獎僧道”，官方寺院林立，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輾莊園，數亦非少”，合法的佛教興盛，非法的佛教也無人管理，“逃丁避罪， 并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中國佛教迎來了表面的空前繁榮。 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有御史奏議：“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瘪R祖道一就在這種佛教非常繁華的情況下，不去官方寺院享受生活，甘愿在南岳當一個在茅棚隱居的私度僧，得到南岳懷讓的點化而悟道。他侍奉懷讓十年后，以私度僧的身份離開南岳闖天下。

馬祖道一禪師以自己的膽略與遠見，分三步突破了唐代寺院管理制度。第一步是從寄居的南岳般若寺遷移到福建建陽、江西臨川，跳出官辦寺院的舊制，獨自去往遠離政治與經濟干擾的、有禪宗特色的叢林，但屢受限制。第二步是遷至虔州（今贛州），在人際罕至的城東北龔公山（今名寶華山），修筑清凈道場。馬祖道一雖然沒有合法身份，但得到時任虔州刺史裴諝的保護，建立道場并長期傳法。第三步是入住洪州（南昌）的官辦寺院，馬祖道一也獲得寺籍、僧籍，依照禪宗的教育主旨改革官辦寺院，并在江西全境分設道場，進一步擴大影響。入住開元寺后，馬祖道一又以龔公山和開元寺為基地向周邊地區擴展，建立了不同規模的弘法道場，形成禪宗發展的一個高潮。其弟子百丈懷海禪師（公元720—814年） 在馬祖道一開創新制度的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嚴密的寺院管理規章，史稱“百丈清規”。禪寺“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設長老為一寺之主，長老以下，設十寮舍以安置全寺僧眾，并各請首領一人及職事數人，安排僧眾生活，領導大眾修行。長老住單獨的一間小房子，稱為方丈;參學的大眾都住在僧堂，內設長連床，供學眾坐禪、寢息;日常飲食，以粥為主，人人有份。合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說法，左右兩序站立聽講，賓主問答，激揚宗要。全體成員一起開墾田園、修房種地，集體生活、集體生產、集體修行，寓修禪于勞動之中，經濟統一支配，不蓄私產。

公元814年，百丈懷海去世，同年唐武宗李炎出生。26年后李炎即位，開展滅佛運動。而馬祖、百丈依據達摩到六祖的教育風格，凝練的《清規》早已為此做好預案。馬祖道一、百丈懷海都清醒地意識到，“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的情況是非常危險的，官寺、城市佛教的發展已經動搖國本，“功德天”的表演即將結束，“黑暗女”很快會登場，必須與他們保持距離。師徒二人遠離或者改造繁華奢侈的官寺體系，遠離“功德天”與“黑暗女”，堅持儉樸清廉，以經得起各種復雜局面考驗，保證禪宗一脈的久遠流傳。

因此，百丈的弟子溈山靈佑、黃檗希運等順利度過了會昌法難。溈山靈佑在“會昌法難”前二十年（公元820年），就在百丈懷海、司馬頭陀的安排下，躲入大溈山。司馬頭陀判斷此山將來是禪宗興旺之地，會有一千五百位善知者居住，懷海讓靈祐前去溈山，“嗣續吾宗，廣度后學”。靈佑住山的前一二十年，與猿猴為伴，以野果為食，沒有什么發展，“會昌法難”之時還被迫把頭裹起充作普通農民。公元847年法難結束，宣宗即位，湖南觀察使裴休給大溈山辦了官方寺院的身份，請朝廷命名同慶寺，請靈佑禪師主持其事，禪風大振，僧眾果真多到一千五百人。而住慣了輝煌的宮殿、使喚著寺院奴婢的官辦寺院的僧侶，被打擊之后，就難以東山再起。所以，“會昌法難”（公元840-846年）之后，禪宗一枝獨秀，大行天下。

五 結 語

封建社會的政府對于佛教總是在扶植與限制之間游走。從慰藉心靈、安定民心的角度，政府需要發展與扶植佛教;而佛教得到扶植以后，又會陷入名利之網，吸納人口、聚集錢財，政府從維護國家人口稅賦、把握財富控制權等角度，又會限制乃至打擊佛教。帝王的個人偏好又會讓扶植或者限制變得難以琢磨。有遠見的宗教家要把握好規律，避免短視行為，以遠見卓識來設計長期發展路線。從梁武帝普通年間達摩進入中國到唐宣宗恢復佛教，從公元520年到850年，禪宗經過三百余年發展，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從政教關系上看，禪宗秉承了達摩“功德黑暗、常相隨逐”的教導，杰出的祖師都與封建帝王、權勢富貴保持距離，避免福報享盡之后的無妄之災。禪宗祖師多避居山林，簡樸生活，不刻意追求合法化，也不對政權形成威脅，如五祖所言“大廈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間有也。以遠離人故，不被刀斧損斫”，雖然六祖慧能、馬祖道一等晚年名震一方，被官寺系統吸納，但有遠見的傳人重新避居山林，農禪并重、清凈修道，力戒奢靡，避免集聚財富，對于政治、社會、經濟依賴性極小，所以可在動蕩的政局之中長遠發展，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