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根源

龍登高 丁春燕 馬芳

[摘 要] 近代中國長期的貧窮落后，被歸咎于中國傳統經濟、制度與文化未能像英國一樣催生工業革命，且不適應市場經濟與現代化，從而阻礙著其進程。然而，英國原發性的工業革命，是在對其傳統制度革命的基礎上歷經長期動蕩中產生的，而其他國家則都通過學習與模仿英國而走向工業化與現代化。19世紀～20世紀，中國經濟轉型始終舉步維艱，又強化了主流思潮對傳統制度與文化的懷疑與否定。從全球視野和歷史演進的角度看，近代中國落后挨打，問題的癥結并非傳統制度與文化，其直接原因在于大規模戰亂導致經濟長期負增長，打斷并扭轉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和方向。

[關鍵詞] 近代中國;貧窮落后;傳統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3.9[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21）02—0037—08

The Origin of Modern Chinas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Change

LONGDenggao1 ， DINGChunyan1 ， MA Fang2

（1.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longterm backwardness of modern China， the mainstream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almost attributed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ystem and culture， and regarded it as the root of backwardness， such as the mismatch of resources caused by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 disorder caused by the marke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Incompatible， even Chinese characters should be abolished. All this perceptu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passion have led to longterm misunderstandings and system trial and error. This papermakes a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The failure to produ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imarily does not mean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conomy lacks vitality.The countries other than the UK have succeeded in industrialization only through learning.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modern economy has been ignored， that is， largescale wars have led to longterm negative economic growth; the second is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 cause turmoil and chaos;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unified big market has lost the original advantages and replaced it with market fear.

Key words： modern China;economic backwardness;traditional economy

一 引 言

近代中國從天朝大國斷崖式跌落至貧窮落后挨打的境地，一百年以來，舉國慨嘆。1850年到1949年整整一百年間，中國經濟總量陷入停滯，幾乎沒有增長，只是原地踏步;人均收入則從43.8元大幅度下降至34.98元。[1]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在世界總值中的比重，1850年尚占7.2%，而到1953年則降至0.3%。中國的人均工業產值從1850年略高于印度的19美元，一百年后減至8美元，僅為印度人均工業產值的1/3，直到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才與印度相當，約為60美元。與此同時，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更是越來越大，1980年相差約百倍。[2]自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工業產值占世界工業產值的比重始終低于美、英、德等傳統工業國家。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工業產值占全球比重一直小于5%，1960年的工業產值比重甚至只占0.8%。[3]如圖1所示，中國經濟在改革開發之前，長期處于低谷，與其他國家相比可以說是天壤之別，讓人不禁扼腕嘆息。

有鑒于此，有志之士紛紛反思：或歸咎于私有制導致土地兼并集中與農民貧困;或歸咎于市場經濟導致混亂與動蕩;或歸咎于儒家文化，并走向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與制度的極端;或歸咎于外國資本，以致畏于開放，裹足不前。在感性訴求與政治激情之下，凡此種種大多成為“革命的對象”。然而，以上觀點均未經嚴格的學術檢驗。21世紀以來，我國學術界的反思日趨活躍，對于中國近代經濟落后原因的探討思路也日益廣闊。一些學者從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宏觀角度進行研究。王國斌認為，中國和西歐社會處于不同的社會架構和發展機制之中，兩者分別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4]鄧鋼矯正了歐洲中心論的認知，認為中國傳統經濟自有其制度理性和效率，這是傳統中國能夠實現長期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5]李伯重提出不能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而蔑視和全盤否認中國歷史傳統;[6]龍登高認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與社會和文化并沒有必然聯系，無需將偶發性的經濟勃興與衰敗歸咎于此。[7]一些學者則根據貨幣、儲蓄等微觀經濟因素進行研究。例如，江偉濤從明清和民國時期的對比出發，探索國家能力與近代經濟發展的聯系，認為近代經濟落后與國家能力不足密切相關;[8]劉巍將國民儲蓄作為突破口，認為近代多次戰爭賠款導致國民儲蓄不足，讓投資和供給陷入瓶頸，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倒退。[9]另外，貨幣紊亂[10]、進出口貿易[11]、經濟三元結構[12]等相關研究成果均表明，當今學者對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的探索已不再囿于傳統成說。

探尋近代經濟落后的原因，需要在學界新的認識與成果基礎之上進行系統性反思與綜合考察。

筆者曾做過初步探討，詳見拙著《中國傳統地權制度及其變遷》第八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拓展和深化論述。 近年來，隨著中國工業產值成為世界第一，國人也開始有了自信重新反思歷史。

本文認為，近代中國經濟落后被歸咎于中華傳統及其未能產生原發性工業革命，存在邏輯困境：其一，英國率先產生工業革命是唯一的特殊現象，不能由此推論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缺乏生命力。其二，英國工業革命并非傳統制度基礎上順其自然演進的產物，恰恰是后起之秀更容易完成對傳統的否定與革命，并將西歐的新技術與新制度借鑒和吸收，從而實現創新。反之，也不能推論中國傳統的制度與文化阻礙了近代化之路。其三，其他國家都是通過學習和模仿走向工業化的，因此，問題的癥結應該集中于為什么中國學習模仿之路如此舉步維艱，也就是要集中討論19世紀乃至20世紀中國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失敗的原因。正本清源，不僅事關對傳統經濟的基本判斷，也關系到中國特色歷史內涵的認知乃至中國道路的選擇等重大問題。

二 原發性工業革命受阻并不意味著

傳統經濟完全失去生命力

20世紀的主流思潮認為，中國傳統經濟未能原生性地產生工業革命，導致中國不能率先進入近現代社會而落后于西方，這一歷史事實說明了中國傳統經濟發展滯緩，缺乏活力，相比西歐存在諸多弊端，甚至一無是處。然而，從世界范圍內看，這一問題存在邏輯困境，值得全面反思。

其一，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英國工業革命原發性的產生與完成，并不具備普遍性，甚至有學者認為這一事件具有特殊性。[13]揆諸世界，無論曾經領先英國的西班牙、法國與荷蘭，還是曾經領先西歐的穆斯林地區、印度，都未能成為工業革命的原發地。反而由后起之秀，即英國的曼徹斯特、蘭開夏這些相對落后的地區率先發生，進而席卷英國乃至世界[14]3[15] ，對此現象的解答不一而足。

傳統觀點認為，“大航?！遍_啟了西歐海洋貿易與殖民地經濟，資本原始積累推動了工業革命。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作為開辟新航路和美洲殖民地的最早和最多的獲益者，也并沒有引發工業革命，反而是后起的英國捷足先登。因此，沒有原發性地產生工業革命并不能推導出傳統中國經濟滯后和缺乏生命力。就歷史事實來看，明清時期中國最發達的江南地區與荷蘭或英格蘭的經濟發展各有千秋。[16]

表1主要對長三角地區與英格蘭的經濟指標做了大致的比較②。就人均GDP來看，由于黑死病之后英國人口大減，英國追上中國;170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英格蘭的69.7%，長三角地區遠高于全國平均數;19世紀初，中國僅為英格蘭的31.4%，長三角地區人均GDP仍相當于英格蘭的56%。但就人口數量來看，長三角地區的人口數量為英格蘭的約3倍、荷蘭的逾10倍，在短缺經濟時代，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經濟指標。在城市化率上，長三角地區則與英格蘭相當，為21%左右。[17-20]

其二，英國工業革命經歷了17～19世紀劇烈的動蕩變革才得以完成，這并非得益于其文化傳統優越性。因此，這種對18世紀以前西歐傳統文化與制度的過度崇拜，甚至追溯到“優越的”希臘羅馬文化傳統的工業革命解釋論，顯然是盲目的，缺乏對英國與西歐現代制度形成過程的全面了解。

事實上，西歐議會制度與現代國家治理機制，是各方力量在長期的博弈與革命過程中形成的。中世紀封建時代，國王對于分封領地與自治市鎮沒有征稅的權力，[21]必須各方協商，議會制度由此產生并不斷改進。[22]由于長期戰爭的巨大支出，國王屢屢借貸失信，逐漸催生了國債融資的新渠道。發行國債，重在信用基礎，于是國王權力的約束與相應的制度逐漸確立起來。[23]而國債與特許公司股票的發行，又在借鑒荷蘭制度的基礎上推動了證券市場與金融工具的發展。[24]可見，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這一漫長的制度變遷過程中，英國與其他國家并無不同，也是紛爭不斷。17世紀之初，英國國王與議會因為財政稅收的問題爭執四起，后又有宗教問題的擾攘，司法權、對外關系也問題不斷，內戰、政變、暗殺、復辟、革命，一兩百年間基本沒有消停。盡管其人口不過400～600萬，大抵只相當于同期中國一省之人口，然而其中蘊含的動蕩與紛爭，相較于1850～1950年中國的混亂動蕩，亦不遑多讓。在1750～1840年的工業革命過程中，英國也無時不伴隨著動蕩不安與風險。即使是工業革命完成之后的數十年，英國的經濟飛速增長，但英國社會經濟的動蕩與丑惡，仍被馬克思、恩格斯等深惡痛絕，欲消滅之而后快，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英國與西歐在轉型的過程中出現的嚴重貧富不均、社會斗爭、工人暴動等社會問題的話，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就不一定出現。[25]也就是說，即使到19世紀中期，英國開啟的制度也并不被視為一個美好的制度。隨后，歐洲在20世紀前期又陷入兩次世界大戰，直至二戰之后才邁入黃金時期，并迎來重大發展與深刻變革。

工業革命并非英國“優越”的傳統文化與制度所造就，與此相對照，中國與其他國家未能原生出工業革命，也并不能推導出其傳統文化與制度的落后與腐朽?！案F則變”，如果社會經濟狀況相對穩定，可能變革動因反而不強。傳統中國經濟之所以沒有發生變革，可能恰恰是因為其過于成熟與穩定，或謂“高水平均衡陷阱”，而不是因為18世紀中國危機不斷，急需變革。

其三，除英國以外的其他所有國家與地區，雖然沒有原發性地產生工業革命，但通過學習和模仿來推進本國的工業化，更具有普遍性，英國只是原發性地產生工業革命的“孤例”。19世紀中后期，西歐、美國相繼通過學習和模仿“英格蘭模式”完成工業革命，后有日本等國以及20世紀70年代亞洲“四小龍”、以色列等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地區跟進，90年代又有中國、俄羅斯等開始建立市場經濟制度，表明后發國家的“模仿型”工業化轉型更具有普遍適用性，即便可能缺乏良好的基礎和傳統以及長久的時間積淀，也能夠獲得成功，日本“明治維新”就是典型。

在這一視角之下，探討的真實議題就應該集中到：為什么19～20世紀的中國在學習和效仿推進工業化或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之時，進展如此緩慢，道路如此曲折，障礙如此巨大？

在工業革命之前，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經濟發展都是比較緩慢的。在此階段，中國相比周邊國家而言，還處于經濟與文化的高地。明清經濟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相對穩定并趨于成熟，但相應就缺乏內生的變革動因，更難以催生新的質素和力量。19世紀以后，中國經濟在外部刺激之下急劇衰落，尤其是隨著西方列強的侵入和工業商品的傾銷，中國經濟結構逐漸發生改變，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深刻轉型期。任何社會轉型都會伴隨著變化、動蕩與痛苦，近代中國從農業轉向工業化，從封閉轉向開放，從傳統經濟轉向現代經濟的復合型經濟轉型更甚。受現代城市工業的挑戰與刺激，土紗、土布業和土絲及織造業，受到了現代棉紡織廠和繅絲廠的排擠，手工業和半手工業者失業，農民家庭手工業無力競爭，產品逐漸失去市場，打破了原本的家庭手工業格局，家庭失去了重要的收入來源。中國傳統鄉村與市鎮的衰敗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經濟的蕭條，城市化與工業化進展緩慢，無法消化新增的勞動力，民眾越來越多地陷入極端貧困。到19世紀末，茶葉、絲綢等中國處于傳統優勢甚至壟斷地位的國際市場，也相繼被印度與日本等攻占，又一波傳統行業受到沖擊，中國經濟陷入漫長而痛苦的轉型。

三 中國近代的落后歸咎于中華傳統：

20世紀的認識偏誤

由于近代中國的落后，20世紀的主流思潮及各種觀點，幾乎都對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全面質疑與否定，并視之為落后的根源。應該說，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固然弊端叢生，但并非是導致中國近代經濟落后的根本障礙。

就中國傳統產權制度而言，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殊途同歸地將私有產權制度視為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原因。

一種觀點認為，歷史上中國沒有像近代英國一樣建立起土地私有產權制度，所以不能為工業革命準備制度基礎。這里有兩個認識誤區：既不了解英國的土地私有產權制度是在17～19世紀“圈地運動”中才逐漸形成的，也不了解中國傳統地權制度。人們以遠古《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來臆斷后世的土地制度，事實上，傳統中國土地私有產權制度源遠流長，宋以后至明清趨于成熟。在成熟的土地產權制度之下，土地權利可以分層次、分時段地獨立存在并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由此形成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等產權形態，以及相應的交易形式構成地權交易體系。凡此不同層面的產權形態均可以通過契約來獲得產權憑證與交易憑證，形成了社會普遍認可的規則，并得到政府和法制的規范而具備法律效力。在此基礎上的地權交易促進了生產要素組合與資源配置，農民可以通過買賣、典、押租、租佃等方式獲得某種層面上的產權，提高經濟效益與土地產出，這也成為中國傳統經濟長期領先世界的制度基礎，[26-27]何以到近代卻成為經濟崩潰之源？且在經過20世紀平均地權的多次探索之后，21世紀的中國土地制度還是走向了土地確權與鼓勵流轉，即生產要素的市場配置。[28]

另一種觀點則與之相反，認為傳統中國建立了土地私有產權及其自由交易制度，正是這導致了中國經濟的落后。原因在于私有產權制度會導致土地買賣、兼并和集中，出現“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失地農民紛紛破產，導致社會動蕩、經濟崩潰，進而引發農民起義或戰爭。然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傳統中國的土地集中程度事實上是被嚴重夸大的。地主富農占有土地的比例，政治口號激情表述為七八成，而根據各“土改區”的普查數據，地土集中程度較高的南方各省僅為三成左右。[29]這得益于潛在干擾地權交易的強權被制度所約束，保障了契約的效力和執行的連續性。如果說近代地權市場在一些地區的確出現了混亂，那恰恰是由于在晚清民國，割據一方的軍閥不受約束，傳統時期基本運行正常的地權秩序在近代軍閥混戰之下被強權與暴力侵擾所致。然而，近代這種被破壞的地權市場，卻被視為常態，甚至由此將土地私有產權視為萬惡之源。

這兩種觀點截然相反，卻推導出一個同樣的結論，即土地制度導致近代中國經濟的落后。換言之，不管中國存在何種土地制度，都被認為是近代中國貧窮落后的根源。相比較而言，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傳統的產權制度很不完善，存在著土地產權不明晰、土地所有者缺位的問題。在“圈地運動”開始之后，政府通過議會立法使圈地合法化，最終確立了土地私有產權制度，促進了對土地的投資與經營。明晰的產權降低了交易成本，地權交易又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與資源配置。這一推動西歐近代經濟發展的私有產權制度是17～18世紀才逐漸發展起來的，與中國傳統的私有產權制度并無二致，但不及中國那樣源遠流長?？梢?，土地產權制度導致落后一說僅僅是特殊歷史階段下的感性推斷，經不起嚴格的學術檢驗。[30-31]

與此相似，人們也曾普遍認為，中國傳統市場具有無法彌補的缺陷，如果聽任民間經濟或市場自由發展，經濟秩序可能陷入混亂，近代中國的經濟危機根源于此——今天我們終于認識到，周期性波動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曾幾何時，人們將經濟體系能永遠平穩地運轉下去視為目標，并由此認為必須強化政府控制，希冀政府全面控制資源和配置資源，由政府實行整齊劃一的管理，才能夠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經過三十年的試錯探索，人們才逐漸發現政府全面管制的計劃經濟是一條死胡同，而市場經濟才是一條不可逆的道路。[32]正是通過改革開放與市場化的不懈探索，中國才有了今日的偉大成就。如在這一過程中，國有企業通過市場化、公司化與國際化改制，形成了國際競爭力，在短短幾十年間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發展。[33]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成功轉型，黨的“十八大”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促使人們對20世紀的主流思潮——非市場思維——逐漸開始進行全面反思。

在近代貧窮落后的刺激下，人們普遍認為傳統文化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相容，阻礙了近代中國的發展與轉型，于是近代的精英群體希冀通過引進西方“先進”思想來全面取代中國“腐朽”文化，以推進現代化。當時，打倒“孔家店”，全面清理乃至清算傳統文化，甚至廢除漢字幾乎成為學界的共識。[34]從儒家道德倫理、民間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到政治體制與經濟制度，對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否定廣泛而全面。這一思維脈絡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傳統中國的文化與制度無論好或壞，精華或糟粕，都以“革命”的名義不加區別地徹底推翻，對傳統文化的顛覆和革命成為20世紀中國思潮的主線之一。以史為鑒，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逐漸認識到，傳統文化并非“萬惡之源”，中國近代的落后并不是由傳統文化或所謂中國人的劣根性所致。一味地摧毀傳統，并不能建立一個新社會;相反，我們要建立一個和諧社會，需要重視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制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地加以利用。近年來中國社會又出現復興傳統的強勁呼聲。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先后對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多次論述，一再強調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影響和當代價值。

無論是傳統土地產權制度，還是樸素的市場經濟，抑或是儒家文化甚至漢字，都曾被視為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原因，這其實是20世紀國人急于富國強兵的焦慮與偏誤的深刻反映。當然，也有人盲目鼓吹中華文化與制度的優越性，這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四 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直接原因

英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都是通過學習和模仿而走向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那么近代中國經濟落后首先應該從19～20世紀中國學習和模仿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這一時段中探尋原因。

近千年來成功的國家，主要不在于其某一時段的快速增長，而在于能夠有效避免經濟萎縮（Shrinking）。[35]近代中國不幸陷入了長期經濟負增長的泥淖中，直接導致百年落后挨打，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戰亂不止。戰亂與動蕩之下，既不可能存在運行良好的制度，也不可能出現和平時期的經濟增長。對于這一基本點，人們也都了解，但往往熟視無睹，反而緣木求魚，去尋求其他原因。

戰亂和動蕩導致的每一次經濟負增長，都需要更高或更長時間的正增長才能恢復原有水平。太平天國橫掃大半個中國，人口減少達3000萬之巨，1850～1887年長達37年、年均-0.54%的經濟萎縮，需要37.1年的同比例正增長率方能達到原本的水平，二者相加長達74.1年。以上數據計算過程如下：假定1850年的經濟水平為1，在經歷了長達37年、年均-0.54%的經濟萎縮之后，以同比例0.54%的正增長率需要n年才能恢復到原有水平1，可通過（1-0.0054）^37*（1+0.0054）^n=1求得n=37.1。這意味著存在74.1年（負增長的37年與正增長的37.1年之和）的空白增長期。下文的13.4年和26.4年計算方式與此相同。日本侵華戰爭及隨后的國共戰爭，導致1936～1949年長達13年驚人的-2.87%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如此罕見的經濟萎縮，需要更高的正經濟增長率（2.95%） 或更長的時間（13.4年）方能恢復到原有水平，如表2所示。無怪乎1933～1952年期間，中國的工業產值從258.43億美元下降到44.9億美元，1952年中國工業產值僅為1933年的17.4%[3]這兩次長時期的經濟萎縮，加上同樣數值的正增長，合計需要100.5年才能恢復到原有水平。更何況，其間還有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及其巨額賠款，以及長期的軍閥混戰，進一步導致中國經濟與社會陷入衰弱的泥淖。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這樣一個遍布瘡痍、百廢待興的基礎之上開始復蘇和發展的，何其艱難。

戰亂還強化了其他導致經濟衰落的因素，如筆者曾論述過的“傳統經濟向近代經濟轉型的裂變與失敗”“支持傳統經濟發展的統一大市場被破壞和分割”等重要因素。[31]太平天國橫掃之下，中國南北統一大市場的格局被打破，隨后軍閥混戰、地方割據更使傳統中國統一大市場的優勢蕩然無存，甚至轉變為劣勢和障礙。

20世紀中期全國統一，但緊接著的計劃經濟導致大一統市場被條塊分割，市場規則更受到前所未有的踐踏而消失，計劃經濟之下市場受到政府的強大排斥，即使在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市場規則仍不時受到政府的擠壓而扭曲。在近代軍閥割據之下，暴力與強權侵擾市場的狀況日益泛濫，市場失序成為必然，原有規則受到破壞，最終導致經濟陷入混亂。

盡管如此艱難，中國過去150年的工業化進程仍取得一定的進展。1887～1933年期間，我國的工業產值屬于平穩增長階段，從196.41億美元增長到258.43億美元，增長了1.316倍。就工業資本的年均增長率來看，1911～1920年達6.63%，1920～1936年達10.15%，[36]234 如表3所示。中國企業不斷學習和強化了工業制造能力，對外部市場的開放和國內市場的自由化兩個因素，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37]一旦中國走上正確的經濟發展道路，其釋放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1世紀中國經濟的偉大成就充分昭示了這一點。

近代中國的長期戰亂，尤其是日本侵華戰爭，不僅使近代中國經濟陷入停滯衰落，更重要的是打斷了中國的市場化進程。1937年以前，中國經濟曾逐漸走上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但這一發展軌道被戰爭及其引發的變革徹底扭轉了。

一是抗戰初期，上海、武漢等地的企業大內遷導致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大大增強。在此次內遷過程中，共有687家內遷企業，其中民營企業647家，戰火中的長途遷徙和到達西南后的安置重建，都離不開政府和軍隊的支持和保護，內遷后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加強了。

二是全面抗戰期間的戰時經濟體制，使政府控制經濟能力空前強化。1938年，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戰時“計劃經濟”方針，次年又提出“編制經濟”，開啟了政府管控經濟的序幕，隨后這一方針日益強化，管控范圍也日益全面化。在資源、能源和重工業方面，資源委員會的壟斷地位大大增強;在金融領域，四行兩局成為國有壟斷集團。在符合《工廠法》的企業數中，政府經營者占總數的比例，1933年僅為2.71%，至1942年已上升至17.45%，資本總額占比則高達70%。

三是抗戰勝利后，沒收敵偽資產使得國有經濟進一步空前壯大，1948年上半年，國家資本的產業已經占全國產業資本總額的80%以上，居于絕對主導地位。

四是解放戰爭勝利之后，國家再次沒收官僚資本及外國資本，進一步掌握了絕對的經濟命脈。新政權順其自然地演進到強化政府控制資源和配置資源階段，經“公私合營”快速推進后，計劃經濟最終在中國全面展開。

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奇跡與成就，表明中國能夠走上工業化與市場經濟道路，不會有根本性的傳統障礙，或者說，中國傳統是能夠順時而變的。真正的障礙，是那些頑固的利益集團，像晚清的滿洲八旗統治者。另外也可以說，長期以來將實踐中的困難歸咎于傳統，是推卸責任的托辭與借口。中國市場經濟道路的選擇來之不易，為此一百多年來進行了艱辛探索，付出了沉重代價，我們絕不能夠重蹈覆轍。

五 結 語

傳統中國文化、經濟與制度被視為近代中國貧困與落后的根源，它未能原生性地催化出工業革命。但工業革命在英格蘭率先出現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現象，西歐、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都是通過學習和模仿英國而完成工業化的，這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因此，沒有原發性工業革命不應該是近代中國落后的根源，而近代中國學習西方開啟近代化之舉步維艱，才是癥結之所在。也就是說，探討中國近代經濟落后的根源主要應該集中于19～20世紀中國為什么向現代經濟制度轉型失敗。

將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根源歸咎于傳統經濟、制度與文化的阻礙，還存在另一個邏輯困境，那就是：英國工業革命并非是在其經濟發達、技術領先、制度優越、文化先進基礎之上順其自然的產物，恰恰是對其傳統制度的否定與革命，包括農業革命、產權革命、政體革命、金融革命等，才推動了工業技術革命與制度現代化。其他西歐國家、日本也不是因為具備良好的傳統基礎才得以學習英國走向成功的。中國傳統制度與儒家文化，也并非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與資本主義不相容。恰恰相反，18世紀以前，中國在土地產權制度、要素市場與商品市場等方面都曾有所發展，經濟水平也曾長期領先世界。

近代中國經濟落后的直接根源，在于多次大規模戰爭導致了近50年的經濟負增長，加上同數值的正增長，合計要逾100年才能恢復到原有的水平。與此同時，戰爭也打斷了經濟復蘇，特別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發生，扭轉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與方向。

在19～20世紀長期貧困落后中，中國的主流思潮開始質疑和否定傳統制度與文化，在試錯探索中付出了高昂的代價。21世紀的今天，市場化與現代化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也使國人樹立了自信，能夠以宏闊的歷史視野去全面反思，去把握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道路的淵源流變與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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