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對法治的新挑戰

劉典

2021年注定是個不平凡的年份，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仍在繼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徐徐展開。處于重要歷史交匯點上的中國，正在擘畫 “十四五”發展藍圖，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這也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發展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歷史性跨越的新階段。從人類法治文明發展的世界圖景看，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法律制度的生成和運作模式表現出顯著區別。立足新發展階段，我們需要理解中國“強起來”背后的深刻經濟社會變遷，從而把握新時期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進一步推進制度建構與法治建設的內在動力。

全球經濟社會的權力邊界深層次演變

不少國際著名學者將新冠疫情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歷史分水嶺”，我們可以從經濟與社會的雙重視角，理解當代全球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首先是經濟層面的深度數字化。近年來，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發展勢不可擋，傳統行業在數字技術的刺激下與其深度融合，激發實體經濟的潛在能量，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強力引擎?！笆奈濉币巹澖ㄗh稿中，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成為著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據中國信通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6.2%，數字經濟名義增長15.6%，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約7.85個百分點?！毙掳l展階段的全球經濟增長中，數字經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我國經濟發展提質增效、轉型升級的重要著力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未來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得益于日新月異的數字技術，數字平臺高速發展，經濟社會的權力邊界正在發生深層次演變。數字經濟時代的平臺作為一種樞紐，已逐漸進化成為兼具公共服務和市場價值創造雙重屬性的跨界組織形態。當前越來越多的消費者、生產者進入數字平臺，經過對各種資源的整合，平臺會充斥著海量的信息，慢慢擴張成為一個局部市場，進而又吸引眾多的市場主體進入平臺從事經濟活動。隨著平臺規模的迅速擴大，在全球經濟深度數字化的過程中，巨型數字平臺已成為社會生產分工中的核心環節，一種基于數字生態體系生成的新型權力迅速崛起。

這種權力可以膨脹到什么地步呢？2021年1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尚未卸任之時，遭遇臉書、谷歌等數字巨頭的聯手封殺，“推特治國”的特朗普，8000萬用戶彈指之間灰飛煙滅，顛覆了人們對公權力、私權力間強弱關系的一般性認知。從具體市場行為來看，工業時代形成的政府分業監管模式無法應對新形勢下的業態變化，數字時代的平臺也同樣成為具體進行監管約束的重要市場主體。這樣一來，平臺形成的監管規則體系與公共部門具有強制力的監管規則體系之間的關系如何把握？另一方面，畢竟平臺作為私人部門的市場主體能力有限，在監管上仍存在局限性。數字時代生產關系的深刻變化，公共與私人部門間權力邊界的動態調整，將意味著未來從頂層設計層面，制度建構與新時代的法治建設須回應新時代經濟基礎的格局重塑。

其次是社會層面的財富兩極分化。2021年是疫情以來經濟復蘇的關鍵一年，貧富分化的問題會在經濟復蘇的過程中愈發明顯，不僅僅是貧富分化，隨之而來的更有政治、社會的極端化思潮。新冠疫情給美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失業率更是達到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尤其是那些非裔、西班牙裔和亞裔工人。疫情導致至少4500萬人申請失業救濟。然而，美國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和美國稅收公平協會（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ATF）的研究人員，根據《福布斯》的實時數據計算了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增長，報告顯示，從2020年3月18日到9月15日，美國643位億萬富翁的財富總和反而增加了 8450億美元。疫情危機加劇了美國收入、種族和性別等問題的不平等現象，這些不平等的現象將加劇病毒的傳播，經濟復蘇的工作便很難進行下去，貧富差距將激化階級之間的矛盾，政治、社會沖突將愈演愈烈。

隨著平臺規模的迅速擴大，在全球經濟深度數字化的過程中，巨型數字平臺已成為社會生產分工中的核心環節，一種基于數字生態體系生成的新型權力迅速崛起。

美國社會的亂象只是全球變遷中的一個縮影，21世紀進入第三個十年，各國對于社會公平問題的關注度在不斷上升。過去幾十年在經濟全球化高速發展的狀態下，人類社會確實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龐大財富規模。但是，財富創造的過程也是財富兩極分化的過程，而這種財富的兩極分化，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對全球各國都產生了一系列的深遠影響。在2021年1月舉辦的達沃斯論壇上，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會上明確提出，“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為中產階級提供了進步機會，但這個體系如今已經破敗。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都存在一種感受，他們（因為失業）失去了用處。在當前的環境下，資本主義模式與開放經濟行不通了，從這場疫情中走出來的唯一辦法，就是打造一個更加專注于消除貧富差距的經濟?！?/p>

重思社會公平的背后，是探索財富被創造出來后該如何實現合理分配的問題，而探索建設合理的新分配制度已經成為當代解決發展問題的核心命題?！爸螄?，富民為始?！绷暯娇倳浿赋?，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將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而在這個過程中，新時代的制度建構與法治建設須順應當代社會發展中的潮流大勢，用法治為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保駕護航。

工業時代的規則難以適應數字時代

我們正在邁向深度數字化的新時代，隨著新興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法律制度的大環境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這就對數字時代的法治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

工業時代基于領域細分邏輯形成的生產與再分配規則，明顯已不能適應數字時代經濟活動的具體實踐。產業數字化往往會弱化不同產業的準入壁壘，將產業間原本的界限模糊化。數字經濟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來傳統的社會生產與組織分工的模式，長此以往，傳統產業生態將向科技創新的方向發展。伴隨實體經濟與線上經濟的深度融合，互聯網平臺將作為資源整合者、基礎設施供給者、需求創造者加速重塑整個產業鏈，最終形成用戶需求為導向的數字化產業創新生態系統。這里的新產業創新生態系統類似于一個“生態群落”，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核心，聚集創新企業，為滿足最終用戶差異化需求形成的自組織共同體。而在產業界限不斷模糊后，產業會進行深度融合，涌現出新業態，誕生出新的產業體系，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數字經濟時代，數字云平臺作為新生主力軍，開辟了生產關系的新路徑。在傳統經濟中，企業獨享某種資源，而在數字經濟活動中，作為基礎資源的數據所有權歸誰所有，是個很難界定的問題。用戶把數據資源的部分使用權出讓給平臺，平臺基于對數據的再分析與場景化利用從而獲得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個人財產的屬性，同時意味著商品交換方式的轉變。

憑借平臺的數字經濟對所有權的弱化和對使用權的強化，平臺中的資源有了非排他性，換言之，數字平臺與云端的資源共有創造了“共享型”經濟的實現形式，我們很難用工業經濟時代的公有制，或是私有制的概念來進行區分和認知。生產力不僅在數字經濟中推動勞動工具數字化、勞動對象服務化、勞動機會大眾化，與此同時促進生產關系的組織平臺化和資源共享化，進而導致消費的形態和路徑發生了改變。這一切新業態指向一個重大的時代之問，即新時代的制度建構如何回應和界定數字時代的“所有制”問題，進而在法治的框架下，探索適應于數字時代的生產與再分配制度。

如何界定數字時代“公”與“私”

在信息高速流動的現代社會，治理模式面臨數字技術加持下財富兩極分化與公私場域重新劃界的全新挑戰。任何社會都需要秩序，而規則是秩序構成的必備要件，包括各種形態的道德規范、行為準則、法律條文和行政命令，社會有秩序才會有未來?；ヂ摼W剛剛出現的時候，人們曾經對這種新技術寄予厚望，甚至被稱為“實現平等的利器”。幾十年后的今天，早期的烏托邦想象已經破滅。甚至可以說，數字科技非但沒有抹平社會上的不平等，反而加劇了人群之間的分化。

社會焦慮持續蔓延的背后，是數字時代經濟社會的權力邊界正在發生的深層次演變，這種深層次的演變將引起原本傳統經濟下社會秩序的系統性反饋。

這種分化，一方面體現在經濟層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曾指出數字技術對于財富的分化效應。無形資產擁有權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普通人資產負債表在疫情中收縮并變得過于脆弱，甚至出現生計困難，進而激發關于技術性失業、隱私安全、分配不公等社會焦慮。社會焦慮持續蔓延的背后，是數字時代經濟社會的權力邊界正在發生的深層次演變，這種深層次的演變將引起原本傳統經濟下社會秩序的系統性反饋。自2020年下半年以來，全球各國出現自發、協同的反壟斷浪潮，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是2021年政府的重點工作內容。數字技術加劇社會兩極分化的嚴重后果，已經不能依靠市場自身的調節機制進行規范，因此必須用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權力手段來進行調節。

另一方面，從公民的個人權利角度來看，隨著技術的進步、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邊界出現融合的趨勢，尤其是在數字網絡空間。在數字網絡空間，私人信息可以很輕易進入公共空間，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在數字網絡技術飛速發展的數字時代，這種融合的趨勢會更加明顯。虛擬性與現實性的二元交疊形成了網絡隱私的媒介載體，因此在網絡空間中，將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完全劃分開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一方面大家厭惡自己的信息被泄露，另一方面又因此享受著技術所帶來的便利。在萬物信息互聯互通的時代，不得不迫使公共與私人空間重新劃界?？缃绮皇菃栴}，跨界的邊界如何界定才是問題，如何重新劃定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在數字時代的新邊界，也是未來法治建設亟需解決的難題。

中國正在邁向“強起來”的新階段，隨著數字時代生產關系的邏輯轉變與社會層面公平理念的不斷回溯，制度建構與法治建設方面也須適應社會歷史條件的新變化。美好生活是人們在物質生活相對富裕后追求的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和有尊嚴有美德高品位的生活。它的實現既有賴于一定的社會條件，又離不開個人能動性的充分發揮，更需要系統配套、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來保障。

時代孕育新的重大歷史性變化，未來的制度建構應在實踐中漸進發展法治。邁向數字時代的法治建設，需要回應重大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調節和平衡經濟數字化進程中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為經濟社會的發展保駕護航，以更加成熟、更加穩定的制度體系不斷提高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水平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