朽壞的永恒和永恒的朽壞

鄧耿

文理之爭為什么能夠變成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呢？如果我們回顧自從二十世紀中期以來文科和理科的歷史性爭論，并且對比它們在三百年前的遭遇就會發現，在康德的時代需要他為之大聲呼吁保留的哲學（這其中就包括了自然科學）反而在羅素的時代成為了歷史的“反面”。事實上，文理之爭中討論的命題，都在之前的學科發展過程當中早就存在，并不是新產生的問題，真正促使文理之爭產生的原因，只是因為文理學科地位的不均等。

這就像中西之爭一樣。從明朝末年開始，中國與西方學術文化的交流從未徹底中斷，不絕如縷。從湯若望到南懷仁，再到馬戛爾尼，中國學者獲知西方學術進展的途徑始終存在，并且這種交流也一直存在?！稁缀卧尽繁恍旃鈫⒎g到中國（當然只是部分）要比牛頓讀到《幾何原本》還要早上半個世紀。如果它能夠啟發牛頓寫出《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那么在中國并非完全不可能由它產生真正的自然科學。

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前，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西之爭。清朝的統治者和士大夫并不是把西學看作一個平等對待的文明，而仍然是一種域外的新奇之物，最遠也不過康熙帝所說“千百年后中國必受其害矣”。直到鴉片戰爭爆發，人們才突然意識到了迫在眉睫的威脅，而這恰恰是中西之爭真正發生的源頭。文化保守緣起于文化危機。

不過如果只停留在此，那么對于文化危機的本質仍然得不到深刻認知。不妨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看不到科學保守主義和西學保守主義呢？為什么保守主義一定要保護的是人文和傳統呢？為什么出現危機的總是它們呢？如果問到這兒，那么我們不難看出，根本性的沖突并不是兩個對等的文化之間的沖突，而是古今之爭，傳統與現代之爭，不變與變化之爭。

這里存在著一個有些神秘的倒置。人文、東方和傳統，本來是復雜、多變、主觀能動的，他們所強調的乃是人不依附于客觀規律而自主選定的那些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但正是這些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被塑造成了某種不變的傳統，而這種不變進一步構成了文化和文明的過去那一面。它維系著意義世界的存在。但同時在變化面前軟弱無力。

而科學、西方與現代，則在根本上根植于某種技術產生。對于普羅大眾而言，現代性乃至后現代性的種種理論，遠不及面前的科技設備和娛樂手段來得直接。而這些設備和手段無一不是技術本身的產物，而技術又是自然科學那種鐵的規律造成的。不僅如此，這種思維方式也在侵入社會科學，讓相關行業的研究者相信，他們所掌握的經驗事實足以否定人們既往存在的價值觀念。

因此，在康德的時代為什么哲學和相關自然科學在大學中的立足是一個問題，正是由于既往的意義世界中沒有它們立足的空間，而它們的成果又還不足以撼動現實生活的大廈。而它們的客觀規律真的發揮作用，人們又不得不起乞靈于過去的傳統來抵制這種客觀規律的鐵血和冷酷。在這里，不可撼動的意義和價值被物質規律輕而易舉地瓦解，而嚴絲合縫的技術竟然醞釀出了混亂冗雜的后現代社會。

所以真正的矛盾其實只有一個，人類那模糊不清的自由意志所選定的主觀能動和客觀存在的物質或規律限制之間的矛盾，或者說得簡單一點，注定朽壞的永恒和永恒的注定朽壞之間的矛盾。今天仿佛能夠通向永恒的科學，按照這樣的規律也一定將不可避免的走向它歷史的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嶄新的朽壞，而永恒依然只在地平線上若隱若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