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詢、虞世南與魏晉南北朝的書學傳統（上）

◇ 鄭成航

歐陽詢（557 641）與虞世南（558 638），同為冠冕唐初的重要書家，二人基本同齡，都有由陳入隋、由隋入唐的人生經歷。人們在談論這一時期的書史時，免不了將二人進行比較（圖1、圖2）。除了直接比較書風，論者也著眼于歐、虞的書學來源，如阮元（1764 1849）在《南北書派論》中，將歐、虞分別劃入南北兩派的譜系中：

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湛、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不顯于隋、至貞觀大顯，然歐、褚諸賢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開成碑版石經，尚沿北派余風焉。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于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北派則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于碑榜，而蔡邕、韋誕、邯鄲淳、衛覬、張芝、杜度篆、隸、八分、草書遺法，至隋末、唐初，猶有存者?！?〕

阮元以南北兩派區分歐虞二人，雖然略顯粗糙，卻基本符合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書法發展的情況。阮元眼中的南北差別，既包括書風（南派“疏放妍妙”，北派“拘謹拙陋”）、書體（南派為“減筆”行草書，北派篆隸等“中原古法”），也包括功用的一面（南派長于“啟牘”，北派長于“碑榜”）。

有意思的是，南北兩派有著共同的源頭，即漢、魏之際的鍾繇（151 230）。阮元的依據當來自鍾書“三體”的說法。晉宋時期的羊欣（370 442）稱：

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顧名思義，“三體”的劃分依據是功用。從嚴肅鄭重的銘石書，到日常文書所用的章程書，再到親友相聞的行狎書，“三體”功用的正式程度逐漸降低，而日常性、私密性則逐漸升高。此外，“三體”的區別也包括書體，在當時大致對應隸書、楷書、行書〔3〕。由此亦可推斷，在風格上，“三體”間也有著端謹與靈動的差別。梁代庾肩吾稱鍾繇“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4〕，正道出了鍾書靜、動之兩端?？梢哉f，鍾繇的“三體”書標志著魏晉南北朝的書法發展的新階段，建立了包括功用、書體、書風三重關系的書學傳統，其影響頗為深遠。

圖1 [唐]歐陽詢 行書張翰帖 25.1cm×31.7cm 紙本 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南北朝至隋、唐初，正是政權不斷更迭，南北對峙交融的特殊時期，也是文字演進、書風發展逐漸成熟的過程。因此，分析歐、虞的書風，不能忽視該時代的社會、文化因素。本文將從這一時代的書學傳統出發，考察歐、虞在不同時期的身份際遇及書法創作，探尋兩者之間的關系。

一、兩種傳統及其書寫者

對晚近的書家來說，除了師承、敕令、應酬等客觀因素之外，可以憑個人的追求或偏好來選擇各種書體、書風。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字的演進尚在進行，書法被廣泛地運用于各種不同的公、私場合，故以用途與媒材劃分的“三體”，與后世以形式區分的篆、隸、楷、行、草等書體頗有不同〔5〕。

如前所述，銘石書與章程書、行狎書的正式性和日常性互異。銘石書適用于寫碑、題榜等正式、公開，富有紀念性與儀式感的場合。書體通常為該時期的官方正體（如魏晉時的隸書，南北朝以后的楷書），偏于保守，有時甚至滯后于日常所用。公元5世紀末葉，銘石書的主流書體已經演變為楷書〔6〕，而篆、隸等古體，仍長期用于碑額、榜額等銘石書領域，甚至部分碑刻的正文。風格上，典型的銘石書大多嚴整、方峻、尚法度、重裝飾。章程書與行狎書則適用于文書、尺牘等相對日常的領域（尺牘書則更加私密）。經過以“二王”代表的士族書家不斷推進，章程書與行狎書新新不已，變成了妍美簡便的行書。同時，章草也被改造成更流暢縱逸的今草。由此形成了真書、行書、今草三種新興書體并重的局面，確立了縱逸、流暢、尚天然、重變化的風格特點〔7〕。根據功用與書體，我們可以從中概括出“銘石書”和“尺牘書”這兩個頗具差異的書學傳統〔8〕。

此外，當時的書者并不能自由地選擇這兩種傳統。事實上，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參與“銘石書”和“尺牘書”的主體人群，在社會地位、門第官階以及地域上，都存在明顯的差異（雖然也有少部分的重合）。簡言之，引領“尺牘書”發展前沿的，主要是東晉、南朝的士族書家；從事“銘石書”者，以出身寒族、地位相對較低的北朝或南朝書吏居多。

“妙盡許昌之碑”的鍾繇，并沒有留下任何可靠的碑刻〔9〕。事實上，傳世的漢魏碑刻絕大多數沒有書者署名，承擔銘石書丹任務的主要是善書的文吏。魏晉時期，士大夫寫碑題榜的例子雖也于史有征（如漢魏之際的梁鵠、韋誕，都曾題寫宮殿榜額）。然而，對于士人，尤其社會地位較高的門閥士族而言，寫碑榜終究是繁重而危險的苦差〔10〕。而更讓士族無法接受的是以書法為業的職業化身份，這種身份會在日后掩蓋他們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成就。南北朝時期的社會也基本延續了這一分化現象，尤其是“衣冠南渡”的南朝。有學者統計，南朝石刻書人悉為正六品以下（梁官八班以下）的低級官吏或釋道之流。北朝則稍有不同，頗有高官（從五品以上，或北周從九命以上）參與，然究是少數〔11〕。

除了書家社會地位的差別，南北朝時期的特殊政局，也造成了兩種傳統在南北發展互異的局面。南梁士族王褒（約513 576）北上以后，與北周書家趙文淵（唐以后避李淵諱改為“文深”，生卒年不詳）之間的事跡，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問題。

王褒出于瑯琊王氏，善尺牘書（圖3）。其書師法姑父蕭子云，蕭書則出于王獻之，屬于典型的“士君子之流”（張懷瓘語）〔12〕。趙文淵出身相對寒微，其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淵“少學隸楷”，是北周題碑書榜的國手〔13〕。（圖4）王褒入關以后，貴游等翕然并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慚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4〕

北朝貴游日常攻習的，當是尺牘書。需要指出的是，王褒的書藝，至少在唐人的評價中還算不上十分高明〔15〕。即便如此，他的尺牘書也足以讓相對古質的北朝書家相形見絀〔16〕。除了單純的書法以外，促使貴族們改體的真正原因，恐怕還在于王褒“地胄清華”的士族身份。趙文淵知道自己沒有扭轉“好尚”的能力，乃至遭受邯鄲學步之譏，從中折射出寒族書家以藝事人的卑微地位〔17〕。

圖2 [唐]虞世南 積時帖拓本（局部） 紙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事實上，僅憑高超的書藝，還不足以成為出色的尺牘書家。梁人庾元威說：

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必M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8〕

庾元威將王延之（421 484）所謂“三種人身”解釋為（一）善于書法，（二）善于選擇合適的書體，字法恰當，（三）文辭輕重得體，含蓄自重（言無虛出）。漢魏以來，尺牘書法與尺牘文章是難以割裂的，史籍中常見的“善尺牘”，就有“善尺牘書”與“善尺牘文”二解，有時兼有二意〔19〕。作為一種應用類的文體，尺牘文章除了講究文采詞藻之外，更要遵循嚴格的書寫規范即“書儀”。作者要根據所論事件性質、通信雙方之關系，乃至時節月令等氣候因素，采用恰當的格式規范，斟酌用語，方為得體。這要求作者對雙方身份地位、世系家族，包括士族圈子里的流行時尚都有充分的了解〔20〕。庾元威警告子弟：

圖3 [梁]王筠《至節帖》（王褒與王筠時代相近，其書風當相去不遠）。掃描自《真宋本淳化閣帖》（第四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頁。

圖4 [北周]趙文深書《華山神廟碑》。掃描自《北周·趙文淵華岳頌》（書跡名品叢刊·第一七九回配本），二玄社，1972年，第40、41頁。

（尺牘）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1〕

可見尺牘撰寫中的“潛規則”，對于士族來說也是要時時注意的。若非經過優越的文化教育，或者缺乏士族生活的陶染，很難輕易掌握。這就決定了“善尺牘”者大多出身不凡，而出身寒族者則將面臨一道“技術壁壘”，輕易難以逾越。

趙文淵的尺牘書雖然遭到擯棄，卻能夠通過銘石書折服南朝士人：

世宗令（文淵）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2〕

是故王褒每遇寫碑之事，便推舉趙文淵書寫〔23〕。北朝的銘石書勝過南朝，當與碑刻在南北朝社會的應用有關。北朝樹碑之風盛行而南朝禁碑，這導致了兩地銘石書發展的不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王褒曾與趙文淵合作創作《河瀆碑》，王撰文，趙書丹〔24〕。這又揭示了王、趙二人身份的差異。如前文所述，漢魏南北朝以來的碑志，低級文吏負責書丹，撰文者地位則較高。撰者把握碑志的核心內容，即文章，除了具備文學素養以外（王褒即是“博覽史傳，尤工屬文”者〔25〕），他們還與碑主、建碑者關系密切，或者干脆就是同一層次、同一家族中人。而書者更多的是服務 甚至服役，他們大多沒有撰文的能力或資格〔26〕。當然，建碑書丹又離不開這些書手，他們與士族形成了一種互補關系，趙文淵與王褒的合作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由此，我們能夠大致勾勒出這兩種涇渭分明的書學傳統，牽涉到書者的身份、地域、書體書風等多重關系。簡而言之，即寒族書家（北朝居多） 銘石書（嚴整、公開），士族書家（南朝居多） 尺牘書（自然、私密）〔27〕。這樣的關系，也隱藏在歐陽詢與虞世南身上。

二、“猛將”與“行人”

《書斷》在對比歐、虞書法時打過兩個比方：

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8〕

不知是出于巧合還是有所暗指，張懷瓘以“猛將”喻歐，以“行人”喻虞，這兩種身份與二人的出身確有關系。

歐陽詢之祖頠（498 563）、父紇（537 570），在陳時先后任廣州刺史。歐陽氏史稱長沙臨湘之豪族，徐陵、江總為歐陽頠所撰碑志中，稱其舊望出自渤?！?9〕。然陳寅恪先生則懷疑歐陽氏本為嶺南之蠻族：

獨歐陽頠一族，史雖稱為長沙臨湘人，然與嶺南殊有關系?！础蛾悤范弧妒捲蕚鳌犯健兑齻鳌芳啊赌鲜贰芬话恕妒捤荚拏鳌犯健兑齻鳌?，俱有“始興人歐陽頠”之語。豈長沙之歐陽一族，本自始興遷來，其目頠為始興者，乃以原籍言之耶？……（中引歐陽詢狀貌丑異事）則是詢本形貌之丑怪，史乘固有明徵。雖其遺傳所目，源于父系，或母系或父母二系，皆不可知。若取歐陽氏本出始興一事，參以《宋書》所載徐豁之言，或《通鑒》所載殷闡之語，殆是俚或溪之種歟？夫歐陽氏累世之文學藝術，實為神州文化之光輝，而究其種類淵源所出，乃不得不疑其為蠻族?！?0〕

陳代初年，歐陽一族在交、廣一帶掌有軍政大權〔31〕。歐陽頠雖少時“專精習業，博通經史”〔32〕，但考校頠、紇之生平及其家族，仍屬于武將的性質，所謂“有助于軍國”。呂思勉先生曾指出：

陳世交、廣之域，歐陽氏實擅大權……以上所言，為交、廣緣海之地，為文明及財富所萃，政權亦托于是。大抵能樹威德者，皆久居其地之豪族?！?3〕

由此可知，歐陽氏即便不是蠻族，也屬久居交、廣之地，與蠻族雜處的軍事豪族，雖擅有大權，卻顯然不是“貴胄清華”的衣冠士族。在士族政治貫穿始終的南北朝時期，以士族為“清”，武職、吏職為“濁”。清濁之分，往往比官品高低更重要。后來歐陽紇為朝廷所疑而造反伏誅，歐陽詢竟成為罪臣遺孤，實可謂出身冗濁。

虞書所比況的“行人”，為古代官名，黃寶實《中國歷代行人考》稱：

古之所謂行人，即今之外交官。居則擯相應對，出則朝覲聘會?！?4〕

南北朝時期，各政權出于政治軍事考慮，彼此間派選行人進行大量外交活動。為了達成使命，行人的任用須經“妙選”，《北史·李諧傳》描述了行人所需的素質：

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5〕

可見“行人”必須兼有“才”（才能）與“地”（門第身份），出色的南朝行人，足以在北朝貴族子弟中引發“明星效應”（正如王褒入關后的景況）。

虞氏一族，正是會稽名門。虞世南之父虞荔（502 561）深得陳文帝（522 566）器重，“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36〕。虞荔死后，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37〕。

虞世基、虞世南兄弟受到了優越的教育，也憑借天資與勤懇，將門第優勢轉化成了文采與學識，獲得了陳、隋名士的首肯與皇室的器重?！杜f唐書·虞世南傳》載：

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于吳郡顧野王，經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

……

陳滅，與兄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令使者追之?！?8〕

作為南朝文士之翹楚，虞氏兄弟在隋以文學見重。虞世基尤得煬帝寵信，得以成為少數進入政權核心的南朝士人之一〔39〕。虞世南在仕隋的二十九年中累遷至秘書郎，屬于典型的“清官”，主要負責參與制定禮儀、撰寫詩文及編纂圖書等文藝之事。虞世南在朝以“峭直”事君，在家甘守清貧，刻意與兄長劃清界限，又曾勸族人虞綽與權臣楊玄感絕交〔40〕。這些行為似乎說明，虞世南不如兄長那樣得寵，某種程度上是他的個人選擇：與權力保持距離，以免被卷入政治旋渦，從而保全家族。大業十四年（618），煬帝被弒，虞世基被誅。從世基的下場來看，虞世南的選擇堪稱明智。

綜上可知，張懷瓘以“猛將”與“行人”比喻歐、虞，可謂恰當。

陳太建二年（570），歐陽紇被誅，歐陽詢時年十四。幸運的是，他被著名文士江總（519 594）收養。江總以文學見重于梁、陳兩代，官至尚書令。歐陽詢得到江總的親自教導（“教以書計”），也隨其游歷。陳后主時期，文人喜好游宴，把促膝聚觴、宴集賞樂作為激發文學創作的條件〔41〕。江總作為陳后主朝的“首席文人”，也當有機會攜歐陽詢參加各類文會。洪邁《容齋隨筆》中《歐率更帖》一則，是歐陽詢回憶其青年時在鄱陽與文士交往之事：

圖5 [唐]李世民《晉祠銘》飛白書額。掃描自《晉祠銘·溫泉銘》（中國書法選 36），二玄社，1989年，第2——7頁。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余，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眾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杰；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逼澤w吾鄉故實也?！?2〕

按太建八年（576），江總在太子詹事任上因行為不端而遭免官，本年歐陽詢恰好二十歲〔43〕。鄱陽的文會很可能發生在江總被免官后的幾年中。從歐陽詢對當年的文會與文士的贊賞與懷念來看，此類經歷必定讓他獲益良多。因此，出身冗濁的歐陽詢，通過養父江總獲得了近乎士族子弟的教導與閱歷，具備了“累世文學藝術”的條件。

在隋朝，歐陽詢任太常博士，官階不高（七品），卻也算得清選之官，主要是參與修撰前代歷史，以及文學、書法等事〔44〕，尤其得關隴貴族李淵（566 635）的賞識，被“引為賓客”〔45〕。

總而言之，歐、虞在陳朝都獲得了相當優越的教育，具備了成為一流文士的知識與才能，也同樣經歷了仕途平淡的仕隋生涯（不同的是，對于虞世南來說，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但在依舊注重門第的隋唐之際，歐陽詢的冗濁出身，與虞世南的清貴家世、年少成名，依舊有著顯著的差別。這與二人的人生境遇與書法，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在二人年過花甲之后，隋末的政局板蕩與唐初的權力斗爭，又使得這種差異變得更加明顯。

三、歐、虞入唐后的身世浮沉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世民（598 649）破竇建德（573 621）于虎牢，歐陽詢、虞世南入唐。虞世南和剛入隋時一樣，馬上被李世民引為秦府參軍，尋轉記室，并以本官兼任文學館學士。歐陽詢作為李淵昔時賓客，在武德年間累遷至給事中，這是其一生中最顯達的官階（五品）。此時的歐、虞，因太子李建成（589 626）與李世民之間的奪嫡之爭，被分劃入兩個對立的政治陣營〔46〕。李世民的最終勝出，則直接導致了二人在貞觀朝以后政治地位的懸殊。

虞世南原本不屬于任何政治勢力，又是閱歷豐富、文華出眾的南朝文士，正好能幫助太宗處理即位之后的各種矛盾、消除“得位不正”之影響。因此，虞世南成為太宗在政治、禮制、文學、書法等多方面的重要顧問。虞氏素來謹慎明睿的性格，雖然“志性抗烈”，也贏得了太宗發自真心的贊賞（相較之下，魏徵的進諫則往往引發太宗的不快）。太宗稱“虞世南于我，猶一體也”〔47〕，顯示出君臣之間有著類似知己和導師的親密關系。

或許因為高祖、太子的最終失勢，導致歐陽詢在武德年間的史料也相對匱乏，但一些蛛絲馬跡或可表明，他在武德朝也扮演了與虞世南類似的角色。

比如歐、虞在兩朝都是類書修撰的主要成員：武德七年（624），歐陽詢與裴矩（548 627）、陳叔達（572 635）奉詔撰成《藝文類聚》一百卷；貞觀五年（631），虞世南偕魏徵（580 643）、褚亮（560 647）、蕭德言（558 654）等編成《群書治要》五十卷；貞觀七年（633），虞世南繼魏徵繕寫四部群書〔48〕。

此外，據《冊府元龜》載：

（武德）九年（626），四月，給事中歐陽詢奏上《帝德論》，帝覽之稱善?！?9〕

《資治通鑒》載：

（貞觀六年閏月）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圣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睹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50〕

《帝德論》與《圣德論》當是高祖、太宗二帝對于自身帝王形象的塑造，歐、虞分別在武德、貞觀兩朝承擔了這一重任。

在書法方面，高祖與太宗，也都親自對歐、虞的書藝給予了最高的評價。高祖謂歐：“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51〕太宗謂虞：“虞世南死后，無人可以論書?！薄?2〕太宗與虞世南商略書法之事廣為人知，高祖與歐陽詢之間很可能也有過類似的書法之交。唐人竇臮在《述書賦》稱高祖“運龍爪，陳睿謀”，竇蒙注云：

神堯皇帝隴西李氏諱淵……又王右軍書柱作爪形，時觀者號為“龍爪書”。高祖師王褒得妙，故有梁朝風格焉?！?3〕

竇氏所謂“運龍爪”當為雙關語，以“龍爪”譬喻高祖之威權，也兼指其擅長的“龍爪書”?！褒堊眰髡f是王羲之所創，其實恐是南朝以來流行的雜體書之一。按《述書賦》文意，高祖的龍爪書學自王褒，然而此體實則正是歐陽詢所擅長，《冊府元龜》載：

歐陽詢為太子率更令……其八分、龍爪、古篆，世無及之。飛白尤妙，議者方于蕭子云?！?4〕

表1 歐陽詢、虞世南撰、書碑、志、額一覽表

可見歐陽詢在武德朝的政治、文化、藝術等多個方面都頗見重用，然而卻最終在玄武門之變后化為烏有。

事實上，太宗與歐陽詢在書法上也頗有“共同語言”，二人皆善“飛白書”〔55〕。太宗本人偏好此體，曾于宴飲之時作此書贈予眾臣，也曾以飛白書題寫碑額及批答疏奏〔56〕。（圖5）歐陽詢恰是唐初飛白書的佼佼者，《書斷》中入選該體“妙品”的五人中，唐代唯有歐陽一人，并贊其“飛白冠絕，峻于古人”〔57〕。即便如此，太宗似乎并未對歐陽詢的“冠絕”的飛白書表示過贊許（抑或沒有公開表示，因而其言不傳），反而對整體評價遠遜歐陽的錢毅頗為看重，這可能是出于一種有意的忽視〔58〕。

聯系前文所論碑志撰、書者人群的社會地位分析，歐、虞在隋唐兩代撰、書所撰、書的碑、志、額、銘統計如（表1）〔60〕。

由上表可知，虞世南在隋唐兩朝所撰碑志文甚多（尤其是貞觀朝），而書碑者通常另有其人。雖不排除虞氏書碑早毀或湮滅不聞的可能，但究其大宗，實際情況當是如此。朱關田先生認為，虞世南在唐初書碑較少的原因是“書名未起”〔61〕。實際上，銘石書丹之事，實與虞氏身份不符，非所愿為（或者也可以說，虞世南在銘石書方面書名不顯）。

反觀歐陽詢，其撰述大多在隋及武德朝，貞觀以后則幾乎“失聲”（所撰《溫彥博墓志》恐亦后人偽造），僅能書丹之作不斷問世。值得注意的是，歐陽詢在隋所書《姚辯墓志》《元壽碑》為虞世基撰文，貞觀朝《杜如晦碑》為虞世南撰文，其與虞氏兄弟之合作分工，與昔時之王褒、趙文淵何其相似！如前所述，撰文者通常優于書丹者。歐陽詢與虞世南都擅長文學與書法，兼有撰文與書碑之能，二人在晚年撰、書碑志情況，鮮明地反映出二人在當時的地位差異。

歐陽詢崎嶇碑碣之間，年過八旬尚且不免，這也是漢魏南北朝以來大多數銘石書家的命運〔62〕。其碑主或請托者雖多為唐代開國重臣，甚至帝王敕令，也掩蓋不了歐陽詢晚年為一“高級書手”的身份〔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