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量管理實踐、吸收能力與創新績效
——基于船舶企業智能制造視角

周 鋒，顧曉敏,2，韓慧媛，何建佳

(1.東華大學 旭日工商管理學院，上海 200051；2.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上海 201620；3.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

0 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的普及以及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拓展與延伸，智能制造已成為發展中國家轉型升級的驅動力量和主攻方向。創新驅動和質量領先是《中國制造2025》基本方針的主要內容，創新與質量管理也成為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可幫助企業提升創新績效和競爭能力。因此，質量管理與創新績效關系研究[1-4]成為20年來學者和實踐關注的熱點之一。船舶工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智能制造更是其高質量發展的不二選擇。在過去40年，我國船舶工業利用比較優勢，通過人口紅利和產業需求優勢迅速做大，自2010年起，我國造船業三大指標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大而不強，在高端船舶制造方面落后于歐美、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制造技術和核心配套部件等受制于人。作為后發國家行業，船舶工業與國外先進技術趨同后，發展緩慢，進入瓶頸期，迫切需要通過智能制造實現轉型升級。

1 文獻綜述

關于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的關系，有學者認為，質量管理有利于產品創新、過程創新和創新績效；也有學者認為，對顧客的關注會局限于當前顧客需求的漸進式改進[5]，過程控制標準化管理可能導致組織陷入漸進式陷阱[6]，從而不利于創新；還有學者認為兩者并不直接相關。質量管理是企業的異質性資源，基于質量管理的多維性以及各維度之間復雜性與因果模糊性，學者在研究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的關系時，因選取的研究視角不同，導致質量管理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始終未得到一致結論。此外，情境變量的引入，也解釋了不同研究如何得出相沖突的結論[7]。

制度同構理論認為，在一個結構化的組織場域內進行研究，可以提高研究效度[8]?？v觀以往文獻，學者在研究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關系時，大多以制造業、服務業為主，鮮有在某一個行業或產品內進行研究。在知識經濟時代，外部環境變化日趨復雜化與快速化，更多可能的情境變化會影響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的關系[3]，如動態能力[9]、文化變革[10]和組織學習[11]等。

依托成熟產業的國外先進技術往往擁有隱性知識，這恰恰是后發國家技術的短板，而且這些異質性資源和能力的價值性、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及難以模仿性[12]，加大了后發國家技術學習和創新難度。我國制造業在向智能化及高端方向進取時，應堅持不斷改進外部環境，進一步學習和吸取國外先進技術。自Cohen&Levinthal[13]第一次提出吸收能力的概念后，許多學者開始關注吸收能力與創新績效的關系[14-15]。但現有文獻鮮有關注吸收能力在質量管理與創新績效關系中的作用。因此，如何進一步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識，通過創新提高企業競爭優勢，是企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隨著工業化、數字化及智能化的發展，在智能制造背景下研究質量管理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十分必要。國內外學者對智能制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觀方向，如智能制造的產業政策[16]、商業模式[17-18]、戰略管理[19]、價值鏈[20]、供應鏈[21]和績效[22]等領域，在船舶工業方面也僅限于智能制造技術現狀與發展趨勢[23]、智能化創新[5]、競爭力和綠色造船等創新管理研究，鮮有文獻在微觀層面研究智能制造對企業日常管理的影響。

基于此，本文在智能制造這一特定背景下，選取192家船舶企業為調查對象，以吸收能力為變量，研究船舶企業質量管理與創新績效的關系。本文通過實證研究，主要解決以下問題：①將質量管理實踐劃分為基礎和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兩個維度[24]，通過顧客價值實現，重新理順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和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內容；②以吸收能力作為中介調節變量，研究智能制造背景下質量管理實踐對船舶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本研究以中國船舶企業為例，通過場域內企業研究獲得更豐富的理論知識，為船舶企業在智能制造中進一步優化質量管理實踐，提升創新績效并促進企業轉型升級提出相關對策建議。

2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2.1 智能制造、質量管理實踐與企業創新績效

先進制造技術是一個整體概念，整合了信息技術、自動化技術及企業管理技術。智能制造是指通過信息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的深度融合，利用信息技術貫穿產品生命周期，在產品制造及售后服務過程中，對所有活動重要節點進行監控、數據收集、分析與管理以及持續改進，實現制造業數字化，促進企業創新與發展。有學者在研究質量管理時，將先進制造技術作為質量管理實踐中的一個測度指標[25],在ISO9001(2015版)標準中有關基礎設施部分已包括信息和通訊技術。因此，強調智能制造作為企業轉型升級的主攻方向，實際上更凸顯和延伸了質量為先的內涵，通過智能制造進一步優化企業日常管理網絡，最終體現在質量管理各項活動的有效性與效率上，以企業創新績效為最終輸出衡量智能制造貢獻度。

質量管理可以用一組原則、實踐和技術刻畫，質量管理實踐是一個持續改進產品質量與生產流程、增強企業競爭力的系統框架。本研究參照Flynn[24]的研究，將質量管理分為基礎和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兩個維度，借鑒前人對質量管理實踐的研究[4,26]，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包括領導力、持續改進、供應商管理、員工參與和基礎設施管理，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包括顧客關注、產品設計、過程控制。

新常態下，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日益復雜，創新和質量管理作為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可以提升企業創新績效，為企業贏得持續競爭能力。因此，創新績效是一個多維度概念，包括因技術創新、過程創新、管理創新和產品創新等帶來的績效，但考慮到企業核心競爭力最終體現為新產品帶來的收益。因此，本文參考Lovelace[27]、解學梅等[28]的研究，以產品創新測度創新績效，主要包括新產品銷售額比重、專利數量、新產品開發速度、產品開發投入經費比例和產品成本降低率等測量維度。

2.1.1 基礎質量管理實踐與企業創新績效

基礎質量管理實踐中的領導力、供應商管理、員工參與、持續改進和基礎設施管理各項活動與企業智能制造發展互相嵌入、協同發展。智能制造不僅是先進制造技術與通信技術的深度融合，同時也是一種理念導入的過程，實施智能制造是企業戰略重大決策。智能制造環境下，組織扁平化結構提高了過程之間的信息溝通效率，大數據分析與科學決策使得整合型領導力對組織創新績效有正向促進作用[29]，有利于創新活動開展。在企業內部，領導充分授權員工積極參與到公司各項活動，提高員工對公司發展的使命感，員工參與決策會增強員工對企業文化與發展的認同度，激發工作積極性，提高創新能力[30-31]；企業外部供應商擁有生產技術方面的獨有經驗和優勢，產品設計過程中供應商的前期參與會提供更多知識和技術信息，進一步豐富企業原有知識網絡，隱性知識得到共享與傳播，并被組織吸收，進而成為提高企業過程創新績效的基礎[32]，促進企業新產品開發績效提升[33-34]。

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的定位?；A設施的軟硬件投資、運行和維護，將促進先進制造技術與信息技術深度融合，提高數據處理速度和反饋效率，增強新產品實現的可能性，有利于創新的開展?？沙掷m發展過程中，基礎設施維修是一項關鍵性技術,全員設備維護可以通過結合各種技術、經濟和管理手段，保持設備性能達到自身功能，從而保證設備運行過程穩定和產品質量控制。預防性維保的實施能避免設備故障，確保安全生產，通過提高自動化水平和應用防錯技術，提高生產效率，從而以更優成本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

持續改進是一個通過不斷學習累積知識的過程，同時也是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領導行為和領導效能在組織內營造一個持續改進的氛圍，知識的累積與更新能夠增加改進機會、提升創新技能，有益于新產品開發和過程設計優化。同時，部門團隊合作是解決問題的最優方法，團隊通過持續活動的開展，不斷增強企業能力并有助于績效改進。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a：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對創新績效具有正向作用。

2.1.2 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與企業創新績效

以顧客價值鏈為視角，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包括顧客關注、產品設計和制造過程控制管理。以顧客為關注點，可以充分識別和導入現有及潛在顧客信息，深入理解顧客價值，識別、理解、滿足并超越顧客的期望和偏好，包括顧客對新產品的構念、原型。在互動過程中，相關信息不斷迭代，有效控制企業開發時間和成本，并減少創新過程的不確定性[35]。 顧客要求是企業外部知識和創新的主要來源，產品設計過程中，充分考慮顧客潛在、現有及未來需求，滿足顧客各項功能、質量和性能要求，從而使顧客滿意。核心質量管理實踐中制造過程標準化管理的實施有助于提高過程效率，使增值活動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從而促進過程和產品創新。

智能制造企業利用信息化技術和大數據分析，可以充分獲得顧客的需求與期望，從而有效理解顧客要求。通過物理傳感器的應用和通信技術，能獲取更多用于制造過程控制的數據。高自動化水平能夠提高勞動力單位產出率，從而提高生產效率[36]，使過程控制更加可靠有效。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b: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對創新績效具有正向作用。

2.2 吸收能力的中介與調節作用

知識經濟下，為應對多變的環境，企業需要不斷獲取外部知識和信息，通過消化吸收外部知識，將其轉換為技能，獲得合格的產品和服務。Cohen&Levinthal[13]最早提出吸收能力的概念，認為吸收能力通過識別與消化企業外部信息并將其應用到商業活動中，利用識別、吸收和利用知識3個過程，提高企業創新能力；Zahra & George[37]將吸收能力劃分為潛在吸收能力和實際吸收能力兩個維度，包括知識的獲取能力與消化能力以及知識的轉化能力與利用能力。本文參照Zahra & George[37]的方法，將吸收能力劃分為兩個維度，研究質量管理實踐、吸收能力與創新績效的關系。

知識基礎觀認為，企業本質上是各類知識的集合體，質量管理實踐是以持續改進為目標、針對企業的一種系統管理方法，與知識管理聯系密切，兩者最終目的是達成績效目標及持續保持競爭優勢[38]?；A質量管理實踐領導效能在企業內部倡導組織學習，通過員工授權與團隊合作，增強獲取外部知識的意愿，同時對知識轉移具有積極正向作用[39]。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各項質量方法的應用，如PDCA、結構化問題解決方式，可以促進知識創新。實際吸收能力是指對外部知識的轉化與利用能力，而知識轉移和知識創新會促進實際吸收能力提高。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a: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對實際吸收能力具有正向作用；

H2b: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對實際吸收能力具有正向作用。

外部知識是企業發展創新的主要動力，而實際吸收能力通過轉換和利用外部知識并與原有知識進行融合，激發出更多創新思維和方法，從而形成企業新的隱性知識。隨著隱性知識的傳遞與分享，員工的素質與能力進一步提升，從而促進企業創新績效提高。研究表明，擁有更高實際吸收能力的企業，對外部知識的轉換與利用能力也越強，隱性知識的傳遞與共享能夠促進顯性知識提升，顯性知識提升又促進隱性知識增加，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相互作用、轉換和促進，會進一步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和創新績效。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實際吸收能力對創新績效具有正向作用。

潛在吸收能力是獲取和消化外部知識的重要能力，同時正向影響資源配置的靈活性，潛在吸收能力越強，越能影響企業獲取和消化外部知識。質量管理是企業的一種資源，能夠促進企業競爭優勢的建立[28]，且質量管理實踐交叉融合了知識管理和組織學習內容[40]，基礎質量管理實踐中領導力和領導效能倡導組織學習，通過員工授權與全員參與，利用潛在吸收能力，加強對外部知識的獲取與消化，助力新產品開發。核心質量管理實踐中識別的各過程關鍵點管理會導致流程創新，顧客要求在過程中關注外部知識的獲取與消化，而產品開發過程的規范性能提高新產品開發效率，并能根據外部知識變化及時調整，從而促進創新績效提升。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a:潛在吸收能力在基礎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之間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H4b:潛在吸收能力在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之間具有正向調節作用。

基礎質量管理實踐的領導職能，通過調整對內、外部環境的適應對策和響應能力，促進企業對外部知識的轉換與利用。人才是企業創新的關鍵因素，在企業外部，通過供應商在產品開發時的前期參與和知識共享，提高企業知識水平，進而提高員工創新能力[41]，從而促進新產品開發；在企業內部，基于員工培訓與全員參與，師徒管理制度通過師傅言傳身教以及徒弟的觀察、模仿和實踐，隱性知識得以有效交流，從而促進實際吸收能力提高，最終有利于創新績效提升。

企業內領導職能倡導和維護的持續改進氛圍、質量方法、質量工具應用以及結構化問題解決方式等能力的提高，有利于過程和產品創新。核心質量管理實踐的產品設計過程中，并行工程的導入可以通過提前參與到顧客產品設計過程中，充分識別與吸收顧客提供的知識，從而增強外部知識網絡能力，進一步提高設計過程效率，縮短開發周期。因此，外部知識的傳遞與吸收有利于產品和過程創新，實際吸收能力越強，創新績效也愈高。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5a:實際吸收能力在基礎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之間具有中介作用；

H5b:實際吸收能力在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之間具有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構建如圖1所示的理論模型。

圖1 理論模型

3 研究設計

3.1 模型設定與樣本數據獲取

本文樣本來自我國工業現代化水平較高的船舶工業，包括造船和配套船用零部件加工企業。船舶工業涉及行業較多，包括鋼鐵、化工、電腦與軟件、機械機電、紡織、電子電工和交通運輸行業等，具有較強的代表性。而且基于制度同構作用，在同一個行業內進行研究，可以進一步提高研究效度[42]。本文采用問卷調查形式獲取樣本資料，主要通過實地走訪與調研、電子郵件和微信等方式進行。在2019年3—8月，共發放227份問卷，實際回收206份(回收率90.47%)，剔除內容填寫不完整、內容存在矛盾或不一致的問卷，得到有效問卷192份(有效率93.20%)。問卷填寫者主要為船舶企業質量經理或負責公司質量管理的中高層領導。樣本資料主要來自上海(30.21%)、江蘇(27.6%)、浙江(7.29%)、山東(5.73%)、重慶(5.21%)、遼寧(4.17%)、廣東(3.13%)，覆蓋了我國北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地區船舶制造企業。企業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3.2 變量測量

調查問卷內容分為質量管理實踐、吸收能力和創新績效3個部分，本研究涉及的變量測量量表均參考國內外已有成熟研究成果[3,13,24,43]。本文基于智能制造視角，根據我國船舶企業實際情況設計變量題項：領導力設計考慮了內外部環境管理以及領導對持續改進的倡導與推進；持續改進設計增加了人工智能的開發與利用；顧客和供應商管理設計考慮了并行工程的應用以及供應商參與和顧客前期開發參與的管理；吸收能力設計關注了內外部知識整合與應用；基礎設施設計增加了基于生命周期的設備預防性保養和預測性保養，并考慮了通信技術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等。邀請5名船舶質量管理專家和15名船舶企業質量經理進行問卷預調研，并根據反饋修訂和完善測量問卷內容，確保問卷內各測量題項的邏輯性、適用性、清晰度和可理解性。最終確定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包括16個測量題項，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包括11個測量題項，吸收能力包括6個測量題項，創新績效包括5個測量題項。測量題項的計量采用Likert 7點計分量表，1～7分別表示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此外，Madu[44]認為，企業年齡會影響企業外部環境管理能力，不同規模企業在實施質量管理實踐方面有顯著差異，但基于制度同構作用，在同一行業組成的一個組織域內，質量管理實踐類似。因此，本文控制變量設定為企業規模(人員數量)、企業年齡和企業所有制類型。

表1 樣本企業描述(N=192)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4.1 信效度分析

模型驗證前，采用SPSS 26.0對測量問卷各變量信效度進行檢驗，如表2所示。結果顯示，量表的Cronbach's α在0.906～0.955之間，大于0.9，表明量表具有較高的信度，可接受。由于量表內容采用的是經論證的文獻測量題項，因此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所有變量的KOM值均在0.7以上，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顯著性概率為0.000，且各因子載荷系數最低為0.691，因此判別效度較好。

4.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基礎質量管理實踐、核心質量管理實踐、潛在吸收能力、實際吸收能力與創新績效的標準差、均值和相關性系數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基礎質量管理實踐、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吸收能力與創新績效之間的相關關系顯著，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4.3 實證結果

針對共同方法變異問題，計算各個回歸模型的方差膨脹因子(VIF)，結果顯示，各個模型的方差膨脹因子均小于10。因此，本研究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同時，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驗證實際吸收能力在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間的中介效應，結果如表4所示，并參照Baron&Kenny(1986)提出的三步法，分析實際吸收能力的中介效應，結果如表5所示。

表4中，由M1可知，僅有企業規模(人數)對創新績效有重大影響(β=0.156，p<0.1)，方差解釋率4.2%，對因變量影響較小，說明規模企業具有資源優勢，有較強的資源配置能力，能夠顯著提高創新績效，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由M2、M3可知，基礎質量管理實踐、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均對創新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β=0.835，p<0.001；β=0.755，p<0.001)，基于質量管理實踐的維度劃分及其對創新的推動，如全員參與、供應商管理和客戶關注等，質量管理實踐的實施有效促進了創新績效提升。因此，H1a和H1b成立。由M7、M8可知，基礎質量管理實踐、核心質量實踐均對實際吸能力有顯著正向影響(β=0.905，p<0.001；β=0.825，p<0.001)，質量管理實踐中領導效能通過企業內外部環境的識別與應對、內部溝通與信息傳遞、數據分析與決策，能夠充分了解和把握外部知識，并通過持續改進、員工充分授權與全員參與，增強對知識的實際吸收能力。因此，H2a和H2b成立。由M4可知，實際吸收能力顯著正向影響創新績效(β=0.905，p<0.001)，對外部知識的轉化與吸收能力越強，越能促進產品創新、過程創新和技術創新，從而正向影響創新績效。因此，H3成立。

在M4基礎上分別加入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和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變量進行回歸，結果顯示，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系數由M4的0.835降為M5的0.482，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對創新績效的影響系數由M4的0.755降為M6的0.239，系數保持顯著。由此可知，實際吸收能力分別在基礎質量管理實踐、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H5a和H5b成立。雖然質量管理實踐促進了知識的轉移與整合，但前提是公司對外部知識認知程度提高、知識吸收能力提升和員工創新能力素質達到要求，才會有更多機會提升和促進創新績效。團隊活動的開展以及結構化問題解決方式，加強了知識共享與轉移活動，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交替更新，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開發以及流程優化，從而助力創新績效提升。

表2 問卷信效度分析結果

表3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結果

表4 實際吸收能力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在檢驗潛在吸收能力的調節效應時，將自變量基礎質量管理實踐、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和潛在吸收能力去中心化處理后，構造兩個交互項，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由M2a、M3a可知，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對創新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β=0.479，p<0.001；β=0.651，p<0.001)，H1a和H1b再次得到驗證。在智能制造企業中，傳感器的廣泛使用使得各種數據自動采集成為可能，基于大數據挖掘與分析，企業利用人工智能(AI)技術進行深度學習，并利用認知計算功能，完美解決了人與設備自動化之間的矛盾。知識的數字化、標準化以及共性技術的應用，促使企業不斷增強吸收能力，通過知識的吸收、轉換和利用，將更多隱性知識顯性化，為企業創新提供必要動力。由M3a可知，潛在吸收能力與基礎質量管理實踐的交互項為正(β=0.308，p<0.01)，說明潛在吸收能力在基礎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間起顯著正向調節作用，H4a成立。由M5a可知，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與潛在吸收能力的交互項為負(β=-0.010，p<0.1)，說明潛在吸收能力在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間起顯著負向調節作用，H4b不成立。通常來說，核心質量管理實踐的實施主要是通過利用知識與技術減少變差和控制過程，而外部知識的不確定性及知識的粘滯效應，均會影響員工的主動行為和過程穩定。特別是智能制造需要大量資源投入，包括硬件和軟件等，因此潛在吸收能力需要較多資源和成本，以獲取、維持知識，同時，核心質量管理實踐的知識轉換也需要較高的交易成本，在智能制造背景下，獲取共性技術也需要大量資源投入。因此，潛在吸收能力越強，外部知識的不確定性越會增加核心質量管理實踐的環境風險，過程的波動可能會使投入成本高于效益，不利于創新績效提升。將所有調節效應的自變量代入回歸方程得到M6a，其研究結果與M2a、M3a、M4a和M5a一致。

潛在吸收能力與基礎質量管理實踐、核心質量管理實踐的調節效應分別如圖2、3所示。由圖2、3可知，潛在吸收能力強的企業，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增加更有利于創新績效提升，而潛在吸收能力弱的企業，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增加更有利于創新績效提升。

表5 潛在吸收能力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圖2 基礎質量管理實踐與潛在吸收能力的交互效應 圖3 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與潛在吸能力的交互效應

5 結論與研究展望

5.1 結論

本研究基于智能制造視角，首次將吸收能力納入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關系的研究中，以我國船舶企業為例，構建了質量管理實踐為自變量、現實吸收能力為中介變量、潛在吸收能力為調節變量、企業創新績效為因變量的理論框架。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1)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以顧客增值為重點的核心質量管理實踐和以管理、資源支持為重點的基礎質量管理實踐，對創新績效的正向影響顯著。該理論框架的提出及實證結果進一步厘清了質量管理實踐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機理。同時，引入吸收能力作為新的情境變量，豐富了質量管理理論研究內容，對質量管理實施具有積極推動作用。

(2)本研究首次開啟了吸收能力與質量管理實踐、創新績效的作用機制研究。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在船舶企業智能制造視角下，現實吸收能力在基礎質量管理實踐、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智能制造的發展伴隨著大量外部知識涌入，通過內外部知識的識別、消化、轉化和利用，生產出滿足要求的產品。船舶企業通過組織學習，增強實際吸收能力，促進知識轉換與利用，形成核心競爭能力和創新能力，從而促進企業創新績效提高。因此，實際吸收能力對于船舶企業智能制造發展尤為重要。同時，船舶企業可以在組織內部創造持續改進氛圍，通過促進知識的轉化與利用，提升員工能力，促進生產效率提高，增強企業競爭優勢，從而使更多資源投入到創新績效提升中。

(3)潛在吸收能力在基礎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之間起正向調節效應，在核心質量管理實踐與創新績效之間起負向調節效應。對船舶企業而言，平衡內外部知識吸收對于資源的識別與獲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企業發展應基于一定情境，綜合統籌與平衡企業發展資源，特別是我國船舶企業經過高速發展后，在內外部知識識別和知識搜尋功能的資源投入上，應重點考慮投入產出效益，在一定質量管理實踐水平上，平衡內外部知識吸收與利用，使效益最大化。

5.2 對策建議

(1)智能制造是先進制造技術與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是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的必然選擇。質量管理實踐的目標是提高生產效率，質量管理實踐各項活動的開展及其交互作用，可以確保各項運營活動有效實施，控制變差、減少波動，促進企業目標達成。因此，質量管理實踐是船舶企業通過智能制造實現轉型升級、提高創新績效的必要方法和工具。同時，智能制造活動完全延伸到質量管理實踐各活動中，通過各項質量管理實踐活動的開展，針對工業化、自動化、數字化及智能化各階段特征，采取相應對策，在組織內營造一個持續改進的氛圍，從而使員工能力持續提升，進而促進創新績效提升。

(2)知識經濟下，外部知識是企業創新的源泉，船舶企業通過智能制造進行轉型升級時，外部技術的引入與吸收應基于效益最大化原則。如高端船舶技術、核心配套技術和先進制造模式的導入應契合企業當前資源情況，在考慮經濟投入產出效益的基礎上，平衡內外部知識吸收與利用，使效益最大化?；谫|量管理實踐各因素和員工能力的作用，如產品設計過程中，船東、船級社及供應商的同步參與，通過內外部知識與技術的交流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引入，提高企業知識吸收能力，進而提高創新績效。

(3)基礎質量管理實踐中基礎設施水平的提高能夠促進創新績效提高，因此應抓住“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機遇，加強海上互聯網、船舶無人駕駛、船舶制造先進技術和基于生命周期的船舶維護等的建設與發展，是促進企業創新績效提高的關鍵。因此，應綜合利用基礎設施的發展，滿足顧客對產品的要求，增強外部知識實際吸收能力，夯實基礎管理，提高研發能力，從而促進創新績效提升。

(4)基于制度與規范的同構作用，行業內各企業活動具有相似性。船舶行業應積極開展互動活動，如質量管理實踐的深度開展與實施，通過標桿企業的經驗分享，建立共性技術平臺，培育核心能力，提高船舶企業創新績效，共同促進船舶企業轉型升級。

5.3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進一步厘清了質量管理實踐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作用，豐富和完善了質量管理理論。同時，研究也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在樣本選取方面，在全面實施智能制造背景下，僅局限于船舶企業，雖然研究效度較好，但對其它行業的適用性有待進一步研究。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未深入研究智能制造背景下基礎質量管理實踐與核心質量管理實踐交互作用對創新績效的影響，未來可在更大范圍樣本選擇基礎上研究兩者對創新績效的共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