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集體主義的企業科技向善：邏輯框架與競爭優勢

孟猛猛，雷家骕

(1. 北京郵電大學 網絡教育學院，北京 100876；2. 清華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0 引言

2020年初，隨著新冠疫情的蔓延，中國政府迅速調集各方力量，展開積極應對，通過掌握病毒傳播途徑、獲得基因序列、新建武漢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等舉措，率先有效控制了疫情發展。疫情期間，各地科技企業通過捐款、捐物等方式履行社會責任，并將科技創新應用于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過程中。如河南某企業研發的新型隔離帽解決了醫護人員同時佩戴護目鏡與口罩時面屏易霧化、臉部留勒痕等問題，還有病毒檢測試劑盒的開發以及基于“5G”和云技術的智慧醫院建設。在該背景下，企業科技向善(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的創新案例不斷涌現。企業科技向善也作為一個重要理念，在中國社會傳播開來。

隨著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技術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科技治理成為人類社會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而建立有效的科技治理框架是解決科技發展中的倫理與社會問題的關鍵措施。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這是解決人類問題的有效方案之一，符合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因此，基于“命運共同體”思想，“科技向善”理念提倡科技為人類社會利益服務，是構建科技治理框架的重要原則。很多中國企業懷有科技向善理念，如騰訊公司以科技向善作為企業使命，積極構建“善意+產品”的產品能力；在疫情期間，優必選科技公司、清華大學等企業或機構提供了巡檢和測溫機器人，以減少醫護人員暴露、感染的風險。

高新技術應用具有不可預測性并對人類的倫理規范提出挑戰，而法律的強制約束措施具有滯后性，因此一些學者開始關注技術的負外部性和技術倫理問題。技術倫理的前期研究聚焦于技術主體責任意識和自律性，研究停留于技術主體的說服教育。隨后技術倫理開始融入政策監管，如“歐盟地平線2020”計劃提出了責任式創新[1]，相關理論研究也開始關注科技的社會價值與社會效益，創新主體通過兼顧產品倫理的可接受性等方式讓科技融入社會。技術倫理開始作為創新的內在動力，內嵌于具體技術的實踐過程中，并通過制度響應保障技術創新責任目標的實現[2]。維貝克提出 “道德物化”思想，要求重構人與技術的關系。其宗旨是將道德理念嵌入技術人工物的功能中，推動個體行為向善，即技術物的道德屬性是實現技術主體道德的實踐，達到倫理與技術的共同發展，如人工智能合乎倫理的設計主動解決了系統中存在的倫理問題[3]。但道德技術物能否被認為是道德行動者仍然存在爭論。道德技術物通過影響人的善惡選擇，對人的自由意志提出挑戰，進而引發人們對技術失去控制的擔憂。因此，從哲學層面針對技術倫理的討論及其發展開始影響科技企業戰略制定與產品設計，如企業界和學界共同呼吁 “科技向善”，科技向善也成為企業樹立負責任形象和提升產品競爭力的重要方式。那么在企業行為與產品提供中如何嵌入技術倫理，進而獲取可持續競爭優勢呢？科技向善是道德物化的一種體現嗎？針對上述問題，來自戰略管理領域的研究還十分匱乏。

基于企業實踐需要和理論研究思考，通過對疫情期間企業創新與企業科技向善行為進行分析，本文引入技術倫理思想，從文化差異角度研究科技治理與企業科技創新問題，提出企業科技向善概念與內涵框架。企業科技向善是關于科技活動約束的一種理念和規范，強調科技創新服務于社會公眾利益，解釋技術與社會的新型關系。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明確界定企業科技向善內涵，分析科技向善對企業競爭優勢的影響，深化技術倫理在企業戰略管理與產品創新中的作用，拓展戰略管理研究領域，探討企業科技向善的未來研究方向，并為企業在科技創新和社會價值創造等方面的戰略決策提供理論依據。

1 企業科技向善概念

1.1 疫情下企業科技向善的實踐基礎

研究發現，許多優秀的中國企業已經將科技向善理念融入企業經營中，這些企業通過善意的產品和科技應用解決社會問題。如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等中央企業通過供應鏈一體化方式同時創造出顯著的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4]。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政府通過快速應對，有效控制了疫情發展，同時，許多中國企業進行了科技向善的管理實踐。本文將對這些案例進行歸納整理，作為提出企業科技向善概念的實踐基礎。

表1展示了疫情下中國企業和相關機構的科技向善實踐。新冠疫情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政府“眾志成城、抗擊疫災”的倡議很好地展現了東方集體文化的精髓。以鐘南山、李蘭娟等院士團隊為代表，各生物基因企業迅速作出反應，生產用于診斷的試劑盒，解決了最緊迫的病毒檢測和診斷問題；新型肺炎智能分析系統和遠程醫療會診系統的開發緩解了病毒爆發中心城市的醫療資源缺乏問題；智能消毒和巡診機器人的應用解決了醫護人員的高感染風險問題，并有助于提高治療效率。此外，汽車生產商五菱集團和比亞迪集團基于現有自動化生產技術，轉產口罩、口罩機和消毒液等防疫物資，解決了醫療物資短缺問題。其它科技企業充分調用資源，為疫情防控、社會管理、隔離期工作、生活、學習的有序進行不斷開發新產品、提供新服務。雖然疫情的發生帶來很多社會問題，但也蘊含許多創新機遇。這些企業在利用科技手段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中，也創造了企業的社會價值，獲得公眾認可并度過了停工停產甚至破產的危險期。

1.2 科技向善研究現狀與理論背景

1.2.1 研究現狀

科技向善的理論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相關文獻較少，直到近幾年才備受關注。本文以“科技向善”為主題，在中國知網(CNKI)進行文獻檢索與分析，發現截止到2020年9月中文核心期刊中只有2篇文獻關注軟件應用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科技向善[5, 6]，數量較少，說明該類研究處于起步階段。在外文核心期刊庫中(web of science)，以Technology/AI/Innovation for social good/common good為標題進行檢索，共發現73篇文獻。從專業領域看，社科經管類有38篇，管理學五大頂級期刊尚沒有文章關注科技向善，但國際主流具有影響力的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JIB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JBR)和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TFSC)開始有少量文章關注科技向善對社會變革的影響[7-9]。計算機科學領域有11篇，如Nature Communications在2020年發文關注人工智能領域科技向善帶來的機會與積極影響[10]，以及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期刊刊發的文章，特別提出從7個重要方面設計人工智能并實現科技向善。其它工程類文獻24篇。從出版時間看，2001-2009年只有6篇文獻；2010-2019年數量逐漸增長，但每年文獻量仍處于個位數；2020年文獻量快速增長，達到13篇。從國別看，美國發表文獻最多，為18篇，其次是英國(12篇)和意大利(8篇)。

表1 疫情下的企業科技向善應用

科技向善概念的提出與研究起源于2015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提出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自此，學術界開始討論如何利用科技創新解決社會、環境與發展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如“城市科技設計與公共利益”會議的召開(public good)[11]、科技向善與社會變革的實施[7]，Mobile Networks & Applications期刊在2016-2019年發布的智能項目與科技向善征文?？痆12]?？萍枷蛏圃谏鐣茖W和自然科學領域得到了廣泛關注，表2展示了科技向善的研究主題和代表性文獻。在社會科學領域，如Bason(2010)在其文獻中提出“引導社會創新，協作共創美好和諧社會(Co-Creating for a Better Society)”的呼吁，其核心理念是促進科技向善發展，文獻引用率最高。其次是Levidow(2013)從宏觀層面分析了英國生物科技創新發展與公共利益。還有Varadarajan(2014)和Mirvis(2016)從企業社會創新角度探討科技如何創造更多公共利益。此外也有學者關注科技向善在公共健康領域的積極作用[13]。在自然科學領域，國際電氣工程師學會(IEE)高性能計算會議也呼吁科技創新向善(Technology Innovation for Social Good)，利用科技為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創造性解決方案[14]。隨著人工智能(AI)、深度學習(ML)等計算機科學的發展不斷受到科技倫理方面的質疑，相關領域學者積極倡議科技向善，提出了智能科技向善(AI4SG)的十大協作準則[10]、程序設計原則[15]以及智能項目在科技向善方面的應用案例?？萍枷蛏萍ぐl了人們對科研能力和創新應用方向的重新思考[16]，雖然科技向善的內涵尚沒有統一，但人們對“科技應用讓更多人受益”的觀點達成共識，即科技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social/public/common good)，如環境、健康、安全和教育等。

表2 科技向善研究問題及代表性文獻

1.2.2 企業科技向善的理論背景

Hans Jonas[17]提出《責任命令》，促使技術倫理在技術哲學和倫理學領域獲得廣泛討論，人們開始關注技術研究和科技成果的負面效應，并推行技術倫理教育。德國學者Hans lenk[18]通過《技術與社會》等著作對責任進行分類，如行為責任、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倡導制定倫理規則框架，為責任承擔提供制度保障。道德責任是普遍的，需要團隊成員或集體共同承擔。技術倫理逐漸演進發展出生物技術倫理、納米技術倫理和信息技術倫理等前沿研究，推動基因技術、個人隱私、生物安全等熱點問題的探討。但隨著新興技術的快速迭代發展，技術倫理范圍與原則遭受挑戰。Hellstrom(2003)提出了“負責任創新”概念，要求提高科技創新和產品的道德可接受性。道德可接受性和人類利益是負責任創新的基本要素，也成為歐盟制定政策的基本理念[2]，其要求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并通過制度保障倫理責任的承擔[19]。此時，技術倫理研究超越了科技倫理教育階段，開始引入政策和制度架構約束科技人員。

科技創新如何提升社會福祉和保護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科技倫理的研究熱點。我國學者引入西方技術倫理思想[18, 20]，并結合馬克思技術倫理思想和中國傳統道德進行研究[21]，推動了我國政府將技術倫理納入政策框架中，如《科技工作者道德行為自律規范》等，以及在“十三五”科技創新規劃中強調加強科研誠信、科研道德、科研倫理建設和社會監督；“科技為民”的政策導向要求企業用科技解決環境問題、扶貧問題等。

技術倫理研究開始進入企業戰略領域。如Carroll[22]認為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應該承擔倫理責任，重視社會貢獻和環境保護等，即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社會責任能夠激發技術創新并提升企業績效。企業需要承擔社會責任并被賦予道德屬性，企業目標不再僅僅是經濟利益最大化，而是具有道德價值，對內部員工、環境和社會發展都要作出貢獻。有學者開始使用“企業公民”概念來研究企業行為。企業公民要遵守社會道德規范和普遍的倫理約束，這些規范和約束構成了企業倫理，而企業技術倫理是企業倫理的重要類型。當企業承擔的倫理責任與經濟目標產生矛盾時，就出現了倫理困境。企業家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標進行社會創業[23]，從而產生社會企業的組織形態，使社會企業同時具有企業公民與經濟組織的雙重身份[24]，解決了倫理困境。社會企業通過社會創新解決社會問題或創造社會價值[25]，因此以提高社會服務效率和創造社會價值的科技創新能夠改變企業組織形態與價值目標[26-27]。

正如前面所述，企業承擔倫理責任、進行社會創業和社會創新[28]，最終表現為通過科學技術解決醫療、教育和環境等社會問題，提升社會公共利益。據此，可以將其歸納為企業的科技向善戰略，其中，向善是指企業科技創新的應用方向——解決社會問題和提升公共利益?？萍枷蛏瀑x予企業道德與倫理的組織文化，讓企業在產品設計和科技創新活動中自覺融入責任意識，創造社會價值?？萍枷蛏埔龑髽I發展符合制度規范的倫理監管要求，同時，獲得利益相關者認可。因此，企業科技向善研究是基于技術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管理理論的擴展，并關注企業通過科技創新進行社會價值創造的方式和應用路徑。

1.3 集體主義下的企業科技向善

“企業科技向善”概念的提出基于中國文化背景，西方創新管理理論是基于西方社會文化與價值觀，而中西方在文化和價值觀上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為企業科技向善提供了重要基礎。

首先，集體主義文化體現了中西方文化間的顯著差異。中國文化強調人與社會之間相互依賴和依存的關系[29]。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的企業和個體更愿意創造社會價值，對集體利益的重視程度超過個體利益。而文化差異也會影響科技應用與技術創新方式，如企業在集體主義文化下更傾向于突變式創新，而在個人主義文化下傾向于漸進式創新。但杜旌[30]持相反觀點，認為在集體主義文化下新想法和新措施會破壞集體和諧、損害集體利益，進而認為集體主義會阻礙個人創新。

其次，東西方文化下的思維模式存在差異。在西方文化下，人們倡導獨立型自我，崇拜英雄主義，從不放棄屬于自我的權利。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提出“認識世間萬物的尺度”，隨后文藝復興為個人主義發展提供了土壤。個人主義強調自信和個人利益，代表了創造性、開拓性和不向權威屈服的精神。但同時，托克維爾指出，如果個人主義不受壓制就會走向利己主義。亞當斯密認為，追求個人利益才能促進社會利益。然而個體自私性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中國先秦哲學家老子提出的“上善若水”和“水利萬物”，強調 “至善”是為集體利益服務的；《禮記》中記載的“天下為公”體現了中國大同世界的基本價值觀；中國提倡的“命運共同體”思想也是這種價值觀的繼承，有利于人類整體利益的統一。

最后，企業科技向善作為一種理念和規范，在集體主義文化里更易被人們遵守。儒家和道家是中國古典哲學的代表，在傳統文化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并進行了融合。儒家五常 “仁、義、禮、智、信”塑造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天人合一”和“仁愛忠恕”的思想受到廣泛認同?？萍甲鳛橐环N工具和手段是為集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服務的，通過“仁愛”和“德治”實現人與人、人與集體、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2 企業科技向善內涵及邏輯

2.1 企業科技向善內涵

本文基于東方文化價值觀，提出企業科技向善的基本理論框架，主要從企業戰略管理角度考察企業科技向善內涵，主要體現在：①道德屬性——負責任(經濟、環境和社會等)的技術創新；②應用目的——科技應用于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③服務對象——為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服務，追求社會服務效率提升而非商業利益最大化；④價值創造——社會價值，集體利益相對優先于個人利益，致力于創造社會價值和廣義的社會貢獻?！独献印酚涊d，“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強調崇高的美德是“利萬物”。因此，企業作為社會的經濟組織，恪守道德規范的“利萬物”就是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實現科技服務于人類共同價值和利益的目的，達到“天人合德”的境界。

企業科技向善是指企業主動地利用負責任的創新技術解決社會問題，把道德理念融入產品設計與科技應用中，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追求社會服務效率提升和社會價值創造，在實現集體利益的過程中獲得商業利潤。企業公民和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認為企業應遵守法律與商業道德，對人、環境和社會承擔責任，如社會投資、慈善捐助等，其具有符合監管要求、獲取合法性的動機。企業科技向善則強調社會問題與公共利益是企業的發展機遇和再創業機會，采用負責任的創新技術是廣義上的貢獻社會價值和經濟福利，從而獲得商業利潤，這是聚焦未來的可持續性發展策略，具有戰略主動性。

企業科技向善強調企業在創新與產品設計過程中的道德倫理屬性和責任意識，企業要開展負責任的創新，把倫理責任作為創新的內在動力。負責任的創新往往通過預測性(anticipation)、包容性(inclusion)、自反性(reflexivity)和響應性(responsiveness)等要素促進技術創新與倫理的結合。創新主要對技術的負面效應和不確定性進行預測及評估，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技術與產品設計過程[32]，實現多元參與和責任共享的包容性創新機制，同時，創新主體與社會、環境互動迭代，通過制度響應實現倫理責任目標。企業通過確定“善意+產品或服務”的模式，在產品設計時嵌入道德價值和善意理念，將道德物化到企業產品或服務中，即把道德規范落實到企業行為、產品或服務中。但向善的產品和技術不應該強迫客戶進行善意行為，這會導致人服從于機器和技術，而應該把選擇權交給消費者(人)，否則善意的產品也會引發倫理問題，如移動智能應用未經客戶授權就收集個人隱私信息并進行健康資訊推送，或者企業的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里包含保險與慈善捐贈，而消費者不知情，這些善意產品都是缺乏責任意識的表現。

企業科技向善要求企業科技創新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或重大難題。政府、市場和公益部門未能解決的社會問題是企業發展的重要機會，企業的技術創新應著眼于解決復雜社會問題并推動社會變革和效率提升。而社會企業就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基于待解決的社會問題進行創業[24]，利用新理念方法創造共享價值和提高社會效率。企業在追求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創造社會價值和獲取合法性是其重要途徑，如通過技術創新為未被滿足的社會需求提供創造性解決辦法。五菱汽車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間提出“人民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的口號，利用現有生產線技術，制造口罩和口罩機等防疫物資，從而度過停工停產危機。因此，將社會問題作為科技應用目的和動機是企業進行機會識別和價值創造的有效方案，也是企業科技向善的基本要求。

企業追求科技向善，久而久之會將其作為一種戰略。這種戰略會驅動企業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增加社會福祉、提高社會效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等思想，界定了新時代社會福利的基本范疇。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群眾最迫切的福利需求。中國古代哲學家墨子也提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和利民謹厚的社會福利思想。因此，科技向善戰略驅使企業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和解決方案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使社會公眾共享價值，即“保養萬民”，這也符合東方文化的傳統社會規范。

企業科技向善戰略要求企業的最終目標是追求社會價值創造和廣義的社會貢獻，在實現集體利益的過程中獲得商業利潤。企業的終極追求是社會價值?？萍枷蛏剖墙鉀Q企業商業利潤和社會價值沖突的有效措施。企業通過科技創新和善意產品服務，與政府和社會共同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等共享價值的創造。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獲取商業利潤和社會認可(合法性)，在追求社會價值的過程中實現短期效益和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平衡。

2.2 企業科技向善邏輯

企業科技向善是企業的一種理念與戰略導向，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企業科技向善的核心范疇與基本邏輯主要體現為企業創新的道德屬性、應用目的、服務對象和價值創造4個基本要素?？萍枷蛏茟鹇杂兄谄髽I獲得競爭優勢并促進企業成長，與現代企業管理理論的主要觀點具有內在一致性。與西方理論體系強調“個人”不同，東方文化更加看重“集體”、“天下為公”與“命運共同體”，因此集體主義文化是企業科技向善的基本假設。表2展示了科技向善的核心范疇、邏輯，以及相關企業理論與代表性研究。

表3 企業科技向善范疇與邏輯

從企業外部視角，社會制度和社會轉型存在的困難或問題，以及疫災、地震等外部沖擊是影響企業科技向善的外部因素；從應用目的看，科技向善企業利用科技創新解決社會問題，即企業從社會問題中識別機會并適應由突發社會問題引致的環境變化；從動態能力理論角度，企業科技向善有助于提升企業機會識別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從服務對象和價值創造要素看，企業實施科技向善戰略強調為公共利益服務和創造社會價值，推動企業與社會融合，這也有助于降低監管成本。而社會價值創造促使企業商業模式創新并在產業價值鏈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如基于社會創新的社會創業[33]，讓新興的社會企業受到投資者關注，企業通過價值創造模式變革形成差異化競爭戰略。

從企業內部視角看，企業從社會問題中發現新技術應用場景、獲得創業機會/創新機遇的機會識別能力是影響科技向善戰略實施的內部因素。從道德屬性看，負責任的創新技術強調多元參與和責任共享的包容性創新機制，鼓勵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技術和產品設計過程，從而有助于企業獲得更多外部關鍵資源。多元參與和“善意+產品或服務”模式有利于企業充分調用內部資源，培養協調能力、創新能力、機會識別能力等核心能力，這與資源基礎觀的思想一致。此外，在突發公共安全事件和疫情等外部沖擊下，企業與社會共生共存的需求也會促使企業科技向善，善意的科技創新和產品服務也是進行制度響應的一種方式，能夠讓企業獲取合法性，符合制度理論的觀點。

基于企業科技向善的內外驅動因素及4個基本原則構建企業科技向善戰略邏輯框架，如圖1所示。它包含幾個相互聯系的部分：①科技向善的4個基本要素；②科技向善的內外部驅動因素；③綜合績效，即企業可持續發展、社會變革及發展。

圖1 企業科技向善邏輯框架

3 企業科技向善與競爭優勢

Porter & Kramer[34]提出，社會問題深刻影響企業行為和價值創造，企業和與社會具有很強的相互依賴關系。企業必須把社會倫理規范融入核心競爭力范疇，同時創造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才能獲得競爭優勢，即商業決策要遵循共享價值創造的原則。企業科技向善讓企業的科技和產品競爭進入新賽道，即社會價值是企業競爭的新維度。社會價值創造是企業獲取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

3.1 科技向善使企業獲得核心資源

企業科技向善有助于企業獲得核心資源，進而獲得競爭優勢。實施科技向善戰略的企業將道德倫理屬性和責任意識融入科技創新與產品設計過程中，并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其多元化參與和責任共享的包容性創新機制有助于獲得政府及社會公眾認可。從制度理論角度，這有助于企業獲得合法性和企業聲譽。在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中，企業能夠通過政府和社會支持獲得外部稀缺資源，如外部知識、市場準入權、土地使用權等。資源基礎觀從企業內部資源角度解釋企業競爭優勢構建和企業成長范式，即“核心資源—競爭優勢—組織績效/企業成長”，那么從西方戰略管理角度看，企業通過實施科技向善戰略解決社會問題和服務公共利益，可在與社會互動過程中獲取核心資源，幫助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

3.2 科技向善能夠增強企業核心能力

企業科技向善有助于增強企業核心能力，進而獲取企業競爭優勢?？萍枷蛏埔笃髽I從社會問題或重大難題中識別機會，企業要與社會共生共存就必須具有適應外部沖擊和社會環境變化的能力。從動態能力理論框架“核心能力—競爭優勢—組織績效”角度分析(焦豪，2011)，科技向善企業在與社會的互動過程中可以提升自身的機會識別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創新能力，從而獲得競爭優勢。典型的是，降低碳排放和能耗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格力電器公司致力于綠色創新，將科技創新應用到善意產品和解決碳排放問題，并制定了光伏空調產品行業標準，進而提升了格力公司的競爭優勢。

3.3 科技向善推動企業變革價值創造模式

企業科技向善是一種重要的競爭戰略，有助于企業變革價值創造模式，進而獲得持續競爭優勢。企業競爭優勢外生理論和“市場結構-企業行為-組織績效”范式是解釋企業外部競爭優勢來源的重要理論框架。邁克爾波特通過“五力模型”和“三大戰略”具體分析競爭優勢來源?？萍枷蛏茟鹇允瞧髽I為公共利益服務，終極目標是實現社會價值。目前并不是所有企業都把社會維度納入其戰略規劃中，但社會價值創造可為企業競爭策略提供差異化選擇，企業通過社會價值創造進入另一個賽道和維度以參與競爭?？萍枷蛏拼偈蛊髽I產品形成差異化，實現商業模式創新，這會改變既有市場結構，讓企業在價值鏈中處于更有競爭力的位置。此外，企業通過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和價值創造，有助于降低企業監督成本。因此，從交易成本理論角度，科技向善又可以提高企業效率并擴大企業邊界，這也是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

3.4 科技向善促使企業主動與社會融合

企業科技向善促使企業主動與社會融合(corporate social integration)，這超越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范疇。企業沒有足夠資源和能力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方式易使企業與社會產生對立現象。如李增福[35]發現，中國民營企業的社會責任背離初衷，慈善捐贈的避稅效應明顯；還有學者提出，慈善捐贈是為了轉移注意力，掩蓋內在社會責任的缺失(高勇強,陳亞靜,張云均，2012)。而科技向善讓企業主動嵌入特定的社會問題，通過善意的科技應用和產品創新創造出共享價值，使社會和企業共同受益。企業與社會的融合互動是一種雙贏，激發了企業創新活力，也提高了整個社會福利。

基于以上分析，在企業科技向善與社會互動融合過程中，從內部視角看，能夠幫助企業獲得核心資源并提升核心力；從外部視角看，有助于企業變革價值創造模式和進行商業模式創新，形成差異化，幫助企業占據價值鏈高端，進而獲得競爭優勢?？萍枷蛏茙椭髽I獲得競爭優勢的邏輯過程如圖2所示。

圖2 企業科技向善與競爭優勢的關系

4 結論與討論

4.1 研究結論

中國傳統文化會影響企業行為。企業科技向善是在中國集體文化背景下中國企業應對疫情的戰略實踐。新冠疫情期間，相比傳統的捐款捐物等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基于集體主義的中國企業科技向善的創意產品與科技服務供給更引人注目。西方的學術研究主要聚焦于“世界是什么”的實證分析，而中國哲學普遍探討“應該怎么做”，強調“積極入世”、做到天人合德?；谥袊钠髽I實踐和相關文獻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梳理了疫情下企業科技向善行為的理論邏輯。在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科技向善是企業進行社會價值創造和商業模式變革的主動戰略，通過善意的產品提供與科技應用解決社會問題是企業提升聲譽、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方式。

(2)闡述了企業科技向善的豐富內涵?？萍枷蛏剖瞧髽I主動利用負責任的創新技術解決社會問題，將道德理念融入產品設計和科技應用中，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追求社會服務效率提升和社會價值創造，在實現集體利益的過程中獲得商業利潤。

(3)解釋了企業科技向善與競爭優勢的關系?？萍枷蛏剖且环N重要的企業戰略，有助于促進企業與社會融合，幫助企業獲取核心資源，增強企業核心能力，進而幫助企業獲得競爭優勢。

4.2 理論貢獻

新冠疫情下的中國企業科技向善現象備受關注，但很少有文獻對相關概念和邏輯進行系統闡述，這導致了科技向善概念混亂、使用不準確等問題，進而妨礙了科技向善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本文的理論貢獻是，首先，從實踐基礎、理論背景和東方集體主義文化背景等角度厘清了企業科技向善概念，并初步探討了科技向善的理論內涵和邏輯范疇。這對企業開展科技向善實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基于文獻梳理構建的科技向善理論框架為科技向善后續研究的規范性和嚴謹性提供了參考。其次，本文分析了科技向善對競爭優勢的影響機制，擴展了Porter & Kramer(2006)對企業與社會關系的相關研究，并為企業科技創新和社會價值創造等戰略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相比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科技向善促進了企業價值創造模式的變革。企業通過共享價值與社會價值創造融入社會，改善了社會關系網絡。最后，本文從基礎研究、模型方法和應用等層面對企業科技向善的未來研究方向進行展望，基于中國文化情境提出未來研究的切入點，可為企業科技向善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4.3 政策建議及啟示

本文研究對政府政策監管和企業實踐具有重要啟示。

(1)政府應該將企業的社會價值和公共利益創造作為監管與考核的新維度，其中，企業科技向善是重要原則。企業是科技創新的重要主體，公共企業的科技倫理監管和治理規范還不完善，僅有《科技工作者道德行為自律規范》等非量化指引條例。2020年，香港證券交易所修訂并實施最新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以“重要性、量化、平衡和一致性”原則，對上市公司環境、社會和治理的關鍵性指標進行考核。而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指引》還處于滯后階段。企業科技向善理念強調企業的科技創新和產品供給服務于社會價值與公共利益，是對傳統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深化和再發展。因此，在新的上市公司監管政策中，應該將上述維度作為關鍵性指標進行考核，引導企業科技創新應用方向。

(2)企業管理者應該把科技向善融入企業經營策略和競爭戰略中，從預測、過程設計和結果等方面保障企業進行負責任的創新，使科技向善理念嵌入到科技創新和產品設計中，將社會價值和共享價值創造作為企業終極追求目標，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

4.4 研究展望

本文厘清了企業科技向善的概念框架，分析了其對競爭優勢的影響，為企業戰略管理提供了理論框架和操作思路，但難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未提供詳細的操作指南引導企業實施科技向善戰略。未來研究可以從基礎研究、方法模型和應用等方面展開。①企業科技向善的基礎研究。企業科技向善的定義內涵和方法模型還未統一，沒有形成有效的測量指標和評價體系。未來研究可以繼續擴展科技向善概念，挖掘科技向善的動因和形成過程，探討影響企業科技向善的政策和商業競爭因素，完善企業科技向善的評價方法和指標體系；②科技向善方法和模型研究。疫情期間，中國出現很多科技向善的企業案例?？梢猿浞掷每萍及l展和數據豐富等優點，如社交媒體數據和疫情地理數據，采用多種方法分析企業科技向善的基本要素、原則、情境變量和理論框架，利用多案例、計量模型、大數據等方法不斷完善現有科技向善理論體系；③企業科技向善的應用研究。國外針對人工智能向善和科技協作提出了倡議、指南[10]，國內研究關注如何促使科技向善理念在企業內傳播，但其作用機理還未得到廣泛認同。未來研究可以關注科技向善如何影響企業組織架構、行為與戰略決策。如中國情境下企業實施科技向善如何處理與政府、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的關系，科技向善對企業績效和產品的提升作用，以及科技向善對企業的負面影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