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拼湊、機會識別與社會企業績效研究
——管家文化的調節作用

趙 玲，田增瑞

(東華大學 旭日工商管理學院，上海 200051)

0 引言

社會創業創新性地通過商業化運作幫助解決當今社會面臨的貧困、環境、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社會問題，能夠有效彌補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在提供社會服務、創造社會公益等方面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1]，并成為促進社會經濟轉型和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國內外學者針對社會創業內涵、特征及影響因素等展開了廣泛研究。然而，已有社會創業研究多以現象驅動，相關研究仍然是一種“累積性碎片”，且涉及社會企業成長議題較少。與一般商業創業相比，社會創業在資源獲取方面面臨更大挑戰。社會企業如何應對資源短缺、如何提升社會企業績效等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另外，哪些因素影響社會企業績效與成長？其內在機制如何？厘清以上問題對社會企業績效與成長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國情差別、文化認知及法律缺失等問題，社會企業在中國仍面臨組織合法性障礙[2]。同時，由于社會企業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商業化運作解決社會性難題，使得與商業創業相比，社會企業更加難以獲得創業資源，資源限制成為阻礙社會企業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3]。此時，創業拼湊通過創造性地整合利用手頭資源，成為幫助社會企業突破資源約束并提升企業績效的有效途徑[4]。然而，在已有研究中，學者們更多關注影響社會企業創業拼湊的前因要素。如Desa[5]研究標準、規范和文化認知等制度因素對社會企業采取拼湊手段的影響，結果表明制度環境不友好會促進企業采用拼湊手段。在此基礎上，Desa&Basu[6]進一步探究環境包容性和組織突出性對社會企業采取兩種不同資源調動手段(資源拼湊和資源優化)的影響。但是，鮮有學者關注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成長績效的影響，且已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對現象的簡單討論，缺乏對社會企業成長內在作用機制的深入挖掘。

此外，創業活動的順利開展不僅取決于創業資源可獲取性，還取決于企業掌握機會的豐富程度。Timmons(2004)在創業過程模型中指出，資源和機會是創業的核心。創業拼湊體現了對資源用途的選擇，其將資源用途看作是發現、創造和開發機會的方法途徑。因此，創業拼湊成為連接資源開發與機會發現的紐帶。通過對手頭資源的創造性利用，能夠有效幫助企業識別新創業機會。社會創業機會識別是社會企業成功的關鍵，但社會創業領域中對機會識別的定量研究較少，僅González等[7]在商業創業機會識別的基礎上，開發社會創業機會發現和創造量表，并探討影響這兩種機會識別方法的因素。機會識別在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成長績效間起到何種作用有待深入研究。

另外，社會企業公益屬性及面臨的資源困境要求企業能夠充分調動創業者及組織員工積極性。管家文化是創業公司的重要資源[12]，其通過鼓勵組織成員團結、協作從而有效加強社會企業資源獲取和能力提升。Estrin等[8]有關社會創業的社會資本建構觀指出，相比商業創業，社會創業者面臨更嚴峻的資源稀缺，在發展初期難以利用既有社會資本實現外部新資源整合，其必須通過創造性利用手頭資源不斷積累社會資本，進而拓展原有關系網絡，隨著社會資本的不斷積累，才能實現組織層面社會企業成長[9]。這就要求社會企業創業者、組織員工及志愿者間建立信任關系，通過充分調動各方關系網絡，不斷積累社會資本，才能有效幫助企業突破資源約束[10]。Deshpande等[11]指出，組織文化能夠幫助個人理解組織功能，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和信仰模式，并為組織行為提供規范。管家理論將經理人視為可以高度信賴，且具備高度組織承諾的“管家”，認為組織成員受內在動機驅使，愿意將個人目標服從于組織目標，并愿意為組織目標承擔責任。在企業內部形成以企業家和員工為核心的管家文化，對社會企業績效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研究大多沿用代理理論解釋社會企業中的委托代理問題。因此，有必要引入管家理論探討管家文化在創業拼湊影響社會企業績效過程中起到何種作用。

鑒于此，本研究聚焦社會企業這一特定研究對象，基于“資源—機會—績效”理論邏輯，探索資源約束環境下創業拼湊、機會識別、管家文化與社會企業績效的關系。因此，本研究將機會識別作為中介變量，將管家文化作為調節變量，有效揭示創業拼湊成功轉化為社會企業績效的機理。研究結論有助于豐富和完善社會創業理論研究，為社會企業成長實踐提供相應啟示。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績效

拼湊最早由法國學者Levi-Strauss提出，并將其定義為“對手頭資源的再利用和再整合”。直到2005年，Baker & Nelson(2005)正式將拼湊引入創業研究領域，并提出“創業拼湊”概念。他們指出，創業拼湊是新創企業為解決資源約束，通過重新組合和重新利用手頭資源開展創業活動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很多學者從不同視角進一步豐富了創業拼湊概念。如張敬偉[13]從資源理論視角將創業拼湊定義為對閑散、看似毫無價值資源進行創造性重組，以實現新價值創造的過程； Maguire 等[14]從制度理論視角將制度創業拼湊界定為通過調動資源創造新制度或改變既有制度，旨在從某種特定制度安排中獲利的一系列活動；Baker&Nelson[15]從社會網絡視角定義“網絡拼湊”，即創業者通過挖掘一切自己所能接觸到的關系以盡可能低成本搜尋和利用資源要素的戰略行為。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創業拼湊是指創業者在資源短缺背景下，通過創新性地利用手頭資源，迅速行動以順利開發創業機會的一種資源行動。

Hynes等[16]指出，社會企業績效包括社會績效和經濟績效兩種，社會企業需要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并在公益上解決社會問題。其中，社會績效是指組織社會使命的實現程度，其是社會企業的根本目標；而經濟績效是完成社會使命的前提和手段，也即社會企業社會績效在社會使命完成上的最終體現，社會價值通常通過受益對象規模擴大、新增就業人口數量等體現。就經濟績效而言，社會企業與商業企業相似，同樣來源于商業化手段的經濟收益，通常通過企業規模擴張、產品市場占有率、凈利潤增長及銷售收入增長體現[17]。目前，國內對社會企業尚未有明確的法律界定，已有研究對社會企業績效的評價主要圍繞評價體系展開，如基于平衡計分卡的績效測度以及基于社會投資回報模型的績效測度。其中，對社會企業績效的測度充分考慮社會企業雙重屬性，從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兩個方面展開績效測量[18]。本研究借鑒Pless等[19]的觀點，從社會績效和經濟績效兩個方面對社會企業績效進行考量。

社會企業由于其公益屬性，通常難以積累資源，且面臨高度的資源約束。因此，社會企業需要通過對手頭一切資源的拼湊和創新利用實現價值創造，從而提升企業績效。一方面，依據資源基礎理論，創業拼湊通過創造性利用手頭資源、增加企業資源儲備、快速響應轉瞬即逝的商業機會，使企業擁有更多戰略選擇，從而提升企業組織柔性和企業績效[20]；另一方面，企業通過要素拼湊、顧客拼湊及制度拼湊3種不同的資源運用方式促進企業機會識別能力，幫助企業快速建立資源結構、市場結構，從而進一步提升企業績效[21]。

拼湊對于面臨嚴重資源約束的社會企業成長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幫助社會企業各項功能正常運轉。例如，Domenico[22]在對英國8家社會企業進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識別出社會企業創業拼湊六要素(拒絕被束縛、即興創作、將就、社會價值創造、游說及利益相關者參與)，指出社會企業家通過帶有社會屬性的社會拼湊能夠在提升企業績效過程中實現企業愿景，解決社會問題；Sunduramurthy等[23]通過對教育領域社會企業案例進行研究發現，成功的社會創業者通常通過拼湊手段調動資源幫助社會企業順利突破資源束縛，并采用工程師類型拼湊方法創建可復制系統以實現企業社會價值。 綜上所述，創業拼湊能夠幫助面臨嚴重資源約束的社會企業實現對手頭資源的創造性利用，保障社會企業正常運轉，提升企業財務績效并幫助企業解決社會問題，實現企業社會愿景。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1.2 機會識別與社會企業績效

正確識別和評估創業機會是社會創業成功的起點和關鍵因素。Robinson在其構建的社會創業過程模型中指出，社會創業是一個識別社會創業機會并排除障礙、開發機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創業者需要不斷探索以排除經濟、技術、社會和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壁壘，最終利用社會創業戰略解決社會問題并實現社會企業社會愿景。

成功的社會創業需要創業者具備創新性逆向思維，在復雜環境中挖掘具有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創業機會[24]。Katre&salipante[25]通過對比成功和失敗的社會創業發現，成功的社會創業者通常都基于個人、家庭及社會經驗識別能夠帶來社會變革的創業機會，在此基礎上通過創新商業模式，開發與機會相協調的商品和服務，提升企業績效并滿足社會需求，最終促進社會企業成長。在中國轉型經濟背景下，社會創業者是否具備識別和開發機會的能力, 能否在復雜環境中發現未滿足的社會需求、準確識別社會創業機會，直接影響社會企業后續產品和服務開發方向，決定企業能否成功創造社會價值、推動社會創新和變革[26]。因此，社會創業機會識別有助于促進創業者對市場、技術及社會需求的洞察與分析，促進企業資源與社會需求相協調與匹配[27], 從而順利通過商業運作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企業成長。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2：機會識別對社會企業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1.3 機會識別對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績效的中介作用

創業拼湊的本質是一種試錯性學習，能夠促使企業對手頭資源產生新認識并加以創造性利用，從而激發企業對環境產生新認知，有效提升企業機會識別和開發能力。一方面，創業拼湊強調在資源約束背景下對手頭資源的重新認識和創造性利用，要求企業用不同眼光審視手頭資源并對其進行重新組合，采取即刻行動，以達到開發現有機會、創造新創業機會并支持組織活動的目的[13]；另一方面，創業拼湊是一種即興發揮、突破限制約束的創業方式，能夠打破慣性思維，充分利用現有非標準化資源促進機會識別和開發[28]。創業拼湊將資源用途看成是發現機會和創造機會的有效途徑，是一種突破常規的創新行為[29]。綜上所述，創業拼湊有助于激發創業者對環境和資源形成新認知，產生新創業靈感，進而提升自身識別創業機會的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創業拼湊對機會識別具有顯著積極影響。

資源基礎理論和創業理論指出，創業活動開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掌握機會集的豐富程度及創業資源可獲取性。Timmons(2004)指出資源和機會是創業的核心。一方面，企業越善于開展拼湊活動，越有可能積累手頭資源及經驗知識，從而使企業獲得更大的機會集。企業根據這些經驗知識進行判斷，并根據市場需求調整資源供應行動，從而創造更多有利可圖的創業機會[30]；另一方面，社會創業從識別或創造市場機會開始，資源拼湊能夠幫助企業打破慣性思維，充分利用非標準化資源，在提升企業機會識別能力過程中進一步提升企業績效。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4：機會識別對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成長績效關系起到中介作用。

1.4 管家文化對創業拼湊與機會識別關系的調節作用

不同于代理理論的理性人假設，管家理論基于人性假設指出，經理人行為不受利益驅動而受保持與委托人目標一致的動機驅動。管家理論將經理人視為可以高度信賴，且具備高度組織承諾的“管家”。經理人受社會動機和成就動機的驅動，其行為具有集體主義傾向，以追求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當個人利益與企業利益發生沖突時，將優先考慮企業利益[31]。管家理論認為組織成員受內在動機驅使，愿意將個人目標服從于組織目標，并愿意為組織目標承擔責任[32-33]。具體而言，管家理論基于3個假設：①管家理論承認員工集體主義和合作行為；②管家理論將員工視為支持組織和值得信賴的人；③管家理論認為企業領導者具有目標感、高度動機以及對組織目標的承諾。管家文化旨在創造一種企業環境，讓員工感受到關懷和授權，而不是被控制[34-35]。

Clay & Miriam[36]、Bacq等[37]將管家文化定義為一種將信任和共享目標嵌入到組織中，培養組織成員協作和公民意識的組織文化，并將其劃分為兩個維度：一是關注企業對員工忠誠度和集體主義的激勵程度，即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二是關注企業對企業家自我價值實現的貢獻程度，即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Yannick等[38]將管家文化定義為鼓勵組織創新的文化，并將其劃分為3個維度：自主導向、高度信任與集體主義導向。之前文獻主要探討家族企業中管家文化的影響，而在社會創業領域研究較少，且管家文化對社會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較少。

管家文化是一種將信任和共享目標嵌入到組織中[39]，培養組織成員協作和公民意識的組織文化，其通過明確組織目標，加強社會企業家在情感上對社會使命的認同，其主要包括兩個維度：一是關注企業對員工忠誠度和集體主義的激勵程度，即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二是關注企業對企業家自我價值實現的貢獻程度，即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

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重視對員工內部價值觀的肯定和塑造，通過鼓勵員工參與、協作、授權等，有效促進組織內部快速的知識共享、合作和公民行為[10]。在資源約束背景下，這種強調信任和共同責任的組織文化使社會企業員工能夠充分發揮主動性，積極探索資源獲取途徑(如尋求利益相關者和政府支持，以及提高企業自身創收能力等)，并對手頭資源有效拼湊以識別和利用轉瞬即逝的創業機會。以員工為中心的管理文化促使員工從企業利益出發，積極主動與社會公眾、政府、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溝通，更加有效地向外界傳遞企業能力、效率、規范性及價值觀，有助于組織合法性獲取[21]?；谠６人阉骼碚揫40]，社會企業獲取合法性后，在后續創業活動中會更加大膽地投入其所獲取的資源，并積極探索新商業機會。綜上所述，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通過組織成員公民行為，能夠使社會企業從多種資源途徑獲取資源進行拼湊，并充分識別創業機會。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5a：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正向調節創業拼湊對機會識別的影響，即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創業者從拼湊行為中識別創業機會。

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強調組織目標(社會使命)是企業家滿意度、成就感和自我形象的重要來源[10]。社會企業家作為公司資產管理者，通過建立和追求企業目標與使命，獲得個人目標和自我效能感。在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下，社會企業家認同企業目標和使命，促使他們更加努力地完成任務，克服障礙并解決問題。資源和創業機會是社會企業成長的關鍵要素，而社會企業的公益性特點使其面臨巨大的資源約束和機會短缺。因此，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促使社會企業家充分發揮主動性，克服資源限制等障礙，并在資源拼湊過程中，搜尋一切可以發展的創業機會[8，41]。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更容易從多方面拼湊資源并識別創業機會，具體而言：①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能夠使社會企業家堅守企業社會使命，防止發生任務漂移，促使其充分發揮社會企業家精神。Mair等[42]指出，社會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就在于“創新使用和組合資源，以尋求促進社會變革和/或解決社會需求的機會；②社會企業家堅定不移地追求組織社會使命，通過與客戶、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溝通，向其傳遞社會企業使命、能力和規范，幫助企業獲得信任、合法性并獲取資源和機會[43]；③社會企業和企業家的社會使命使其更易于獲取政府支持[25]，而政府支持又可以幫助企業獲取合法性[44]。同時，政府支持還可以通過幫助社會企業獲得稀缺資源，從而克服社會企業在其資源有限環境中所面臨的困境[25]。 綜上所述，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是一種戰略資源，能夠有效促進企業通過創新使用和組合資源，進而尋求促進社會變革和/或解決社會需求的機會。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5b：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積極調節創業拼湊與機會識別間的關系。

假設H4、H5a和H5b共同構成被調節的中介作用，即機會識別傳導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成長績效的影響，這種中介作用受組織管家文化水平的調節。具體而言，當組織管家文化水平較高時，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成長績效的影響較強，通過機會識別傳導的中介作用也就更強。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6a：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正向調節機會識別對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成長績效的中介作用。

H6b: 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正向調節機會識別對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成長績效的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與數據收集

本文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方式收集數據。調研活動由教師、博士研究生等6人參加，調研過程如下：①首先，由兩位博士生將國外成熟量表翻譯成中文，并對翻譯差別進行調整，再將中文量表進行回譯，對部分偏差進行調整，從而形成初始量表；②選擇十余家社會企業進行訪談和預調研，根據現場溝通和問卷結果對問卷進行修改，得到初始問卷；③利用初始問卷進行小樣本預測試，并根據結果修改得到正式問卷；④利用正式問卷開展大規模調查。本次數據收集時間為2018年8月25日-2019年2月19日，共發放調查問卷 320份，回收問卷 219份，問卷回收率為68.4% 。剔除不合格問卷 20 份，有效問卷為199份。樣本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

圖1 研究模型

本文研究對象為社會企業。對于社會企業選擇，本研究依據趙萌等學者對社會企業的界定框架，從元素組合視角出發，選擇同時滿足以下3個標準的企業作為樣本：①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組織使命；②用符合企業家精神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③社會使命不輕易產生漂移[45]。問卷由社會企業創始人或高管填寫，以確保受訪者熟悉企業資源狀況、組織文化、企業戰略及企業績效。問卷數據主要通過以下途徑收集：①在2018年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現場發放問卷并收集資料；②收集各地政府網站對社會企業的認定名單，通過網絡電子郵件、電話聯系等方式發放并收集問卷；③通過與社會企業研究中心、育公益創投基金以及敦和慈善基金會等機構聯系，獲取部分社會企業名單，并通過現場、電子郵件等方式發放問卷。

2.2 變量測量

本研究變量測量都是在廣泛查閱前人文獻的基礎上，借鑒國內外學者成熟量表修訂而成。研究項目均采用Likert五級打分法進行，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要求被試人員根據企業實際情況打分。

2.2.1 創業拼湊(EB)

對創業拼湊的測量主要借鑒Senyard等[46]的研究，設置7個題項，分別為：“我們相信通過現有資源能夠找到解決新問題的方案(EB1)”；“我們樂于承擔更多挑戰(EB2)”；“我們能應用所有能使用的手頭資源應對新問題和機會(EB3)”；“我們能結合現有資源和可以廉價獲得的資源來應對挑戰(EB4)”；“通過有效整合手頭資源，我們能遇到更多新挑戰(EB5)”；“當遇到問題時，我們能將手頭資源的可行解決方案整合起來(EB6)”；“我們將手頭資源結合起來，以實現原本不打算實現的新挑戰(EB7)”。

表1 有效樣本分布情況(N=199)

2.2.2 管家文化(SC)

本文參考Zahra等[43]及Bacq等[37]的研究，從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和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兩個維度測量管家文化。其中，設置4個題項測量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PCSC)，分別是：“您的企業允許員工充分發揮潛力(PCSC1)”；“您的企業培養了一個專業工作場所(PCSC2)”；“您的企業充分激勵員工關心和忠誠(PCSC3)”；“您的企業鼓勵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文化(PCSC4)”。設置5個題項測量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ECSC)，分別是：“您的企業能夠充分滿足您的成就需求(ECSC1)”；“您的企業能夠充分滿足您的個人需求(ECSC2)”；“您的企業能夠充分滿足您的增長機會(ECSC3)”；“您的業務有助于您的自我形象(ECSC4)”；“您的業務能夠讓您感到自我實現(ECSC5)”。

2.2.3 機會識別(OI)

對社會創業領域機會識別的測量主要借鑒González等[7]的研究，從機會發現和機會創造兩個角度設置3個題項，分別是：“我們擅于發現社會問題(OI1)”；“我們對新社會創業機會有著特殊的警覺性和敏感性(OI2)”；“我們擅于為社會問題創建新解決方案(OI3)”。

2.2.4 社會企業績效(EP)

社會企業績效測量參考Pless等[19]的研究，從社會價值創造和經濟價值創造兩個角度設置5個題項，分別是：“我們獲得了公共服務合同(EP1)”；“我們能夠提供更多(不同類型)社會服務(EP2)”；“我們幫助更多人口就業(EP3)”；“我們業務盈利能力提升很大(EP4)”；“我們實現了財務目標(EP5)”。

2.2.5 控制變量

為控制其它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選取企業年齡、業務類型、企業規模和資產規模作為控制變量。用企業員工人數代表企業規模，并將業務類型以產業扶貧類為參照進行虛擬化處理。

3 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3.1 數據同源偏差與無應答偏差分析

在問卷調查過程中，為避免同一被試填寫問卷帶來的同源方差問題，本文采用Harman單因子方法對問卷結果進行同源方差檢驗。對問卷所有項目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未旋轉矩陣中第一個主成分對總方差的解釋率為23.671%，表明樣本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同源方差問題。

本研究參照 Armstrong & Overton[45]的建議，檢驗問卷是否存在無應答偏差，按照問卷回收先后順序選擇前10%和后10%的問卷，并對控制變量和關鍵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兩組樣本數據不存在顯著性差異，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無應答偏差問題。

3.2 信效度檢驗

本文采用一致性指數Cronbach's α系數、組合信度CR值測度量表信度。運用SPSS軟件計算得出各變量Cronbach's α系數均高于0.700，同時組合信度CR系數大于0.700，說明量表內部一致性較好，變量信度較高。

量表效度主要包括內容效度和建構效度兩種。其中，建構效度主要分為聚斂效度和區分效度。本文變量測量主要采用已有成熟量表，以保證量表內容效度。量表聚斂效度主要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各效度指標進行判斷。結果顯示，各變量因子載荷均不小于0.5，AVE均大于0.5，說明問卷聚斂效度較好。通過MPLUS7.0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發現，χ2/df值為1.849，RMSEA小于0.08，CFI、TLI值大于0.9，說明模型擬合較好。另外，將五因素模型與替代模型進行比較，以檢驗5類結構的區分效度，結果如表2?？梢钥闯?，五因素模型指數明顯優于其它替代模型，說明五因素模型與數據擬合度最好。

量表區分效度主要通過平均變異萃取量法進行判斷，也即平均變異萃取量(AVE)的平方根必須大于相關系數，才能說明量表區分效度較好，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梢钥闯?，各變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潛變量間相關系數，說明量表區分效度較好。

表3列示了各變量均值和標準差以及因子間的相關性。從中可見，創業拼湊與機會識別、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以及社會企業績效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從而為理論假設提供了初步證據。

表2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表3 各變量均值、標準差、相關系數與AVE平方根值( N = 199)

3.3 假設檢驗結果

3.3.1 主效應檢驗

采用層級回歸法對模型進行檢驗，在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變量、自變量、調節變量及中介變量，表4為層級回歸分析結果：①從模型7中可以看出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β=0.581,P<0.001)，H1得到驗證；②從模型8 中可以看出機會識別對社會企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β=0.351,P<0.001)，H2得到驗證；③從模型 2 中可以看出創業拼湊對機會識別有顯著正向影響(β=0.582,P<0.001)，H3得到驗證。

3.3.2 中介效應檢驗

從模型7和8可以看出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的影響都顯著為正，但進一步比較可以發現在模型7基礎上加入中介變量(機會識別)后，自變量(創業拼湊)對因變量(社會企業績效)的影響沒有消失，但顯著降低(β值由0.581降為0.210，P<0.001)。這就說明，機會識別對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績效關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H4得到部分驗證。

3.3.3 調節效應檢驗

由模型3和模型4可以看出，在模型3基礎上加入創業拼湊與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的交乘項，交乘項回歸系數顯著(β=0.185,P<0.01)，回歸方程顯著(△R2=0.012，P<0.05)。同時，從表5可以看出，創業拼湊對機會識別的影響在高水平以員工為核心的管家文化上(均值加上1個標準差：β=0.432，P<0.001)與低水平以員工為核心的管家文化上(均值減去1個標準差：β=0.201,n,s)具有顯著正向差異(△β=0.231，P<0.01)，因此，H5a得到驗證(見圖2)。

由模型5和模型6可以看出，在模型5基礎上加入創業拼湊與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的交乘項，交乘項回歸系數顯著(β=0.131,P<0.05)，回歸方程顯著(△R2=0.059，P<0.05)。同時，從表6可以看出，創業拼湊對機會識別的影響在高水平以企業家為核心的管家文化上(均值加上1個標準差：β=0.299，P<0.001)與低水平以企業家為核心的管家文化上(均值減去1個標準差：β=0.079, P<0.01)有顯著正向差異(△β=0.22，P<0.01)，因此，H5b得到驗證(見圖3)。

3.3.4 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本研究根據Edwards等[48]的建議，采用Bootstrap法分析不同管家文化水平下，機會識別在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績效間的中介關系。從表5可以看出，在高水平以員工為核心的管家文化下，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β=0.027,P<0.001)與低水平以員工為核心下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β=0.008,n,s)差異正向顯著(△β=0.019,P<0.05))，說明以員工為核心的管家文化對機會識別在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績效關系中的中介效應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H6a得到驗證。

從表6可以看出，在高水平以企業家為核心的管家文化下，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β=0.039,P<0.001)與低水平以企業家為核心下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的間接效應(β=0.010,n,s)差異正向顯著(△β=0.029,P<0.05)，說明以企業家為核心的管家文化對機會識別在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績效關系中的中介效應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H6b得到驗證。

表4 層級回歸分析結果

圖2 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在創業拼湊與機會識別中的調節作用

圖3 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在創業拼湊與機會識別中的調節作用

表5 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以員工為中心的管家文化)

表6 被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以企業家為中心的管家文化)

4 結語

4.1 研究結論

本文結合資源基礎理論和管家理論，運用結構方程模型研究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的影響機制，探討機會識別的中介作用以及管家文化在其中的調節作用，結果表明：

(1)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本文將創業拼湊引入社會創業領域展開實證研究，進一步拓寬了創業拼湊理論適用范圍。這也解釋了資源基礎觀無法解釋的一個問題，即在資源約束背景下，擁有同質資源的企業為何能創造異質價值，從而更好地繼承和發展了資源基礎理論[49]。

(2)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機會識別能力有顯著正向影響，機會識別對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績效關系起到中介作用。本文將機會識別作為中介變量，進一步深化了創業拼湊對社會企業績效影響機理的認知。

(3)管家文化正向調節創業拼湊與機會識別關系，同時也正向調節機會識別對創業拼湊與社會企業績效關系的中介效應。企業管家文化水平越高，越能有效培養一種促進員工間協作和公民行為的集體組織文化，有助于社會企業獲取社會公眾、政府等利益相關者支持，在獲得資源保障的同時充分識別和利用創業機會，并最終有效提升社會企業績效。本文驗證管家文化在提高社會企業績效中的重要調節作用，對進一步尋找甚至創建適用于社會創業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4)本文不僅關注社會創業發展的獨特性，也關注其與商業創業的共性。以往研究大多關注社會創業與商業創業的區別，實際上兩者都屬于創業活動，必然存在共性。創業學之父Timmons指出資源和機會是創業成功的核心要素，社會企業績效提升也同樣需要合理的資源配置和創業機會。社會創業與商業創業在創業核心目標上存在差異，但創業過程本身并無根本區別，這也給未來社會創業研究帶來了一定啟示。

4.2 管理啟示

本文研究結論啟示社會創業者創業應注重開展資源拼湊、充分識別創業機會，以實現社會企業可持續發展。同時，應認識到社會創業與商業創業不同，充分重視發揮企業家和員工的積極主動性，對企業家和員工充分授權，提升組織成員對社會企業使命的認可，形成高度團結、協調合作的管家文化。社會企業由于其公益屬性而面臨著天然的資源短缺，這就要求社會創業者重視資源獲取，不僅要掌握有效資源，也要重視手頭資源的創新利用。同時，社會企業的核心目標是解決社會問題，因此創業者應重視對社會問題的挖掘，并從中識別可以利用的創業機會。盡管社會創業與商業創業在核心目標方面存在差異，但是社會創業過程與商業創業并無本質區別，資源和機會仍是社會創業成功所必須具備的核心要素。社會企業發展需要組織成員的共同努力，在組織內形成高水平管家文化以增強組織成員積極性，進而為企業獲取利益相關者支持。因此，本文對社會創業者提升企業績效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4.3 不足與展望

雖然本研究具有一定理論和實踐意義，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①本文僅考慮組織文化在創業拼湊與機會識別關系中的調節作用，而未考慮外部環境對這種關系的影響，如制度環境、環境動態性等。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環境動態性較強，同時社會企業又是新興組織形式，組織合法性仍然是影響社會企業績效的重要因素。因此，未來可研究社會企業組織合法性獲取，以及制度因素和環境因素對社會企業績效的影響；②本文將創業拼湊作為單一維度進行研究，沒有進一步討論不同類型拼湊間的關系。研究不同拼湊方式內在聯系及其交互作用對社會企業績效的影響是揭示拼湊內在機理的一個重要方向；③采用橫截面數據有可能帶來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未來研究可考慮采用縱向分析，選用滯后期績效指標對社會企業整個生命周期發展進行動態研究；④采用傳統方法對變量間關系進行分析與檢驗，未來可采用fsQCA方法對提升社會企業績效的前因條件從整體視角上展開組態分析，厘清社會企業提升績效影響因素與結果間的復雜因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