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三交”及影響
——以明代貴州思南府地區為例

田 敏，蔣滿娟

(中南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盵1]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貫穿于我國各個歷史時期民族關系的始終，是良好民族關系的粘合劑，也是促進民族發展的內在動力。而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理論上、從宏觀層面來探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從區域史層面研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相對較少。本文通過從微觀層面探討明代思南府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具體情況來考察漢族與少數民族關系，以期對今天推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參考借鑒。

一、明代思南府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三交”的表現

(一)儒學的廣泛傳播

所謂“綏遠和民，莫大于教，人心有作，治本所基”[2]267。永樂十一年(1413年)思州、思南宣慰司改土歸流后，作為八府之一的思南府納入明王朝的直接統治，亟需通過儒學教育來統一思想，達到重建當地社會秩序的目標。首先，建立各級各類學校。永樂十一年(1413年)，改思南宣慰司儒學為思南府儒學。嘉靖十九年(1540年)，設立婺川縣學。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設立印江縣學。此外，思南府地區還設立了由社會承辦的學院、社學、義學、私塾、陰陽學、醫學等多種類型的學校。其次，貴州單獨開科取士。由于“貴州一省遠在西南，未設鄉試科場，只赴云南科舉，生儒赴試其苦最極”[2]264。嘉靖十四年(1535年)，貴州單獨開科，由此貴州形成了完整的學校體系和考試體系。在此影響下，思南府地區“儒教漸興，人文日盛，等科入仕者，蓋彬彬矣”[3]491-492。

隨著儒家文化的傳播，忠烈、孝義、貞節觀念逐漸深入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民眾的內心，涌現出一批忠實實踐者。如申佑，婺川縣火炭埡人，一生有杰出孝、忠、義三事：父親為虎銜去，申佑挺身而出，與虎搏斗；國學祭酒李時勉“以言事忤”，申佑仗義執言，甚至“愿代其死”；正統十四年(1449年)英宗北征至土木堡，申佑代君而死。俞汝本《重建申忠節公廟祠序》載：“按公生當明室，具有純姿，曰師、曰父、曰君，大節不愧為子、為臣、為友，庸行克敦，概其生平可得而述焉?！盵4]359又如:“安濂，蠻夷司人。年荒旱，出米一百石賑饑，民賴以活。敕賜旌異……徐文林，婺川縣貢生。少時割股救母，事兄恭，縣令旌其門，曰‘孝義之門’?！盵4]243-244據道光《思南府續志》記載，明代思南府有孝義代表人物17人，列女代表人物46人[4]255-273。明朝統治者將思南府“忠、孝、節、義”的代表人物記錄在地方志中，為他們立祠祭祀、建立牌坊、刻碑立傳、賜予封賞。由此傳遞了這樣的信息：國家秩序被具化為“忠、孝、節、義”的正統價值符號，所有人都需要接受這些正統價值符號的教誨和約束?！叭耸霟o死，惟死于國事者為至榮也?！盵2]547在這樣一種價值導向之下，明代思南府地區各族人民以此為標準規范自己的言行舉止，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身份與國家秩序緊密地聯系起來。

(二)風俗習慣的變遷

1.飲食、服飾、居住。日常的衣、食、住等生活環節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內容，它在慣常的生計行為中不斷演繹、在自身文化傳承過程中展現出來。撤司建府后，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的飲食、服飾、居住文化在漢文化的影響下發生了較大變遷。在飲食方面，少數民族的主食從以包谷、番薯、錦葵、野草為主向以大米為主轉變，處理牲畜從用棒棍打死向宰殺轉變，注重儒家“長幼尊卑有序”的飲食禮儀，祭祀食物逐漸與中原地區接近，從一日兩餐制向一日三餐制過渡等。在服飾方面，一是官方強制少數民族男女服飾區分，禁止男性穿花服、裙子。二是少數民族服飾逐漸向漢族服飾靠近。嘉靖《貴州通志風俗》載：“(仡佬)今漸作漢人之服飾?！盵2]135亦載：“思南府朗溪司峒人……近來服飾亦近于漢矣?！盵2]139三是少數民族制作服飾的材料發生改變。弘治年間，棉花隨著漢族移民傳入思南府地區，當地少數民族民眾開始自種棉花，自織土布。在居住方面，部分少數民族開始修建平房，尤其是部分富裕者房子越建越大，如仡佬族通常采用四立三間口式平房。房屋多設置堂屋，用作供奉祖先、神靈以及接待貴客、辦理婚喪大事之用。房屋仿照漢族的四合院，長幼尊卑秩序井然，逐步禮制化。同時，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也保留了自己的居住文化，如務川縣仡佬族民居院落建筑很好地保存了“干欄式”特征，并具有鮮明的丹砂文化色彩，窗上雕花既有福祿壽喜，又有煉丹爐，門窗均為紅色。

2.婚喪習俗。在儒家文化中，婚姻是上承宗祀、下啟嗣續的大事，從擇偶到婚禮有一整套的儀禮規定。受此影響，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的婚姻習俗發生了重要變遷，主要表現在：一是從自主婚姻到包辦婚姻?！?蠻夷司峒人)婚嫁聚于原野，對坐拋球，以相合者為配”[2]139的自由婚姻逐漸被買賣婚姻或變相買賣婚姻所代替?；橐鲋饕獮楦改赴k，講究“門當戶對”“三媒六證”，娶妻需彩禮，嫁女需聘禮，出現“肚腹親”“背帶親”“連環親”“扁擔親”“姑舅親”等婚姻形式。二是婚俗禮儀的變遷。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沿用漢俗將婚禮規范為問名、納征、納彩、納吉、請期、親迎六大程序，同時也保留了很多本民族的婚姻習俗，如土家族婚禮中“哭嫁”習俗，仡佬族、苗族婚禮中的拿書子、打鬧臺、回車馬、凈手、吃盒肉、冠筓、帶客、擺禮、告定、拜茶、討發酒杯等。三是明王朝對土司婚嫁的地域、民族、儀禮進行了約束。如正統十一年(1446年)五月，貴州思南府蠻夷長官司奏：“土官衙門男女婚姻皆從土俗，乞頒恩命?！鄙显唬骸百F州土官衙門或有循襲舊俗因親結婚者，既累經赦宥不究其罪，亦不許人因事訐告，繼今悉令依朝廷禮法，如違不宥?！盵5]《明會典》載：“嘉靖三十三年(1556年)題準，土官土舍嫁娶，止許本境本類，不許越省，并與外夷交結往來，遺害地方?！盵6]626

漢文化對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喪葬文化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如請陰陽先生選擇墓地和下葬日期；墓地多是選擇在“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龍，右白虎”的位置；靈柩停放期間，要請道士超度亡靈，給死者去陰間開路；發喪時由道士發引，靈柩抬至墓地后要請陰陽先生撥正山向、做一番法事后下棺，壘土完畢后道士給死者“買山”圓墳等。此外，還吸收借鑒了一些漢族的葬制祭儀，如立碑書銘、筑祠設壇，清明節、七月半以及逢年過節祭祀祖先等。同時，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部分保留了本民族的葬禮習俗，如特色鮮明的鬧喪，嘉靖《貴州通志風俗》載：仡佬“喪葬擊鼓唱歌男女圍尸跳躍，舉哀而散，亦置之山間”[2]147。

3.節慶文化。撤司建府后，在漢文化的強勢影響下，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吸收了部分漢族節日，形成了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的融合地方和民族特色的節日形態，如除夕逐疫、重陽登高、冬至序拜、中元盂蘭大會、端午飲菖蒲酒、寒食墓祭、上元觀燈、祭灶神等。以過年為例：“是日，預定桃符于門兩旁，掛鐘馗于門壁間，以厭邪魅。貼春帖于門枋上，以迎嘉祥。諸夷雖其土著，漸濡已久，近頗效尤，亦足以見圣化之遐被矣?！盵2]138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也保留了最具有民族特色、最能喚醒民族歷史記憶、最能促進民族認同的部分民族節日，如“土家年”、四月八、吃新節、上元沙洲節、甩神節等。此外，隨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明代思南府地區漢族移民與當地少數民族結下了深厚情誼，互相參加對方的節日?？紤]到雙方風俗習慣的不同，也會對節日的一些文化事項加以調整。

(三)宗教信仰的相互影響

1.文昌信仰的興起。文昌帝君初為維護封建社會統治的忠義代表，后衍生為道教中主管功名利祿的神仙，又被儒教奉為中國古代科舉士子高中的保護神。明代思南府地區的文昌信仰起源于科舉，又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科舉和學校教育的發展，為當地人才的大量涌現奠定了基礎。道光《思南府續志》載，明代思南府城內有文昌祠，中和山觀音祠里有文昌宮，梵凈山天慶寺中有文昌帝君神像，離太平寺不遠處有文昌廟，印江有文昌閣等。此外，土民家龕中供奉有文昌神像。土民信仰文昌帝君是希望自己在科舉考試中一朝高中，改變自己的階層地位，實現忠君報國之志。馬士芳、上元《重建文昌閣記》載：“印江舊有文昌閣，前已巳(崇禎二年，1629年)為邑侯江南人史公諫所建。越明年，庚午(1630年)鄉試得雋者，有人蟬聯不絕?！盵4]334說明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思南府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逐漸以讀書應舉為共同追求，促使文昌信仰在當地逐漸興起。

2.佛教信仰的擴大。在歷代統治者看來，佛教是“敷訓導民”“馴化人心”的有效工具，可以使人“樂為善事”而不謀反。撤司建府后，佛教在思南府地區的傳播速度加快，尤其是萬歷年間佛教發展進入鼎盛時期，形成了梵凈山佛教文化中心。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修建的《敕賜梵凈山重建金頂序》碑記載：“蓋自開辟迄今，海內信奉而奔趨，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欽謁，恒見月盛而日新。久已靈馳于兩京、傾動于十三布政、勞旌于撫安、煩顧于道府，諸侯莫不期以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1)來源于《勅賜梵凈山重建金頂序》。此碑立于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由戶部郎中李芝彥撰，記錄了梵凈山佛教發展歷史，位于今梵凈山老金頂之下。明代思南府地區的佛教，由漢族地區傳入，又適應了當地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形成了以下特點：一是自傳自信，無組織、無經典，一般是父子、母女口耳相傳。二是誦經禮懺，搞超度，消災免難，談生死輪回的佛、巫摻雜。三是各階層廣泛參與佛事活動，從中央王朝到地方政府，從流官到土官，以及當地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都信奉佛教。四是各階層接受佛教具有層序性，最先接受佛教的是社會上層，包括思南府地區的流官、土官，然后是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在內的普通民眾。

3.道教信仰的傳播。撤司建府后，思南府地區與中原地區的聯系進一步加強，為道教的快速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正統十三年(1448年)，設置貴州道紀司。上行下效，貴州的流官、土官、鄉紳等紛紛扶植道教發展，以維護自身的統治。一是貴州土司土官捐資助建道教神祠、宮觀。這一方面可以表明與中央王朝保持一致，獲得流官的認可；另一方面有助于樹立土司家族的威望，獲得漢族移民的信服。二是貴州流官積極扶植道教發展。萬歷年間黃平人朱應族在《新建玉清宮記》談到流官扶植道教發展的原因：“人心不淑，雖國法森嚴，有恬不知畏者。若質諸鬼神，證以經典，即畏縮而不敢肆。故古有象教，謂設象以教化也。若建閣，肖像上帝之，臨望之而生敬畏心，就之而生悔悟心，維持世教大法也?！盵7]撤司建府后，思南府地區建造了眾多道觀，如玄帝廟、城隍廟、川主廟、禹王宮、土地廟、關帝廟、伏波祠、徐公祠等；供奉了眾多道教神靈，這些神靈大多來自中原地區，是忠孝、正義的代表，如李冰、伏波將軍、關公等；出現了眾多有名的道士，如錢珍、白云道人等。

4.少數民族信仰的保留。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保留了本民族獨特的民間信仰。當地少數民族的自然崇拜很多，主要有山神、洞神、樹神、風神、雷神、土地神等，幾乎物物有神。祭風神是印江苗族土家族等民族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一種祭祀活動，起源于元朝元貞二年(1296年)，明清時期很盛行。道光《思南府續志》載：“印江則于六月六祭風神，或曰豐神，多以楊姓主其事，屆時椎牛烹羔，雞鵝魚肉，五牲畢具，跪拜儀禮，迥與常殊。設楮旗于廣場曰大白、曰小白，拜舞其前，士女傾城往觀，百蠟一澤，在所不禁蓋土祭云?！盵4]53。明代思南府地區土家族大姓一般建有“宗祖祠”，又叫“土主祠”，供奉祖先的尊身像或神牌。如田姓供奉田宗顯，安姓供奉安崇誠，李姓供奉李顯宗，張姓供奉張義源，冉姓供奉冉守忠。嘉靖《思南府志》載：“俗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為土主、川主生辰。至日，有慶神之舉，居民盛裝神像，鼓行于市，謂之迎社火，每一迎必輪一人作會饗，神品物惟其所供，尋以如諸鄉黨會食廟中，盡一日而罷。在村落中亦然，此俗，舉之近厚者?！盵3]540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民間信仰也對漢族信仰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撤司建府后，漢族移民加入婺川縣丹砂開采、貿易、管理，也開始信仰“寶王菩薩”。

5.巫、儺文化的不斷交融。巴人歷史上“俱事鬼神”，楚人則“信巫鬼而重淫祀”。巴蜀文化與荊楚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思南府地區各少數民族的巫信仰習俗。嘉靖《思南府志》載：《元志》曰“郡舊有蠻夷、佯獚、仡佬、木徭數種，疾病則信巫屏醫，專事祭鬼”[3]491。又嘉靖《貴州通志》載：“除夕逐疫，俗于是夕，具牲醴、禮草舡、列紙馬、陳火炬，家長督之遍各房室，驅呼吼怒如斥遣狀，謂之逐鬼，即古儺意也?！盵2]137-138說明明代中葉時儺事活動已經盛行于思南府地區。由于儺文化本身就具有濃厚的巫色彩，它流傳到思南府地區很容易被“好巫而信鬼”的少數民族民眾接受，并在自身巫信仰的基礎之上進行改造，從而使之成為本民族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儺堂戲是由古代“儺祭”融合漢族戲劇之后發展而成，開壇時要掛上三清圖和司壇圖，說明它也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響。因此，可以說明代思南府地區的巫、儺文化是漢族與少數民族信仰文化不斷交融的結果。

此外，隨著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參與信仰活動。如“苗人”有祭山習俗，同居一地的漢族也會加入其中，殺雞宰豬，共同祭祀山神，希望山神保佑村莊風調雨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日，漢族和少數民族男女老少均聚集到佛寺廟宇，求簽還愿。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的村寨，往往會有一兩座土地廟，庇佑村寨安寧。

(四)漢語文使用范圍的擴大

語言文字在交往互動需求的基礎上出現，同時為交往互動服務，因此常常處于交往互動的前沿。正如李世鈞《苗俗雜詠》所言：“榛榛狉狉萬山中，八耳方言不一同?？椭劣髡嬉饩w，象胥先把語言通?！盵8]撤司建府前，由于土司統治的封閉性，思南府地區各少數民族語言保留得較為完整，所謂“蠻狫雜居，語言各異”[3]491?！啊短藉居钣洝芬噍d：“郡東南者若印江若朗溪，號曰南客，有客語，多艱澀，不可曉?？の鞅比羲滦U夷若婺川若沿河，曰土人有土語，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不相同。惟在官應役者為漢語耳?！盵3]491撤司建府后，一方面，由于明代學校教育都是使用漢語教學，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接受儒學教育首先得聽得懂漢語、會說漢語。另一方面，漢族在經濟上占有優勢地位，少數民族只有聽得懂漢語、會說漢語，才能參與經濟貿易?；诖?，漢語在思南府地區的使用范圍日益擴大，從“蠻僚雜居，言語各異”逐漸過渡到“交接之間，言語俱類中州”[3]491。

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均無本民族的文字，在撤司建府前絕大多數的少數民族民眾處于目不識丁的狀態，對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形成了阻礙。撤司建府后，接受儒學教育的對象由土司階層向普通民眾擴展，而儒學的教材都是用漢字書寫，科舉考試也必須用漢字作答，因此，當地少數民族士子必須學會認漢字、寫漢字。由于漢字的傳入，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的很多歌謠、巫經、契約開始用漢字記載。且隨著漢族移民在思南府地區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當地少數民族與之交往交流也要學會認漢字、寫漢字。由此，漢字在思南府地區的使用范圍逐漸擴大。

(五)族際通婚范圍的擴大

由于不同民族之間通常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差異，因此，“族際通婚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兩個異性個體之間的關系，而且隱含著這兩個人所代表的各自民族的文化和社會背景”[9]。撤司建府前，明王朝完善了元朝的土司制度，深化“以夷治夷”的策略，繼續以土司統治思南宣慰司地區的各族人民，不僅以土兵鎮壓各族人民起義，而且利用土司防范、監視、鎮壓“生苗”，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之間的隔閡與仇視，抑制了各族間通婚的發展。這一時期進入思南宣慰司地區的漢族很少，且由于與當地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差異大，因此通婚范圍不大，各少數民族多實行族內婚。

撤司建府后，隨著“改土歸流”的推進，城鄉漢族人口的增加，漢文化的影響面不斷拓展，思南府地區各少數民族不同程度地受到漢文化的濡染與涵化。漢族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日漸為少數民族所仿效和吸納，漢族為了適應當地自然人文環境也吸收了少數民族文化，由此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增多，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通婚范圍擴大。明代思南府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通婚主要包括兩類：第一類為軍屯士兵與當地少數民族通婚。進入思南府地區的軍屯士兵有一部分在下屯前沒有結婚，下屯后往往與當地少數民族通婚。據《明會典軍隊起解》載：“如原籍未有妻室，聽就彼完娶，有妻有籍者，著令原籍親屬送去完娶?！盵6]793今思南縣堯民鄉流傳著一則趕苗拓業的故事，其中提到唯有一個仡佬族小孩因為躲在王姓(王家是有一定勢力的漢族)姐夫家才在趕苗拓業中得以幸免，這個時期有一定勢力的漢族很有可能為屯田官兵(2)參見楊潤：《明清武陵地區趕苗拓業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明中后期軍屯制瓦解，屯田軍士就地落籍，與當地少數民族結為夫婦。第二類是指漢族移民中的農民、商人、工匠、流民等與當地少數民族通婚。如《田仰墓志銘》《田貢國墓志銘》記載，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西吉安人田永富受邀到思南宣慰司地區傳播儒學，其后代田貢國、田仰均娶土家族大姓張氏女為妻，今天這一支田姓在民族識別中被認定為土家族。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加強對土司土官的控制，明王朝對土司婚嫁的地域、民族進行了限制。但是，明代思南府地區的土司土官為鞏固自己的勢力，繼續沿襲與周邊土司土官通婚的慣例。以明代朗溪蠻夷長官司正長官田氏結婚情況為例，從二十三世至三十三世，多與周邊的水德司、石阡司、平頭司、沿河司、烏羅司、播州宣慰司、麻兔司、邑梅司正副長官之女結婚，即便不是與周邊土司土官聯姻，也是與當地少數民族結婚，與漢族通婚的很少(3)參見朗溪田氏譜務理事會：《貴州印江朗溪田氏族譜》，內部資料，2012年，第57-59頁。。

二、明代思南府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三交”的影響

撤司建府后，為了在行政統一的基礎上實現各族人民思想文化層面的統一，明王朝在思南府地區設立各級各類學校，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傳播儒家思想。大量漢族移民進入思南府地區以后，與當地少數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化。在此背景下，明代思南府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圈的核心逐漸靠近，共同依存于中華文化之下，共同性增加。同時，少數民族與漢族在長期的交往互動中，發展了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文化因素，保留了本民族的獨特性?？傊?，明代思南府地區漢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形成了一元主導、多元共存、共融共通的文化格局。這一格局的形成對思南府地區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一)提高了當地的文化水平

1.儒學教育成果顯著。在封建社會中，學校教育成果最主要反映在科舉上?？婆e的成功率反映出學校教育的水平，教育水平的高低反映了該地區文化水平的高低。撤司建府后，思南府地區各族人民逐漸熱衷于科舉入仕，不少人通過科舉考試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道光《思南府續志》載：“思郡自設科而后登甲乙榜者若而人，蓋文教遐宣，不以邊隅限也?！盵4]191據郭子章《黔書》記載，自貴州設科至明末，全省中進士者109人，其中思南府13人(包括水德司3人、朗溪司1人)，數量居貴州各地區之首，另有110余名舉人,武舉人2名,五貢生322人,共計447人(4)根據民國《貴州通志·選舉志》所載統計。。嘉靖《思南府志拾遺志》載：“儒學自設府起，每科止中一人，惟正統辛酉申佑、鄒慶同舉，而申后登進士第。正德庚午，予與吳孟陽同舉，而予亦登第。嘉靖甲午，田時中、李渭、田時雍、敖宗慶一舉四人，前所未有?！盵3]544

明代思南府地區成為陽明心學傳播的重鎮。李渭以精通陽明心學而聞名，其學一意實踐，力倡“先行”。萬歷年間，李渭以年老歸鄉，在思南府城建“為仁書院”“川上學舍”，著書立學，教民化俗，開一方學風?！袄钗汲韺W，重躬修，教孝弟，行《四禮》，排釋老，返樸還淳，士骎骎，慕孔孟，習俗一歸于正”[4]49。培育眾多黔中王門后學，“遠近問學者以千計”。李渭及其后學的講學活動，使思南府地區成為明代中后期貴州陽明心學傳播的五大重鎮之一。

2.民間文學藝術得到較快發展。首先，明代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文人文學開始興起。他們或以古體詩詞抒懷，或以散文形式表意，歌山頌水，反映現實，抒發對家鄉的情懷，作品散見于地方志、家譜、碑刻中(見表1)。據統計，嘉靖《思南府志》共載有詩67首。其中，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文人所作的詩有40首，包括王藩4首、田慶遠2首、安康10首、田秋11首、安孝忠6首、謝景武3首、龍泉1首、田谷2首、敖宗慶1首。此外，明代思南府地區編修了豐富的地方志書。如永樂《思南府志》、嘉靖《思南府志》、萬歷《重修思南府志》、嘉靖《安化縣志》、萬歷《婺川縣志》，現僅有嘉靖《思南府志》留存，其他已佚。這些成果無不與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的創造取向相契合。其次，明代思南府地區產生了一批書法家。其中，蕭重望與敖中慶、田西麓、李同野被稱為明代四大書法名家，明萬歷帝親題為“西臺四杰”。最后，思南府地區民間藝術得到繁榮發展。思南府地區“土人”勞作時“打鬧歌”(又稱薅草鑼鼓)在明代很盛行，從嘉靖《思南府志風俗》中所載的“唱歌耕種”[3]491就能得到印證。撤司建府后，漢族遷入，商賈往來，文人騷客的進入，豐富了思南府地區土家族小調體民歌，其中很大一部分明顯存留著漢族民歌的特點。由于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文化互動，辰河戲、川戲、京劇等傳入思南府地區，又形成了一種新的劇種——高臺戲。

表1 明代思南府地區文人文學著作一覽表

(二)促進了當地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融合

明代思南府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相互融合是民族關系發展的主軸和重要內容。撤司建府后，大量漢族移民進入思南府地區并在當地社會發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受漢文化的影響，這一時期主要是少數民族融入漢族。少數民族“漢化”有主動漢化和被動漢化兩種情況：被動漢化是指明王朝以武力為后盾強制實行的漢化政策；主動漢化是當地少數民族為了掩飾自己的身份，有意改變自己的族群身份，融入到漢族的主流社會中去。其中，主動漢化當中實際上隱含著被動漢化的因素。在明王朝武力包圍下，思南府地區少數民族文化處于弱勢地位。特別是每次武力平叛后，大量少數民族更是“主動”要求改為“民籍”?！肚下毞郊o略》載：“惟思南屬歸化最早，是以境內悉系土著漢民，既無客戶，亦無苗種，惟安化縣所轄村、江堡、甕四圖，每圖十里，有東越印江縣，插花在松銅之間，為半河地方，有苗民十余寨?！盵10]明代思南府少數民族“漢化”和漢族“夷化”是同時存在的，嘉靖《貴州通志風俗》載：“各軍衛徙自中原，因沿故習，用夏變夷胥此焉。恃彼至愚無知者，或反見變于夷?！盵2]134

(三)增強了當地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

撤司建府后，明代思南府地區漢族和少數民族都積極學習儒家文化。從漢族移民層面來說，無論是政府組織而來的，還是自發而來的，他們都想辦法把自己的身份與明王朝的正統性聯系起來。而要獲取正統性除了獲得戶籍，最重要的是掌握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漢族移民中世代沿襲，成為他們在思南府地區鞏固地位的有利條件。從少數民族層面來說，雖然改土歸流使其成為明王朝的正式編民，但是明王朝統治者對其諸多防范。在目睹中原文明的先進性及其帶來的資源，他們希望自己能夠納入王朝正統之中，成為像中原漢族一樣知書達理之士。因此，儒學教育受到了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共同歡迎。田秋《請建婺川印江學疏》記載，建立婺川縣學得到了當地各族人民的熱烈歡迎和大力支持，“降印命未下，而民欣然樂從，爭先赴工，不日告成矣。公使南畿屬予記之”[4]337。在明王朝廣施教化、漢族與少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的背景下，思南府地區各族人民開始知曉“三綱五?！敝?，尤其是倫理綱常成為了當地生生不息的道德觀念。讀書應舉成為思南府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共同追求，少數民族亦以讀書為榮，這是對漢文化認同的典型表現。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中，漢族與少數民族產生了對彼此思想行為的理解，喚醒了情感上的共鳴，逐步匯聚融合成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為主體，各少數民族文化并存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在這一格局中，漢族與少數民族通過儒家文化建立起一種相互認同的橋梁。通過儒家文化，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得以整合，形成共同的文化取向和價值訴求，趨同性得以體現，從而產生了群體心理上的文化認同，各民族共同的“國家”觀念獲得強化，產生一種對中華文化的強烈認同感和自豪感，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內涵，也使漢族與少數民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凝聚在一起。

(四)促進了當地的社會穩定

明王朝在思南府地區推行儒學教育，使當地少數民族懂得了更多的“三綱五?！敝?。由是，封建倫理規范、忠孝節義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各族人民自覺維護明王朝的統治。貴州巡撫郭子章認為思州、思南宣慰司不法，播州宣慰司叛變，都是儒學教育沒有深入造成的?！肚洝份d：“永樂間，改流建學，浸成禮讓之俗。二百年余，無復夷患?！盵11]明代思南府地區土司階層受儒家思想影響，堅定維護和推進明王朝的“大一統”格局，政治上不斷向流官靠攏，為全面改土歸流奠定了思想基礎。明朝統治者為了加強對思南府地區的統治，以儒、佛、道三教為工具促使少數民族接受明王朝的統治，以達到“使人日漸教化”、維護地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撤司建府后，明代思南府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此背景下，“思南土司易馴，故兵無所用而道在于撫”[12]。明代以思南府地區為中心的反抗斗爭很少，對地區穩定、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產生了積極影響。

撤司建府后，一方面，為了強化對思南府地區的直接統治，明王朝不遺余力地采取各種措施宣傳和推廣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作為明王朝的主流文化，為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種文化上的共同“標準”。由此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共同依存于中華文化之下，建立起共有的文化認同，成為彌合地域、文化差異和維護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的精神紐帶。由此可以看出，增強各民族共有的文化認同，是推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基礎。

近年來，黨和政府大力倡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提出，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開展各項工作”[13]。為此，我們一方面要增進同源共祖、內聚中華的文化認同，另一方面要堅持各美其美、寬容差異的價值取向，推動我國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榮，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思想、情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