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張唯一的合影找到了

本文作者陳平原與饒鴻競先生合影。

饒鴻競（1921—1999），廣東興寧人。魯迅研究專家。生前曾任中山大學圖書館副館長，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曾參與新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

★我在中大讀研究生時，真正無話不談的，并非吳、陳二位導師，而是排名第三的饒先生。有一陣子我精神狀態不好，晚上在西操場徘徊，竟然有十點鐘敲門的莽撞，饒師不以為忤，三言兩語，舉重若輕，很快為我驅散滿天烏云。

吳宏聰先生（1918—2011）晚年曾叮囑我：要為饒鴻競先生（1921—1999）好好寫篇文章，他是個好人，且對你極關心。作為及門弟子，我當然曉得；可就是資料缺失，始終找不到寫作的感覺。這讓我很糾結，也很愧疚。曾在若干文章中稍為提及，但都沒能充分展開，比如：

我在中山大學念碩士時，有三位導師：近代文學方面我受教于陳則光先生，現代文學則以吳宏聰先生為主，至于新文學書籍以及魯迅著作版本等，這方面的興趣與能力，主要得益于饒鴻競先生?！牢业挠^察，他有“把玩書籍”的興趣，每回見面，總是侃侃而談，然后不無炫耀地亮出某本好書。80年代后期，我開始出書，他叮囑，凡是論述的，不必送；若是史料或談論書籍的，一定要寄來，因為他喜歡。（《“愛書成癖”乃書生本色》，2008年9月24日《中華讀書報》）

文章的意思沒錯，可就是顯得有點“虛”。那是因為，我隨饒先生讀書雖兩年有半，但那時年輕，總以為來日方長，每次談話都直奔主題，對導師的閱歷及心境不太關注。

關于饒先生的懷念文章，除了原中大中文系主任吳宏聰的《心香一瓣　聊寄哀思——悼念饒鴻競同志》（《魯迅世界》2000年第1期），再就是曾任廣州魯迅紀念館館長的張競的《悼念饒鴻競和李偉江兩教授》（《魯迅世界》2001年第1期）。吳、張二位前輩與饒先生關系密切，且都是“魯學”方面的同道，有過不少精誠合作。為何不見學生輩的追憶文章？　這就說到饒先生的坎坷經歷——雖一輩子都在中大工作，可輾轉多個工作崗位，難得有真正的傳人。

1946年，中山大學因抗戰勝利從梅縣遷回廣州石牌。那年，從西南聯大轉來的助教吳宏聰，與此前一年中大畢業留校的饒鴻競相遇，因都是梅縣客家人（吳出蕉嶺而饒屬興寧），性情頗為相投。此后半個世紀，二人多次共事，在工作中互相支持。故吳文除了情真意切，更提供不少難得的傳記資料。如1952年院系調整，時任校長辦公室秘書的饒鴻競如何“才思敏捷，出筆奇快”，且因“他分內的工作，處理得有條不紊，深得許崇清校長、馮乃超副校長的信任和贊賞”；“1959年調任中大學報主編，在主客觀條件都相當艱難條件下，堅持雙百方針，為中大守護著這塊學術凈土”。1973年饒先生轉中文系任教，1982年調任中大圖書館副館長；調走前夕，與吳宏聰、陳則光聯合招收碩士生——我就是那個時候入門的。正因“主戰場”是校部機關或圖書館，在中文系教書時間不長，饒先生真正的學生很少，這也是其身后寂寞的重要原因。

吳先生在悼念文章中稱：“他是廣東最早一批有志于‘魯學研究的學者，他在中文系參加了注釋《而已集》和編輯《創造社資料匯編》的工作，這兩項都是國家科研重點項目，工作量很大，特別是注釋《而已集》，要求很高?！别埾壬ぷ骱芡度?，與同為注釋組成員的陳則光、李偉江等，將“1927年前后廣州出版的報刊全部翻閱一遍，發現不少與《而已集》有關的資料，最值得重視的當然是《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佚文的發現了”。吳文提及，“鴻競同志參加了注釋《而已集》的全過程，殫精竭慮，力求完美，他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這里必須加注——那是個全國性項目，中大沒有獨立署名權，具體誰在做以及怎么做，我們只能在同時代人的追憶文章中看到。好在中大中文系借此機緣，編纂了《魯迅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那是實實在在的科研成果。該資料集共285頁，第一部分選輯魯迅在廣州的部分著述，第二部分介紹1926—1927年間中共在廣州出版的與魯迅密切相關的四種刊物，第三部分則是當時跟魯迅有過接觸的人的回憶文章，最后附錄魯迅在廣州時期著譯編目。全書以保留史料為旨趣，所有“編者注”都非?？酥?，拒絕進一步發揮，表面上偷懶，實則避免了時代陰霾，時過境遷仍值得參考。

張競追憶文章中有一段話，可作為吳文的補充：“談到魯迅著作《而已集》注釋工作，是1975年在中山大學中文系吳宏聰教授領導主持下，有陳則光、饒鴻競、金欽俊、李偉江等學者參加，……在我印象中饒鴻競教授似乎做了更多的具體工作?！瓝醪浇y計，1975年和1976年的《而已集》注釋本初稿，共有注釋條目571條(占75頁，每頁896字)共66800字。正式定稿的詮釋條目260條，共約49280字。刪去311條條目，近約2萬字?！抖鸭返男伦⑨尡緝热葚S富，更具科學性。魯迅著作的注釋文字是集體研究成果，一律不署參加注釋工作者的名字，謹此敘述歷史，記錄饒鴻競、李偉江的芳名，以示紀念?！边@種時代轉彎處的漩渦與褶皺，若非當事人或同時代人詳加說明，后人是很難體會到的。

張文另一段話，更是讓我浮想聯翩：“1975年注釋時，共有注釋條目l4條，其中有一節內容頗為值得深入研究：‘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在討論這條注釋時陳則光教授說，為了這節文字的注釋，中文系曾向全國各地發出征求意見，均未得到確切的解釋?！庇浀?984年初夏，我來燕園參加博士生面試，王瑤先生親自主持，試題中就有如何理解魯迅先生上述那段話。王先生肯定也收到過中大注釋組的征求意見信，知道我是從那里來的，故意出此難題，以試探我的學術視野。既然是中大老師們關切的難題，耳濡目染，多少有所體悟，據說這道題我答得不錯，王先生很滿意。

“文革”后期各大學分工合作，注釋魯迅著作，最終成果凝聚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一開始是上頭布置的政治任務，須堅決執行，論述立場自然深受那個時代意識形態的影響。但參加者崇敬魯迅，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認真考辨，無征不信，發掘了不少新資料，可以說體現了那個時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最高水平。隨著時代急遽轉型，到了1980年代中期，此全集注釋暴露出很多紕漏與缺憾，亟需重新修訂，那是后話?？梢赃@么說，“文革”后期的注釋《魯迅全集》，對于扭轉浮夸學風，提振學術興趣，形成求實共識，鍛煉學術隊伍，起了關鍵性作用。正因其用一種特殊形式保留了斯文一脈，使得“文革”結束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迅速崛起，參與思想解放大潮，一時間成為顯學。

同樣是集體項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初刊、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重印的《創造社資料》上、下冊，屬于“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已經允許署編者姓名了。編者饒鴻競、陳頌聲、李偉江、吳宏聰、張正吾等，都是我在中大念書時的老師。這里的臺柱子，明顯是饒先生：除了排名第一，更因他曾任創造社主將、1951—1975年間主政中山大學（先任副校長，后為黨委第一書記）的馮乃超先生的秘書，對相關資料十分熟悉。此書收入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冷靜的頭腦》《中國戲劇運動的苦悶》《怎樣地克服藝術的危機》《他們怎樣地把文藝底一般問題處理過來？》《魯迅與創造社》等六文，想必饒先生編得很用心，也很開心。即便如此，該書同樣十分克制，沒有前言，僅一頁《編后記》。至于編者的見識及功力，主要體現在頗為詳盡的《創造社大事記》和《創造社資料索引》。

吳先生文中提及饒先生學養豐厚，著意弘揚“魯學”，不時以筆名“發表一些資料性考證文章，探幽索微，自有其學術價值”。因不明就里，我只讀過其以本名刊出的《關于蔣徑三資料兩件》（《魯迅研究動態》1988年第2期）等。不過，饒先生當圖書館館長，建魯迅研究資料室等，搜集資料嘉惠學界，比自己寫文章更用心。1980年代中后期，我和夏曉虹合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收入1907年創辦于香港的《中外小說林》多篇文章；此雜志在晚清非常重要，流傳至今卻極為稀少，中山大學恰好藏有十六冊，于是我請饒先生幫助復制。夏曉虹編《<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尋訪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論語公羊相通說》，也是饒先生出手相助。不僅如此，知道夏曉虹在編梁啟超的集外文，饒先生還主動代為留意，寄來過一些他認為可能有用的資料。有的夏曉虹已經找到了，有的則未曾知曉，屬于饒先生的發現，如梁啟超1909年為橫濱大同學校同學錄的題詩手跡。有趣的是，大凡復制稍為多頁的資料，饒先生都會鎖線裝訂成冊，手工活如此精細，一看就是愛書人。

樂意分享資料，以成人之美，我相信得到饒先生幫助的研究者不少，只是不見得都像方仁念說得那么直白：“中山大學圖書館長饒鴻競先生向來‘主張資源共享，反對資料封鎖。當他獲悉我們撰寫《郭沫若傳》時，特從廣州《民國日報》上抄錄了一系列郭沫若當年在廣東活動的有關資料給我們，還叮囑將資料整理發表，供廣大郭沫若研究工作者參考。先生的好意可感，茲遵囑作《郭沫若與廣東大學文科風潮》?！保ā豆魧W刊》1988年第3期）

將資料興趣轉化為個人著述，在饒先生，最值得稱道的是《億兆心香薦巨人——魯迅紀念詩詞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那是一本小冊子，小32開本，135頁，照樣沒有前言后記，只以王季思、端木蕻良的詩詞代序。正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內行人一看，就明白此書的分量及編者的心情。2019年去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家張恩和先生在《<民族魂魯迅>序》（《魯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中稱：

一九八六年春節剛過，我和唐弢先生應中山大學之邀，一道到廣州講學。在一次招待宴會上，中大圖書館長饒鴻競先生贈唐先生和我各一冊他編的《億兆心香薦巨人》。這是一本魯迅逝世后人們為紀念這位偉大戰士和作家所寫的詩集，作者多為文化名人；詩的總量雖不算多，書卻編得很有特色。唐弢先生是著名作家、學者、魯迅研究專家，我看見他接過這詩集時，臉上泛出喜悅的表情,一再稱贊饒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

集中所收柳亞子、郁達夫、鐘敬文、葉圣陶、許壽裳、田漢、沈尹默等同時代文人的舊體詩詞固然精彩，最值得推薦的，還屬眾多學生及追隨者的詩作，尤其是聶紺弩的《為魯迅先生百歲誕辰而歌》（二十一首）。因《散宜生詩》廣為傳播且聲名顯赫，我這里更想引述胡風寫于1957年的《悼念魯迅先生》：

恥笑玲瓏能八面，敢收盤錯對千端。園中有土堪栽豆，朝里無人莫告官。一樹蒼松千載勁，漫天大雪萬家寒。難熬長夜聽狐鬼，慢煮烏金鑄莫干。稍為知曉當代中國政治風云的，當能理解胡風此時此刻思接千載、懷念魯迅先生的苦澀心境。

這冊魯迅紀念詩詞，端木蕻良除了貢獻“代序二”，還有三首哀悼魯迅詩篇?？晌腋胩峒暗?，還是收入《端木蕻良文集》第八卷上冊（北京出版社，2009）的兩首詩作。一為《遙寄饒鴻競兄》：

人生難得百年歡，南山東西魂夢寒。海角傳來歌古調，天涯拍遍夜倚欄。另一首同樣懷人，有“墨池指畫潮連海，紅豆神思月落泉”句，最讓我興奮的是詩題《贈饒鴻競何美清伉儷》（第461頁）。因我當年多次拜訪饒師，美麗優雅的師母總是點頭微笑，打過招呼，端上茶水或綠豆湯，就進屋做自己的事去了，以至我一直不曉得師母的姓名及經歷。這回有了姓名，借助電子檢索，查到其刊發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興寧文史》（廣東省興寧市政協文史委員會編）的《關于何天炯資料四件》（第五輯）、《關于何天炯資料補錄》（第六輯）、《大革命時期第一次東征攻克興寧情況報道四則》（第七輯）、《大革命時期第二次東征興寧情況史料三種》（第九輯）、《何天炯寄宮崎寅藏詩初稿手跡》（第十九輯）等。各文引言多次提及中大圖書館，文后則署某年月于中大，再加上曾在《廣東圖書館學刊》1981年第2期上發表《談談圖書分類的思想性問題》，不難判斷師母何美清女士是在中大圖書館工作。

《興寧文史》第五輯（1985年11月）上有《興寧縣立女子中學概況》（葛澤庭），文中提及抗戰時興寧女中辦學情況：“當時教導主任是黃梅清，教導干事何美清，專任教師有……”這讓我知曉何美清女士與饒先生一樣，都是梅縣（現梅州）興寧人，這就難怪其特別關注家鄉文史資料。

1995年12月出版的《興寧文史》第十九輯，除刊何美清《何天炯寄宮崎寅藏詩初稿手跡》，還有饒先生的《魯迅收藏興寧籍作者的木刻作品》。潛心家鄉文史資料，可以說是饒何夫婦的共同愛好。興寧籍版畫家中，饒師對荒煙（1920—1989）特別欣賞，尤其是他為蕭紅小說《生死場》所作系列插圖，還有各種抗戰木刻集必選的《末一顆子彈》，以及為紀念聞一多先生而創作的版畫《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饒先生都曾指點我仔細觀賞。我到北京讀書后，饒師建議拜訪著名版畫家荒煙，還寫了介紹信，因我不擅交際而落空。

1989年2月荒煙先生在京去世，3月饒先生在廣州撰《哭荒煙》二首：

星沉藝苑早春寒，兇訊如雷驀地傳。北望京華悲遠路，傷心飛淚過云天。藝苑刀耕五十春，精雕細鏤廣知名。丹青史冊垂千古，不負辛勤此一生。詩后自注：“《抗戰八年木刻選集》（開明書店，1946年）‘作者簡敘說荒煙是‘一個最耐心于精雕細鏤的木刻家?！边@兩首詩與《荒煙傳略》（饒鴻競與人合撰）等，刊1990年6月發行的《興寧文史》第十四輯。多年后我潛心研究晚清畫報，且對抗戰版畫一直很有好感，與饒先生早年的提點不無關系。

我在中大讀研究生時，真正無話不談的，并非吳、陳二位導師，而是排名第三的饒先生。有一陣子我精神狀態不好，晚上在西操場徘徊，竟然有十點鐘敲門的莽撞，饒師不以為忤，三言兩語，舉重若輕，很快為我驅散滿天烏云。我猜想，大概是在領導身邊待過，經歷較多風雨，見識過大世面，知道如何開導暫時迷航的學生。沒有順著你的情緒，而是當頭棒喝，且點到即止。日后我當老師，也曉得關鍵時刻長輩的關懷不一定要婆婆媽媽，有時刻意冷處理，讓學生經由一番痛苦掙扎，自己走出來，那樣效果更好。

離開母校后，我曾多次回去演講，順便探訪先生的故居。走近西操場邊那棟略顯破敗的小樓，不再有我熟悉的溫馨燈光。三年前，我在中山大學設立“吳陳饒紀念講座”，紀念碩士階段的三位導師，中文系制作精美的海報及紀念冊時，吳陳二位照片很好找，獨缺饒先生的照片，動員各路人馬翻箱倒柜，最后只能在檔案館里復制了一張黑白證件照。

這讓我既沮喪，又懊惱，明明記得某年回母校，我帶著相機，就在小禮堂前，請路邊學生幫我們師生合影的，可就是無論如何找不到。幾次提筆，一想到連一張合影都沒留下，馬上慚愧得無地自容。

那天夏曉虹為她即將出版的新書尋找圖片，竟在一個不常用的相冊里發現1995年4月17日我和饒先生的合影，就在中大的草坪上！說實話，那一瞬間，我高興得落淚了。真是蒼天有眼——2021年是饒先生誕生一百周年，就在這節骨眼上，那幀隱沒多年的師生合影突然現身，給我提供了再次面對先生慈祥目光與爽朗笑聲的絕好機緣！

2021年3月31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