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經濟視角下的宋代“女倡賣酒”
——宋代演藝市場專題研究

一、選題界說

20世紀初，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率先提出“唐宋變革說”，認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過渡期”。①〔日〕內藤湖南著，劉俊文編，索介然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0頁。這一論斷廣泛影響到我國歷史學諸多分支領域，音樂史亦不例外?？v觀中國古代音樂史，宋代不僅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組成部分，更因其特殊的“變革”意義而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黃翔鵬先生著名的“分期學說”，將中國古代音樂的發展歷程分為三大階段，并認為唐宋兩代分別屬于“中古伎樂”和“近世俗樂”兩個不同階段。②黃翔鵬：《論中國古代音樂的傳承關系》，載《傳統是一條河流》，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年，第115-116頁。這一觀點指出了宋代音樂不同于前代的獨特的歷史面貌及其定位，可謂涉及“音樂轉型”問題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學術見解，為全面認識和評價宋代音樂提供了理論依據。

此后，黃先生在《唐宋社會生活與唐宋遺音》中進一步說明：“安史之亂”以后，隨著莊園經濟的解體，伎樂活動漸以小型規模向商業繁榮的城市、集鎮、廟會等處轉移，于是煊赫一時的“大曲”便讓位于市肆演出與侑酒活動了。③黃翔鵬：《唐宋社會生活與唐宋遺音》，《中國音樂學》，1993年，第3期，第20-21頁。不難看出，將“市肆演出”“侑酒活動”與“烜赫一時的大曲”相對應，意在突顯“安史之亂”以后音樂在形式、風格、功能、趣味等方面的顯著變化，而這些正是宋代音樂有別于“盛唐之樂”的突出表現。更值得注意的是，黃先生將音樂史的視角投向廣闊的社會生活，并輻射至“莊園經濟”“商業”“市肆”等經濟領域。

楊蔭瀏先生早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六編中，已多次論及“工商業”“都市”“貿易”等經濟因素對宋代音樂發展的影響，以及二者之間的密切聯系，如“都市成為民間音樂匯集的中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音樂藝術的發展；繁盛的城市，給音樂活動以廣闊的天地”、“酒肆、茶肆、賣糖者也有用器樂或聲樂來吸引買客的”等。④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下冊），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第275、299、301頁。這些論述雖未及充分展開，卻為宋代音樂研究奠定了基石，更對筆者產生了重要啟發。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與積累，宋代音樂研究已成為成果頗豐的熱門領域?，F狀表明，“無論是在研究成果和學者的規模上，還是新視野、新史料和新方法的開拓方面，均呈現出較之以往更為自覺的學科意識和學理思考”。⑤洛秦、康瑞軍：《國際化視野下宋代音樂研究的新動向與新思考（2009-2013）》，《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第73頁。突出表現為，“敘事”和“闡釋”成為關鍵詞，“一方面注重涵括更多樣的敘事素材和敘事方式，另一方面則在歷史的闡釋上下功夫，以宋代音樂一切事像為圓點，運用結構化、靜態化的分析手段，闡發其對宋人、對今人、對于國際音樂史學的意義和價值”。⑥洛秦：《再論宋代音樂研究的特征分析與反思》，《音樂藝術》，2017年，第1期，第80頁?？梢哉f，宋代音樂研究正以多元的視角、開闊的視野、全面的學理思考，積極推動著中國古代音樂史研究的深化及轉型。

受上述研究成果與學術觀念的影響，筆者嘗試在宋代音樂研究中借鑒藝術經濟學的視角、理論及經濟史成果，關注“音樂”與“經濟”的交叉領域——商業性音樂演藝，并將其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即“音樂生產”。由文獻可知，宋代酒業經營中流行一種以樂妓的音樂演藝作為促銷手段的營銷方式，名為“女倡賣酒”。作為音樂史與經濟史的交集，“女倡賣酒”集中體現出宋代音樂的時代特色，具有較大的研究價值?；谏鲜?，筆者把宋代的“市肆演出”“侑酒活動”置于“經濟的發展”“繁盛的城市”等經濟基礎之中，以“女倡賣酒”為切入點，通過對這一具體而獨特的音樂文化現象及其相關“音樂人事”⑦洛秦：《論音樂文化詩學：一種音樂人事與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音樂研究》，2009年，第6期，第21頁。的專題考察，管窺宋代音樂的時代風貌、文化特色，進而探尋其發展、轉型的動因及表現，同時亦為中國音樂史跨學科研究作出些許探索。

二、“女倡賣酒”的淵源與契機

“女倡賣酒”之稱見于宋人王楙《野客叢書》中“今用女倡賣酒，名曰‘設法’”⑧［宋］王楙：《野客叢書》，鄭明、王義耀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6頁。的記載?！霸O法”指“設法賣酒”，是宋代“榷酤”制度的一項措施，其實質便是“女倡賣酒”。⑨錢慧：《設法賣酒：“榷酤”制度影響下的宋代酒店音樂生產》，《音樂藝術》，2020年，第1期，第88頁。具體說來，宋代的“女倡賣酒”是一種以樂妓為主體、演藝為手段、經濟為目的的具有“音樂-經濟”雙重屬性的“音樂生產”。

事實上，以音樂演藝為營銷手段的“侑酒”“賣酒”現象并非始自宋代，早在唐代，酒店中的“音樂促銷”已蔚然成風。唐人詩作對此多有反映，王建《夜看揚州市》表現出揚州酒店的徹夜“笙歌”：“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辟R朝《贈酒店胡姬》描繪了酒店中“弦管鏘鏘”的場景：“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鏘鏘?！贝送?，更有《北里志》中濃墨重彩的“飲妓”群體，雖籍屬教坊卻不以從事歌舞表演為主業，而是供奉于酒席之間。⑩錢慧：《宋代酒業經營中的音樂促銷活動探析》，《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2014年，第3期，第89頁?？梢哉f，唐代酒店的“音樂促銷”已為宋代“女倡賣酒”做了充分的準備，但前者在形式、范圍、程度等方面，較之后者尚有相當差距，不可同日而語。

“女倡賣酒”除受前代侑酒傳統的影響外，還得益于“榷酤”制度下“設法賣酒”的施行?！叭遏笔俏覈糯木祁悓Ｙu制度，其淵源可追溯至西漢，經歷代沿革至宋尤盛。宋代的“榷酤”繁復而嚴苛，“設法賣酒”便是其中別具特色的一項具體措施。王栐在《燕翼詒謀錄》中記述了“青苗法”期間“設法賣酒”的開展及由來：

新法既行，悉歸于公，上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斗毆，官不能禁，則又差兵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宋］王栐：《燕翼詒謀錄》，誠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3頁。

照此說法，“設法賣酒”始于“熙寧變法”，在“青苗法”實施期間得到推廣。結合經濟史研究成果?李華瑞：《宋代酒課的征收方法析論》，《河北學刊》，1993年，第2期，第94頁?？蛇M一步認為，“設法賣酒”大約出現于仁宗朝，至神宗朝影響漸廣。

《清波雜志》記載了“熙寧變法”及其以后“設法賣酒”的情況：“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吏官，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官賣酒，舊嘗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宋］周煇：《清波雜志》，劉永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36頁?？梢?，因官方組織“娼女坐肆作樂”，而使“張樂集妓女”“以妓樂隨處張設”成為“官賣酒”約定俗成的手段和套路，甚至引發民眾斗毆等惡性事件。

“設法賣酒”至南宋更加普及、完善，勢頭也更為強勁?！秹袅讳洝酚休d：“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宋］吳自牧：《夢粱錄》，載［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周峰點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303；255頁。元人記述南宋官庫時也寫到：“妓女數十，設法賣酒，笙歌之聲，徹乎晝夜?！?［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志》，楊積慶、賈秀英、蔣文野、笪遠毅校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44頁。不難看出，至少自北宋后期至南宋末年，即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至理宗景定年間（1260-1264），近兩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設法賣酒”政策始終貫行。?同注⑩?！霸O法賣酒”的實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女倡賣酒”所產生的經濟、文化雙重效應，而政府對“設法賣酒”的推行也成為“女倡賣酒”有力的制度保障，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女倡賣酒”的普及還少不了發達的酒業經濟作為前提和基礎。宋代酒風大盛，酒藝精湛，在我國酒史上據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就酒店的數量及種類而言，北宋開封“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余皆謂之‘腳店’”?［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箋注：《東京夢華錄箋注》（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76頁。；南宋臨安則不僅有“戶部點檢所十三庫”，還有“市樓之表表者”十數家?［宋］周密：《武林舊事》，載［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周峰點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355、407頁。，更有次一等“兼賣諸般下酒，食次隨意索喚”的各色雜類酒店?［宋］吳自牧：《夢粱錄》，載［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周峰點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303；255頁。。宋代酒店雖名目繁多、等次有別，但總體上劃分為官、私兩大類，前者是由政府或軍隊直接掌管、經營的酒業機構，如北宋的部分“正店”和南宋的眾多“官庫”；后者則包括附屬于官營酒店的各類民辦性質的“腳店”“市樓”“拍戶”等。因性質、級別、所屬關系不同，官私酒店在規模、檔次、環境、經營方式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然而無論官營還是民辦，其大多對“女倡賣酒”青睞有加，從而吸引大量樂妓進入市場流通、參與市場競爭，一時成為城市經濟、文化生活中一道新穎而靚麗的風景。

宋代為數眾多的樂妓活躍于勾欄、酒店、茶坊、妓館等演藝市場，通過市場流通獲得經濟效益、實現自我價值，其自由程度與謀生機會大大超越前代。而林立于街市坊巷的各類酒店，因群妓云集、眾伎紛呈而逐漸由傳統商品市場轉型為新型演藝市場，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音樂的商品化、市場化、世俗化進程。正是這種轉變，促使宋代音樂出現了有別于以“烜赫一時的大曲”為標志的“盛唐之樂”的顯著特征。據此，可將“女倡賣酒”作為考察和理解宋代音樂及其時代風貌、文化特色的一扇窗口和一把鑰匙。

三、“女倡賣酒”的類型及特色

由北宋至南宋，“女倡賣酒”不斷成熟、普及且呈現多元化趨勢。經分析發現，“女倡賣酒”主要包括既特色分明又互為補充的三種類型，筆者依文獻所載稱其為“坐肆作樂”“沿街游藝”“打座而歌”。通過對這三種類型的梳理和解讀，有助于把握“女倡賣酒”的總體面貌及其特色，亦可從一個側面管窺宋代音樂的時代風貌及歷史意義。

（一）“坐肆作樂”音樂生產

“坐肆作樂”出自前引王栐之言：“置酒肆于譙門……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坐肆”表示場所明確、地點固定，“作樂”則包括演奏、演劇、演唱等演藝形式。作為一項經濟措施，“坐肆作樂”由官方組織、受制度保障，因“青苗法”期間施行“設法賣酒”而興起，是“女倡賣酒”的基本類型。

蘇軾在反對“青苗法”的《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中提及：“官吏無狀，于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宋］蘇軾：《東坡七集》，明成化吉州刻、繆荃孫批校本，清光緒戊申重刊本，第15頁?！肚宀s志》記載了北宋時潭州瀏陽的情況：“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同注??？梢?，官方在“給散青苗錢”時，“鼓樂倡優”“俳優戲劇”等音樂演藝為酒務、酒肆必不可少的賣酒措施。

除“鼓樂”“戲劇”外，“笙歌”“管弦”等更為常見。宋元話本《趙旭遇仁宗傳》借引詩詞再現了汴京大酒店樊樓中豪奢的宴樂場景，《鷓鴣天》詞云：“城中酒樓高入天，烹龍煮鳳味肥鮮。公孫下馬聞香醉，一飲不惜費萬錢。招貴客，引高賢，樓上笙歌列管弦……”?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全二冊），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第592頁。能讓公孫貴客們“一飲不惜費萬錢”的，恐怕絕不僅是美酒佳肴。

官庫樂妓中不乏容貌出眾、伎藝超群者，有些甚至被載入史冊?！秹袅讳洝肪矶凹藰贰鄙鷦拥卣宫F了臨安官庫“賣酒”樂妓的綽約風姿和精妙伎藝：

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宛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同注?。

這段文字后詳細列有三十多位參與“諸酒庫設法賣酒”的“官妓”和“私名妓女”名號，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蘇州錢三姐、鼓板朱一姐、婺州張七姐等，并稱“后輩雖有歌唱者，比之前輩，終不如也”。?同注?。不難想見，所列官私樂妓皆為當時的“知名歌手”，或因服務于官庫而聲名大噪。

隨著“坐肆作樂”的市場化、多元化，樂妓除從事專門性的音樂演藝之外，還兼及攬客、侑樽、伴宴等文娛性附加服務，并逐漸形成行業慣例。南宋時臨安官庫中出現一種大受追捧的特色演藝項目，時人謂之“點花牌”：

若欲賞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托，須是親識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宋］耐得翁：《都城紀勝》，載［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周峰點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81頁。

此郡風流才子，欲買一笑，則徑往庫內點花牌，惟意所擇，但恐酒家人隱庇推托，須是親識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同注?，第203；255頁。

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然名娼皆深藏邃合，未易招呼……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同注?，第406；407頁。

由“若欲賞妓”“欲買一笑”“點喚侑樽”可知，“飲客”前往官庫并不僅限于酒食消費，對樂妓及其音樂演藝往往更加情有獨鐘，真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包c花牌”的規模、形式、品質及其不可替代的“附加價值”，一定程度上成為官庫“優越”性的重要標志。也正因如此，“點花牌”才成為官庫音樂生產的特色品牌及專有名稱。

“點花牌”的高明之處莫過于“點”，官庫雖以此為“招牌”和“噱頭”，但并非所有“飲客”都有機會和資格“惟意所擇”，通常情況下“酒家人隱庇推托”或“名娼皆深藏邃合，未易招呼”。這表明，樂妓及其音樂生產總體上屬于“稀缺資源”，必須采取“隱庇推托”“深藏邃合”的方式對消費者進行限定和分流，以緩解供求不平衡的問題。由此，官庫音樂生產的商業性質及市場化程度足見一斑。同時也可看出，“女倡賣酒”至南宋已成為一種文娛風尚和消費習慣，尤其在“風流才子”“學舍士夫”群體中形成了特定的“消費者偏好”。這無疑是官庫營銷策略與市場實際需求之間有機互動、充分協調的結果。

相較于官庫，私營酒店品類蕪雜、良莠不齊，因而音樂生產形式顯得更為多元。在臨安著名的熙春樓、三元樓、五間樓、賞新樓、花月樓等“市樓之表表者”中，音樂生產的規格及排場絲毫不遜于官庫，甚至達到“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妝服，巧笑爭妍……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的程度。?同注?，第406；407頁。此類酒店中“女倡賣酒”已為常態，不僅“俱有妓女，以待風流才子買笑追歡耳”，其夜市更是熱鬧非凡：“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十，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如神仙?！?同注?，第203；255頁。實力雄厚的私營大酒店在官庫的影響下廣泛開展“坐肆作樂”，并將其由原先的一項經濟措施，發展為演藝市場中備受青睞的音樂生產。

相比之下，數量可觀的中低檔酒店則是另一番光景，甚至提供色情服務?！抖汲羌o勝》提到一種慣以“紅梔子燈”為標記的“庵酒店”：“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于酒閣內暗藏臥床也。門首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蓋之，以為記認?！?同注?。雖然這種情況不可否認，但嚴格來說并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音樂生產，應作為一種“異化”現象另當別論。

“坐肆作樂”興起于“熙寧變法”時期，因受經濟制度的保障而表現出較強的制度性、穩定性、常規性特點。它以酒店為固定生產場所，以演唱、演奏、演劇為主要生產方式，屬于“女倡賣酒”最基本、典型的一類。

（二）“沿街游藝”音樂生產

除在酒店開展“坐肆作樂”之外，“女倡賣酒”還包括一種“行樂”類型。官庫“開沽”是官方賣酒的重大儀式活動，由點檢所負責籌辦，每年定期舉行，規模盛大、影響深廣。以迎取、宣傳官釀新酒為目的的集體性音樂演藝，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頭戲，因其以樂妓在街市上游行的方式開展音樂生產，故稱“沿街游藝”?！把亟钟嗡嚒绷餍杏谀纤?，相關記載多見于描述臨安民俗風情的筆記史料之中。作為“開沽”儀式的重要部分和中心環節，“沿街游藝”的市場效應遠非“坐肆作樂”所能企及，可視為“女倡賣酒”的“非常態”類型。

早在北宋，開封酒店照例于四月和八月統一出售新釀酒品。賣酒活動借助佛誕日和中秋節的節慶氛圍，常出現“市井一新”“市人爭飲”的場面：

四月八日，佛生日……在京七十二戶諸正店，初賣煮酒，市井一新。

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彩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同注?，第749、814頁。

北宋的賣酒習俗延續至南宋，并進一步發展為盛極一時的“開沽”儀式?！抖汲羌o勝》有言：“天府諸酒庫，每遇寒食節前開沽煮酒，中秋節前后開沽新酒”?同注?，第81；81-82頁。；《武林舊事》亦載：“戶部點檢所十三酒庫，例于四月初開煮，九月初開清”?同注?，第355頁。。中秋前后的“開沽”較之春季往往更勝，甚至出現“都人觀睹”?同注?，第146；133-134；133頁。的盛況。

按照慣例，“開沽”儀式須召集大量樂妓參加游藝表演，在“迎引”新釀酒樣的同時開展宣傳促銷?！伴_沽”儀式自清晨開始，“先至提領所呈樣品嘗，然后迎引至諸酒所隸官府而散”?同注?，第355頁。，身著盛裝的官私樂妓按身份、形象分為三等，以器樂、雜戲、散樂等音樂演藝，為剛上市的官釀新酒大造聲勢。文獻中對“沿街游藝”的豪華陣容及轟動效應著墨甚多：

各用妓弟，乘騎作三等裝束……前有小女童等，及諸社會，動大樂迎酒樣赴府治，呈作樂，呈伎藝雜劇，三盞退出，于大街諸處迎引歸庫。?同注?，第81；81-82頁。

官私妓女，新麗妝著，差雇社隊鼓樂，以榮迎引?！偎郊伺?，擇為三等……各執花斗鼓兒，或捧龍阮琴瑟……追歡買笑，倍于常時。?同注?，第146；133-134；133頁。

雜劇百戲諸藝之外，又為漁父習閑、竹馬出獵、八仙故事。及命妓家女使裹頭花巾為酒家?！瓗旒酥b琤者，皆珠翠盛飾，銷金紅背，乘繡韉寶勒駿騎……所經之地，高樓邃閣，繡幕如云，累足駢肩，真所謂“萬人?！币?。?同注?，第355頁。

“沿街游藝”是“開沽”中最受歡迎和矚目的部分，每每引發“都人觀睹”“累足駢肩”“追歡買笑，倍于常時”的消費熱潮和節日狂歡，一度成為臨安最具關注度和影響力的文化盛事之一，經濟效益和社會影響皆不可小覷。

如果說，官庫的“點花牌”屬于“稀缺資源”的話，那么，“沿街游藝”就是實實在在的“全民福利”。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聲勢浩大的全民性文娛盛宴中，原本以供奉官府衙署為本職的官妓、樂官等身份性樂人，暫時脫離國家制度和社會道德的規范及束縛，高調進入士庶大眾的娛樂生活和消費視野，在萬眾矚目中“閃亮登場”，華麗轉型為“光環效應”和“眼球經濟”的制造者和代言人?？梢哉f，“沿街游藝”的樂妓在光天化日之下游走，超越了審美、道德及日常生活規范，與利益結合為一種民俗現象，進而化為一個時代的消費符號。?柳春雨：《宋代妓女若干問題研究——立足于身體史的考察》，2011年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第97頁。

與“坐肆作樂”相比，“沿街游藝”超越了固定酒店的場所限制，將“女倡賣酒”的規模及影響拓展到更高程度。文獻所示，《夢粱錄》《武林舊事》分別以“諸庫迎煮”和“迎新”為標題，對官庫“開沽”儀式作了較為詳盡的記述，而且還將其篇目位置與記錄當時重要節日和民俗風尚的內容相并列?？梢?，宋代官方酒庫所舉辦的大型游藝促銷已突破了一般性商業營銷的范疇，而升級為一種影響深廣的城市文娛與民俗活動。?同注⑩，第90頁。

樂妓參加“沿街游藝”不僅風光無限，而且有利可圖，可謂名利雙收。在社會商品化程度全面提升的宋代，投身演藝市場從事商業性音樂生產，已成為樂妓的重要謀生手段和職業追求。事實上，樂妓通過“沿街游藝”不僅能獲得極大的自我實現及心理滿足，還能得到官方豐厚的物質獎勵，如“犒賞官會銀碗匹帛”?［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勝錄》，載［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周峰點校，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第99頁。、“州府賞以彩帛錢會銀碗”?同注?，第146；133-134；133頁。。雖然無法確知樂妓所獲財物價值幾何，但通過其“令人肩馱于馬前，以為榮耀”?同注?，第133；256頁。的實際行為，足見其自豪感和滿足感。

“沿街游藝”可視為“坐肆作樂”的“升級版”和“擴展版”，以其顯著的儀式性、規模性、開放性，成為“女倡賣酒”中獨樹一幟的音樂生產類型?！把亟钟嗡嚒辈粌H促進了酒業經濟，引領了消費風尚，還打造出一個民俗文化品牌，更建構起一派極具時代特色的城市音樂景觀，其意義及影響已超出“設法賣酒”的原有范疇。

（三）“打座而歌”音樂生產

相較于組織有序、規?？捎^的“坐肆作樂”和“沿街游藝”，靈活、簡便的“打座而歌”則屬于“女倡賣酒”中最易開展也最為普及的音樂生產類型。

“打座而歌”的記載出自《夷堅志》：

陳東，靖康間飲于京師酒樓，有倡打座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歌罷，得數錢下樓。?［宋］洪邁：《夷堅志》（全四冊），何卓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7頁。。

“倚欄獨立”“衣服故弊”“揭衣爬搔”暗示了樂妓的身份及經濟條件；“東不顧”表明酒店中的音樂生產已司空見慣不足為奇；“歌《望江南》詞”明確交代了演藝品種及曲名；“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突出了樂妓的伎藝水平；“歌罷，得數錢下樓”指出音樂生產的營利性及生產方式的流動性。這段文字對“打座而歌”做了具體描述和生動展示，值得細細考究。

對于大多數普通酒店而言，既不具備官庫中“點花牌”的實力，也不提供“庵酒店”中的“就歡”服務，卻仍不乏有效的經營策略：

大凡入店，不可輕易登樓上閣，恐飲燕淺短。如買酒不多，則只就樓下散坐……若命妓，則此輩多是虛駕驕貴，索喚高價細食，全要出著經慣，不被所侮也……?同注?。

一道樓梯將酒店分為兩個空間，樓下為“飲燕淺短”的“散坐”，樓上則是“虛駕驕貴”的“專區”，而是否“命妓”，便是區分二者的主要依據?！伴w樓專區”的設置與官庫“點花牌”如出一轍，以將樂妓“深藏邃合，未易招呼”的方式刺激消費。

與財雄勢大的“市樓表表者”相比，本小利薄的小酒肆多以“打座而歌”為主要，可謂意趣迥然：

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來筵前歌唱，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而去，謂之“箚客”，亦謂之“打酒坐”……如此處處有之。?同注?，第188頁。

更有百姓入酒肆……有一等下賤妓女，不呼自來，筵前祗應，臨時以些少錢會贈之，名“打酒座”，亦名“禮客”……如此等類，處處有之。?同注?，第133；256頁。

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同注?，第407頁。

“臨時以些小錢物贈之”說明音樂演藝的營利性，“以求支分”更顯出逐利的主動性和迫切性，而“處處有之”則表明其普及程度之高、市場需求之大。

宋元小說、話本等文學作品也不乏對“打座而歌”的描寫?！端疂G傳》第三回寫到，魯達邀史進、李忠在渭州潘家酒樓吃酒，無意中得知金翠蓮父女因受鄭屠欺辱而被迫在酒店賣唱還債之事。酒保稱金翠蓮父女為“綽酒座兒唱的”，金翠蓮則自稱“趕座子”：

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里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們盤纏。?［明］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全二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43-44頁。

另外，話本《宋四公大鬧禁魂張》稱一個在酒店里“拍手唱一支曲兒”的婦女為“擦卓（桌）兒的”。?同注?，第157頁。

“打酒坐／座”“擦坐／桌”“綽酒座”“趕座子”皆為“打座而歌”的不同稱謂，其共性都表現為“不呼自來筵前歌唱”“不呼自至，歌吟強聒”?！端疂G傳》第三十八至三十九回，對此也有所涉及。宋江等四人在江州琵琶亭酒樓吃酒，賣唱女宋玉蓮主動上前獻唱：“只見一個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頓開喉音便唱?！盵51]同注?，第491-492頁。

此外，酒店演藝市場還活躍著一種名為“趕趁”的音樂生產，亦屬于廣義的“打座而歌”?！段淞峙f事》記載，酒肆中“又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52]同注?，第407頁?！摆s趁”一詞在宋代使用廣泛，本意為“追趕”，后泛指在街市上隨人流動、為謀利奔走的行為及從事這樣活動的人。[53]齊瑞霞：《宋代新生稱謂類俗語詞成詞特點及其文化因素分析》，《東岳論叢》，2015年，第36卷，第3期，第57頁。話本《金鰻記》中，慶奴在身無分文時決定去酒店“趕趁”：

“我會一身本事，唱得好曲，到這里怕不得羞。何不買個鑼兒，出去諸處酒店內賣唱，趁百十文，把來使用，是好也不好？”……慶奴只在鎮江店中趕趁。[54]同注?，第673頁。

“趕趁”的服務對象及范圍較廣，遍及街市、酒店、妓館等各類演藝市場：

街市有樂人三五為隊，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詞，專沿街趕趁……或于酒樓，或花衢柳巷妓館家祗應，但犒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55]同注?，第302頁。

上述金翠蓮、宋玉蓮、慶奴等本為平民女子，皆因生活窘困而依附于酒店演藝市場。她們以“不呼自來筵前歌唱”“不呼自至，歌吟強聒”等差強人意的音樂生產方式“以求支分”“得些錢來”，因而被視為“下等妓女”“下賤妓女”。迫于收入微薄、缺乏保障的現實困境，她們選擇用降低成本和增加流動性的辦法提高經濟收益，以薄利多銷的營銷策略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

“打座而歌”是宋代酒店演藝市場相當普遍的音樂生產類型，多以市井樂妓為主體，個人或家庭為單位，演藝形式及所用樂器、道具也較為簡單隨意，總體上規模小、成本低且形式靈活、易于開展?！按蜃琛币浴案琛睘橹饕a方式，如“歌《望江南》詞”“筵前歌唱”“歌吟強聒”“拍手唱一支曲兒”“頓開喉音便唱”“酒店內賣唱”等，同時兼及演奏等其他形式。通過“打酒坐／座”“擦坐／桌”“綽酒座”“趕座子”中“打”“擦”“趕”等字眼，不難窺見市井樂妓疲于奔波、身如飄萍的生活境遇及其社會地位?？傊?，“打座而歌”是“女倡賣酒”中最為靈活、簡便的類型，較之“坐肆作樂”“沿街游藝”更具流動性、自主性、隨意性，普及程度也更高。

結 語

以音樂演藝為商業營銷手段的“侑酒”“賣酒”并非始于宋代，然而將其作為經濟制度確立并推廣，則出現于宋代?！霸O法賣酒”是宋代“榷酤”制度中的一項具體措施，其實質便是“女倡賣酒”?！芭u酒”之稱見于宋人記載，是一種利用樂妓的音樂演藝促進酒業經濟的營銷策略。筆者將宋代酒店演藝市場中以樂妓為主體、演藝為手段、經濟為目的音樂生產，皆納入“女倡賣酒”的范疇，并將其視為一種兼具“音樂-經濟”雙重屬性的音樂文化現象。

通過文獻分析可知，“女倡賣酒”主要包括“坐肆作樂”“沿街游藝”“打座而歌”三種類型?！白磷鳂贰币蚬俜酵菩小霸O法賣酒”而興起，以“鼓樂倡優”“俳優戲劇”“笙歌管弦”為生產方式，“點花牌”為特色項目，具有明顯的制度性、穩定性、常規性?！把亟钟嗡嚒笔鞘⒋蟮墓賻臁伴_沽”儀式的重要環節，官私樂妓在統一的差排調遣下，以器樂、雜戲、散樂等音樂生產方式為官酒作宣傳和促銷，表現出儀式性、規模性、開放性特點?！按蜃琛笔恰按蚓谱薄安磷馈薄熬b酒座”“趕座子”的統稱，主要流行于普通私營酒店，以市井樂妓為主體，個人或家庭為單位，歌唱為生產方式，因其較強的流動性、自主性、隨意性而達到“處處有之”的程度。上述三種類型既特色分明又相互補充，推動了“女倡賣酒”的成熟和普及，也豐富了宋代音樂的內容及色彩。

在“莊園經濟的解體”“商業繁榮”“經濟的發展”“繁盛的城市”的全面侵染下，宋代音樂中出現了“市肆演出”“侑酒活動”等新面貌、新品種，“女倡賣酒”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芭u酒”既是順應國家財政的經濟舉措，也是適應文化潮流的音樂活動，它一方面表現出樂妓及其音樂演藝商業化、市場化的可能性和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經濟政策、商品市場、消費需求等經濟因素對音樂發展的深入影響?？偟恼f，這是音樂演藝與商品經濟密切結合且有機互動的集中表現。

綜上所述，作為宋代獨特的音樂文化現象，“女倡賣酒”不僅順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還繁榮了演藝市場，促進了音樂傳播，更加速了音樂的商品化、市場化、世俗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音樂的歷史進程，為我們認識、理解宋代音樂的時代風貌及其歷史意義，提供了一個有效且有趣的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