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疫病災害小說中的倫理危機

李漢橋(湖北第二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疫病”是中國文化典籍中一個常見的名詞。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歷經磨難，遭遇無數瘟疫災害。歷史上所記載的重大疫情，每次都給廣大民眾帶來巨大的傷痛與難以估量的損失。民國時期政局動蕩、戰亂頻仍，疫病災害也趁機肆虐，給人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現代文學創作中，有不少反映疫病災害的小說，不僅描述了災難發生時民眾遭受苦難的情形，而且深刻反思了疫災創傷下的人與自然、社會及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困境和倫理危機。筆者擬從災害倫理的角度出發，結合現代小說中的疫病書寫，針對災害文學中反映的倫理問題展開深入分析，以此來探討災害倫理危機的治理方法與途徑。

一、疫病病因與生態倫理危機

中國近現代是疫病發生的一個高峰時期。據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一書中所統計的數據，1912-1949年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災害達75次，其中疫災高達19次，平均兩年就要發生一次，占重大自然災害的25%[1]。近代疫病災害的成因雖然是多維度的，但首要原因卻是生態關系的失衡。從生態倫理學的角度而言，“自然、生命、人、社會是一個存在整體、生存整體和倫理整體，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2]，其中任何一個因素發生改變，都可能導致基本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破壞，甚至是生存維持系統的瓦解，從而引發巨大的生態災難。一些現代小說為我們詮釋了疫病產生的根源，演繹了生態倫理危機的重要表征。

1.生態失調造成的疫病爆發。魯迅寫于1935年11月的擬古小說《理水》便描寫了由于水災橫行所引發的一場疫病災害。雖然這篇小說寫的是上古時期大禹治水的故事，但同時也是對1935年影響全國的大水災的藝術反映。據《中國災荒辭典》記載：“長江、黃河泛濫，鄂、湘、贛、皖、冀、魯、豫、蘇8省被災面積6490.4萬平方公里，災民2059.5萬人，財產損失4.15億元?！盵3]在這場全國性的大水災中，受災地帶的農田被淹，作物被毀，耕地遭到嚴重破壞，老百姓失去了食物來源，村舍房屋也在洪水中被沖毀，人們在食物短缺和居無定所中只能淪為流民。曾學過醫的魯迅在小說《理水》里預見了“大災之后有大疫”的結果。小說中，當被大禹委派來了解災情的官員問及災民的生活情況時，當地學者們“報喜不報憂”，介紹災民雖食用“榆葉”和“海苔”維生，不僅味道“不壞”，而且富含“維生素W”和“碘質”，甚至“可醫瘰疬病，兩樣都極合于衛生”，唯一不衛生的便是飲水[4]。

雖然這是當地學者們“自欺欺人”的回答，但也折射出作者對災民飲食衛生條件的擔憂——廣大受災百姓農田被淹，莊稼顆粒無收，只能以樹葉、水草、苔蘚、貝殼、魚蝦等生冷腥膻“食物”充饑，而且極度缺乏干凈的生活用水。在無法加熱蒸煮的條件下，只能飲用污濁不堪的泥水，這些無疑都是引發傳染病的根源。果不其然，魯迅先生寫完這篇小說的第二年，即1936年，蘇北淮陰等水災橫行之地開始流行瘟疫，“黑熱病”患者達到驚人的兩千萬余人，直到1937年瘟疫才慢慢減弱，但死者已經不計其數了。

2.人為因素造成的疫災擴大。如果說《理水》主要表現了自然災害(水災)間接引發的生態失衡，那么沈從文的《泥涂》(1932)則直接呈現了人為因素對疫情中凸顯的生態倫理危機的推波助瀾。這篇小說與1931年發生的一場蔓延江淮的瘟疫同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描寫了長江中部一個城鎮因天花流行、死者枕藉的疫災慘狀。因這一地區的下層民眾生活十分貧苦，生活環境更是極為惡劣，所居之處地勢低洼潮濕，這無疑是疫病傳播的最佳溫床。小說中幾乎每家每戶都有患者，孩童大量死去。預防天花疫病最好辦法是接種疫苗，對于天花患者除了對癥治療和藥物輔助之外，還要進行嚴格的隔離，對病人的衣物、用具、排泄物等進行衛生消毒和處理。然而，對于貧民窟的人來說，這些防疫措施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奥斆鞯漠斁帧碧峁┪ㄒ坏木葷k法，就是在貧民窟通往市區的街口派駐一些巡警把守，禁止抱小孩的貧民出入。屋漏偏逢連夜雨，由于連日的秋雨，低洼的貧民窟已經積水成淵，街面污水橫流，漸漸漫入窮人家中。而附近的大通公司成了壓垮窮苦人們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司挖溝排放廠房積水，導致貧民窟成為一片澤地。百姓組織起來向警察所狀告工廠欺壓，卻絲毫沒有得到同情和支持。眾多百姓還尚未從肆虐的水患中解脫出來，又遭遇了夜間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大火燒毀了半條街，許多生病在床，身體羸弱的小孩，因為水火無情，驚嚇惶恐間夭折了生命……儼然一場人間慘劇[5]。

3.濫用科技造成的疫災傳播。從歷史上的疫災來看，古代疫病災害的致病因子多是自然因素，然而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日益參與到自然的新陳代謝之中，這一過程推動了人類生活的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了出乎人類意料的生態危機”[6]?？茖W是一把“雙刃劍”，尤其是當這把利劍掌握在一些邪惡勢力的手中，足以引發巨大的生態災難。蕭紅的小說《生死場》(1934)曾描寫過日據時期的東三省鼠疫災難，其中隱藏的歷史事實可能比書面文字更加慘無人道?！督袊鵀幕募o年續編1919-1949》一書中記載了東三省的兩起疫災：一是“1932至1934年，吉林鼠疫流行，死亡3243人”，二是“1933年9月20日，東北兩個城市鼠疫，死亡1000多人”[7]。另據日本學者松村高夫《戰爭與惡疫》一書記載：“(1932年石井四郎)在哈爾濱東南約70公里的五?？h背蔭河的防疫班(東鄉部隊)開始了細菌戰研究”[8]。這兩則史料如果同蕭紅寫于1934年的小說《生死場》聯系起來，很可能揭露出一個殘酷的事實：日本人以醫療救助為借口，實則對東北人民開展了以軍事為目的的病毒生化試驗。東北連續三年難以撲滅的局部鼠疫，應該就是緣于細菌戰的試驗。

正當瘟疫肆無忌憚地蔓延時，日本人不失時機地出現了，帶著白口罩，拿著注射器，像修理機器一樣給患者注入不知名的藥水，雖然打著“治病”的旗號，但是被“治療”后的患者并不見好轉，以至于死亡依然籠罩在這個本就人煙稀少的悲慘村落[9]。盡管蕭紅對于“傳染病”著墨不多，但是其中隱含的信息卻駭人聽聞：日軍在這場生態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沖破人類道德倫理的底線，他們對病毒武器的操控與運用，已經構成了一種泯滅人性的反人類行為。

那么，根據疫災起因和生態倫理危機的主要表征，如何尋求治理之策呢？筆者認為，主要要做好以下幾點工作：其一，加強對自然失律的防治。增強自然災害發生之后的疫病預防和醫療衛生救助能力，做到及時預警，防患于未然，從源頭上控制住疫病的傳播途徑。其二，加強對人為因素的管控。對疫災過程中漠視人命、賑災不力、貪污腐化、囤積居奇等“人禍”行為應堅決打擊，并建立健全監督和管理機制。其三，加強對科技力量的約束。積極發揮科技力量的正面作用，杜絕濫用科技造成生態危機，從而戕害人類自身。應嚴厲譴責和嚴加防范當今世界某些國家對生化武器的操控與運用，以免釀成全人類的生態災難。

二、疫災行為與社會倫理危機

在嚴重的疫病災害下，社會環境會不斷惡化，社會倫理關系也會隨之產生巨大的危機。社會倫理危機中最顯著的問題是疫病災害發生過程中出現的不道德行為，而不道德行為也正是加重倫理危機的重要原因。民國時期，由于政局不穩，社會動蕩，疫病的傳播加重了廣大受災民眾的苦難，而社會倫理關系的失序狀態讓防疫救災不但收效甚微，而且還會導致受災民眾生活的雪上加霜。社會倫理危機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社會公義的缺席。舊社會權力部門在防疫救災過程中不作為，政府官員濫用職權、胡作非為。所謂“苛政猛于虎”，他們常常以權謀私，強取豪奪，層層盤剝，給受災百姓帶來了更加深重的災難。四川作家徐疾(原名劉燕蓀)的小說《興文鄉疫政即景》(1945)揭示了地方官吏面對四川文興鄉爆發的疫災“麻腳瘟”不僅見死不救，而且還盤算著如何從災民的“打醮”儀式中搜刮錢財的丑惡內幕?！奥槟_瘟”是一種流行于四川川南一帶的特殊疫病，又稱“麻痹病”，其發病特征是染疾患者從腳部開始無力、發軟，逐漸向腿部、腹部、胸部等部位蔓延，同時伴有發燒發熱、上吐下瀉的并發癥，“都是一樣的又吐又泄，周身干癟，兩腳麻筋，用不到一個時辰”[10]。如果等到全身麻痹，人即死亡，無藥可救。當時已是1945年，鄉長們不僅沒有探查病因、組織科學抗疫，反而借助民間迷信從中漁利——“打醮”請神驅疫，請來和尚、道士開壇做法事，陳設祭品乞求神佛庇佑，禳病消災。災民本已慘遭不幸，在籌款“打醮”過程中又家家派捐，災民出于對疫災的恐懼只能逆來順受。然而，城里的上司又來電指示，一是為保地方政績不準上報疫情，二是募捐款項必須上繳一部分。于是，鄉長只得增加派捐款項。國民黨政府官員上下勾結，層層盤剝，最后逼得民不聊生，社會矛盾激化，致使百姓萌生了反抗意識。正如美國哲學家尼布爾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一書中所闡釋的：“(特權階級)總是將他們的特殊利益等同于民眾的普遍利益，并以平等公正為借口維護其特權，以證明他們是在為全體利益做貢獻。這樣使他們比非特權階級更虛偽?！盵11]這些地方官員連請神禳災的事情都納入了管理范疇，并從中搜刮民脂民膏，卻打著“為民抗疫”的幌子，肆意踐踏著社會公義，這足以證明當時政府官員的虛偽與自私。這種倒行逆施的結果，必然是激起民變。據統計，“1922年至1931年共發生了197次反抗斗爭，因天災引起的有62起，反苛捐雜稅的有38起”[12]?？梢姰敃r社會矛盾的激烈程度。

2.道德規范的失控。民國時期，社會早已千瘡百孔。軍閥常年混戰導致百姓流離失所。匪盜以殺人越貨、強取豪奪的方式無視社會道德與法律，成為整個社會道德規范的嚴重破壞者。還有一些軍隊甚至化身為匪，對受災群眾進行公然欺壓與掠奪。王思玷的小說《瘟疫》(1923)，敘述了一個山東小村落即便爆發“瘟疫”也逃不脫軍隊攤派與襲擾的故事。這支軍隊領著軍餉還要治下的農村供養，每隔一段時間便借“巡視”之名要求各村出資“招待”。村民們有的家人被軍隊拉壯丁，有的出苦力，還有的甚至被殺害，他們憎恨軍閥卻又懼怕軍閥，便假借“瘟疫”之名紛紛關門閉戶躲藏起來，并委派了一名膽大的屠戶同軍人周旋。當軍隊持槍荷彈、耀武揚威地來到村子的時候，這名屠夫卻驚慌失措，落荒而逃。屠夫的莫名逃跑讓軍隊長官發現了端倪，識破了村民的“瘟疫”，于是原形畢露地洗劫了整個村莊[13]。這篇小說起名“瘟疫”有著兩層含義：一指現實中來勢兇猛的疫病災害；二則暗喻軍閥的劫掠如同瘟疫一般，百姓無處可避，所遭遇的傷亡甚至更為慘重。

3.人情關系的冷漠。災害發生后，還有一些人群，他們對災民所遭受的巨大痛苦不僅沒有給予絲毫的憐憫和幫助，反而表現出十分冷漠和不近人情。陳荒煤的《災難中的人群》(1934)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群受水災和疫災雙重打擊的農民流離失所，沿路乞討。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忍受賑災人員的欺壓與凌辱。雖然政府在市鎮郊區設有施粥廠，但是賑災經費被層層盤剝，施粥也時斷時續，許多人依舊餓死在粥廠附近。更可恨的是，施粥人員憑借著施粥這一點“權力”便可以對災民肆意妄為、作威作福，他們甚至還把罪惡之手伸向了災民中的女性。小說講述，每到夜里，“常有年輕的女人，也有十幾歲的女孩，袒露著平坦的胸脯，瘦削的肩頭，皺著眉頭，展著苦笑的臉，茫然地垂著頭”[14]9。女人們為了第二天一頓稀水一樣的粥出賣著自己，麻木不仁地茍且活著。面對賑災人員的百般刁難、玩弄和欺凌，她們只能忍受，而她們的家人或丈夫，也只能悲憤、羞愧地彷徨在不遠處的地方。

4.人倫關系的惡化。疫災之中，親人之間也會為了一點食物或金錢喪失理智，爭吵和虐待成了家常便飯。夫妻之間、父子之間、兄弟之間，溫情脈脈的家庭倫理關系早已被災難和困苦磨蝕殆盡。小說《災難中的人群》提到難民棚子里經常會發出慘叫聲，那可能是老人餓死或者餓暈過去發出的哀叫。而家中的男人對此早已司空見慣，無動于衷?；蛘咴谒麄兟槟镜母星橹?，死亡反而是一種解脫。這些面部沒有表情的男人們，毫不關心老人是否真的斷氣抑或尚存一絲氣息，他們只顧將尸身丟在挖好的坑中，無情地掩埋著，發狠似的不漏一絲隙縫。受騙的貴生在收到那張假幣之后，心情無比煩躁，而此時孩子卻不知趣地喊著餓，于是貴生一腳將親生兒子踢到棚角，女人心痛地抱過哭喊的孩子，對著丈夫哭訴：“何苦來？該曉得孩子還活得幾天！”[14]3可見，災疫中無論生死，親人之間的感情均會趨于淡漠，人倫關系也會趨于惡化。

面對疫災行為的種種亂象，我們又該如何約束不道德行為，理順社會倫理關系呢？首先，全面樹立公平正義的原則。如果沒有一個公正的社會環境，為惡者不被懲戒，為私者不被遏止，那么就很難營造風清氣正的抗疫環境。其次，重塑社會道德規范。理順社會倫理關系的基本任務便是堅決遏制搶掠和暴力，禁止對弱者、災民的踐踏與蹂躪，竭力恢復良知、同情、寬容等社會道德。再次，倡導博愛生命的理念。博愛是以善良之心關懷生命，對所有生命施以同情與憐憫，對遭受疫災的生命更應如此。最后，培養性善仁和的意識，培養性善仁和的意識便是學會在“愛己與愛人”“生己與生人”“利己與利人”之間達成和諧統一，只有“共生共存”才是“生境重建、家園重建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價值規定”[15]。

三、疫病療救與信仰倫理危機

在醫學技術尚不發達的時代，人們對于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病菌微生物的侵害，并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在無奈和恐懼下，人們往往會把疫病看作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久而久之便成為了信仰的重要部分。為了消病除疫，人們將疫病當作神鬼來對待。從信仰倫理的角度而言，這是“信仰者對超世存在的無限崇敬及全力奉獻……而渴望信仰對象的命令構成他們絕對的道德律令”[16]。人們將希望寄托在虛無縹緲的“神力”上，對現實的疫病救治，不僅不能起到控制疫病發生與傳播的作用，而且還會讓患者失去最佳的救治機會，甚至步入絕境。在現代疫災小說中還有許多關于疫病救治的描寫，這對于探討民國時期的信仰倫理危機提供了研究文本，在具體表現上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1.過度封建迷信。在疫情發生之后，民眾多用請神禳災的迷信方式來應對疫病。這是人們在幾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的熏染下，受深入靈魂的鬼神信仰的影響所致。其中既有教育不昌、民智未開的因素，也有醫療衛生資源極度匱乏、救助能力低下的因素，以致于百姓將虛無縹緲的神仙鬼怪，視為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最后的救命稻草。如王魯彥小說《岔路》(1934)所講述，浙東地區兩個普通的村落——吳家村和袁家村正在爆發一場瘟疫，村民們既不清楚病因，也不懂得如何治療，在束手無策的生死關頭，卻唯獨相信“關帝爺”能夠驅散這可怕的疫災。于是，村民們決定將廟里的“關帝爺”神像抬出巡行，為村民們驅邪祈福。如小說中描述：“雖然村中的人仍在不息地倒下，不息地死亡，但整個的空氣已彌漫了生的希望，蓋過了創痛和悲傷?！盵17]161村中的男女老幼暫時忘卻了死亡的傷痛，開始忙于金箔扎花、焚香點燭、敲鑼打鼓、誦經念佛等一系列儀式，滿懷虔誠地為“關帝爺”出巡之事忙碌著，迫切希冀著神的庇佑。然而，兩村人為了“關帝爺”先去哪個村產生爭執并大打出手。人們刀棍相向，拳腳相加，在爭斗中死去的民眾比在瘟疫中死去的還要多。到最后，就連村民們崇拜的“關帝爺”也自身難保，還要面臨“肢解”的命運。張堂會在《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現代文學書寫》一書中指出，這篇小說思想的深刻性在于“讓我們領略了舊中國農村的封建迷信和宗法家族制度的嚴重危害”[18]。正是封建迷信和宗法家族制的重重阻撓，近代科學理性的思潮在這兩種勢力的重壓之下寸步難行。

除了“請神禳災”外，“避疫驅鬼”也是當時廣大民眾抗疫救災的迷信“藥方”。在中國古人看來，疫病是一種“邪祟”，它通過傳播疾病的方式懲罰或報復人們，而人們可以通過“驅趕”的方式趕走鬼神，如產生于遠古時期的巫術便是驅除疫病的一種儀式。吳組緗寫于1933年的小說《黃昏》就描寫過民間通過喊魂驅鬼來治療天花的習俗。小說中講述一個命運悲慘的老太婆，家中禍事連連：兒子因生意賠本無力還債，吞金自殺；兒媳殉夫，老人與孫子相依為命；孫子不幸又染上了天花。生活遭遇一連串的不幸，老人貧困交加。為了醫治孫子，老太太只能跑到大街上，用凄啞的聲音不斷地呼喚著孫子的乳名[19]。老人希望通過這種方式驅趕疫鬼，喚回孫子被帶走的靈魂。這凄厲的呼喚聲，在陰森恐怖的夜里，回蕩在空曠的鄉村，充塞在天地之間，更加襯托了主人公的悲慘命運。

2.拒斥科學理性。正是封建信仰倫理的大行其道，形成了對現代醫學為代表的科學理性倫理的強烈抵制。鄉土作家王魯彥的作品很善于表現這兩種倫理關系的矛盾沖突，并且在一個家庭兩代人之間的思想隔閡中呈現出科學精神嚴重缺失的狀態。他的《菊英的出嫁》《病》《惠澤公公》《河邊》等作品將老一輩人諱疾忌醫的思想觀念表達得淋漓盡致。對于《菊英的出嫁》(1926)這篇小說，學界關注較多的是“冥婚”的陋習，而對菊英的死因卻缺乏關注。菊英是一次隨祖母到親戚家喝喜酒的時候染上了“白喉”，這是一種兒童易患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因喉間泛起白色偽膜而得名，其癥狀是發熱、憋氣、咽喉腫脹，易引發心肌炎和神經麻痹。當時治療此病，雖然中醫缺乏藥方、束手無策，但是西醫通過打針或手術的方式，只要送醫及時便可治愈。遺憾的是，菊英的母親始終不相信西醫，加上女兒害怕開刀，于是帶著香燭和香灰向菩薩求藥。然而，無論是向菩薩求的“靈藥”——香灰，還是民間偏方，都沒能治好菊英的病。在女兒生死關頭，菊英母親終于聽勸請來醫生打針，但是可愛的女兒終因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而不幸夭折[17]24。菊英的悲劇固然令人扼腕嘆息，但是悲劇的成因卻與其母親的諱疾忌醫有著莫大的關聯。

廣大民眾一方面極度地諱疾忌醫，另一方面卻又狂熱地迷信神藥偏方。他們在迷信信仰的路途上漸行漸遠，與科學精神強烈背離。魯迅的《藥》發表于1919年《新青年》雜志上，小說通過對茶館主人華老栓為患“癆病”的兒子買人血饅頭治病的故事，揭示了長期的封建統治給人民造成的麻木不仁和愚昧無知?！鞍A病”，中醫指結核病。在民國初年，這是一種高致死率的傳染性疫病。故事里的華老栓為了挽救家中唯一的獨子，聽信了人血可以醫治肺癆，尤其是讓患者食用健康的死刑犯砍頭后流出的鮮血效果更好。劊子手康大叔即用這種殘酷卑劣的手段騙取錢財。華老栓拿出家中僅有的一點積蓄，奔赴行刑現場，從康大叔手中接過了兩個蘸有人血的饅頭?；丶液?，讓不明真相的兒子將其吃掉。后果可想而知，華小栓終究還是在老兩口殷切的期盼中死去[20]。魯迅以“藥”為題，指出國人不僅缺乏治療身體疾病的醫學藥方，而且也缺乏治療民族文化疾病的科學藥方。

要解決信仰倫理危機，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發揮政府有關部門的價值導向作用。在疫病救治過程中，政府有關部門既要嚴格抵制封建迷信思想，又要大力提倡科學防疫治疫的價值理念。二是提高防疫抗疫的能力。只有大力改善衛生醫療條件，提高對疫病的治療水平，才能更好地救治廣大受災群眾，不斷增強其科學防疫的信心。三是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只有普及科學文化知識，才能提升國民的思想和文化素質。時至今日，新冠疫情期間仍會出現諱疾忌醫、迷信偏方、瘋狂囤貨等現象?？梢?，這些愚昧腐朽的思想和不道德的行為依然會沉渣泛起，值得我們長期警惕并防患于未然。

在中國現代疫病災害題材的文學中，生態倫理、信仰倫理和社會倫理是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問題。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不僅可以對疫災治理(災前預防性治理、災中救助性治理、災后重建性治理)進行系統性的反思與檢討，還可以針對相關問題展開對策性研究。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抗疫表彰大會上所提倡的“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21]，為我們防疫抗疫的全面勝利指明了方向。疫病災害所導致的倫理危機治理應該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因而，我們需要遵循三個重要原則：一是構建整體生態倫理。在疫災預防過程中要始終將自然、生命、社會、人視為共生共存的整體。要考慮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要預防自然災害發生后病原體的傳播致病，要考慮人群傳染的社會問題。盡管疫災具有隨機突發性，但總體仍有規律可循，這是疫災預防性治理的關鍵。二是構建和諧社會倫理。抵制疫災過程中的不道德行為，構建和諧穩定的生態與社會環境。其中，人與社會和諧的要求是倡導人的博愛與性善，社會群體和諧的要求是恢復社會的公義與規則。只有形成一個和諧穩定的倫理共同體，人們才能共同抵御自然災害與疫病災害的侵襲。三是構建科學信仰倫理?？茖W信仰要秉持一種科學精神，尤其要具備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的科學態度。只有構建科學的思想價值體系，才能為徹底戰勝疫病災害提供強大、有力的精神支撐?？傊?，以上三個原則不僅是對現代疫病小說中所揭示的慘痛教訓的認真總結和反思，也是我們在新時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益探索與嘗試。